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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意象派

旷新年

问题史

 

文学研究中比较文学研究侦探式的眼光使胡适文学革命与美国意象派的某些可疑的纠葛被过分地凸显出来。美国学者方志彤在《从意象主义到惠特曼主义的中国新诗:新诗试验的失败》提出,引发了文学革命风暴的胡适的“八不主义”受到了美国意象派诗歌运动中三篇有关的宣言与论文的影响:一、庞德的《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A Few Dont);二、洛威尔的《意象派宣言》(Imagist Credo);三、洛威尔的《现代诗的新面貌》(NewManner in Modern Poerty)。“总而言之,(胡适的)八项主张是受到了意象主义的启示,这是不容轻易否认的事实。庞德是一九一七年文学革命的教父,而洛威尔则是教母。”[1]于是文学革命的动力被作为问题提了出来。周纵策和夏志清等人的有关论著也反映了类似的关注。

        王润华《从“新潮”的内涵看中国新诗革命的起源》将胡适与意象派的问题作为“中国新文学史中一个被遗漏的脚注”郑重地加以重申。王润华指出,胡适在开始白话诗的尝试之前,已经写过六首英文诗,其中作于19157月的一首自由诗《夜过纽约港》(Crossingthe Harbour)的诗题和句子很像桑德堡《芝加哥诗抄》里的《港口》(The Harbour)。桑德堡的《港口》一诗发表在19143月出版的《诗刊》36期上。王润华认为,不仅胡适是《诗刊》的忠实读者,在创作上受其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意象派诗论构成了胡适文学革命理论的内容,意象主义理论被移植到了“八不主义”之中。因此,他结案道:“美国诗运的确曾经对胡适的文学革命思想提供过直接的启发和影响。这个事实,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不可不附上的一个脚注。”[2]这篇论文带有勘案的性质,将文学史上一个“沉冤旧案”重新揭发出来。

        在王锦厚著《“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文学专著中,作者认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就是在美国新诗运动,特别是意象派诗歌运动的影响下产生的。”“胡适参考意象派诗歌运动的宣言、理论,逐渐形成了他的一套改良文学的方案。”他说:“试将胡适文学革命的八项主张与意象派诗歌运动的主张作一比较,……岂止是‘相似之处’多,可以说全是从意象派那儿移植过来的。”[3]王锦厚爬梳了历来文艺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对于这一问题的评论和研究,有意地从问题史的角度对胡适和意象派的关系作了探讨与肯定。

 

“新潮”中的意象派

 

1910年至1917年胡适留学美国的时期,正是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等各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年代,从维多利亚氛围笼罩之下冲决而出的美国文学也开始进入了成年时期。而从整个世界范围内来说,1910年胡适进入美国的时候,现代主义运动方兴未艾。19世纪现代化的猛烈发展使20世纪初的人们强烈地感受到这些震撼性变化所带来的强大冲击。同时,长期以来被公众普遍接受的权威和规范在越来越多的挑战之中迅速地丧失了合法性。

        这个时期,由于旧的权威和生活准则的迅速崩溃与失效,文学艺术在拓展人们的思想意识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12年作为对于19世纪的文学形式、观念与习惯的告别和新的文学思想与运动的迅速高涨而成为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在这时候都发生了某种变化,“新”是概括这一变化的最适当的词,新的诗歌、新的小说和新的戏剧产生了。191210月,门罗小姐创设《诗刊》杂志,将以前许多名不见经传的诗人介绍于世,如马斯特、桑德堡、弗洛斯特和罗宾逊等。同时,《日晷》、《七艺》等各种文学杂志将酝酿已久的新诗运动如洪水一般推出。美国诗歌的解放者是惠特曼。诗歌的题材和形式早已在他的手中得到过试验。他对诗歌的精神和形式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在诗歌的形式上,他打破了格律的束缚而开创了自由诗的传统;在诗歌的精神内容上,也以强烈的民主精神走近普通人民。美国新诗运动中的诗人也同样将诗歌的题材瞄准平凡的日常生活,采用日常用语和自由诗体写作。意象派就是在这样一种无视权威和充满骚动的反叛的文学氛围之中出现的。

