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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钟嵘对刘桢的评价

周薇
内容提要 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钟嵘的《诗品》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刘桢被列在上品,而且排在王粲之前。这一评价大异于前后的曹丕、曹植、沈约、刘勰、萧纲等人,显示出极其个人化的评价。就钟嵘而言,如此看重刘桢,与他对《国风》一脉的尊崇,对五言诗的重视,对风骨、气等美学风格的偏向有关。因为刘桢源于《国风》,五言诗写得尤好,且诗歌慷慨多气。不过钟嵘将刘桢排在建安之首的看法并没有被后来的文学史所采纳。这主要是因为风骨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标举的风格,后来人并不以之为诗歌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再者,将刘桢视作建安之首,只是钟嵘一家之言。由于刘勰在文论史上的崇高地位,他视王粲为七子之首,更决定了文学史的看法。
关键词 钟嵘;刘桢;五言诗;风骨;气

    在建安文坛上,刘桢是个重要的名字,是“建安七子”之一。钟嵘的《诗品》对从汉到齐梁一百多位诗人作了扼要的论述,提出了对诗歌一些问题的看法,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七子之中,仅刘桢与王粲被列于上品,徐干、阮瑀被列在下品,其余三人未被列入,可见刘桢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事实上,即使同在上品的刘桢、王粲,他又是将刘桢视作高于王粲的。先看《诗品》,首先上品中,刘桢位于王粲之前。其次,《诗品》在述刘桢时云:“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即意味着建安诗人的排位是曹植为首,刘桢次之;也即在《诗品》中他对建安七子中刘桢的评价最高。

    其次看《诗品序》,兹录《诗品序》有关文字如下: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干‘思友’,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

    平原兄弟指曹丕、曹植(即陈思)。上述五句中除一句将王粲列于刘桢之前外,其余或是将曹刘并举,不涉王粲;或是以刘桢为先,王粲垫后;甚至第三句刘桢被称为“文章之圣”,则刘桢在钟嵘心目中的地位最高是一目了然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将刘桢列在建安七子中位置最重者,主要是钟嵘。这点与魏晋南北朝其他人的相关评价对比就能看出。

    最先提出“建安七子”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他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153-208)文举,广陵陈琳(?-217)孔璋,山阳王粲(177-217)仲宣,北海徐干(170-217)伟长,陈留阮瑀(?-212)元瑜,汝南应玚(?-217)德琏,东平刘桢(?-217)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骐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文中描绘出七子各骋其才的繁荣景象,刘桢排在最后。接下来曹丕具体说明每个人的特长,按王、徐、陈、阮、应、刘、孔的顺序排列,刘桢被列在了第六位。

    曹丕的《与吴质书》里,也有两段与刘桢位次有关的文字。一是:“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建安二十二年,因疫疾,徐陈应刘四人俱卒,提及此事,曹丕将刘桢排在四人最后。接着,曹丕又按徐、应、陈、刘、阮、王的顺序对各人的才学、文章和“气”作了评价。这次把刘桢也排在后面。

    在曹丕的四次排列中,刘桢的排位始终偏后,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刘桢在曹丕心目中地位不是最高。

    曹植的《与杨德祖书》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应玚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北魏……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刘桢公干的位次也是偏后。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集中论及“建安七子”主要有三处: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明诗》)“建安之末,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文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时序》)“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琳、瑀以符檄擅声;徐干以赋论标美;刘桢情高以会采;应玚学优以得文。”(《才略》)

    刘勰延续曹丕、曹植的看法,将刘桢排在偏后位置。

    也即在曹丕、曹植、刘勰无数次的排位中,刘桢在“建安七子”中从未被置于第一。由此可见,钟嵘给予刘桢建安七子中最高位置是个别行为。

    那么,钟嵘为何会将刘桢视之甚高,他将刘桢排在建安七子之首的原因是什么?推其理由,大抵如下:

    一是可能刘桢年辈稍长于王粲。用钟嵘自己的话说:“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但是由于刘桢生年不详,刘桢(?—217)与王粲(177—217)到底谁更年长,排位是否受此影响,目前并不能确定。

    二是刘桢源于《国风》,王粲源于《楚辞》。

    钟嵘对上品全部作家、中下品部分作家,指出了其作品的渊源关系。他认为诗歌有三个源头:一是《诗经》中的《国风》。“其源出于《国风》”的有《古诗》、曹植,以下递相师法的有刘桢、左思、陆机、谢灵运、颜延之等。二是《诗经》中的《小雅》。源出《小雅》的只阮籍一人。三是《楚辞》。直接源出《楚辞》的有李陵,递相师法的有班婕妤、曹丕、王粲、嵇康、张华、潘岳、张协、刘琨、郭璞、陶潜、鲍照、谢眺、沈约等人。这样,实际上主要有《国风》与《楚辞》两大源头。

