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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审美中的生命精神

章尚正

中国山水文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湛,堪称天下无双。山水文学的繁荣肇基于古代文人的山水审美观:他们审视山水的焦点不在山水而在人生,其宗旨是透过自然美景凝神探索冥契自然之道的人生真谛。法国汉学家侯思孟有鉴于此,在其《山水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作用》中说:“在古代世界的两端,人都在寻求真理,但方式截然不同:在中国,人走向大自然的怀抱;在欧洲,人却背离大自然,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1]正因为中国古人笃信力行“体物悟道”式的山水自然审美观,故而由此凝晶的山水文学,就洋溢着中国人特有的生命精神,映照出远比山水世界广邈深邃的心灵世界,创造出较之欧洲自然文学历史更悠久、内涵更丰富、意义更重大的业绩。

 

山水乐生

 

山水是封建文人的生命绿色,其个体生命因青山绿水而洋溢着活力与乐趣。中国山水文学所焕发的生命精神中,最具本质意义的就是乐生精神,即以生为乐,乐对人生。这种乐生与古印度佛教徒的厌生、西方基督教徒的罪生判然有别,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客观世界的宏通意识与对自我生存的豁达态度,从根本上规范着古人的心性行为,使其始终执着于今生今世的生命欢乐,如苏轼朗然高吟:“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2]

中国古人的乐生精神大得江山之助。人生百年,本就是苦乐错综的交响曲;中国古代文士由于特别看重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讲究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之类的箴言自诫,就更显得步履维艰,忧苦万端。因为愈演愈剧的三千年封建君王专制,以取缔贤士能人的谠言正行为存在前提,它所需要的只不过是驯吏顺民,于是才愈高愈遭忌,志愈大愈多灾,历代怀才不遇、忠而被谤、赍志而殁的悲剧真是层出不穷,士人之身苦心苦就倍愈常人。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哪怕处境再困顿,悲苦再沉重,一旦步入山水清境,与天地自然之气相歙通,就神泰气畅,寻味到人生的欢乐价值。可以说,在魏晋文人蓦地发现自然美的独立、自在、审美的价值,并倾心尽力于山水文学创作之后,乐生便与山水结下了千年姻缘,形成了文人的一种心灵超脱模式:苦生——山水——乐生,即山水成为人生化苦为乐的净化场,如谢灵运在刘宋代晋后贬爵出守永嘉时,就遍游郡内河海山岳,《郡东山望溟海》云:“荡志将愉乐,瞰海庶忘忧。”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澳亚归舟杂兴》云:“荡胸海风和露吸,洗心天乐带涛听。此游也算人间福,敢道潮平意未平。”

山水而能诱发乐生精神,这是因为文人之为人,兼具自然人、社会人、文化人三重属性,而山水兼具形态美、氛围美、律动美等多重美感,能够赋予文人丰富的愉悦与启迪,导引文人彻悟生命的美好与归宿。首先,山水大自然千姿百态,五光十色,其新奇怪特足以耸人耳目,其声光形色足以怡人心神,任何一个健康的“自然人”都能凭其五官感受到这种形态美的魅力,何况才学游历均超轶常人的骚人墨客,他们自然更能领略到美与乐与生的玄妙对应,荀子已有“美意延年”[3]之说,后世山水作家更是纵情歌颂山水大自然的亲和乐趣,如左思《招隐》云:“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李清照《怨王孙》云:“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其次,山水大自然具有纯洁宁静的氛围美,对于目睹身历着社会上的尔虞我诈、特别是官场上的勾心斗角而身心疲惫的那些文人来说,这无异是涤垢疗伤、恢复心理平衡的“灵丹妙药”,有助于他们振奋精神,重新投入拯世济民的斗争,如岳飞《池州翠微亭》所云:“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好山好水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同时,也让他们意识到还有这一片神奇美丽的人间乐土,还有另一种洒脱轻松的生活方式,如苏轼《满庭芳》所云:“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古代文人把这一种人生欢乐称为山林者之乐,备加推赏,欧阳修《浮槎山水记》云:“夫穷天下之物,无不得其欲者,富贵者之乐也。至于荫长松、藉丰草,听山溜之潺缓,饮石泉之滴沥,此山林者之乐也。”最后,古代文人文化素养越高,越以天人合一为人生的至高至乐境界,而魏晋之后,玄学的兴起与山水审美意识的飞跃,推动朝野名士遵循庄子“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4]之路,徜徉于山水之间,从山峙水流、月落日出、春花秋实等自然律动美中,体悟到万物化育之自然、生死盛衰之必然、人生乐天之本然,一如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所云:“登东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

