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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评点的死亡论述

贺根民
内容提要 《金瓶梅》评点家发掘人类潜意识最隐秘的情感体验,反思当下的生命形态和生活存在,阐释死亡书写的审美意义和叙事功能,拓展了死亡书写的存在价值。他们以死亡叙事为基点,切入人类的生命意识和透析黑色幽灵的道德言说方式,建构一幅惩恶扬善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演变图景。
关键词 金瓶梅;小说评点;死亡

  世情小说《金瓶梅》以迥异于英雄将相的市井文字,细微地展现中国16世纪后期的社会文化风俗,它冷峻地体察平凡人物的死亡,绘制令人警醒的死亡画卷,以此透视势利社会的龌龊形态,体现作者对社会和人生的深沉思考。《金瓶梅》评点家前后相继、奇文共欣赏,挖掘小说文本死亡书写的话语指寓,以死亡叙事为基点,反思当下的生命形态和生活存在,切入人类的生命意识和透析黑色幽灵的道德言说方式,建构了一幅惩恶扬善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演变图景。

  一、现实死亡的伦理价值

  死亡是人类生命的终极形式,必然内孕一定的价值观念,它既是人类普泛的价值原则的具象反映,又是某一特定时代社会文化心灵的形象折射。死亡究其方式而论,大体可分为自然死亡和非自然死亡,非自然死亡又有被害(被杀)和自杀的分野。《金瓶梅》的死亡书写几乎涵盖了死亡方式的全部外延,尤重于自然死亡叙事,自然死亡以西门庆、李瓶儿为代表,被害则主要涉及武大、潘金莲、陈敬济等人,自杀尤以宋蕙莲、西门大姐、孙雪娥为著。《金瓶梅》是一部哀书,灰色世界的黑色幽灵吞噬着许多还算年轻的生命,西门庆33 岁、潘金莲31岁、李瓶儿27岁、庞春梅29岁…… 更多的小说人物因为欲望的纠结和挣扎,一个个被死神揽入怀抱,小说弥漫着凄怆哀艳的悲凉之雾。从一定程度上说,无边的欲望释放常常是死神光顾的借口,小说文首的《四贪词》就是一个有力的注脚。小说文本冷静地描绘世俗人物的欲望狂舞,对金钱的追逐、对女色的占有,无论是被蹂躏的女性,抑或坑害人的男性,他们都不可避免地走上人生闭合之路,而隐匿其间的悲剧潜流则显示了发人深省的道德指令。虽然,喋血心理因为文本的世俗取向而大面积削弱,《金瓶梅》所包孕的“万恶淫为首”积习却在发酵膨胀,一连串个体生命的消失,就是社会的毁灭,《金瓶梅》被涂上一层冷寂的灰色悲凉。

  死亡是现实人生的映像,生命终结是社会道德的实现方式。综观死亡叙事所展示的社会指寓,最大的伦理观照莫过于对生命的尊重。《金瓶梅》之所以能在《水浒》的主干上别有洞天,武大之死就是引发这一段情色故事的重要契机,评价武大之死也成为小说评点家道德情结的试金石。潘金莲勾搭上西门庆后,迁怒武大,小说叙及王婆教唆潘金莲以砒霜毒害武大,崇祯本批语载:“刽子手无此毒肠,老奸百剁不足赎矣。”[1]199王婆之流的马泊六勾当剥夺了武大的生存权利,蛇蝎之心的定位显示评点者的强烈道德谴责。迨潘金莲依照王婆嘱托调试砒霜入药,崇祯本眉批又论:“读此而不发指心裂者,非情也。”[1]199大凡性情中人,无不对此人性的丑恶而口诛笔伐,评点者认为作者下意识展示这撕心裂肺的场面,就是坦露人性丑恶而引导读者去集体鞭挞。张竹坡将武大之死纳入当下社会的道德评价系统,为人不仁、为妇不德、为邻不善,明显有悖于康熙一朝崇儒重道的德治文化理念。以西门庆为首的罪恶集团强制结束了武大的生命,正是世俗社会痼疾的必然反映,张竹坡数落众人之罪,分明是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关于讨伐害人者的罪恶, 文龙评点与崇祯本、张批本一脉相承,其云:“夫以潘金莲之狠,西门庆之凶,王婆子之毒,凡有血气者,读至此未有不怒发冲冠,切齿拍案,必须将此三人杀之而后快。何得轻轻放过,而令其骄奢淫佚, 放僻邪侈,无所不为,无所不至,快快活活,偷生五、六、七年。”[1]583-584以牙还牙、以血报血,唯有死神武松早早光临,手刃仇人,也只有作恶者尸横刀下,方能纾解评点者的心头之恨。文龙藉以这场富有感官刺激的生命剥夺仪式来认可小说作者的泄愤之说,愤激于恶人为祸却寿延的窳败社会,强化了道德惩诫的社会效应。

