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学术论文全文数据库 > 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中国彭泽“天下第一县令”陶渊明学术研讨会综述

高建新

 2012年9月25日,由中共彭泽县委员会、彭泽县人民政府主办、政协彭泽委员会与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彭泽“天下第一县令”陶渊明学术研讨会在彭泽县隆重召开。江西省政协文史委主任杨述喜、九江市政协副主席陶春元、中国陶渊明研究学会会长龚斌教授、彭泽县委书记孙金淼、彭泽县长宁小球、彭泽县政协主席方柏生等出席开幕仪式。高朗的天气,高朗的襟怀。在山水美丽、人文昌盛的彭泽——这个可以仰望陶渊明人格、触摸陶渊明灵魂最近的地方,来自全国各地的26位学者围绕着“天下第一县令”陶渊明不朽的人格价值及其作品对后世产生的广泛深入影响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龚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指出:“彭泽辞官是陶渊明人生历程中最重要的转折。每当犹疑、徘徊之时,我们就会想起陶渊明。陶渊明对本真的生活的追求、对自由的无条件守护让我们感动”。他同时指出:“研陶首先要清洁自己的灵魂,学习陶渊明的风骨;小人不理解陶渊明,也没有资格研究陶渊明”。作为陶渊明的同乡,李宁宁教授(九江学院)的发言充满了感情:“今天的学术会,最应该感谢的是陶渊明。没有陶渊明,我们相聚无由”;“有了陶渊明,我们的生活有了目标,感情有了依托”;“陶渊明辞官,是反向而行,是精神觉悟的象征,对于误入迷途者是伟大的修正。虽然陶渊明的归乡是一个人的归乡,但归乡之后的陶渊明获得了精神上的大自由、大快活。自食其力,但不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自由、自主、自足,是陶渊明的追求”;“陶渊明的出现,标志了一种全新的道德人格,同时对‘士志于道’做了深刻又切实的阐发”。高建新教授(内蒙古大学、中国陶渊明研究学会副会长)《陶渊明彭泽辞官及其文化史意义——以“归去来兮”为研究对象》指出:“如果陶渊明一生说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举动,那自然要属彭泽辞官了。就封建官场而言,不过是众多县令中的一个县令由于个人性格的缘由、理性地辞官归田了,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但就文化史而言,却意义重大、非同寻常。因为辞官,陶渊明造就了一个大气磅礴、灿烂嘹亮的文化符号——“归去来兮”,所包蕴的意义丰富异常:一、“归去来兮”是清明理性的人生选择的象征;二、指明了仕宦之外、人生依旧有大路可走;三、是美感生活、独立人格的象征;四、“归去来兮”是对迷途不返者的真情呼唤。“归去来兮”这个巨大的文化符号,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中国文化史上,镌刻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深处,而且永不褪色,成为他们告别体制、重归自我与自由、坦然面对人生风雨之力量源泉”。刘中文教授(哈尔滨师范大学、中国陶渊明研究学会副会长)《八十日铸就千古——陶渊明居官彭泽的文化阐释》指出:“陶渊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陶渊明这一文化原型凝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其纯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为后人提供了源源不尽的生存智慧,滋养了无数中国士人的生命。而在陶渊明六十三年的生命历程中,最为绚丽夺目、光辉灿烂的人生却是居官彭泽的八十天。在短暂八十天的生命中,陶渊明创造了丰富的、不朽的精神财富,这笔财富历久弥新、千古永恒”;“陶渊明居官彭泽八十日创造了不朽的精神财富:他不折腰而解绶去职是儒家固穷精神和道家抱朴含真、存道任真思想的完美体现;他命子善待仆役之举体现了希志圣贤、民胞物与的仁爱情怀;他秫酒是务、以酒悟道的嗜好升华了酒德的文化内涵,为酒德之大成者;他的《归去来辞》彰显了委运顺化、脱略荣利、但不弃人事、调和儒道而达到完美和谐境界的隐士标格。”李剑锋教授(山东大学、中国陶渊明研究学会副会长)《论陶渊明仁爱精神对后世的影响》认为,陶渊明是智者,又是仁者:“在人伦世界内,陶渊明的仁爱精神主要表现为推己及人的仁恕精神和对子女的关爱,这是一种超越等级偏见的大爱,体现出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其推己及人的仁恕精神在做彭泽令时因遣力助子一事而广为传道,像一束灿烂的光芒,穿透历史,不断化为后代读者心灵的力量。其仁恕精神所关注的主要是弱势群体,是等级社会中处身底层的生命,因此,它深深地影响了古代读者对待奴仆下人的态度和行为。陶渊明仁爱精神的影响至近现代相续不绝,逐渐升华为针对广大劳苦大众的人道主义精神”。赵致中教授(丽水学院)《陶诗中的自然与陶渊明的自然观》认为,“陶渊明率先把自然作为独立的审美关照对象与艺术表现主体,描写了田园、山水和四时节候。其笔下景物种类繁多,富有灵性。诗人对自然的独特描写,是建立在他对自然的深刻认知和仁厚博爱情怀基础上的”。邹耕生研究员(江西社会科学院)《陶渊明人格魅力的当代意义》认为:“陶渊明的人格魅力不应只停留在书本上,而且应该对当下产生影响。如其追求真理、真情、率直,厌恶虚伪,热爱劳动,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等,都是今人努力学习的”。高原教授(兰州城市学院)《陶渊明“泛桃花源”诗文的人文性》认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本该是多元的,为了独立自由的生命,我们是否可以舍弃些什么,以真正实现老子“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人文理想。文化建设应该避免空洞化,要因地制宜,既护卫自己的心灵,也要护卫自己的家园。