        意象派的早期历史可以追溯到英国的休姆。他在1907年研究过柏格森、古尔蒙和戈蒂埃。1908年,他开始形成自己的诗歌理论,并且在他的周围聚集起来了一个伦敦文学界的小团体。1909年,庞德在伦敦参加了休姆的团体。他开始成为这群革命性诗人的领袖,并且把他们组织起来,通过《诗刊》以及其他文学杂志将他们的文学主张传播出去。意象派的主要成员,除庞德之外,还有阿丁顿、弗林特、希尔达·杜利特尔(H.D.)和洛威尔。19133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了意象派的第一次重要理论宣言,即弗林特的《意象主义》和庞德的《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19143月,庞德编辑出版了一本意象派诗选。后来庞德与意象派的活动疏远,洛威尔取而代之成为了意象派的首领,并且在19154月出版了她编辑的第一本意象派诗选,洛威尔写了《意象派宣言》作为书的序言。这篇宣言和庞德的《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构成了意象派诗歌的基本理论。意象派反对浪漫主义诗歌末流那些伤感造作、空洞冗长的诗歌。意象派诗人打破了传统诗歌在题材上的限制,更新了诗歌表现的形式。意象派诗歌运动尽管是美国现代诗歌史上联结松散而又非常短暂的文学运动,然而,它对于现代诗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新潮”的揭露

 

在探讨有关胡适和意象派关系的问题时,王润华对于“新潮”一词极为敏感。他说新潮“简直变成新文学运动发动的前夕,一句机密性的‘暗语’”。[4]1915917日,胡适写了一首长诗,送别从西北大学毕业后正要转校到哈佛大学去的梅光迪,其中有这样的字句:“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上,文学革命其时矣。”[5]在这里,胡适第一次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同时把它和“新潮”联系起来。

        19167月,胡适回纽约过绮色佳,与梅光迪等人有关文学革命的论争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在这场争论中,梅光迪将后来王润华所称为“机密”的“新潮”揭发了出来:

梅光迪列举的“新潮流”包括了从文学艺术到宗教哲学等各个方面。他指责胡适“剽窃”欧美当时狂澜横流的新流“以眩骇世人之耳目”。他尤其不满胡适的白话诗主张:“盖今之西洋诗界,若足下之张革命旗者,亦数见不鲜。”他认为,诸如未来主义、意象派、自由诗以及文学艺术中的各种颓废派倾向正是胡适的“俗话诗”一类的东西。[6]几天之后,梅光迪在信中再次攻击“新潮流”。他这次提及的“新潮流”,是指19世中叶浪漫主义文学没落之后的“颓废派”,如英国的王尔德、法国的魏尔仑、波特莱尔等。“近日其风乃盛于美”,“康布利基女诗人Amy Lowell(艾米·洛威尔)为之雄”。[7]后来他于1922年在《学衡》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评提倡新文化者》一文中,指责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非创造家乃模仿家”,“言文学则袭晚近之堕落派,(The Decadent Movement如印象、神秘、未来诸主义,皆属此派。所谓白话诗者,纯拾自由诗Vers libre及美国近年来形象主义lmagism之余唾。而自由诗与形象主义,亦堕落派之两支,乃倡之者数典忘祖,自矜创造,亦太欺国人矣。)[8]

        在《学衡》杂志第一、二期上刊载的《评〈尝试集〉》的长篇论文中,胡先骕说,“欧洲之印象诗”“但求官感之快乐,不求精神之骞举,一方面则本浪漫主义破除一切之限制,不问事物之美恶,尽以入诗。在欧美则有Edgar Lee Masters所著之‘Chicago’等劣诗。在中国则有胡君之《威权》、《你莫忘记》、沈尹默《鸽子》、陈独秀《相隔一层纸》(《相隔一层纸》作者是刘半农——引者注)。”吴宓曾经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的《论新文化运动》的论文也在《学衡》杂志上重新刊载。在文中,吴宓首次运用“比较文学”的知识指出:“中国之新体白话诗,实暗效美国之Free Verse。”[9]

梅光迪、胡先骕和吴宓是学衡派的主要成员,是胡适同时代的留美学生。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胡适文学革命和白话诗试验的世界背景,并把中国的新诗和美国新诗运动联系起来。然而,学衡派对于“新潮流”的理解十分宽泛,包括浪漫主义以下广泛的现代政治、文化和文学思潮。至于胡适在文学上所受的“新潮流”的影响,他们主要是看重现代主义标新立异的背景以及胡适的白话诗和美国“自由诗”的相似,却并没有像后来的比较文学学者那样言之凿凿地指证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直接承受了意象派的哪些影响。

