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学术论文全文数据库 > 文学通史研究

深化古代戏剧学研究的可能路径

范春义

  【核心提示】建立中国特色的戏剧学体系,除了建立中国的戏剧学话语之外,是要发现中国戏剧学中的“中国式问题”,即在中国特定文化熏陶下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戏剧学的学术问题。

 

  对戏剧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目的,界定各有千秋。如果不做偏执的理解,戏剧学研究应包括与戏剧相关的所有内容,而不仅仅局限在学术界重点关注的戏剧史、戏剧理论、资料文献诸方面。中国灿烂的戏剧文化是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实践的结果,但在中国传统的戏剧学文献中,恰恰“没有理论”。

 

  中国传统戏剧学“没有理论”

 

  对于这种情形,齐如山曾说:“无论想研究哪一门学问,总要找点书籍,倒是找到了二十几种,无非是《燕兰小谱》、《明僮录》等等这类的书,不过这些书,不但没有讲戏剧理论的,且没有讲戏班情形的,都是讲的相公堂子……这些书于研究戏剧,可以说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于是又设法找到几种。如焦循(字笠堂)《剧说》之类……确也有点研究的性质,但总是偏重南北曲剧本的记载,关于理论的部分,还少的很。至于《度曲须知》,陶九成论曲,燕南芝庵论曲,周挺斋论曲,赵子昂论曲,丹丘先生论曲,涵虚子论曲,《录鬼簿》等等,虽然都是专门戏剧的书,但都是研究歌唱及记录曲中的情形,绝对没有谈到戏中之动作的,就是《扬州画舫录》等类的书,也就是记载当时的情形,然更是似是而非。”

 

  齐如山所提到的这类文献构成了传统戏曲学的主体。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修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其所收入的内容,正如该著“前记”所言,“有的是关于古典戏曲的编剧、制曲、歌唱和表演方面的理论;有的是关于戏曲源流的考察;有的则是作家、演员的传记和掌故、史料方面的记载”。对此,傅谨评价道,该著“讨论国剧的曲调、声律的论著,占到了其中一大半,另外的一小半,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叙述涉及国剧的缘起、发展和变化等不甚可靠的道听途说,更多的则是与剧作家、演员、乐师相关的趣闻、珍闻和轶事的笔记小说,或者类似的著述”。解玉峰就此也有集中总结:“中国古人并没有为今人传留下现成的概念范畴或理论体系。《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所收的古典戏曲‘论著’与今人所谓‘论著’其实有相当大的距离。” 2009年黄山书社出版的《历代曲话汇编》,在资料范围上有进一步扩展,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戏曲学资料汇编,但其内容性质多不出上述范围。

 

  发现戏剧学中的“中国式问题”

 

  戏剧学的历史作为既定事实,已不能修改,那么,我们是部分抛开这些“事实”另起炉灶,还是就事论事,探寻适合于中国戏剧的研究方法?答案很明确,二者是兼容关系而非排斥关系。就前一条研究路径而言,齐如山为其代表。按照傅谨的评价,其研究“揭示了中国戏剧从创作到演出一直遵循的戏剧学原理,由此中国戏剧才拥有了它的理论形态”。这是保证戏剧学学科在现代学术体制内生存的重要条件,许多学者正在进行不懈的耕耘。

 

  后一条研究路径似乎不太景气,许多学者已转移阵地,一些重要艺术学刊物的刊文数量不多,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立项更是屈指可数。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文献资料匮乏(这包括研究者戏剧学文献视野的狭窄),以及传统文献本身缺乏理论性,加之现代学者对有限的资料已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和阐释,再拓展的空间受到局限。二是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用当代戏剧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范畴作为预设,到传统戏剧学文献中寻找资料,进行阐发证明。其最大弊端在于,违背了从事实出发的基本学术要求,是“六经注我”而非“我注六经”,某种程度上是在削足而适履。

 

  20世纪末,上述问题得到反思,主张建立中国特色的戏剧学体系的呼声日高。如徐振贵在《建立健全我国话语的戏曲理论体系》一文中认为:“所谓‘我国话语的戏曲理论体系’中,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或者说关键词,应该是古代戏剧批评的总结和升华,并与今人的革新和创造相结合,而不是西方的、欧化的或者苏化的话语的生吞活剥、照搬照用。”

 

  建立中国特色的戏剧学体系,除了建立中国的戏剧学话语之外,是要发现中国戏剧学中的“中国式问题”,即在中国特定文化熏陶下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戏剧学的学术问题。要发现此类问题,首先应从转换观念入手,抱一种“同情之了解”态度,然后从事实本身入手,结合现代学术观念,进行阐发、引申,在个案研究基础上完成新的理论建构。

 

  古代的戏曲学文献,其著述体裁以笔记为主。其研究可分为事实研究层面和理论概括层面。事实研究层面的内容包括,关于书籍的作者、成书、版本、引用文献研究等传统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以及对笔记中所涉事实本身的研究。目前学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远远不够,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或根本未被注意,导致一些似信非信的内容成为研究的重要证据。前者如关于徐渭《南戏叙录》的真伪问题。后者如在《琵琶记》研究中,关于朱元璋推崇《琵琶记》并将其分发给诸王的记载被广为引用。而此则材料见诸《闲居集·张小山小令后序》,在官方文献及诸王记述中均未发现相关记载,其真实性不能不令人怀疑。类似问题均有深入探讨的空间。

 

  理论阐释层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阐释笔记编纂者本人的戏剧学观念和思想,二是阐释笔记中的中国式戏剧问题。这些中国式问题实有助于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及戏剧本身的理解,很多探讨对现在仍具启发意义。1993年,郭汉城曾提出:“中国戏曲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必须重视戏曲交叉学科的研究,因为有些理论上的重大问题,不是在本学科的范围内能够解决的……如戏剧人类学、戏曲生态学、戏曲社会学、戏曲经济学、戏曲观众学、戏曲心理学、戏曲民俗学、戏曲宗教学等等,广阔的天地有待我们去开拓探索。”这指明了研究方向,关键是要避免对理论生吞活剥,强事实以就己,使之水到渠成地运用到戏曲研究中。其他类型的戏剧学文献研究同样如此。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

 

收藏文章

阅读数[2211]
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中国文学网”会员,请 登录 后发表评论; 或者您现在 注册成为新会员

诸位网友,敬请谨慎网上言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