    历来有关陶渊明与彭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陶渊明辞官归隐时间、辞官原因以及《归去来兮》创作时间与地点、“五斗米”的含义等问题上,而对于陶渊明在彭泽的影响尚注意不多。李勤合、冯莲(九江学院)《陶渊明与彭泽研究综述》对此作了系统的梳理。吴国富教授(九江学院、中国陶渊明研究学会副会长)以本土学者特有的地缘优势,为新时期陶渊明研究做出了可贵贡献。他此次提交的论文《东晋彭泽县城考》认为:“自宋以来,陶渊明任县令时的彭泽县城所在地,出现了歧异之说,或认为在湖口县柳德昭村,或认为在浩州故城,或不知所在。考察历代文献,可知东晋时的彭泽县治就在今彭泽县的黄岭乡(旧县街)。这里靠近方湖,东晋时与长江相通。了解这一点,对研究陶渊明及当下的文化建设均有重要意义。”论文以严谨的学术态度、丰富扎实的史料,考证了东晋彭泽县城的具体位置,为时人对古远的彭泽县的追怀和遥想,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钟书林博士(武汉大学)《陶渊明〈乞食〉诗创作与出任彭泽令之动机》一文认为,《乞食》诗实则是一首“干谒诗”,陶渊明任彭泽令的动机主要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在给人启发的同时也引起了争议。与会者认为,如果能确凿证明《乞食》诗写在任彭泽令之前,则此观点的学术价值会骤显。韩国良博士(南阳师范学院)《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新证》一文则认为这三种说法都值得商榷:“‘五斗米’的真正意义应该是:陶渊明种植在彭泽县公田里的尚未收割的秫米。这在他的《归去来兮辞并序》及相关文献中展示的是颇为清楚的”;“公田里的秫秔决不会仅只‘五斗’之多,可是在陶公看来,‘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和自己高贵的人格比起来,这些稻米也就不算什么了。陶渊明把公田的收获笼统地称为‘五斗米’,这正表现了他对自己的主体人格的尊重,和对‘口腹自役’的世俗之利的轻视”。“自有渊明方有菊,若无和靖即无梅”(辛弃疾《浣溪沙·种梅菊》),陶渊明与菊的审美关系一直引人关注。陈冬根博士(井冈山大学)《陶渊明与中国古典文学之菊花意象的文化建构》一文指出了陶诗菊意象所蕴含的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陶渊明之前的中国古典文学中,“菊花”仅仅是一个一般的文学意象。到了陶渊明这里“菊”成了一个特立的审美意象,之后“菊花”逐步形成了习用的文学意象。在中国古典文学之“菊花”意象的建构过程中,陶渊明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一是“菊”的南方诗学意象建构;二是“菊”的田园旨趣美学建构;三是“菊”的隐逸象征系统建构;四是“菊”的重阳话语建构。此文可谓见微知著、以小识大,在更高的理论层面昭示了陶诗及其菊意象的诗学价值。作为陶渊明的后人,陶波(北京天和晟投资管理公司)的发言引发了与会者浓厚兴趣。他说,《彭泽定山陶氏家谱》有重要的文献价值,陶氏家族源远流长,与中国历史相随。“五柳”有民俗含义在内,陶渊明生子则种柳,生五子则种五柳。

    陶渊明的人格精神及其所开创的田园诗,不仅对中国人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东邻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李寅生教授(广西大学)利用在日本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在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其它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日本学者的陶渊明研究资料,发现日本学者的陶渊明研究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研究质量较高,所提交的《日本近三十年陶渊明诗集版本内容介绍》一文,提供了近三十年来日本出版的18种关于陶渊明的研究著作,由此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影响早已超出了国界,在邻邦也有着较高的声望。日本对中国这位诗人也充满了崇敬之心,把他看成是自己国家文化的一个有影响的部分,进而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系统的学习。了解日本学者陶渊明集版本及研究情况,有助于中国陶渊明学者开拓视野,促进中日两国学者的学术交流,共同繁荣陶渊明研究。于东兴教授(内蒙古民族大学)《论蔡松年对陶渊明的接受》指出,陶渊明的影响遍及南北方,在北方茫茫草原上也有陶渊明的知音。由宋入金的蔡松年(1107~1159)无论是人格上还是艺术上,都受到了陶渊明的深刻影响,此文在更广阔的空间上彰显了陶渊明的普世价值。刘小兵博士(黄淮学院)介绍了不久前在黄淮学院召开的全国陶渊明会议情况,认为陶渊明研究应该是开放的,应该汇聚东西,让研陶的风气四下弥漫。