    大致说来,《国风》派作家的特点是情感内容上“雅”,体制风格上偏“质”;《楚辞》派作家的特点是情感内容上多“怨”,体制风格上偏“文”。从创作本旨来讲,钟嵘论诗追本溯源,意在引导时人向《国风》与《楚辞》看齐,并没有将《国风》与《楚辞》两派分出高下之意。首先,从总人数讲,源自《楚辞》的人数超过《国风》;再者,“从作家作品的析源辨流看,诗调温厚平和、诗格风骨奇卓的作家多系《诗经》类系统;诗情凄怆忧怨、诗言美赡葱菁的作家多系《楚辞》类系统;而诗旨讽喻激刺、诗体文体省净则是两系作家所显现出的共同美学特征。”(1)也即《国风》、《楚辞》各有特色,也有共同之处,都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不过从一些细节上推敲,钟嵘似乎又是视《国风》于《楚辞》之上的。能列入上品的皆是钟嵘心目中真正位置较高者。虽然《楚辞》派总人数较多,列为上品的是五人;《国风》派总人数较少,列为上品的却有六人。也即上品中,《国风》派超过了《楚辞》派。另外,钟嵘曾经评出从魏到梁阶段的三个最杰出代表,即“建安之杰”的曹植、“太康之英”的陆机、“元嘉之雄”的谢灵运,这三人都在上品,而且无一例外都属《国风》派。再者,以“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符合钟嵘最高美学标准,为五言诗的最高典范,被他极度推崇的曹植,也属《国风》一脉,看得出他偏重《国风》一脉。

    “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是钟嵘最高的美学理想,但在不能相兼的情况下,他重《国风》的“雅”、“质”,有甚于《楚辞》的“怨”、“文”。从许多具体的作家之论中亦能见出这点。正如梅运生在《钟嵘与诗品》中说:“在具体品评中,钟嵘对《风》、《骚》两系。并非同等看待,而是有所轩轾、有所抑扬的。他以《国风》一系为正宗,曹、刘、陆、谢,其源都出自《国风》。对《骚》一系的名家,则颇多贬抑,评价偏低。如批评嵇康‘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批评鲍照‘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都可证明。”(2)

    既然刘桢源于《国风》,王粲源于《楚辞》,而钟嵘更重视国风一脉,这也大约是钟嵘看重刘桢的原因。

    三是因为钟嵘《诗品》专论五言,而刘桢是“建安七子”中五言诗写得较好的。

    建安时代,五言诗(起初来自民间)已逐渐取代了四言诗(《诗经》体)。对于五言的看法,钟嵘与刘勰稍有区别。刘勰重视五言,但又认为四言是正体。他说:“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明诗》)也即四言是经的典雅风格,五言是经的流俗之调。这一思想与挚虞的“五言者,于俳谐倡乐多用之”(《文章流别论》)相似,体现了保守的正统文学观念。钟嵘则在《诗品序》中认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指 事 造 形,穷 情 写 物,最 为 详 切 者 耶。……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把五言诗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而七子刘桢五言诗写得较好。曹丕《典论·论文》云:“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明确指明七子各有所长,王粲、徐干长于赋,陈琳、阮瑀长于章表。虽此处没有明确说出刘桢的擅长,但他在《与吴质书》中说刘桢“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诗人”。看来当时刘桢是以五言诗著称的。

    钟嵘的《诗品》专论五言,当然也就是在五言范围内对诗做比较。既然钟嵘如此青睐五言诗,当然也就会偏爱擅长五言的刘桢。考察刘桢的五言诗,《赠徐干》、《赠从弟三首》无不立意高远、风清骨健,也的确值得钟嵘厚爱。

    相比之下,刘勰在排列建安七子时,说王粲“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是以诗与赋为标准称道王粲的。刘勰又说:“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明诗》)即刘桢仅仅长于五言诗,是一种“偏美”,而王粲的优点是“兼善”各种文体,用诗赋作为标准,则以《初征》、《登楼》等赋名噪一时的王粲位置当然就高于刘桢了。

    四是因为钟嵘特别重风力。这是一个重风骨的时代,人们用风骨论人,用风骨品画,用风骨论书法,后来文论家们开始用风骨论诗,刘勰专门有《风骨》篇,钟嵘也多处用风力论诗。

    何为“风骨”?刘勰在《风骨》篇中说:“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再结合其他相关文字,“风”是指作品情感表达的清朗骏爽,“骨”是指语言运用的劲健、峻直。刘勰强调风骨,强调文章应有明朗刚健的文风,是由于南朝宋齐时代,文风进一步趋向绮靡,所以“风骨”的概念是与藻采对立的。

    不过刘勰在“弥尚丽靡”的新变思想与“典正无华”的复古思想之间“唯务折衷”(《序志》)。“他企图在充分肯定诉之于感官的形色音声之美的前提下,使美的追求符合儒家正道。”(3)这种折衷的思想使他在力倡风骨的同时,不轻视文采,即语言的绮丽华靡。

    以这种审美思想为评价标准,王粲就占了优势,他有遒劲、慷慨的风骨:“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明诗》),“发篇必遒”(《诠赋》)。同时又有靡丽细密的文采:“仲宣捷而能密”(《才略》),“仲宣靡密”(《诠赋》)。相比之下,刘桢“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诗品·刘桢》),“壮而不密”(《典论·论文》),“才偏气过词”(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虽有气(风骨的组成部分),但缺乏靡密的藻采。所以,这可能也是刘勰视王粲于刘桢之上的一个原因。