山水而乐生的极致是形成了中国文人的山水人生模式。乐生传统本无待山水而古已有之,如孔子曾赞许颜渊安贫乐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5]《周易·系辞上》云:“乐天知命,故不忧。”乐生传统又藉山水而衍展强化,孔子首肯舞雩风,又有乐山乐水之论,庄子有濠上观鱼之乐,以身原野、“无为有国者所羁”自快,儒道进退出处的价值取向尽管大相径庭,但自适其志、乐在其中的人生信念并无二致,体现了华夏人乐观、刚健、笃实的民族精神。魏晋之后,“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6],以山水文学的勃起为酵母,乐生传统迅即衍广为富有诗情画意、别蕴道机禅趣的山水人生。广大文人或终身隐逸于岩壑云泉,或逆境自放于山巅水涯,或寻机揽胜于名山大川,或朝夕徘徊于别业园林,人生的诸般哀苦,在山水胜境中得到了种种解脱,试举其大端,一则,文人们消解了“人生七十古来稀”的生命短促悲哀,弘扬自主命运的旷达意识,如苏轼放舟赤壁,反对“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认为“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7]二则,文人们消解了“渺沧海之一粟”的人生渺小感,张扬了我行我素的孤傲气格,如柳宗元登永州西山而精神升华:“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8]三则,文人们消解了“人生世上风波险”的忧患苦,以山水为复归真率本性的理想归宿,李白《山中问答》云:“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总之,由山水之美,寻获山水之乐,别创山水人生,经过千百年的文化积淀(其中山水文学熏陶之功厥大),古代高人达士将生命融入山水之中,追求符合物我为一审美理想的精神境界,视之为顺应自然之道的人生选择,这就把传统的乐生精神提升到了生命本原的高度,并使乐生山水成为贯注超越意识的持久而普遍的行为方式。

 

山水自由

 

山水文学所焕发的生命精神中,最具人格价值的是山水自由。自由乃伴随着文明进步而与日俱增的人生基本欲求,一部人类发展史,实质就是人类为了争取在自然界生存的自由、在社会上活动的自由与自我个性发展的自由而与天、与人、与自身斗争的历史。中国古代礼法之繁苛举世罕见,一部《十三经》中就有《周礼》、《仪礼》、《礼记》三礼,三纲五常、国律族规家法犹如一条条缚人的绳索,封建文人之不自由可想而知,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所讽“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其核心正是反对司马政权以名教箝制思想与言行的自由。古代文人争取人生自由、维护人格独立的途径,大抵如嵇康那样,暂时或永久地放逸于山林原野。魏晋名士云泉风流的划时代意义,就在于将庄子的“逍遥游”由理念妙想转化为人皆可为的人生实境,从此山水自由就成为历代俊杰的不懈追求,成为历代山水文学的永恒主题。

        古人所咏的山水自由,具有丰富的层次和深刻的意蕴,第一,山水自由表现为主宰自我行止的人身自由。封建文士内受事君报国、建功荣亲之类人生价值观的鞭策,外受三纲五常、礼乐刑名之类礼教官法的节辖,行动固不可擅便,连时间也无法自由支配,故而常有“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9]的失落与怨怅;哪怕暂免世事俗务,也会产生“又得浮生半日闲”[10]的兴奋与庆幸;如果有幸游览山川,更会触景生情,油然产生归隐逍遥之念,韩愈《山石》云:“当流赤足蹋涧石,水声激激风生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𩉜?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一旦激流勇退,更是全身心沉醉于自由自在的闲散生活,王安石《定林所居》云:“屋绕湾湾竹绕山,溪山却在白云间。临溪放艇依山坐,溪鸟山花共我闲。”

