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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旅行到文化交流

王进

1827年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时代即将来临,到198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复兴,比较文学经历“学科定义困难”、“研究对象难辨”、“比较方法宽泛”等学科危机,形成旗帜鲜明的法国“影响研究”与美国“平行研究”两大学派[1]。随着西方“后时代”的到来,欧美学派的西方中心主义受到猛烈批判,韦勒克再次论述比较文学的危机,苏珊·巴斯奈则宣称比较文学已是“明日黄花”。比较文学又一次被推回到学科理论的十字路口。中国学者在比较文学实践中,将其纳入“文化交流”范畴,提出“双向阐发”研究模式,以理论旅行实现文化比较目的,求得文化转向对比较文学的救赎。通过“阐发研究”与“文化比较”,比较文学唤醒话语差异与文化身份的意识,但在现实语境中,话语问题倒成为“阐发研究”的理论危机。本文从文化研究角度,对中国“阐发学派”进行梳理,就“阐发研究”的文化意义与理论困境进行深入探讨,提倡“阐发研究”在历史性研究的基础上积极转向本土文化实践,在“求同”理想的溯求中探寻对“存异”现实的深刻理解,最终实现理论旅行的文化交流目的。

 

一、文化交流:“阐发研究”之缘起

 

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界定一直是棘手问题。有人排斥不同文学之间的可比性,质疑比较文学的学科独立性,认为其属于总体文学或国别文学;有人主张沿袭欧美学派,将中国比较文学直接纳入西方学术轨道[2]。学界对“可比性”的过分执着,于比较文学的界定来说并无益处。忽视文本细读与文化阐释,比较文学只会陷入文本关联性的符号游戏。从1980年代初产生的“阐释法”到1990年代成熟的“双向阐释”理论,借用理论的旅行研究文学现象,将比较文学重新拉回文学研究的轨道,突出文学文本的文化视域,逐渐形成比较文学的阐发研究模式。

        借用异质理论对本土文学研究的做法,从隋唐期间佛经对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涉入到近代西方思想对中国文学批评的介入,阐发研究的实例并不少见,但是作为研究方法而获得理论上的重视,要归功于1980年代台湾与海外学者的学术远瞻。1978年台湾学者古添洪首次提出“阐发法”是“利用西方有系统的文学批评来阐发中国文学以及中国文学理论”[3]。余国藩也注意到:“旨在用西方文学批评的观念和范畴阐释传统中国文学的运动取得越来越大的势头”[4]。杨周翰则认为“阐发法”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一个特征”[5]1990年代后国内学者达成共识,即批评阐发研究决不是单向而是双向对话,借鉴外来理论,必须按照民族文学特征加以改造,在中西文化之间应保持一种中庸的态度。曹顺庆继而提出,双向阐发包括文学理论对文学现象的互相诠释、理论对理论的阐发、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应遵守“跨文化”、“对等”、“有效性”及“互动原则”[6]

        中国文学现象是本土文化的经验显现,而西方理论是异质文化的认知模式。阐发研究利用理论旅行进行文学现象的相互阐释,是以两种“文化逻辑”的错位作为前提,而文学经验与认知模式的错位,倒可以避开“可比性”的困扰,达到某种换位的阅读效果。错位阅读,表面上是异质文化对本土经验的误读,实际却是文学研究中文化意识的回归。“文学可比性”问题,困扰着部分学者的研究视角,致使他们过分关注文学经验的对应或关联性,却忽视错位阅读对文学受众的意义。有些学者认为阐发研究在本质上没有超越美国平行研究,不愿承认其本体论地位;更多学者表现出的是对错位阅读的不理解,认为它是理论滥用与文化误读[7]。实际上,将经验与理论错位研究的最终旨趣,与其说是文本解读层次的实体论建构,倒不如说是文化误读层次的方法论创建。通过“双向阐发”,中国比较文学,在西方学派的学科危机中总能独辟蹊径,回避影响关联性与主题关联性困扰,实现比较文学的文化意识回归。

        如果说季羡林当初将比较文学纳入“文化交流”,未曾关注文化误读的方法论意义,乐黛云则深谙文化误读的双面性:“文化误读不仅难于避免,而且往往在文化发展中起着好的推动作用。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文化误读都会产生积极作用”[8]。文化误读作为文化差异的必然产物,阐发研究则利用文化误读加深对文化差异的理解。借用异质理论分析本土文学,它采用差异的视角重新认识本土文化,为文化交流提供换位思考的阅读,并获得异质文化的阅读体验;在本土与异质文化的错位中,在两种阅读体验的碰撞中,它期盼不同文学之间的换位理解,提倡相互尊重和宽容。实际上,阐发研究与文化交流存在着互相依存、互为前提的关系。一方面,阐发研究缘起于文化交流的要求,其旨趣是通过错位阅读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另一方面,文化交流反过来也是阐发研究的先决条件,只有不同文化之间实现平等交流,文化误读才具有实践意义,才能通过理论旅行促进文化的比较,真正对两种文化的发展起推动作用。

 

二、理论旅行:“求同”与“存异”