    钟嵘也要求“风力”与“丹采”相结合。“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风力即“风骨”,“丹采”即华美的文辞。因为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有风力,又有丹采,所以他最推崇曹植。而刘桢“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王粲“文秀而质羸”,他认为都有不足之处。不过,与刘勰略显保守和中庸的思想不同,南朝齐梁诗歌,绮靡柔弱而风骨不振,钟嵘为了矫正时弊,更偏于“风力”,他批评张华“其体华艳,兴托不寄”(《诗品·张华》),就是说张华虽有文采,却没有风骨。文坛玄言诗乏味,他便哀叹:“建安风力尽矣。”(《诗品序》)他对“永明体”追求声律、用典等形式主义很反感,认为一味追求声律,反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因此,尽管刘桢“雕润恨少”,但因“真骨凌霜,高风跨俗”,有“风”有“骨”,所以得以和曹植“登堂入室”,并称为“文章之圣”,王粲因“文秀而质羸”,文辞秀美却少风骨,而屈居刘桢之后。

    与此相连,钟嵘刘桢 的 排 位 与 其 对 “气”与“情”的认识有关。“气”与“风骨”有交叉,但从时代审美范畴和内涵讲,又是两个概念。“风骨”是在齐梁时代产生的一种与华艳文风相抗衡的审美规范(4)。而“气”是“中国哲学概念。通常指一种极为细微的物质,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本源”(5)。至曹丕首先以“气”论文,“气”指人的个性、气质、才华。刘勰继承了曹丕的个性、气质之“气”,如“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又有所发展,其气还指与风相符,同时与情相偕之气。他说:“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风骨》)用气(骨)与风(情)对应。

    在钟嵘那儿,“钟嵘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柔美,以更多的激情去赞扬刚美”(6)。“柔美”是抒怨情而生的文风,“刚美”是气充于中而有的文风。所以钟嵘会不客气地说:“犹恨其(张华)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诗品·张华》),“惠休淫靡,情过其才”(《诗品·惠休》)。相比于“情”,“气”更是钟嵘论诗的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钟嵘不仅用气说明文产生的原因,“气之动物质,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序》),而且用气作为品评文人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他评曹植“骨气奇高”,论刘桢“仗气爱奇”,评刘琨“清拔之气”,论晋宋五子“气调警拔”。他还用风力、才等与气相近的词论诗。

    刘桢文中多气也是有目共睹:“公干有逸气”(《曹丕《与吴质书》);“(刘桢)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刘桢)仗气爱奇”(《诗品·刘桢》);“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文心雕龙·体性》);“(刘桢)辞气锋烈,莫有折者”(《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引《文士传》)。钟嵘视刘桢于王粲之上,与他的审美标准有关。

    钟嵘对刘桢的态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人有许多延续钟嵘看法的,如“方驾曹刘不啻过”(《杜甫《奉寄高常侍》);“曹刘坐啸虎生风”(元好问《论诗绝句》);“刘桢、王粲诗胜于文”(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等。这些基本是钟嵘评论的后续。

    为什么刘桢后来并没有在建安之首?主要是因为风骨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标举的风格。钟嵘把刘桢看得很高,超过王粲,仅次于曹植。因为他是突出他的风骨。尽管他认为刘桢重风骨,不重其他,但还是认为刘桢不错。但这种审美风尚后来衰退了。正如唐代陈子昂《修竹篇序》所言:“建安风骨,晋宋莫传”,这表明风骨只是特殊时期的风格,如今已经成为过去时。

    其次,钟嵘的声音是较弱的一支。如前所述,在钟嵘之前的曹丕、曹植,与钟嵘同时代的刘勰并不特重刘桢。另外同期的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也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以曹植、王粲并提而不涉刘桢。而在他之后的萧纲在《与湘东王书》中论从汉到梁诗人时云:“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杨(雄)、马(司马相如)、曹(植)、王(粲),近则潘(岳)、陆(机)、颜(颜延之)、谢(谢灵运)。”与钟嵘所列诗人重合甚多,却有意去掉刘桢。故将刘桢视作建安之首,实在是钟嵘一家之言耳。

    而且,恰恰是钟嵘所总结出的刘桢的弱点“气过其文,雕润恨少”,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并成为人们批评刘桢的主要话语,因此影响到对他的价值认可。如“魏陈思下,仲宣散章,间有稚语”(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仲宣之诗过于公干”(《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四十四);“公干气紧,不如仲宣”(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等。特别是由于刘勰在文论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他将王粲视为“七子之冠冕”,在今天的文学史上,刘桢便毫无争议地排在王粲之下了。

 

参考文献:

(1)刘运好.《诗品》溯源析流的美学原则和内涵[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2):66.

(2)梅运生.钟嵘与诗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55.

(3)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586.

(4)袁济喜.六朝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81.

(5)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3335.

(6)张怀瑾.钟嵘诗品评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30.

 

[作者简介]周薇(1964-),女,江苏句容人,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原载:《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11月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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