  社会伦理内蕴于生命的存在,以个体生命的变迁来唤起人类对情欲的节制,死亡便是一种有效的方式。情色顽主西门庆耽于淫色、呵佛骂祖, 异化为禽兽,以致油枯灯灭,宗教报应之说成为惩治人欲饕餮的主要手段。崇祯本以清醒的旁观者姿态论述西门庆的取死之道:“此菩提棒喝,须省,须省。”[1]363欲望泛滥境遇中的迷途羔羊不知回头,评点者援引宗教棒喝之说展示道德惩诫势能。无休止的欲望释放往往是死亡的催命符,西门庆自知命之将休,却满眼噙泪不舍金莲,崇祯本对此痛下针砭:“至死不悟,而犹作此态,真正犬豕。”[1]365西门庆至死未改对潘金莲的性依赖,全盘显示其沉溺欲海而不知自拔的禽兽本色,人退化为禽兽,这较之小说文本所设置的托生安排更显道德的谴责力度。张竹坡批本第79回回评云: “孝哥必云西门转世,盖作者菩心欲渡尽世人,言虽恶如西门,至死不悟,我亦欲化其来世。又明言西门庆等恶人,岂能望其省悟,除非来世也。”[1]538 官哥为花子虚所幻化,孝哥为西门之投胎,前生———今世———来世的三世之说显示宗教的劝惩效应。西门庆取死之道,亦为道德恶的必然归宿, 孝哥皈依佛门成为偿还其前世冤孽的救赎方式, 而从另一层面说,孝哥出家致使偌大家业拱手让与他人,就是一个莫大嘲讽。这适如弄珠客《金瓶梅序》所论:“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1]178只有心存道德之善,方不会堕落为禽兽。文龙从接受心境上对比西门庆与武大之死,“潘金莲杀武大郎,人为之寒心;潘金莲杀西门庆,人为之快心,盖西门庆本该死,又有取死之道。潘金莲以忌之者杀武大郎,以爱之者杀西门庆……是《金瓶梅》之死西门庆,不如《水浒传》之死西门庆,死得爽快也。”[1]640—641西门庆不丧身刀下而死于床上,洵为果报不爽。寒心和快心的分野,主要还是针对死者的道德品行而发,纵欲而亡的结局尚不能担当世人之于西门庆的道德谴责之需,尸横灯影、血染空房才是作恶者的必然下场。