第二,山水自由表现为指点江山、谈古论今的思想自由。在连“腹诽”都可入罪的封建专制下,文人难有思想言论的自由,但人既然掌握了较多较高的文化知识,必然也就同时拥有了评断是非曲直的能力与冲动。在思想统制磐石下挣扎的封建文人,最终找到了借观景揽胜以申诉独立见解的曲折方式,这样,既将骨鲠之言一吐为快,又藉吟赏烟霞为保护色,努力躲避文网迫害。历代山水文学多咏史怀古之作,其中凡传颂千古的名篇杰章,大抵为志士仁人的愤世之作,必以寄慨深沉为特色,如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萨都剌《念奴娇·石头城上》、康有为《过虎门》,试录顾炎武《龙门》:“亘地黄河出,开天此一门。千秋凭大禹,万里下昆仑。入庙焄蒿接,临流想象存。无人书壁间,倚马日将昏。”诗中借歌颂夏禹斧劈龙门、导河入海的千秋功业,抒发了抗清复明失败后仍渴望英雄拯世的悲壮情怀。与咏史怀古之作相比,面对山河针砭现实者也许需要更大的胆魄,优秀之作如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辛弃疾《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

        第三,山水自由表现为归真返朴的精神自由。高贤达士步入山林,犹如赤子回归大自然母亲的怀抱,顿觉碧水澄心,白云宁神,挣脱名缰利索的羁束,升臻无忧无虑、无拘无束、无物无我的精神境界。古典诗词中渔翁形象之所以层出不穷,就因为它已成为寄寓文人自由精神的典型象征,“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11]“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12]“晚来风定钓丝闲,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13]这些渔翁诗词一脉相承的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孤傲峻洁,而这正是泯灭名利爵禄、贪嗔痴之类物欲杂念之后,遍诣精神自由的结果。

        第四,山水自由表现为自我人格得以独立发展的个性自由。人类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导致所有社会成员的个性充分自由的发展,而封建专制却要扼杀人的个性,它所需要的只不过是“御前数马,省中  树,不冠入厕,自以为罪”的“慎密人”,封建文人只有从社会复归自然,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人格的尊严、独立与自由。李白奉诏进京,就被迫充当宫庭侍从的角色,赋写《清平调词》之类颂词艳曲,重踏漫游天下之路,方能放开歌喉,傲然高吟:“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14]纵览千古文学,文人只有在醉吟山川时,方将个性中的疏放、狂傲、倜傥淋漓挥洒,如“且将浊酒伴清吟,酒逸吟狂轻宇宙”,[15]“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16]

        山水文学所反映的山水自由显示了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一种独特形态:他们在意念中成功地把山水营造成了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净地乐土,人们越是强化山水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就越是燃炽起复归自然的热望,不但以亭、阁、台、榭、碑、铭、诗、文等人化了自然,使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更以山水风云“疏瀹五脏,澡雪精神”,将心性灵魂自然化,悟得人生的自然本质与归化自然的理想归宿;这种启迪于自然山水的生命意识,导引文人热爱山水,寄情山水,逍遥山水,使自己活得更为坚韧与充满生趣,最大限度地满足对自由人生的憧憬。当然也要看到,这种山水自由有着明显的时空局限性,又偏侧于自我精神意念,还往往以削弱社会进取性为代价,但自由毕竟是自由,山水自由作为封建文人惟一真实拥有的人生自由,它为文人们争得了一块生命的绿洲,对于其物质生命与文化生命的弘扬都具有无法估量与无可替代的价值。

 

山水创造

 

山水文学所焕发的生命精神中,最具人生价值的是山水创造。创造是文化人“天性”般的执着追求,因为文化本身即以不断创新为生命;创造是文化人实现自我的必然选择,孜孜追求乐生、自由等内外生存状态改善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合乎理想、合乎规律的自由创造。惟有创造,才能让个体生命突破固有的短暂与渺小,融入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进化历程中,造就生命的璀灿与永恒。历代文人在山水之境的创造,广涉文学、艺术、建筑、园林等多种学科领域,其中山水文学,无疑是参与人数最多、传世作品最丰、意蕴理致最大的创造成果。古代文人领受山水之赐越多,欲为山水留照扬名之念也就越热,所谓“不将新句记兹游,恐负山中清净债”[17]。魏晋以后,像这样以山水文学创作为神圣天职、为生命光华渐渐成为士林风习;不但乐游山水,而且乐为山水濡毫礼赞被山水作家提升到了安身立命的高度,成为一种自觉的人生追求,难怪山水文学入唐后能衍为文坛第一大宗,这与元后山水画跃为画坛主流可谓殊途同归。

