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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绎解

   卜键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又是一部哀书。它描写了一连串大大小小的风情故事。风情是全书的主要内容,也是市井生活的亮色。《摇落的风情:第一奇书〈金瓶梅〉绎解》采用回评的形式,用散文的笔法,结合小说的内容展开解读,文笔活泼,幽默风趣,见解深刻。同时还从世所罕见的《金瓶梅》绘画《清宫珍本皕美图》中,选取了100幅精美的图画,配在每篇文字前面,使其图文相生,大大增强了阅读的趣味性。
  宋朝的故事,明代的人物,恒久鲜活的世情
  《金瓶梅词话》当产生于明代嘉靖晚期的山东一带。
  今天虽不能确定《金瓶梅》诞生的具体年月,不能确知它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成书过程,但论其主体部分写作于明嘉靖间应无大错;同样,虽不敢肯定作者究竟为何方人氏,不敢肯定书中所记为何地风俗,但论其方言习俗为山东地区也比较可信。
  作为由“水浒”一枝再生成的森森巨木,《金瓶梅》 似乎在续写着赵宋的故事。其是“武松杀嫂”的放大样,又是“水浒三杀”的精华版,而时隐时现的梁山好汉、嬉玩国事的大宋皇室、徽钦两朝的重臣尤其是奸臣、北宋军队的不堪一击和帝国沦亡,也都出入其间,穿插映衬。而细细阅读,又觉得这个宋朝故事已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觉得那皇帝更像明朝天子,将相亦略如明朝大臣,至于州县官吏、市井商贾、各色人等,无不被点染上中晚明的色泽。抄撮和蹈袭是不会产生伟大作品的。兰陵笑笑生在拣用前书时文之际毫无迟疑,正在于他强烈的文学自信,在于他丰厚的艺术积累,在于他必定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叙事中若不经意,解构重构,已将他人之作和他作之人化为写作元素,化为小说的零部件。于是故事仿佛还是那宋朝旧事,人名也多有“水浒”故人,而声口腔范、举手投足已是明代人物所特有。
  兰陵笑笑生展示的是一幅中晚明社会的全景式生活画卷。
  作为英雄演义的《水浒传》,叙述了一个接一个好勇斗狠的故事,其场景常常是血沫遍地,却也无以避免地要写到世相和世情。而《金瓶梅》则以主要笔墨摹写市井,以全部文字凸显世情民风。西门庆在世之日何等赫赫扬扬,相交与追随者亦多矣,而一旦长伸脚子去了,立刻就见出样儿来。第八十回引首诗有“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一联,引录的是一句流传已久的谚语,元人刘埙尝为之怅然慨叹:盖趋时附势,人情则然,古今所同也,何责于薄俗哉!(元·刘埙《隐居通议·世情》)
  世情,又称世风,向有“三十年一变”之说,是所谓移风易俗也; 而自有文字记载至于今日,“趋时附势”为世人所厌憎,更为世人所遵行,又何时何地真能脱出这十字俗谚?
  《金瓶梅》 以种种色色的人物、大大小小的事件、纷纷繁繁的世相,呈现了流淌在市井和庙堂的“冷暖”“高低”,也摹写出世人的“看”与“逐”,真可称乐此不疲、兴味无穷啊!鲁迅论 《金瓶梅》:“描写世情,尽其情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明之人情小说》,《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个“伪”字,穿越世情表层那常见的温馨热络,而点出其最本质的内涵。笑笑生不动声色地叙写和嘲讽世人和市井,嘲讽那万丈红尘和虚情假意,伪情笼罩,包蕴着熙来攘往的人们,包蕴着那个时代的风物和世相。那是明代人的生活,是他们的悲哀;或有很多很多,也是今人正相沿承的生活,是我们仍不能摆脱的文化和精神痼疾。
  阅读《金瓶梅》,当然要唾弃西门庆、潘金莲等人的恶行和丑事,但若仅仅如此,便降低了该书的整体价值和深长意蕴。
  兽性、虫性与人性
  自打《金瓶梅》流传问世,便有人将该书主人公西门庆喻为禽兽。他的巧夺豪取,他的贪赃枉法,他对女性的纠缠、占有与侵凌残害,尤其是他那毫无节制的性生活,在在都显现着类乎禽兽的特征。