  二、现实死亡的审美指寓

  死亡是与生命相伴的一种自然现象,是世间万物新老更替的必然途径。蝉蜕外形的丑陋和尘世的焦虑而换取灵魂的不朽和心境的升华,往往是世人孜孜企羡的理想图式。孔子所论“未知生,焉知死”之语就指明生和死构成现实人生对立的两极,死亡是现实生存的转换和归结。能够不屈服于死神的淫威,张扬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 就为人类生命的终极意义实现获得一种审美张力,它也成为超越现实生活的艺术表现。“阀阅遗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环。西门豪横难存嗣, 敬济颠狂定被歼。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2]1579—1580《金瓶梅》的卒章韵文为死亡划定了一个清晰的轮廓,就其视域而论,这主要还是一种道德评价而非意义的分析。小说借助清明、重阳节令、各种殡葬等习俗来创设死亡气氛,“瓶罄喻骨髓暗枯,瓶梅又喻衰朽在即”[1]419,死亡的隐喻为人物关系布置了一个富有张力的寓意世界。富有个性的死亡方式往往宣告人物性格塑造的最后完成,真正于一片污水横流的泥沼之中凸显光彩和锋芒的还得归属昙花一现的宋蕙莲。好攀高枝的宋蕙莲,既有婢做夫人的资质,又不乏献媚主子的手段,却不可避免地走进死亡的庙宇。崇祯本第26回眉批云:“蕙莲既为蒋聪报仇,又为来旺死节,虽淫,过金莲、瓶儿远矣。”[1]249在有限的选择空间内,一个弱小女子能在放浪之中坚守传统的人文本位,死亡便成为体验承诺的一种方式,死亡升腾了她的生命光华。宋蕙莲认清西门庆的龌龊嘴脸后,用自缢身亡来诠释自我的生命价值,崇祯本评点载:“虽非贞节,然能于死生贵贱之际,感恋不忘其情,亦自可悲。”[1]250宋蕙莲的生命激情在现实的坚冰面前只能陷入一个进退维谷的困境,死亡完善了生命的价值。

  死亡是闪烁在文学天空的神秘星辰,世态炎凉、人心险恶增加死亡的可能性,刈割生命的忧伤却因为生存价值的展现获得美感。我们完全有理由为宋蕙莲掬一把眼泪、发一声同情的哀鸣,是因为其在私欲面前始终能保持一份相对清醒的观望姿态。张竹坡认为蕙莲甘心另娶一人给来旺,而不忍见西门庆加害来旺,这种行径较之潘金莲之于武大,自有高下之别。“蕙莲本意无情西门,不过结识家主为叨贴计耳,宜乎不甘心来旺之去也。文字俱于人情深浅中,一一讨分晓,安得不妙?”[1]486宋蕙莲即使在献身西门庆之际,仍不忘替来旺谋取差使,个中人情光景,决非金莲、瓶儿辈所能颉颃。只有洞悉死亡的意义才能更清晰地领悟生命的真谛,自杀作为维护人格尊严的一种无奈手段,幻梦破灭之后宋蕙莲的那份刚毅,就刻勒了世情浊流之中一个大写的“人”字。死亡类似一种高峰体验,瞬间的生命阻滞可能会达成精神世界的崇高,文龙之于宋蕙莲死亡论述,侧重挖掘死亡的幕后黑手:“蕙莲果死矣,本有所死之道。然人皆死于雪娥之打,而不知实死于金莲,更不知实死于玉楼。”[1]599基于对家庭地位的担忧, 金莲、玉楼所暂时组合的利益同盟将蕙莲送上死亡之路,文龙抖露了孟玉楼的阴暗心理,并将其与宋蕙莲不设防的直爽和单纯进行对比,获得悲剧意义上的崇高体验。