        山水文学与其他文学相比较,多得天地山川之灵性秀气,堪称美感最为丰富。这首先表现为饶富山川风物之美。魏晋玄学对山水之风廓开了艺术地审视山水之路,玄言诗还导引出了山水诗,几乎从最初就奠定了山水意识中那种山水——人生双向流贯的审美思维方式。古代山水作家并不把山水大自然看作是游离于人之外、甚至与人对立的客体世界,而是把它看作与人相亲相和的统一体,如袁宏道所言:“天目山某等亦有些子分。”[18]故而其笔下的山山水水,倾注着作家的生活激情与生命意识,达到“一切景语皆情语”的人生寄托境界,成为其生命的有机组成。请看,古人笔下的山川风物之美,一则,美在有声有色,仪态万方,生动的景物表现中凝聚着作者的生命情调,如寓昂奋之意于雄壮美景:“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19]寓倜傥之气于奇险美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20]寓生命之爱于妍丽美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21]似此为山水写照传神,实质上是“以吾与古人之精神,俱化为山水之精神”[22],山水之精神即为心灵之精神。二则,山川风物美在有情有致,天人侔化,移情笔墨别有风味,如当人高兴时,“鸟歌花舞太守醉”[23];当人悲愤时,“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24;当人落魄江湖时,只有山水才是他最忠实的朋友:“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25];当投荒万死时,只有山水才能给人以精神慰藉,苏轼远贬海南,闻天籁而精神振奋,《遇清风急雨》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安知非群仙,钓天宴未终。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三则,山川风物美在有神有灵,恍如仙境,令人奇想纷呈。中国人羽化仙升观念由来已久,穆天子西上昆仑、秦始皇东寻三山即为访仙求丹,汉后道教兴起,寻仙的重心由天边渺茫之地移至周近实有之地,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说乃应运而生,李白遨游天下,如其自白,实乃“五岳寻仙不辞远”[26]。有些山水作家就据此神运四极,运笔渲染山皆有灵,灵且有性,如孔稚《北山移文》中,山灵作怒以拒假隐士:“于是丛条胆,叠颖怒魄,或飞柯以折轮,乍低枝而扫迹。”还有些山水作家把游乐之地直拟作尘外天界,如徐霞客登上金华金星峰:“夕阳已坠,皓魄继辉,万籁尽收,一碧如洗,真是濯骨玉壶,觉我两人形影俱异,回念下界碌碌,谁复知此清光?即有登楼舒啸,酾酒临江,其视余辈独蹑万山之巅,径穷路绝,迥然尘界之表,不啻霄壤矣![27]更有些山水作家持笔抒写山水清绝所引发的飞升快感,如苏舜钦游览苏州洞庭山:“予生平病郁塞,至此喝然破散无复余矣。反复身世,惘然莫知,但如蜕解俗骨,傅之羽翰,飞出于八荒之外,吁其快哉![28]山水之美一至于此,岂不令人心驰神往!

