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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录体与宋代诗学

马自力
内容提要 在宋代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下,语录体作为一种古老的散文文体,不仅焕发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对宋代诗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语录体在宋代的流行,促成了“诗话”这一诗学批评形式的诞生;其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对于诗话的文体特征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影响;而在杂记笔记和相当一部分理学家的著述中,也不乏语录体的诗学批评文字,它们同属于宋代诗学批评实践的重要内容,与诗话一同构成了宋代诗学的独特风貌。语录体影响下的宋代诗学,属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诗文评点的体系,其随笔杂著式的写作和言说方式,是中国文学批评重视作品品评和史实考据传统的反映。这一传统下的文学批评,虽然与《文心雕龙》、《原诗》等理论体系完备之作相比,有其理论思维上的缺陷和空白,但它毕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强大生命力的存在,需要我们从各个方面去认识和发掘其内涵,对其意义和价值进行实事求是的判断。
关键词 语录体 宋代诗学 诗话 笔记 禅门语录 道学语录

宋代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国诗学批评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宋代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下,语录体作为一种古老的散文文体,不仅焕发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对宋代诗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本文即从语录体与宋代诗学的关系入手,探讨这一散文史上和诗学批评史上的独特现象,以期对相关问题得出一个基本的认知。

    诗话中的语录体与宋代诗学语录体作为一种记言的文体形式,诞生于先秦。在上古历史文献总集《尚书》中,有许多篇章是记录先民言论和上古帝王讲话的,如《盘庚》、《汤誓》等;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中,如《论语》、《孟子》、《庄子》等著作里面,有关诸子讲学、论辩等言论的记录,更是比比皆是。

    在以上语录体散文或语录体文字中,涉及诗学批评内容的,也有不少,如《尚书·虞书·舜典》中记录帝舜所言“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是就内容而言。从形式上看,语录体散文在行文中,还往往夹杂着对话的形式,如上引《舜典》那一段,就是帝舜和夔的对话记录。又如《论语·八佾》中,则记录了孔子与子夏关于“绘事后素”的对话。除了对话形式,比较多见的还有作者设为问答。其实,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对话形式。无论是对话还是设为问答,其效果都是营造或设定出一种讨论、讲学或论辩的场景和氛围,以便于引发或突显发言者的思想观点。关于这一点,《论语·八佾》对话结束时,孔子发了一通感慨,值得注意:“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既是孔子对他与子夏的对话的小结,也是对这种“言说”形式有利于深入论《诗》的充分肯定。要之,以上材料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语录体散文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以记录言谈议论的内容,以及对话或设为问答的文体形式,与中国诗学批评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形式结下了不解之缘。

    “诗话”作为一种诗学批评著作的文体形式,始见于宋代。按照它的本义:“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1],其源头可以上溯至先秦,但是毕竟以“诗话”命名的诗学批评著作,还是出于北宋欧阳修之手——他的《六一诗话》最初即名为《诗话》。郭绍虞先生断言:“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修,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亦可称欧氏)矣。”[2]实际上,欧阳修作此《诗话》二十八条的时候,并无意“创格”,但自《六一诗话》问世后,时人纷纷起而效法,终于使“诗话”这一独特的诗学批评形式在宋代蔚为大观。由于《六一诗话》开宗明义的“资闲谈”的性质,也就把语录体这种文体形式和“诗话”这种诗学批评形式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首先,“诗话”的诞生与语录体在宋代的流行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徐中玉先生曾经指出:“诗话之称,其起源与流行于唐末宋初之‘说话’即‘平话’之风有关。”[3]徐先生是早期对诗话进行系统研究的现代学者,他敏锐地觉察到了诗话的兴起与唐末宋初的“说话”或“平话”存在着某种渊源关系。不过从内容上看,“说话”或“平话”历来分为“小说”、“说经”、“讲史”、“合声()”四家,讲的是烟粉、灵怪、传奇、公案以及佛经、历史等故事,即使存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这样的说经故事,出现了“诗话”的名目,却只是在讲述取经故事时加入一些承上启下的诗歌而已,与后来专门记录诗歌创作本事、品评诗作优劣的“诗话”迥乎不同。而从形式和风格上看,诗话口语化、通俗化的文体特点倒是与“说话”、“平话”如出一辙:以欧阳修《六一诗话》、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刘颁《中山诗话》、释惠洪《玉壶诗话》、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赵令畤《侯鲭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蔡启《蔡宽夫诗话》、吴开《优古堂诗话》、蔡绦《西清诗话》、许《彦周诗话》等为代表的宋代诗话,其写作均以“闲谈”为宗,以“记事”为主,“往往写得娓娓动人,读来津津有味,风格与‘轶事小说’十分相似。”[4]也就是说,就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而言,这类宋代诗话的体制的形成,的确是受到了“说话”、“平话”的某些影响。如欧阳修《六一诗话》共有二十八条,大都是“丛残小语”,正文前面的小序只有“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区区十三个字;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共三十一条,文前小序也只有二十七个字。这种情况,大体同小说在其发轫期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5]等文体特点相一致;或者可以说,它们在写作动机上有某些相近之处。