  这种情形又不是一种个例,也不限于男性。如潘金莲的乱伦和群奸,她以及春梅那过于亢进无法抑制的性欲;如遍及整个社会、跨越僧俗两界的贪婪,那对大小财富无耻无畏的追逐;如冷酷与嗜杀,追欢与狎妓,忘恩负义与无情反噬,都能见出禽兽的影子。《金瓶梅》展示的应是一种末世景象,而末世和乱世最容易见到兽性的泛滥:劫财杀人的艄子陈三翁八,谋害恩公的家奴苗青,构讦旧主遗孀的吴典恩,拐财背主的伙计韩道国、汤来保、杨光彦……他们的行径,又哪一种不粘连着兽性呢?文龙评曰“但睹一群鸟兽孳尾而已”,亦别有一种精辟。
  古典小说戏曲中常有一些禽兽的化身:白猿、黑猪、鹏鸟、燕子,甚而至木魅花妖,皆可有人间幻相,亦多不离禽兽本性。吴月娘曾多次用“九尾狐”指斥潘金莲,大约出典于传衍已久的商纣故事,那奉命祸乱天下的千年狐精,一登场便令人印象深刻,从此便成了恶毒妇的代称。而第十九回拿了老西的钱去打蒋竹山的两个捣子———草里蛇鲁华和过街鼠张胜,其行止心性,也是更像兽类的。
  与兽性相伴从的还有虫性。连百兽之王老虎都可以称为大虫,则上面所列一蛇一鼠,应在虫兽之间,更多的是虫性了。像武大郎活着如虫蚁般忍辱偷生,死亦如虫蚁般飞灭,若非有一个勇武的二弟,又有谁为他报仇呢?而其女迎儿,亲父被害不去声冤,父亲死后屈身侍奉仇人,虽有一个勇武的叔叔,也绝不敢说出真相,的确是一“蝇儿”也(迎儿,源出《水浒传》第四十五回,为潘巧云之使女,与主母同时以奸情败露被杀。词话本中多处将“迎儿”写作“蝇儿”,或亦有意为之)。《金瓶梅》以一个小县城为主要场景,而市井中人最多虫性十足之辈,如老西会中兄弟常时节和白来创,如游走于妓馆间的架儿光棍,如当街厮骂的杨姑娘和孙歪头,如哭哭咧咧的李瓶儿前夫蒋太医,或也有风光得意的时候,从其生命整体上论定,怕也是更像一条虫儿。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虫性也是人性的基本内容之一。有意思的是 《大戴礼记·易本命》曾以“虫”概指宇宙间一切生灵,曰: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有麟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倮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
  倮之虫,即是指人,缘此便有了“虫人”一词,“虫人万千……相互而前”(清·恽敬《前光禄寺卿伊公祠堂碑铭》:“圣贯天地,宙合百家,虫人万千,内外精粗,如左右腓,相互而前。”),写出了人类在大自然中的抗争与微末存在。唐玄宗将爱女寿安公主呼为虫娘,溺爱与珍惜固在焉,而后世诗文中多以之代称歌姬舞女,谑而虐也。“虫娘举措皆淹润,每到婆娑偏恃俊”(宋·柳永《木兰花》其三,见于《增订注释全宋词》第一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柳永词句,不正似为《金瓶梅》中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儿之辈赋形写意么?
  从达尔文进化论的观念来看,则虫性、兽性都应是人性嬗变蝉蜕之蛹,其在人性中的残留亦在在有之。三者固大不同,然又常常纠结缠绕,与时消长,统一于人的生命过程中。《金瓶梅》卷首“酒、色、财、气”《四贪词》,哪一项不牵连着兽性或虫性?又哪一条不弥散着人性的共同弱点呢?
  许多事情是很难清晰界画的。“一双玉腕绾复绾,两只金莲颠倒颠”,究竟写的是情还是欲?是兽性还是人性?对于兽来讲,兽性当然是无罪的;而对于人而言,人性与兽性常又相互转换包容。世情如斯,民风如斯,夫复何言!这就是《金瓶梅》的价值所在。作者肯定是痛绝西门庆、潘金莲之类的,摹画时却非全用冷色。通读该书,我们仍能从一派淫靡中发见人性之善:老西对官哥儿的慈父情怀,他对李瓶儿之死的由衷痛殇,读来令人动容;而潘六儿以小米酱瓜赠磨镜叟,她在母亲死后的伤心流泪,当也出于人之常情。
  作为一部世情书,兰陵笑笑生写了大量的恶官、恶民、恶念和恶行,也写了恶人偶然或曰自然的善举,以及普通人的麻木与作恶。丧尽天良之事,书中触目可见;而丧尽天良之人,书中却一个未写。不是吗?
  市井中的爱欲与风情
  兰陵笑笑生显然是一个精擅戏曲的人,尤能见出他喜欢《西厢记》,在书中大量引用剧中曲文和意境,用以渲染西门庆和陈经济的密约私会,以至于令人产生疑问:作为古典爱情典范的 《西厢记》,究竟是一个爱情故事?还是一个风情故事?