山水文学之美,其次表现为饶富山水人生之美。古代名士以拥有适性之山水为豪,谢灵运《游名山志序》云:“衣食,生之所资;山水,性之所适。今滞所资之累,拥其所适之性耳”。苏轼更是倡言山水乃天赐贬客逐臣之无尽宝藏,《前赤壁赋》云:“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古代文士走进山水的动因契机各不相同,有的是愤世嫉俗而践履初愿,如陶渊明《归园田居》自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有的是仕途颠踬而含愤归野,如辛弃疾《鹧鸪天·鹅湖归》云:“书咄咄,且休休。一丘一壑也风流。”还有的是久历蹭蹬而心志如灰,如苏轼海南放归作《儋耳》云:“残年饱饭东坡老,一壑能专万事灰。”值得注意的是,唐宋之后哪怕贬谪蛮荒之地,文士也不再像屈原那样自我憔悴,所谓“可笑灵均楚泽畔,离骚憔悴愁独醒。”[29]究其原因,除了社会性质与时代精神的差异外,还因为唐后的文人发现了山水与山水人生的美,发现了以文笔表现这种美的生命价值,“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30],故他们乐于以文载游,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莫不如此,贬谪反而成为他们跃居文学高峰的台阶,而千古贬谪文学也因此而别开生面。古人所津津乐道的山水人生,一则具有真率美。人归山水,就可以“兵符相印无心恋,洛水嵩云恣意看”[31],“蜡屐登山真率饮,筇竹穿林自在行。身闲心太平”[32],自有一种卸去束缚、洗净“铅华”之后的心灵透彻率真。苏轼贬黄州,“每风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载酒,乘渔舟,乱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闻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携徜徉而上。穷山之深,力极而息,埽叶席草,酌酒相劳。意适忘反,往往留宿于山上。以此居齐安三年,不知其久也。”[33]像这样真率的醉游与真诚的情谊岂庙堂之士所可得!故苏轼在《记承天寺夜游》文中矜然自得地说:“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二则,这种山水人生以疏放旷逸为精神旨趣,以诗酒游钓琴棋书画为生活内容,具有名士达人的清雅美。白居易贬官江州,作庐山草堂,自道其乐曰:“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两卷。乐天既来为主,仰观山,俯听泉,傍睨竹树云石,自辰及酉,应接不暇。俄而物诱气随,外适内和,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34]至于以诗吟诵这种山水清雅者更是俯拾皆是,如云:“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35]“夜渡酒酣千顷月,画楼棋罢一窗山。”[36]三则,这种山水人生参化儒道佛隐世避世出世之想,多以清静无为为宗尚,饶有超逸美。苏辙《黄州快哉亭记》云:“今张君(怀安)不以谪为患,收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瓮牖,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为什么贬居僻州而能山水自适?就因为他有“不以物伤性”之心。禀此超然物外之心,方能长葆天性之真,独得天人之和,超逸于山水胜境,袁枚《偕香亭、豫亭,登永庆寺塔有作》云:“身不登高眼不明,江山历历似围屏。何须僧借苍龙杖,天马行空自一生。”如上所述,山水文学所讴颂的真率、清雅、超逸的山水人生,为天下人树立了一种有别于官方钦定价值观念的人生风范,让天下之士多了一种人生选择,有道是“钟鼎山林各天性,浊醪粗饭任吾年。”[37]

山水文学之美,最后还表现为以情景圆融为至境的形式美,它为中国文艺中意境范畴的提炼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方面内容较丰富,现囿于篇幅,只好留待另文专论。

        综上所述,山水对于中国古代文人具有极其重要的生命意义,其适性畅神、澄怀观道、实现自我都迫切需要山水大自然;山水文学是中国古代文人山水审美与山水人生的艺术剪影,集中体现了哪怕身处逆境也竭力追求乐生、自由与创造的生命精神,是“诞生于一个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38]

 

附注:

[1]《中国山水的艺术精神》,学林出版社,第261页。

[2]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3]《荀子·致士》。

        [4]《庄子·知北游》。

[5]《论语·雍也》。

[6]刘勰《文心雕龙·神思》。

[7]苏轼《前赤壁赋》。

[8]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

[9]苏轼《临江仙·夜归临》。

[10]李涉《宿鹤林寺僧舍》。

[11]张志和《渔翁》。

[12]柳宗元《江雪》。

[13]朱敦儒《好事近·渔父词》。

[14]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15]韩偓《舟行见拂水蔷薇》。

[16]黄庭坚《水调歌头·瑶草—何碧》。

[17]苏轼《与胡祠部游法华山》。

[18]袁宏道《天目》。

[19]李白《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

[20]李白《望庐山瀑布水》。

[21]白居易《忆江南》。

[22]钟惺《蜀中名胜记序》。

[23]欧阳修《丰乐亭游春三首》。

[24]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25]李白《独坐敬亭山》。

[26]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27]《徐霞客游记·浙游日记》。

[28]苏舜钦《苏州洞庭山水月禅院记》。

[29]欧阳修《啼鸟》。

[30]柳宗元《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

[31]刘禹锡《酬思黯见示小饮四韵》。

[32]陆游《破阵子》。

[33]苏辙《武昌九曲亭记》。

[34]白居易《草堂记》。

[35]王维《竹里馆》。

[36]罗虬《郊卧》。

[37]杜甫《清明二首》。

[38]宗白华《美学散步·中国艺术意境的诞生》。

        

作者简介·章尚正 1949年生。安徽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中国山水文学研究》,发表论文数十篇。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秋之卷(总第21期)
发言者:??发表时间:2012-8-24 20:21:00??IP地址:116.25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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