    海德格尔说:“作诗并不飞越和超出大地,以便离弃大地、悬浮于大地之上。毋宁说,作诗首先把人带向大地,使人归属于大地,从而使人进入栖居之中”(《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79、468页),即荷尔德林说的“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对于陶渊明来说,田园风光、自然景色并不是生活的点缀,陶渊明就生活在其中。东园、南野、桃李、榆柳、林竹、桑麻、鸡鸣、狗吠、衡门、蓬庐是他每日接触的;耕耘、播种、灌园、收获、储藏、酿酒是他四季要做的。因此,他才能把田园、自然写得如此细微深入,又如此充满生机和活力。对此,钟稚鸥教授(中山大学)不仅深有体会,而且身体力行,退休后,她把自己在广州和千岛湖的两处房子卖掉,在陶渊明辞官的彭泽县建起“归来山庄”,日与庐山、石钟山、鄱阳湖为邻。以“归来”命名,意在从都市回归乡村,从繁复回归简单,从人工回归自然,将高远的理想落实在具体的人生实践上。她说,回归自然,不仅是心灵,还有身体和行动。陶渊明在这方面给我们的启示意义是不同寻常的。

    随着陶渊明影响的不断扩大和深入,凝聚了千百年来文人美学价值观和人文理想的陶诗也走进了中国古典园林。曹林娣教授(苏州大学)《陶渊明诗文与中国园林营造》图文并茂的演讲,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新鲜神奇的陶渊明世界。陶渊明对美好生活的企求、对人生真谛的领悟、对生命存在的关注等,凝聚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审美实践,反映了民族的审美心理和审美基本特征。深刻地契合了中国农业文化的深层底蕴、美学基本特征以及文人士大夫的内心情结,“为后世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家园”。设计园林的文人往往把这个积淀在心理深层的精神堡垒“物化”,融入同属于诗画艺术载体的可居、可游、可观的山水园林中,稳稳地、惬意地逍遥在陶渊明营构的醇美的诗文境界中。陶渊明诗文在主题园的创构、景点意境的营造、园林布局的设计、园林装饰符号等方面,都为中国文人园的艺术创作洞开了无数法门。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为例,早在宋代绍定年间,性好闲雅的儒学提举陆大猷见贾似道当国,国事日非,遂致仕归,在吴江芦墟来秀里筑园径名“桃花源”。元代常熟有桃源小隐,此后,以桃源立意者屡见不鲜,如桃花庵、桃花仙馆、桃浪馆、小桃坞、桃源山庄等园名。武陵渔人偶得桃花源的路径,往往成为营造桃源意境的园林入口最经典的蓝本。桃花源从山洞进入又呈水绕山围的格局模式,实际上也是一种曲径通幽、山环水抱的居住环境模式,亦是一种“壶天”模式。“归来”主题自宋以来成为私家园林的重要母题:宋代“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被贬回家后,筑“归来园”,仰慕陶渊明的品性,园中的楼台亭阁尽量用陶渊明诗文中的语言,以园景为园主精神之写照。这些古典园林是陶渊明诗文人文精神的物化,是诗文中的世界现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完美结合。陶渊明诗文是当今营造新园林“景境”的重要文学依据和创作范式。中国古典园林属于诗画艺术载体,我们可以根据陶渊明醇美的诗文境界,设计渊明文化园。赵江华博士(苏州园林营造公司)《园林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指出,古典园林艺术尤其是“景境”理论包括陶渊明的诗文,对中国城市化进程有特殊的指导意义和影响,希望各地政府在打造园林城市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古典园林的元素。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彭泽历史悠久,山水美丽,激人沉思,让人感悟。陶渊明仕隐间的徘徊是在这里终结的,陶渊明“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的傲岸之宣言是在这里发出的,陶渊明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生实践是在这里化为巨大文化符号的。总之,陶渊明生命自觉、文化自觉的是以彭泽为分水岭的,混沌与清澄、暗夜与光明在这里被判然分开。事实已经证明,彭泽不仅物华天宝、水路畅达、汇通四方,也是通向灵智和未来的津梁。 研讨会期间,专家学者在彭泽县政府的精心安排下,还参观了彭泽县渊明湖公园、定山镇东光大垅陶自然村、东晋县衙遗址和大圣塔等名胜古迹,共同祝愿彭泽县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方面取得新的成绩。

 

 

收藏文章

阅读数[3310]
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中国文学网”会员,请 登录 后发表评论; 或者您现在 注册成为新会员

诸位网友,敬请谨慎网上言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