 

阐发研究期盼文化对文学的救赎,以文化交流为皈依;而文化研究的发展,以对话意识为目的。比较文学“讲究平等的态度,通过对话方式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以求共识”,本土与异质文化之间必须实现平等交流,否则阐发研究就落入东方主义话语陷阱,借用西方理论的文化误读也落得“自我东方主义化”下场。身份意识的苏醒,要求“双向阐发”,而西方理论在阐发研究中的独白现状,表明理论借用与价值趋同不能回避现实差异,并不能改变本土文化的失语困境。

        钱钟书指出,比较文学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以求共识”。[9]考虑到文化交流的宗旨,阐发研究的目的不仅是文学的共通性,更是文化差异与自我意识,即“求异”乃“求同”之终极关怀[10]。文化共通是平等对话的基础,而差异意识却是文化对话的旨趣。国内学者强调“对话”意识,要求阐发研究实现双向交流,与理论话语的两面性特征不无关系。异质话语通过理论的“合法”旅行可以为我所用,在与本土经验的错位阅读中达到交流目的;但理论旅行也可能服务于异质文化的征服,具有消解本土话语体系的潜在威胁。异质文化理论作为文化交流的中介,通过错位的阅读实现换位思考的目的,开拓本土的文化理论空间。在解读本土经验的同时,借助理论旅行引入西方批评视角,可以在文学与理论的阐发中达到全新的阅读体验,在“求同存异”中了解西方对于本土的认知结构。然而,如果将错位阅读当作通往西方学术的必由之路,乃至将其作为指导原则,则完全忽视“存异”的终极关怀,误解了阐发研究的旨趣。借用张旭东的话来说,“采用西方现存的、未经改写的,非还原性的知识体系,用这种体系的言说方式,对文本进行表层的解读,其结果必然是局部知识系统,认知方式与现实世界的错位”[11]

        本土文化如何在对话中把握理论旅行的正负效用,直接表现在“求同理想”与“存异现实”之间的斡旋。巴赫金指出对话是“‘我’与‘别人’对立的人与人的对立”[12],萨义德也说,每个时代和社会都要创造它的“他者”[13]’。称之为对话的活动必然是主体之间的双向交流,必定具有相互沟通的基础与相互区别的差异,而在西方文化处于中心的当下语境,如何保持“求同”与“存异”的平衡显得至关重要。对于本土文化的境遇,詹姆逊认为,“第三世界的文化和物质条件不具备西方文化中的心理主义与主观投射,正是这点能够说明第三世界文化中的寓言性质,讲述关于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时最终包含了对整个集体自身经验的艰难叙述”[14]。中国学者的阐发研究明显处于理论话语的尴尬处境:“借用西方的话语,面临着忽视本土文化特征的指责;拒绝西方的话语似乎又没有一套自身的话语来阐释我们的语言/生存。”[15]从借用西方理论的“阐发法”过渡到以文化交流为宗旨的双向阐发,文化对话似乎已经成为比较文学的主旋律,中西文化本该就此实现理论话语的相互旅行与交流,实际却是西方话语仍占绝对的权威地位,已渗透到本土文学的任何角落,甚至于西方汉学研究也被国内部分学者引为经典,似乎通过西方的理论可以达到与世界学术接轨的目的。以理论旅行为特点的阐发研究本身并无过错,通过理论借用与价值涉入确实可以加深文化之间的理解与交流,但如果将价值趋同视为唯一目标,就根本失去了阐发研究的文化意义,理论旅行也不再是文化“对话”,而只能是西方的话语独白。

        乐黛云曾感叹,百年来中国传统诗学没有实质性发展,而中西比较诗学中的话语问题始终无法解决。中国比较文学在现阶段可能也无法寻得与西方平等对话的理论话语,在比较诗学的幌子下往往不得不回溯古典思想,以逃避对当前文学经验的理论义务。在强弱文化对峙中,双向阐发也许只是中国学者的某种学术志向,而无法赢得西方学界对理论对话的热情;西方话语独白与本土文化失语的局面似乎无法回避,在话语困境中挣扎的阐发研究也就带有某种民族寓言的色彩。针对理论旅行的话语困境,王宁指出语言不是“失语症”与“失声症”的原因,理论创新的“失聪”才是重中之重[16]。理论借用并不能以抹杀差异和趋同价值为代价,阐发研究只是为本土理论创新提供一种文化交流平台,如果沉迷于理论旅行所带来的“平等对话”假象,它就失去对比较文学的救赎意义,完全落入理论失聪和实践失语的境地。换言之,理论借用与价值趋同不能回避文化差异,而只反映出本土话语的缺失与经验的匮乏。

 

三、转向“差异”:“理论危机”之突围

 

阐发研究,以理论旅行实现文化比较的目的,以文化转向实现对比较文学的救赎,而文化差异与身份意识的苏醒,又引起“理论求同”与“价值存异”的冲突,话语问题倒成了理论危机的导火索。阐发研究中的话语问题,无论是西方理论的独白,还是本土话语的失聪,从理论旅行的角度来看,反映了“求同”与“存异”原则的失衡;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则透露出“文化差异”观照中本土经验的匮乏。要解决理论的困境,就必须正确认识“求同存异”原则,在对文化差异的历史性观照中实现话语突围。