        将胡适和意象派的关系真正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问题来提出是梁实秋著名的长篇论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在这篇文章里,梁实秋最早把胡适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和意象派的“六条戒条”联系起来。梁实秋说:

 

我以为白话文运动的导火线即是外国的影响、近年倡导白话文的几个人差不多全是在外国留学的几个学生,他们与外国的语言文字的接触比较的多些,深觉外国的语言与文字中间的差别不若中国言语文字那样的悬殊。同时外国也正在一个文学革新的时代,例如在美国有一部分的诗家联合起来,号为“影象主义者”,罗威尔女士与佛莱琪儿等属之,这一派唯一的特点,即在不用陈腐文字,不表现陈腐思想。我想,这一派十年前在美国声势最盛的时候,我们中国留美的学生一定不免要受其影响。试细按影象主义者的宣言,列有六条戒条,主要的如不用典,不用陈腐的套语,几乎条条都与我们中国倡导白话文的主旨吻合。所以我想,白话文运动是由外国影响而起。随着白话文运动以俱来的便是新式标点,新式标点完全是模仿外国,也可为旁证。[10]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里引述了梁实秋的观点。在他的新文学史的讲义提纲里讨论文学革命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强调了“美国影像派(或译形象主义、幻象派)的影响”。[11]

1916821日,胡适在《留学日记》中已经完整地具列了《文学革命八条件》。这也就是后来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不主义”的内容。大约在1916年底,胡适在《留学日记》中剪录了《印象派诗人的六条原理》,并加注说:“此派主张,与我们主张多相似之处。”[12]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的“八不主义”和洛威尔的《意象派宣言》的六条戒条有相似之处,可是却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处理问题。吴宓在《中国的旧与新》中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吴宓指出,如果说在一战时期,西方诗歌仅被视为一种生活的装饰,孩子们幻想的游戏和无害的消遣方式,自由诗人们很可能会自我放任。然而,中国的新诗人及其追随者在“文学革命”的旗号下所做的远非如此。他们使人想到西方浪漫主义对于古典主义的反叛,想到雨果、戈蒂埃以及其他1830年的法国浪漫主义者。他说:

 

中国也有自由诗人,所不同的是,美国的自由诗人是法国象征主义者的二手货和过时的模仿者,中国的新诗人从他们的美国前辈那里找到了自己的模式与灵感。同样还有目的上的差别:美国的自由诗人仅仅致力于满足他们审美的需要,而他们的中国兄弟则自以为是在从事为民族争光的重要改革事业。[13]

 

吴宓发现美国的自由诗人出于美学目的,而中国的文学革命则和现代化运动以及社会改革结合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五六十年代夏志清在其论著中赞同并引述方志彤的观点,认为意象派对于胡适的白话诗起了“直接引发”的作用。但是后来他却推翻了这种看法。他说:“方志彤(Achilles Fang)以还,好多学者(连我自己在内)认为胡适提倡白话诗,是直接受了‘意象派’诗人Imagist Poets的影响。其实他‘文学革命’的主张建立于对中国以及欧西诸国文学演变史的了解,与当时英美诗界的革新运动是无关的。”[14]

胡适的文学革命同作为一种美学试验的意象派不同,它不仅关乎写作的技巧,而且是一整套更为宏大的文学改革方案。胡适的白话诗不仅是美学上的试验,而且是为现代文学寻找最普遍的语言工具。他所借鉴的是但丁、路德和欧洲国语文学的历史。在《尝试集》的序言中他回忆倡导文学革命的经过以及与梅光迪的争论时说:

 

我主张的文学革命,只是就中国今日文学的现状立论;和欧美的文学新潮并没有关系;有时借镜于西洋文学史,也不过举出三四百年前欧洲各国产生“国语的文学”的历史,因为中国今日国语文学的需要很像欧洲当时的情形。[15]

 

1917年题为《新派美术》的一段札记,可以看出胡适并不关心和理解现代主义:“欧美美术界近数十年新派百出,有所谓Post-ImpressionismFuturismCabilsm种种名目,吾于此道为门外汉,不知所以言之。……虽不能深得其意味,但觉其中‘空气’皆含有‘实地试验’之精神。其所造作或未必多有永久之价值者,然此‘试验’之精神大足令人起舞也。”[16]所谓“新潮流”对于胡适文学革命重要的影响当作如此理解。如果说胡适的文学革命受到了意象派以及现代主义“新潮流”的影响,那么主要不是其具体的理论主张,而是现代主义那种“试验”的精神与氛围的鼓荡与刺激,给予了胡适文学革命以启发与勇气。

