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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科学”理论与中国史学的发展

常金仓

20世纪初,中国史学就开始采纳人类学的知识了。当时被广泛接受的是古典进化论,这种学说把全世界看成是一个国家,把各民族文化表现出来的差异理解为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近代人发现的部落生活情景就是其祖先曾经操持的生活方式。因而,民族志就成为复原自己史前史的重要材料,有人甚至把它与纸上、地下材料合称证史的“三重证据”。

  “文化科学”理论

  古典进化论被引进中国史学时,它在西方人类学中已经衰落了,但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后人类学研究在我国的中断,它的基本信条还支配着今人的头脑。对历史学来说,以部落社会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随着全球一体化已经枯竭了,但是这个学科所创造的理论有比进化论更具价值者,那就是关于“文化科学”的理论。

  人类学创立之始,它的先驱者立志将它建设成为一门科学。泰勒《原始文化》第一章的标题就是“关于文化的科学”,他在开篇便说:“我们那些研究无机自然科学各部门中的现代研究者们,在他们的专门领域以内及其以外,都比其他人更加坚决地承认自然的统一性,它的规律的不可动摇性和原因及结果的明确的一贯性……但是,当谈到高级的人类感情活动过程和思想及语言、认识以及艺术活动过程的问题时,另一些观点就完全占了优势,人们一般很少准备把人类生活的研究看作是自然科学的一个部门……像解释自然现象一样来解释道德现象……我们的思想、愿望和行动是和那些像支配着波的运动、化学元素的化合及植物的生长的如此确定的规律相适应的。”“无论研究文化的科学处于怎样的萌芽状态,但是有一点是越来越无疑问了,那就是甚至看起来似乎特别偶然的现象,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处在一系列因果联系中,也像力学的事实一样。”

  “文化科学”概念的提出

  在人类行为研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用“文化”取代了“历史”概念。大多数人认为,历史就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叙述往事,它以“事件”为研究对象;文化则是在历史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结果,它以“现象”为研究对象。事件是独特的,即使由同一人连续做了相同的事情,由于情境不同也不能算作同一件事,现象是重复出现的,即使不同的行为主体在不同的时间做了同类的事,也算同一种现象。

  “文化科学”是19世纪后期由德国新康德学派哲学家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人提出的与自然科学相对的概念。1871年的《原始文化》已经采用,不过泰勒不赞成文化科学处理材料只能用“叙述”和“表意”的方法,他说:“在任何时候,只要历史学家们不甘于做编年史家,他们就会进行一切努力,不只是要指出他们所叙述的事件的连贯性,而且也指出它们之间的联系。除此之外,他们还力求阐明人的行为的一般原则,并用这种原则来解释局部事件。”这个提示给历史学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扫除了史学走向科学的第一个障碍。

  建立文化的科学必须走概括的路线,一种是哲学概括,一种是科学概括。历史学一向是形而上学哲学的栖息之地,哲学家采用它的材料建立起来的是信仰而非知识,但是历史学总是有意无意地把哲学概括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因而,史学要变成科学,首先要将哲学驱逐出去。人类学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里说:“采纳经验论的论点吗?那就要把范畴的所有的特性取消掉。范畴与其他所有的知识在普遍性和必然性方面确实不同,它是最抽象的概念,因为它们适用于所有实在的事物。由于它们不附属于任何特定的客体,所以它们也独立于任何特定的主体,它们是各种思想汇聚的公共领域。”

  用文化解释文化

  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既然有同有异,那么是什么力量使它们呈现出这种同异?人们最初喜欢用自然环境加以解释,但人类学家降低了自然环境的作用,强调用文化解释文化的重要性。弗朗兹·鲍阿斯在《人种、语言、文化》里说:“地理学者想把一切人类文化形式归结为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地理环境的作用的结果,这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念头,但没有证据说明环境能创造文化。我们所知道的仅是环境可以给文化以强大的影响,使某些文化因素在不利的地理条件下无法发展,而有的思想会因有利的环境而得到发展。只要看一下在同样的环境相继繁荣起来的根本不同的文化,就足以使我们懂得环境影响的有限性。”

  什么是“用文化解释文化”?英国人类学家史密斯说:“每个人都会受到他所处社会中或多或少的僵化了的常规的约束,这种僵化了的常规通过各种陈旧的思想和习俗束缚了他的思想自由。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陈旧的思想和习俗又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行为和对世界的态度。因此,除非我们了解他们所处社会背景的历史,否则要解释他的行动显然是不可能的。”

  人类学家常常把文化比喻为有机体,他们认为是文化的结构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拉德克利夫·布朗说:“社会结构如同单个有机体的存在一样,是实在的。一个复杂的机体是按一定结构排列而成的生命细胞和间质液体的合成物,一个生命细胞同样也是一个合成分子的结构排列。我们在有机体生命中观察到的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并不是这些构成机体所需的组成分子和原子本质的简单产物,而是那种把它们联系起来的结构的产物。因而我们在任何人类社会中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也不是个人本质的直接产物,而是那个把个人联结在一起的结构的产物。”

  文化形貌论

  由文化结构的观点很自然引发出人类学的另一个理论范式,那就是由萨皮尔、本尼迪克特、米德等为代表的“文化形貌论”。这种理论关注每个文化的“个性”以及该文化与个人的关系,这些人类学家认为每个文化系统都是独特的,都有一系列核心价值构成了文化的主流,其他文化因素都需要与这些核心价值保持一致。它决定着哪些外来文化因素是可被接受的,哪些是必须拒绝的。文化的主流精神一旦形成,就会通过教育代代相传。

  文化科学的最终目的是发现文化的法则或规律。

  迄今为止,我们所知的文化规律观有以下三种:有些人把规律看成事物的发展过程,哲学家否认这样的规律,把它叫做“趋势”,因为它不同于自然科学里的那种规律。另一些人认为民族文化中彼此相同或相似的部分是它的本质和主流,这些现象的背后必有像自然法则一样的东西,这东西就是规律。最后他们终于认识到历史文化规律与任何其他科学的规律一样,其根本特征就是在既定条件下某种现象的重复出现,因为只有不断重复出现的东西才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控制事物的未来进程。

  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后现代思潮的兴起,人类学家纷纷从文化科学征程上退却了,但这绝不意味着百年来几代人类学家的努力全是白费。如果历史学能够继承并实践“文化科学”理论的遗产,则会使它改变目前的状况,成为在社会工程中更加有用的学科。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12日第3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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