    但是,与诗话诞生关系更加直接的,恐怕还要算语录体。语录体这种文体形式,在宋代十分流行。仅从书籍名称上看,《四库全书》所收以“录”字命名的所有书籍,计有215种,其中宋代书籍就有91(经部1种,史部23种,子部63种,集部4),占42%以上。其中以“语录”命名的宋代书籍,计有5种,为江端礼编徐积撰《节孝语录》,朱熹删定胡安国、曾恬所录谢良佐《上蔡语录》,龚昱编李衡撰《乐庵语录》,王崇庆解马永卿编《元城语录解》,陆持之编陆九渊撰《象山语录》;以“谈录”命名的宋代书籍,计有2种,为王钦臣《王氏谈录》、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以“漫录”命名的宋代书籍,计有6种,为吴曾《能改斋漫录》、张邦基《墨庄漫录》、张舜民《画墁录》、曾慥《高斋漫录》、陈世崇《随隐漫录》、史浩《鄮峰真隐漫录》;以“闻见录”命名的宋代书籍,计有2种,为绍伯温《闻见录》、叶绍翁《四朝闻见录》。[6]这里“录”的内容,无非包括事件和言论两类,而其中的“语录”和“谈录”就是专门记言的。所以,在语录体这种文体形式被当时文坛普遍采纳和接受的前提下,欧阳修在其致仕“退居汝阴”的晚年整理和编纂《六一诗话》,而“集以资闲谈也”,就成了顺势而为的自然而然之举。

    另据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考》,唐庚口述、强行父记录的《唐子西文录》,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二对其进行评论时,称之为《唐子西语录》,这是“语录”最早用于诗话的记录,“是为语录通诗话之始”[7]。此外,宋人阮阅编辑的《诗话总龟》收诗话二百种,其中宋代语录就有《金陵语录》、《上蔡语录》、《三山语录》、《龟山语录》、《雪窦语录》、《元城语录》、《林和集()语录》、《三山老人语录》等八种。可见只要是论诗语录,即被宋人归入诗话类著作的范畴之内。以上两点亦可说明,语录体在宋代的流行对于诗话的兴起,的确具有直接的影响。

    其次,诗话中的这类语录体内容和文字,与传统的诗学理论著作相比,具有鲜明的文体特点。

    宋代流传至今的许多笔记散文,都保留了语录体“直接记录讲学、论政,以及传教者的言谈口语”[8]的文体特征。而在上述“资闲谈”一类的诗话中,语录体的行文方式也得到了普遍的运用。如在《六一诗话》中,第十二条梅尧臣与欧阳修关于“诗家造语”的对话,第十五条梅尧臣关于“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的议论,都是以记录有关诗歌评论的对话和言论为主的。