 

文学革命探源

 

胡适文学革命理论主张的形成有一个具体的过程。19162月,他在《留学日记》中列出了文学革命八项主张中的三项:“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求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避之。”他认为“三者皆以质救文胜之弊”[17]19164月,在《吾国文学之三大病》的札记里,他又说,“吾国文学大病有三”:“一曰无病而呻。”“二曰摹仿古人。”“三曰言之无物。”[18]这样,与他文学革命相关的主张一共有了五项。19168月他已经完整地列出了“新文学”的“八事”,即《文学改良刍议》的基本内容。

        胡适的文学革命的八项主张几乎都可以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找到直接的根据或类似的议论。他对“言之有物”一再强调和对于“质”的重视,鲜明地显示了“修辞立其诚”和“辞达而已矣”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学思想的背景。“不摹仿古人”一条即使在韩愈和顾炎武等正统的文人学者那里也是一种很突出的观点,“须讲求文法”在晚清成为了一种明显的要求,出现了以《马氏文通》为代表的现代语文著作,刘师培开始用西方的文法观念来批评中国传统诗文。“不作无病之呻吟”与“务去烂调套语”更是传统文论中习见的常论。“不用典”一条在钟嵘的《诗品》中就可以找到。“不讲对仗”一条更直接受惠于晚清诗界黄遵宪等人的理论创作以及胡适自身创作中的探索经验,“不避俗字俗语”在晚清白话文运动中已经成为一种明确的历史要求。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胡适文学革命的基本思想和理论都能够从中国传统文学那里找到它们的渊源,并且甚至是反映着从孔子到韩愈、白居易、顾炎武和章太炎等正统的文学观念;同时也从晚明公安派和晚清文学革新运动那里吸取了活力,进行了总结和综合,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文学革命的基本思想。

        文学革命的思想理论在晚清已经有呼之欲出之势,因此,浦江清在《王静安先生的文学批评》一文中就认为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不过是发挥和阐扬了王国维的观点,“胡氏生后于先生而推先生之波澜者也”。[19]周质平在《胡适文学理论探源》一文中反驳了当代学者过分重视胡适文学思想所受西方理论影响的倾向,从而强调“胡适在文学理论上,无论受到了多少欧美意象主义的影响,骨子里也依旧是中国人的观点,处处透露出一种本土的气息。为胡适文学理论探源,必须抓住这个关键,才能找到他的源头。”[20]

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运动是建立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要求和对于欧洲文学的历史演变规律的观察之上。它以白话文为中心概念,以现代进化论为理论武器。胡适的文学革命作为一个理论系统来看和意象派有着很大的不同。无疑在胡适文学革命理论的形成中,传统的文学思想起着非常重要的支援和制约作用,尤其明显地承受了晚清以来文学革新思想的影响。他的白话诗试验也是紧趋晚清诗界革命的步武,而不是受意象派的点化。也正因此,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的白话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21]虽说是最早尝试,但是“变化最迟缓”。[22]胡适的白话诗是他在晚清诗界革命的后面冥行苦索、孤独试验的过程,正因为胡适的白话诗是从传统的诗界革命摸索、滚打出来的,所以才有这么一段曲折的变化历程。相反,后起的郭沫若直接从模仿惠特曼、泰戈尔、歌德等外国诗人入手,很快就写出了地道的新诗。这里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在理论目标上的差异。而胡适本身从白话诗到真正的新诗的转变则很明显地受惠于意象派诗歌及其理论。

 

意象派与新诗

 

意象派和胡适的文学革命的发生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意象派却确实是促使胡适从白话诗转变到新诗的一个重要因素。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意象派的宣言并不一定有什么亲缘关系,可是胡适的《谈新诗》却明显地反映着意象派诗论的影响。胡适说,从1917年秋到1918年底,他的白话诗仍然还只是一个自由变化的词调时期。从此以后,他的诗才“渐渐做到‘新诗’的地位。”《关不住了》一诗是他“‘新诗’成立的纪元”。[23]《关不住了》是19192月翻译的美国女诗人莎拉·替斯代尔的“Over the Roofs(《在屋顶上》)