  生命终结赋予人物独特的情感经历,基于死亡的情感体验构筑一种审美家园,它往往是以肉体的消逝来换取灵魂的不朽或心灵的安宁。小说束文部分通过小玉之眼,显示作者对于主要死亡处所的设置,像西门庆既能转世为孝哥,又可托生为富户子沈越,帮闲寄主的后世并不灰色,这就表露了宗教救赎的乏力。人物死亡作为另一类生命表象的延续,在时代文化的检讨下会成为不朽的典型,对此,文龙不乏创见:“其为人也不足道也, 其事迹不足传也,而其名遂与日月同不朽,是何故乎?作《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为谁,而但知为西门庆作也。批《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为谁, 而但知为西门庆批也。西门庆何幸,而得作者之形容,而得批者之唾骂。世界恒河沙数之人,皆不知其谁,反不如西门庆之在人口中、目中、心意中, 是西门庆未死之时便该死,既死之后转不死,西门庆亦幸矣哉!”[1]640西门庆身上负载了明代中后期新兴商人的社会特征,因为死亡的庇佑致使其成为中国新生产关系萌芽的“这一个”,透过一个窗口窥探整个世界,西门庆形象具有了不朽的认识价值和强劲的艺术张力,显示小说观念的近代趋向。无独有偶,孟超先生亦对西门庆形象高呼 “万岁”:“写到这里,不知为什么忽然想到了秦始皇,秦始皇是多大的势力,他想让他的天下历万代而不断,但哪知二世而亡!在论《金瓶梅》人物之后,我不想说别的,只有冷呼一声:‘西门庆万岁!’‘西门家世,永固无疆’了!”[3]死亡升华了新生产关系的肉身代表及其晚明那铜臭刺鼻世俗世界的典型意义,死亡的物化实现了艺术形象的不朽,文龙将西门庆这一道德矮子纳入审丑视域,尽情描绘异质新态的文学价值,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趋向近代跋涉的真实印痕。

  三、现实死亡的叙事功能

  死亡具有极强的形式动力,参与整个小说的话语编织。生命存在的极端释放是个体形象或形象群完善的契机,也是故事情节发展的幕后推手。颜翔林先生云:“在宏观的情节结构里,死亡是诸多有机环节的重要一环,往往促使情节变化,是叙事变更的重要标志之一,由它构成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机缘。”[4]死亡是整部小说的调节器,它对于小说情节而言,可能是一个叙事结构的完成,又会是另一叙事结构的开端,文学文本的意义单元往往因为死亡的移入而呈现纷繁多姿的艺术魅力。抗拒死亡或本能地接纳死亡,成为小说叙事的动力。如前所论,武大之死,既是接榫《水浒传》五十回的必然笔墨,又隐含着武松杀嫂情节的暂时中断,为生发情色男女的情海孽缘及潘金莲之死埋下伏笔。张竹坡多次强调永福寺是《金瓶梅》人物生之所死之户,这就为小说情节设置理清了一个清晰的框架。其在《读法》中论: “狮子街,乃武松报仇之地,西门庆几死其处,曾不数日,而子虚又受其害,西门徜徉来往。俟后王六儿偏又为之移居于此地赏灯,偏令金莲两遍身历其处。”[1]432永福寺、狮子街,一佛门净地、一市井社会,一大一小,为小说叙事设置了典型环境, 也客观规约了狮子街———永福寺的生死发展脉络,整体勾勒了小说的叙事框架。

  如果说武大之死是小说叙事的开端,那么李瓶儿之死则为小说叙事的高潮。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武大、花子虚之死,那么金、瓶之争就无从谈起。李瓶儿之死,见证了西门庆事业的巅峰状态, 全盘检验了西门庆的社会关系,也预示西门裙钗的重新布阵。欲表现李瓶儿之死的社会影响,小说特地先上演宋蕙莲之死,“本意止谓要写金莲之恶,要写金莲之妒瓶儿,却恐笔势迫促,便间架不宽敞,文法不尽致,不能成此一部大书,故于此先写一宋蕙莲,为金莲预彰其恶,小试其道,以为瓶儿前车也。”[1]486宋蕙莲之死是李瓶儿之死的先期演出,蕙莲不死,不足以彰显金莲之恶,不足以展示金、瓶之争的残酷。小说间架,丝丝相扣,前后呼应,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作者一路穿针引线,至李瓶儿撒手尘寰直接验证了西门大院的人情世故,张竹坡客观绘制了一幅基于瓶儿之死西门大院的情感图像,他认为“西门是痛,月娘是假,玉楼是淡,金莲是快。故西门之言,月娘便恼; 西门之哭,玉楼不见;金莲之言,西门发怒也。情事如画。”[1]515爱恨情仇,各极其致,西门大院人物的热心冷面都得到酣畅淋漓的释放,构成悲喜夹杂的双重变奏。李瓶儿之死,宣告了西门大院一房独宠时代的结束,同时也预示新一轮的冲突开始,这为日后的金、月之争及金、玉分道作了很好的铺垫。