  《金瓶梅词话》 开篇即声称要“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说的是老西与潘金莲的那档子事。若仅仅如此,又怎么能成就一部大书?主人公还有一连串大大小小的风情故事,与李瓶儿的隔墙密约,与宋惠莲的雪洞私语,与王六儿初试胡僧药,与林太太的两番鏖战……其他还有春梅、迎春、如意儿、贲四家的、来爵媳妇等,或长或短,皆有过春风一度或数度,亦皆有一段情事或性事。
  书中也有人不解风情,如吴月娘是也,否则碧霞宫与殷太岁一番遇合,清风寨当几天压寨夫人,则入于风情之中;有人不擅风情,孟玉楼是也,三次嫁人岂能说不解风情,却不称擅也,否则也不会有严州府与前女婿一段故事,搞得灰头土脸,有口难辩。
  书中有一些男女情事亦不宜称风情,如老西狎妓多多,故事亦多,在他是花钱买欢,桂姐和爱月儿等则是谋生手段,去风情亦隔一尘; 而孙雪娥先与旧仆来旺儿携财私奔,后为虞候张胜情妇,又蠢又倔,殊少意趣,更兼运气奇差,应也当不起“风情”二字。
  风情是市井的亮色,是一道生命的异彩。风情多属于承平时日,然在走向末世的路上常愈演愈烈。“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李隆基与杨玉环的帝妃之恋,正是因为离乱和悲情传扬千古。《金瓶梅》中,几乎所有的风情故事都通向死亡:李瓶儿、宋惠莲、西门庆、潘金莲、陈经济、春梅、周义……一个个正值青春,一个个死于非命。哦,红尘无边,风情万种,其底色却是无可避匿的宿命与漫无际涯的悲凉。
  陷溺于爱欲之中的人多是无所畏忌的,死亡常又意味着一个新的风情故事正式登场。武大其死也,灵牌后西门庆与潘金莲“如颠狂鹞子相似”; 子虚其死也,李瓶儿一身轻松,“送奸赴会”;老西其死也,金莲与小女婿嘲戏,“或在灵前溜眼,帐子后调笑”;金莲其死也,陈经济一百两银子买了冯金宝,“载得武陵春,陪作鸾凤友”;经济其死也,春梅勾搭上了家生子周义;春梅其死也,周义盗财而逃,被捉回乱棍打死。此时“大势番兵已杀到山东地界,民间夫逃妻散”,梅者“没”也,春梅,也就成了全书最后一回的风情绝唱。
  风情常是缠绵和华丽的,常也是飘忽无定、转瞬即逝的。我们读《金瓶梅》,真该手执一柄“风月宝鉴”,一面是男欢女爱的恣纵,另一面则望见死神扑棱着黑翅膀的降临。永远的喧嚣,必然的寂寥,显性的欢快,底里的悲怆。世情涵括着风情,风情也映照传衍着世情;世情是风情的大地土壤,风情则常常呈现为这土地上的花朵,尽管有时是恶之花。正因为此,所有的风情故事都有过一种美艳,又都通向凋零寥落,通向一个悲惨的大结局。
  《金瓶梅》的启示
  兰陵笑笑生写的是五百年前的风物世情,然那个时代离我们并不遥远。《金瓶梅》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重的———
  其一,情色、情欲常常是难以分割的。世界上有没有纯粹的情?有没有简单直接的兽欲?有,但应是少量的。大量的则是情与欲一体化,难以切割地交缠杂糅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肯定情,否定欲,便有些矫情,有些荒唐。
  其二,情和欲都要有度,都要有节制,都不可以放纵。不光是不可以纵欲,也不可以纵情。因为情一放纵便成了欲。情分七色,色色迷人。过分的情,就是滥情,也就是淫纵。
  其三,末世中的芸芸众生,情天欲海中的男男女女,其常态是欢乐的,其命运是悲凉的,是让人悲悯的。书中西门庆等人生活的背景是一个末世,它是以北宋的末期展开故事,而以北宋之覆灭收束全书。《金瓶梅》作者也生于一个末世即将来临的时代,腐败朽敝的明王朝正一步步走向沦亡,他以耳闻目睹的人和事遥祭北宋,也以这些人和这些事为大明设谶,为数十年后的明清易代一哭。作者以一部大书证明:所有的末世都不仅仅是当政者和国家机器的罪过,而呈现出一种全社会的陷溺与沉迷,呈现为一种物欲和情欲的恣肆流淌。
  其四,古典小说和戏曲中常用的复仇模式,那种溅血五步、快意恩仇的解决方式,比较起来,远不如生命自身的规律更为深刻。《水浒传》中,作恶与报应相连,西门庆死在武松拳头之下;而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则是一种自然死亡,他已经灯干油尽了啊!哪一种描写更为深刻?当然是后者。读者自能悟出,西门庆的死更是一种暴亡,于是便产生了叙事的复杂,产生了审美的错综与间离感。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0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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