        在诗歌表现形式上,意象派倾向于自由体诗,他们用现代诗歌的“节奏”代替了古典诗歌的“格律”。庞德说:“你的节奏结构不应该损毁你文字的形状,或它们自然的声音和意义。”[24]洛威尔的意象派的六条原则包括“运用日常会话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节奏”。[25]洛威尔说:“正是‘节奏’这一点迷惑了许多评论家,最后一些人全给搞糊涂了,甚至说意象主义者抛弃了节奏,而节奏恰恰是他们技巧中最重要的特点。自由诗的定义是:一种建筑在节奏上的诗。因为我们讨论的不是调子而是节奏,这是起伏和节奏的完美的平衡感。”[26]胡适抛弃了五七言的句式,提出了“自然的音节”的主张,创造现代自由诗。胡适说:“诗的音节全靠两个重要分子:一是语言的自然节奏,二是每句内部用字的自然和谐。至于句未的韵脚,句中的平仄,都是不重要的事。语气自然,用字和谐,就是句末无韵也不要紧。”[27]“自然的音节”的提出使胡适脱离了白话诗尝试的阶段,真正做到了“诗体的大解放”,把握了现代诗的本质,完成了新诗的革命。

        胡适“自然的音节”的采用和“诗体的大解放”是一个非诗化的过程。然而,意象化却成为了胡适重建诗歌本体的过程。意象成为了胡适诗论的一个重要观念。意象派反对浪漫主义的感伤和夸饰,反对抽象,主张用具体的意象来直接呈现事物。洛威尔说:“呈现一个意象(因此我们的名字叫‘意象主义’)。我们不是一个画家的流派,但我们相信诗歌应该精确地处理个别,而不是含混地处理一般。”[28]意象派与其说是一个严格的诗歌流派,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诗歌表现技巧,一种处理事物的方式。胡适说:“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凡是好诗,都能使我们脑子里发生一种——或许多种——明显逼人的影像。这便是诗的具体性。”他说李商隐的“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之所以不像诗,是因为抽象说理,不能引起“明了浓厚的影像”。而“绿垂红折笋,风绽雨肥梅”、“芹泥垂燕嘴,蕊粉上蜂须”、“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之所以是好诗,是“因为他们都能引起鲜明扑人的影像”。他不满当时报刊上发表的许多新诗,认为主要的毛病就是不能用具体的写法,是“抽象的题目用抽象的写法”。[29]胡适还用意象派的理论来解释传统诗歌中“套语”的诗性功能。他认为,套语“本来不过是具体的字,有引起具体的影像的目的”。他说:

 

有许多套语(竟可说一切套语)的缘起,都是极正当的。凡文学最忌用抽象的字(虚的字),最宜用具体的字(实的字),例如。说“少年”,不如说“衫青鬓绿”;说“老年”,不如说“白发”,“霜鬓”;说“女子”,不如说“红巾翠袖”;说“春”,不如说“姹紫嫣红”,“垂杨芳草”;说“秋”,不如说“西风红叶”,“落叶疏松’。……初用时,这种具体的字最能引起一种浓厚实在的意象。[30]

 

胡适在《谈新诗》一文发表前后大谈“影像”、“意象”,明显地受到了意象派理论的影响。“影像”、“意象”这两个名词本身很明显是从Image翻译过来的。

        我们可以说以《谈新诗》为代表的胡适现代诗歌理论的建立受到了美国意象派的影响,尤其是其“自然的音节”的主张抓住了现代诗歌的本质,完成了现代诗歌的革命,给予了现代诗歌表现上的自由;然而另一方面,意象理论在胡适诗论中带有明显的外缘性。它在胡适的诗歌理论的发展中缺乏一种必要的内在依据。首先,从诗歌的传承上说,胡适由晚清诗界革命所上接的是“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宋诗传统。美国意象派视境中的“中国诗”其实是“唐诗”,而胡适更能欣赏的却是宋诗的理趣。在《白话文学史》中,他赞赏的不是李白,而是杜甫;而杜甫,他欣赏的又只是杜甫的议论和打油诗。他甚至认为嘲戏诙谐是杜诗的“诀窍”。他说:“不能赏识老杜的打油诗,便根本不能了解老杜的真好处。”[31]他讲唐诗看重的是从杜甫到白居易的传统,并贬斥李商隐一派的诗歌。所以后来废名在《谈新诗》中才有意地努力将新诗和李商隐一派连接起来。因此,从根本上说,胡适是倾向于“以文为诗”的宋诗的。其次,从胡适的理论和创作的整体来说,尽管胡适在《谈新诗》等诗论中大谈“意象”和“具体的写法”,可是却缺乏理论和创作内在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尝试集》恰恰代表了五四新诗的抽象议论和说理的倾向。朱自清说:“胡先生所提倡的‘具体的写法’固然指出一条好路。可是他的诗里所用具体的譬喻似乎太明白,譬喻和理分成两橛,不能打成一片;因此,缺乏暗示的力量,看起来好像是为了那理硬找一套譬喻上去似的。”[32]