  编织死亡气氛是小说叙事转承的一种重要手段,无论是热闹丰盛的殡葬场面,还是清冷鬼气的谢世境地,都是小说叙事宕开笔墨的凭仗。物极必反,灰色恐怖的死亡悲剧在一定情景中会呈现为热烘烘的文字。张竹坡批本第50回评载:“此书至五十回以后,便一节节冷了去。今看他此回,先把后五十回冷局的大头绪,一一题清,如开首金莲两舌, 伏后文官哥、瓶儿之死……品玉伏西门之死;而斗叶子伏敬济之飘零;二尼讲经,伏孝哥之幻化,盖此一回,又后五十回之枢纽也。”[1]506梵僧施药,伏李瓶儿、西门庆死亡之根。同是死亡,李瓶儿死时盛况空前,西门庆辞世清冷无比,一热一冷,折射势利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就此而论,李瓶儿之死是小说情节设置的分水岭,前半部分热而后半部分冷,强烈反差之中显示情节的腾挪起伏。小说第65回张竹坡夹批云:“又见瓶儿死时之热,至西门死,止用几笔点染,便冷热相形不堪,真是神化之笔。”[2]979 李瓶儿之死,层层铺垫,逐步加热。而情欲顽主西门庆之死,引发西门大院乃至《金瓶梅》世界人际关系的重新洗牌。婢妾分散、僮仆拐逃,露出一副冷淡冰消的气象,因为咎由自取致使评点家获得精神的快慰。陈敬济延续了西门之恶,西门庆、潘金莲的欲望纠葛移位为潘、陈的母婿乱伦,潘、陈惨遭杀戮的惩罚加深了悲剧的底色。《金瓶梅》几个主要人物的死亡呈现了错落有致的叙事图景,也展示了高低起伏的叙事节奏。

  四、结语

  死亡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瓶梅》评点家发掘人类潜意识最隐秘的情感体验,阐释了死亡书写的审美意义和叙事功能,拓展了死亡书写的存在价值。渗透其中的评点家的审美视角和道德尺度,赖以人物死亡得以最大限度的展示。孙述宇先生云:“写死亡是《金瓶梅》的特色。一般人道听途说,以为这本书的特色是床笫闲事,不知床笫是晚明文学的家常,死亡才是《金瓶》作者独特关心的事。”[5]死亡成为小说家匠心独运的艺术表现,它既是情节展开的重要手段,又完善了人物性格的塑造。死亡书写脱离了沉溺欲望叙事的积习,展露文本相对积极的人生关怀趋向。富有艺术精致的死亡书写,通过小说评点家的会心引导,成为道义价值的载体和时代文化精神的隐喻,而染带于死亡叙事之上的人生悲凉,建构了一幅民族心灵演变的图景,深刻而全面地反映了时代文化特质,它有力地驳斥了聚讼纷纭的《金瓶梅》“淫书说”的命题。

  参考文献

  [1]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2.

  [2]兰陵笑笑生,张道深评.金瓶梅[M]·济南:齐鲁书社, 1991.

  [3]孟超.《金瓶梅》人物[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3: 167.

  [4]颜翔林.死亡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53-54.

  [5]孙述宇.《金瓶梅》的艺术[A] /石昌渝,尹恭弘.台港《金瓶梅》研究论文选[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75.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厅2010年度课题:“张竹坡、文龙《金瓶梅》评点平行论”(201010LX271)。 

    [作者简介]贺根民(1971-),男,湖南邵东人,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原载:《钦州学院学报》2011年 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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