    这些语录体诗话的文体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数端:

    一是口语化,具有不避俚俗、通俗易懂的特点。语录体的内涵,即是指直接记录讲学、论政,以及传教者的言谈口语的一种文体。故而采用当时口语,以达到“资闲谈”,从而在轻松自由的氛围中品评诗歌的目的,是语录体诗话的一大特点。

    二是生活化,具有形象生动的特点。语录体诗话可以将枯燥乏味的诗学理论问题,转变成生活化的事例而加以阐释。这里的关键是作者往往采用“戏剧话”的口吻,将批评对象置于某种具体的生活场景中,设喻取譬,褒贬品评。如欧阳修《六一诗话》第二十条:

    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为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云:“多情怀酒伴,余事做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圣俞戏曰:“前史言退之为人木强,若宽韵可自足,而辄傍出,窄韵难独用,而反不出,岂非其拗强而然与?”坐者皆为之笑也。

    这里先是用欧阳修本人的口吻,表达对韩愈诗歌特别是其“工于用韵”的赞赏,然后借梅尧臣之口,把韩愈诗歌的用韵特点与他的为人性格联系起来,加以妙喻式的阐释,从而使枯燥乏味的诗学理论生活化了。不难设想,看到这样的议论,读者也会在场的像座客一样,报以会心一笑。

    三是个性化,具有较强的文学意味。在语录体诗话中,个性化显现了评论主体的语言风格和审美好尚的差异,比如司马光的严谨细密,当然会和欧阳修的雍容和缓不同,从而这种语录体诗话也就有了自己的文学风格特点。这一点,从司马光《温公续诗话》的小序中即可看出端倪:“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9]也就是说,二者的性质虽同,都是诗话,但个性不同,风格各异。

    四是谐谑化,具有轻松幽默的特点。因为要“资闲谈”,即充当“闲谈”的话题和材料,所以故作轻松幽默,原本是诗话的先天特点,假如再加上语录体的口吻,其“喜剧”效果就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如《六一诗话》第十五条记梅尧臣在发表关于“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的议论后,举了两个例子:“如有《赠渔父》一联云:‘眼前不见市朝事,耳畔惟闻风水声。’说者云:‘患肝肾风。’又有咏诗者云:‘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本谓诗之好句难得耳,而说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儿诗。’人皆以为笑也。”[10]其实诗作者未必有此意,读者开始也未必有此理解,但一经评诗者从旁点透,就难免令人不做此想,随即莞尔。

    需要指出的是,语录体对于宋代诗学的发展固然有上述积极影响的一面,但是由于诗话与生俱来的“资闲谈”的特点,使得其自身天然地缺乏一以贯之的理论和严谨科学的结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散漫、随意,甚至粗鄙的缺点。而这些弊端,正是需要由以严羽《沧浪诗话》为代表的另一类具有理论体系形态的诗话来纠正和弥补的。

    杂记和笔记中的语录体与宋代诗学

    广而言之,诗话也可以看作是关于“诗”的话题,因而一切论诗的著述或文字都应当包括在内。吴文治先生主编的《宋诗话全编》,其编纂方法即为搜罗宋代人所有的论诗文字,在作者的名字之后冠以“诗话”的名目。这种平添出许多新诗话的做法,固然有其历史依据:因为如果欧阳修不在他退居汝州之后,编纂和整理出他的创作诗歌、品评诗歌的心得,也就不会有中国的第一部诗话《六一诗话》的问世;而现行洪迈《容斋诗话》六卷,则是后人从《容斋五笔》中辑录其论诗之语编纂而成的,当时并没有《容斋诗话》其书,如此等等。

    不过,笔者认为,就诗话别集而言,诗话之作毕竟和散见于各类著作中评诗论诗的只言片语不同,其本身似乎还应该存在着某种体系或结构方面的自足性因素。对此本文暂不置论,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历史上已经被命名为“诗话”的那些著作外,毕竟还是存在着许多并不以“诗话”命名、也不属于诗话范畴的杂记和笔记类著作。这些著作以记录各种史料和见闻为主,其中也加入了部分论诗评诗的内容。而以语录体行文的情况,在这些著作中并不乏见。