胡适通过对于意象派诗歌理论的接受与阐释,为建立现代诗歌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自然的音节”的主张提出造成白话诗到新诗的转变,使新诗真正获得了现代诗歌的品质。在新文学的第一份新诗刊物《诗》月刊上,刘延陵曾经专文介绍了以意象派为核心的美国新诗运动,来支援和推动中国的新诗运动。他说:

 

“新诗”The New Poetry是世界的运动,并非中国所特有:中国诗的革新不过是大江的一个支流。现在中国还有逆这个江流而上的人,我想如把这支水的来源与现状告诉他们,且说明他现在的潮流是何种意义,这或者也能令一般逆流的人觉醒一点。

 

他把中国的新诗革命放到世界新诗运动的潮流中来加以辩护和肯定。他尤其注意到意象派的诗歌运动和理论。他介绍了意象派的六条原理。在其中第四条“求表现出一个幻象,不作抽象的话”下加注说“详见胡适之先生论新诗”。[33]他注意到了胡适《谈新诗》等诗论和意象派诗论的明显的相似之处。

 

附注:

[1]Achilles Fang From Imagism to Whitmanism in Recent Chinese Poetry A Search for PoeticsThat Failed.Indiana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Oriental-Western Literary Relation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1955)PP.177-189.

[2]王润华《从“新潮”的内涵看中国新诗革命的起源——中国新文学史中一个被遗漏的脚注》,《中西文学关系研究》,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8年。

[3]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239-242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

[4]王润华《从“新潮”的内涵看中国新诗革命的起源》。

[5]胡适《藏晖室札记》卷十一,《胡适留学日记》78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

[6]梅光迪《致胡适函》(1916.7.24),《有关胡适提倡新文学的几则史料》,《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又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

[7]梅光迪《致胡适函》(1916.8.8),《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452页,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

[8]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1(11922)

[9]吴宓《论新文化运动》,《留美学生季报》8l(31921);又《学衡》第4(41922)

[10]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合刊本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11]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文艺论丛》第14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12]胡适《藏晖室札记》卷十五,《胡适留学日记》1073页。

[13]Wu MiO1d and New in China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16 3(Janulary 1921)

[14]夏志清《新文学初期作家陈衡哲及其作品选录》,《现代文学》复刊第6期。

[15]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文存》一集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

[16]胡适《藏晖室札记》卷十六,1137页。

[17]胡适《藏晖室札记》卷十二,844页。

[18]胡适《藏晖室札记》卷十二,893页。

[19]毂永《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3(1928.6.11)

[20]周质平《胡适文学理论探源》,《胡适与鲁迅》,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8年。

[21]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文存》一集卷一。

[22] [23]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胡适文存》一集卷一。

[24]庞德《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彼得·琼斯编《意象派诗选》,裘小龙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6年。

[25]洛威尔《意象主义诗人(1915)序》,《意象派诗选》。

[26]洛威尔《意象主义诗人(1916)序》,《意象派诗选》。

[27] [29]胡适《谈新诗》,《胡适文存》一集卷一。

[28]洛威尔《意象主义诗人1915序》,《意象派诗选》。

[30]胡适《读沈尹默的旧诗词》,《胡适文存》一集卷一。

[31]胡适《白话文学史》344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

[32]朱自清《诗与哲理》,《新诗杂话》24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

[33]刘延陵《美国的新诗运动》,《诗》12(21922)

 

作者简介·旷新年 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文学博士,北京市文联研究部副研究员。著有《1928:革命文学》、《现代文学与现代性》等。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秋之卷(总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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