        萨义德认为,理论对应于历史和社会语境,理论从发源地被挪用,实质上是被“某种学术权威吸收、规化、非历史化到新的地域”[17]。理论是一种动态的生产过程,即以知识介入的方式在特定时期的文化与社会中形成的由历时性经验到共时性话语的过程。而在文化旅行中,西方理论将失去原初语境中的过程意义,而只能以静态的知识文本形式介入本土经验的阐发研究。一旦缺乏对西方理论的历史性认识,将其与文化语境剥离后直接运用到本土研究,以共时性文本取代历时性经验,以西方局部知识代替本土文学体验,必然造成认知方式对现实语境的叛离。这种错位阅读在文化对话的命运,不是西方话语在本土旅行中的独白,就是本土文化对西方理论的断然拒绝。

        如果对旅行中的理论缺乏必要的历史性理解,无论对西方理论是信赖也好,漠视也罢,反映出的是阐发研究中的话语独白、文化交流中的本土困境。究其原因,乃是由于本土文化在阐发研究中对“文化差异”缺乏观照,在“求同”“存异”失衡的状态下,难以保证有效的理论旅行与平等的文化交流。就“文化对话”中差异意识的重要性,张旭东指出“中国对西方理论的学习和借用往往并没有深入到它们和它们自身背后的预设性的知识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归根到底是历史性的,所以能否深入他人的历史性问题,实际上取决于我们自己对自身的历史性问题清晰到什么程度”[18]。中国理论的困境表面上是由于对西方理论的借鉴中缺失历史性认知,而归根到底乃是缺乏对本土文化语境的历史性建构。理论旅行的过程是其从历时性经验到共时性话语的转变过程,而在阐发研究的错位阅读中,以知识形态介入本土批评的西方理论,要经过一种从共时性话语到历时性经验的反向释放或阐释过程,在与本土经验的错位结合中恢复其对新文化语境的作用。在西方理论话语的转换与释放过程,对西方理论的历史性清算有助于恢复西方话语的历史维度,而对本土文化的历史性把握则是实现文化交流的重要环节。借用方汉文的话来说“,用对话来表达文化的交流和交往,历史与阐释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19]。只有在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历史性理解中,阐发研究才能增强对话语差异的敏感性、对文化比较的自觉性,在理论旅行中才能实现文化的平等交流。

        从理论旅行到文化交流,从“求同存异”到“历史阐释”,表明比较文学的阐发研究转向文化关怀的决然态度,但是文化差异的现实,尤其是强弱对立的文化语境,使得阐发研究表现出第三世界文化的某种寓言性质。张颐武认为,中国理论界应保持一种“后乌托邦”精神,即“对第三世界的母语与文化的捍卫,是对民族特性的争取。它是对民族对西方所压抑的‘潜历史’记忆的释放”[20]。理论与经验的错位阅读,不能脱离对西方理论话语与本土文化的历史性关注而达到一种自觉自愿的平等交流。对处于理论困境中的阐发研究而言“,理论求同”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学术理想“,话语存异”才是“后乌托邦精神”的现实旨趣。对文化差异的溯求应该是比较文学阐发研究的学术基点,也必定成为阐发研究对文化交流事业的终极关怀。或许正如阿尔蒙多·尼兹所言,比较文学就是一种学科理论的“苦修”过程[21]。从“求同”到“存异”,从“乌托邦理想”到“后乌托邦精神”,从理论旅行到文化交流,中国比较文学的阐发研究经历过理论与实践的“苦修”过程,通过文化比较的转向实现对比较文学的救赎,必将会在文化交流的基础之上介入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并以独特的中国视角丰富比较文学的国际舞台。

 

注释:

[1]季羡林:《中国比较文学年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2]刘象愚:《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再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6期。

        [3]古添洪:《中西比较文学:范畴、方法、精神的初探》,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比较文学论文选》,第43页。

        [4]陈淳、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42页。

        [5]杨周翰:《镜子与七巧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6]曹顺庆:《比较文学论》,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页。

        [7]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206页。

        [8]乐黛云:《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3页。

        [9]钱钟书:《钱钟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北师大比较文学研究组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2-175页。

        [10]刘介明:《比较文学方法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

        [11][18]张旭东:《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1985-2002》,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页。

        [12]巴赫金:《巴赫金文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97页。

        [13]Edward Said“Afterword”Orientalism.LondonPenguin Books1978pp.337-339.

[14]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页。

        [15][20]张颐武:《在边缘外追索:第三世界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38页。

        [16]王宁:《全球化与文化:对峙还是对话》,王宁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17]Edward SaidTraveling Theoryin Moustafa Bayou-mi and Andrew RubinedsThe Edward Said Reader.NewYorkVintage Books2000pp.195-217.

        [19]方汉文:《比较文化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2-313页。

        [21]阿尔蒙多·尼兹:《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6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人文学院)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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