    这里从撰述者的角度,把这些著作中的语录体文字分为两种情况加以讨论。

    第一种情况,作者本身是文学家或文论家。比如石介、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撰述这类文字的主要目的,是表达作者个人的文学思想和见解主张,因而往往直奔主题,直接发表议论;即使采用语录体,也往往是设为问答,其目的是突出思想性。如石介《怪说中》开篇就提出问题:“或曰:天下不谓之怪,子谓之怪。今有子不谓怪,而天下谓之怪。请为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为怪也?”接着,作者就对此发表议论:

    曰:昔杨翰林欲以文章为宗于天下,忧天下未尽信已之道,于是盲天下人目,聋天下人耳,使天下目盲,不见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使天下耳聋,不闻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灭,乃发其盲,开其聋,使天下唯见已之道,唯闻己之道,莫知有他。[11]

    作者采用设为问答的方式,借他人之口(“或曰”),辨析了世间所谓怪与不怪的本质区别,批评的矛头直指宋初以杨亿等馆阁文人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风,对其展开了猛烈的抨击。这在受西昆体影响积四十年,人们对形式主义文风已经见怪不怪的宋初时期,的确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在此,设为问答的语录体言说方式,所起到的作用无疑是十分明显的:作者提出的问题,就像文章的标题或纲目,使得作者议论的主题和指向更为集中,立论的气势和批驳的力度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第二种情况,作者是诗评言论的记录者或者阐释者。如朱弁、李廌、庄绰等。朱弁《曲洧旧闻》“东坡诗文盛行”条:

    东坡诗文,落笔辄为时人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如此。一日,与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知著我也。”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有不复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言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12]

    由于只是充当诗评言论的记录者,所以与第一种情况不同,这类文字更着意于评诗论诗的场景的铺垫和言说效果的渲染。李廌《师友谈记》专记苏轼、苏辙、范祖禹及“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元祐名流和众师友的各类言谈,“多名言格论,非小说琐录所比”[13],故名《师友谈记》。作为师友言论的记录,其语录体的文体特征比较明显,如实的记录和必要的交待是其行文的基本法则。如“张文潜言说诗者妄为臆说”条[14],忠实地记录了张耒的诗论主张,完全是站在一个记录者的角度,没有加入作者的任何意见。同书“东坡先生言人君之学与臣庶异”条[15],则可以说是苏轼讲学的听课笔记:文中开始交待何月何日见东坡先生,随后就原原本本地记录了苏轼关于君王和士子之学的一段“高论”。

    记录者之外,作者有时还充当阐释者的角色。像朱弁《曲洧旧闻》“参寥谓东坡天才无施不可”条[16],借僧道潜之口,对苏轼的诗法渊源进行了一番探究和考证。在这里,作者就不仅仅是诗评言论的记录者,而已经充当起诗论的阐释者的角色了。与此相近似的,还有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欧公荆公辩诗”。此段文字先是揭示作者的观点,即“后学读书未博,观人文字不可轻诋”[17],然后用大段的篇幅,生动地描述了欧阳修与王安石之间关于诗歌用典的一场争论,记录了相关的诗作背景材料,以印证自己的论点。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这类著述的写作方式往往是史料记载与叙述描写结合,诗话文评与典故考证杂糅,所以《四库全书总目》一般把它们从其本来应该属于史部的杂史类挑拣出来,将它们归入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或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这样一来,就在有意无意之间造成了一种新的“景观”:从目录学的角度看,这些语录体的杂著笔记类文字,已经赫然同那些道学语录和佛门禅语归并到一起,成为子部的组成部分了。

    禅门语录、道学语录与宋代诗学

    造成上述有意味的“景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当来自于文体因素。从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来看,佛经和理学著述比之诗话和杂记笔记类著作,显然距离语录体更近,采用语录体也更频繁。换句话说,如果要寻找同语录体关系更为直接的文字的话,那么它们无疑当属禅门语录和道学语录。

    禅门语录是一种白话文体,主要记载禅师接引人的言语、行事。禅门接引人弘扬佛法,贵在使对象自觉自悟,所以,其言语尚活句而不尚死句,为使对象及早开悟,常常引诗为说。这些相关的言论记载下来,便成为所谓“灯录”,也就是参禅谈禅时言行的如实记录。

    《玉海》卷五十八《传灯录》条云:“三十七卷,僧道原纂,景德中诏翰林学士杨亿等刊定,自天竺七佛至达摩以来传至法眼,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人语录。”[18]这里的“传灯录”,指的是宋代景德元年(1004)释道原撰《景德传灯录》。书中的“录”,也就是“语录”的简称。[19]“灯录”的编写在宋代达到了高潮,为宋人接受禅学疏通了渠道,打开了方便之门。宋初西昆体代表人物杨亿,曾为宋代第一部“灯录”即《景德传灯录》作序。宋代的许多著名文人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朱熹等,与方外之人修颙、佛印、常总、祖心、道谦等往还密切,并以“居士”的身份载录于《居士分灯录》。而理学大师周敦颐也曾经从庐山东林常总禅师游,学习静坐之法,讨论性理之学。《居士分灯录》卷下载:

    (周敦颐叩访东林常总禅师)总曰:“吾佛谓实际理地即真实无妄,诚也。‘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资此实理;‘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正此实理。天地圣人之道,至诚而已。必要着一路实地工夫,直至于一日豁然悟入,不可只在言语上会。”又尝与总论性及理法界、事法界,至于理事交彻、冷然独会,遂著《太极图说》,语语出自东林口诀。[20]

    这里所说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语语出自东林口诀”,显然是佛教中人的夸大其词;但“濂学”与佛学的确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毋庸讳言。

    从佛学的传播到理学的兴起,伴随着佛教这种外来宗教本土化和儒学化的过程。清人江藩指出:“儒生辟佛,其来久矣,至宋儒,辟之尤力。然禅门有《语录》,宋儒亦有《语录》;禅门《语录》用委巷语,宋儒《语录》亦有委巷语。夫既辟之而又效之,何也?盖宋儒言心性,禅门亦言心性,其言相似,易于浑同,儒者亦不自知而流入彼法矣。”[21]江氏注重挖掘宋儒与禅门在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的相通之处,所论极富启发意义。

    道学语录是宋代理学最常见的理论表达方式。在南宋赵希弁编辑的《郡斋读书志》附志中,专立“语录类”一项,列宋代理学家语录著作二十余种。[22]通过这些语录体著作,可以窥见宋代理学家的诗学批评理论与实践之一斑。

    禅门语录往往以其口语化、通俗化的言说方式,去追求直达本心、当下互动的效果。关于这一点,在刘善泽为《五灯会元》所作的跋语中,有生动的概括:“但禅门古德,问答机缘,有正说,有反说,有庄说,有谐说,有横说,有竖说,有显说,有密说。例如一棒打杀与狗子吃,者里有祖师么,唤来与我洗脚等语,贤者当守马援‘耳可得闻而口不可得言’之诫。苟神悟未契,徒逞舌锋隽利,尤而效之,则化醍醐为砒霜,变旃檀作棘刺矣。其可乎?”[23]这种口语化、通俗化的言说方式,在宋儒的道学语录中,也被普遍采用;而宋儒对直达本心、当下互动的言说效果的追求,则更加强烈。如在二程的理念中,“学诗妨事”、“作文害道”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但在表达这种文道不能两立的观点时,他们并没有板起面孔发表长篇大论的说教,而是采用语录体,用文学化的言说方式展开:

    或问:诗可学否?曰:既学时,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诗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又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当。先生尝说:“王子真曾寄药来,某无以答他,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言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常作诗。今寄谢王子真诗云:‘至诚通化药通神,远寄衰翁济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时还解寿斯民。’……”[24]

    二程并不反对学诗,在这里,他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关于诗歌炼字的一些言论,乃至具体的生活事例,其目的就是要说明“文”乃“道”之“器”,如果本末倒置,就会“学诗妨事”,乃至“作文害道”。《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记:

    才卿问:“韩文《李汉序》头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来有病。”陈曰:“‘文者,贯道之器。’且如《六经》是文,其中所道皆是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其后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说:“苏文害正道,甚于老佛,且如《易》所谓‘义者利之和’,却解为义无利则不和,故必以利济义,然后合于人情。若如此,非惟失圣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先生正色曰:“某在当时,必与他辩。”却笑曰:“必被他无礼。”[25]

    朱熹论文主张“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26],这段语录体文字,如实地记载了朱熹与其门徒间关于“文”与“道”关系的讨论,生动地还原了当时的场景和氛围,使人读后如临其境。

    简而言之,理学家的诗学理论与批评实践,常常借助语录体的形式展开。在这些道学语录中,不乏与今天所见诗话十分相近的诗论诗评的片段。在这些“诗话”片段中,语录体通俗生动、灵活多变的文体特征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所以,道学语录和禅门语录一样,实际上是以其独特的方式,参与了中国诗学的批评实践。

    综上所述,语录体对宋代诗学的影响,不外乎两点:一是语录体的流行促成了诗话的诞生;二是语录体的言说方式对于宋代诗学批评实践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启发。总的看来,以上所探讨的在语录体影响下的宋代诗学,属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诗文评点的体系,其随笔杂著式的写作和言说方式,构成了宋代诗学批评乃至中国古代诗学批评的一种独特风貌,是中国文学批评重视作品品评和史实考据传统的反映。这一传统下的文学批评,虽然与《文心雕龙》、《原诗》等理论体系完备之作相比,有其理论思维上的缺陷和空白,但它毕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强大生命力的存在,需要我们从各个方面去认识和发掘其内涵,对其意义和价值进行实事求是的判断。

   

注释:

    [1]许:《许彦周诗话》,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册,第1392页。

    [2]郭绍虞:《宋诗话考》,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页。

    [3]徐中玉:《诗话之起源及其发达》,《中山学报》一卷一期,194111月。

    [4]刘方:《“闲话”与“独语”:宋代诗话的两种叙述话语类型——以〈六一诗话〉和〈沧浪诗话〉为例》,《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1期。

    [5]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桓谭《新论》:“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辞。”(《六臣注文选》卷三十一江淹《李都尉从军》李善注引)

    [6]以上数据根据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统计。

    [7]郭绍虞:《宋诗话考》,第45页。

    [8]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68页。

    [9]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67页。

    [10]欧阳修:《六一诗话》,《六一诗话 白石诗说 滹南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1页。

    [11]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162页。

    [12]《曲洧旧闻》卷八,《师友谈记 曲洧旧闻 西塘集耆旧续闻》,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04205页。

    [1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师友谈记》,《师友谈记 曲洧旧闻 西塘集耆旧续闻》,第38页。

    [15]《师友谈记》,同上,第11页。

    [16]《曲洧旧闻》卷九,同上,第208页。

    [17]《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一,《师友谈记 曲洧旧闻 西塘集耆旧续闻》,第290291页。

    [18]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参见张伯伟:《禅与诗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页。

    [20]朱时恩辑《居士分灯录》卷下,《大日本续藏经》卷下之下,第壹辑第贰编,乙第二十套,第五册,上海涵芬楼1923年影印本。

    [21]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附记》,《国朝汉学师承记》(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国朝宋学渊源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0页。

    [22]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3]刘善泽:《五灯会元》跋,《五灯会元》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00页。

    [24]《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9页。

    [25]《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053306页。

    [26]《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八册,第3319页。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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