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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评点题旨论

贺根民
内容提要 《金瓶梅》评点者侧重文本细读,多向挖掘文本意旨,凸显《金瓶梅》广泛的意义承载。市井风貌是小说题旨的外在表现,劝惩之旨突出小说文本的功能效应,泄愤说则为文本最为内在的题旨指向。《金瓶梅》评点者的题旨论述提升了文本的艺术价值,成为小说家体验崇高的方式,焕化成评点者生命精神的存在表征。   关键词:《金瓶梅》;小说评点;题旨
关键词 《金瓶梅》;小说评点;题旨

  笨重的历史车轮如同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拖着沉重的步伐,缓缓进入明代中后期。封建社会大厦根基中所萌生的商品经济嫩芽,穿透坚硬的封建社会关系地壳,宣告了新时代的莅临!《金瓶梅》的出现犹如天边划过的一颗流星,它以直面世俗人情的冷峻姿态,标领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世情范式和新的创作高峰,显示出重绘古典小说地图的实绩。《金瓶梅》评点者出入作者和文本之间,点化小说文本所寓含的意义指向,多向挖掘文本意旨,彰显了小说家的坎 不平之志,建构了《金瓶梅》接受史上的世情小说风貌。

  一、寄意时俗:小说的世情风范

  《金瓶梅》是一部属意为市井细民写心的社会风俗报告,大凡闺房蜜语、家庭碎事尽入小说家的表现视野,以蠡测海、滴水观日,它为物欲横流的社会末世奏出一曲凄冷的挽歌。作者笔触走向平凡而广阔的现实人生,各色复杂的市井人物闪现于《金瓶梅》世界,它解构传统的摹写英雄将相的既定模式,昭示中国小说取材的重大转变。早在《金瓶梅》文本问世之际,署名欣欣子的《序》就标明了其“寄意于时俗” [1 ]176 的世情风貌,写俗事、抒俗情,成为小说文本题材取资的重要方向。崇祯本在卷首诗就论“:一部炎凉景况,尽此数语中。” [1 ]185 开宗明义地道出小说书写世情的题旨路径。其后,崇祯本评点者屡屡以“世情”、“人情”为度,发申小说的世情特质。第 1 回眉批载:“说得世情冰冷,须从蒲团面壁十年才辨。” [1 ]186 若欲看破财色驱逐下的炎凉世态,还得借助宗教箴规,反躬自省,评点者于此冷冷点破了沉溺财色的不归宿命。对于第 2 回那段帘下勾情的文字,崇祯本眉批论之云:“摹写展转处,正是人情之所必至,此作者之精神所在也 ” [ 1 ]194 。撷取几个 “ 展转”来活画市井细民的俗事凡心,既表现了苟合男女的迫切心情,也点明如此人情的普遍性。第 13 回西门庆与李瓶儿的那段勾挑笔墨,崇祯本眉批论“:语语情见乎辞。瓶儿虽淫,毕竟醇厚” [1 ]216 。花子虚贪恋外边酒色,醉生梦死,却难免后院起火,备受冷落的李瓶儿倒向西门庆怀抱,确是一番世情写实。市井帮闲的吃喝玩乐无疑是世情生活的一个侧影,第 52 回眉批云:“此书只一味要打破世情,故不论事之大小冷热,但世情所有,便一笔刺入 ” [1 ]286 。此处给予应伯爵一个特写镜头,其帮嫖贴食心态、溜须拍马能事,一一展露无遗。这种盛极而衰的文字,既是帮闲谙熟世态的形象折射,又与西门庆死后冷景成一鲜明对照,显示出强烈的反讽意味。婢作夫人的春梅因为地位的变更,在吴月娘眼中前后判若两人,第 95 回眉批载:“昔逐出门,惟恐不去;今闻其来,便疑为不可望之事。世情冷暖,先自月娘起,他尚何尤? ” [1 ]401 寥寥数语,道尽吴月娘前倨后恭的势利嘴脸,究其实,此固为当下冷暖世情、高低人面的具象反映。另如,“一篇世情语” [ 1 ] 205 、“世情即是道理,信口说破 ” [ 1 ]332 、“只引最下者为比,以见己能,此人情世道所以日薄也” [ 1 ]369 等等论说,大都贴近人情世态,活现出社会众生相,侧面传达了作者的书写之旨。

  一篇市井文字,散发着浓郁的市井生活气息。《金瓶梅》是一部反面角色的大汇聚,不说帮闲牙婆等三教九流人士出入其间,就连西门大院中男女主人的举手投足均不失市井本色。张竹坡《读法·五九》云:“作《金瓶梅》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角色摹神也。” [ 2 ]42 身遭其难、穷愁著书,只有感同身受人情世故,才能更好地描绘市井百态。职是之故,调动俗笔来为市井百姓写心倒是一种最为合适的选择: “《金瓶梅》倘他当日发心不做此一篇市井的文字,他必能另出韵笔,作花娇月媚如《西厢》等文字也” [ 2 ]45 。俗笔反映生活的广阔性允符了《金瓶梅》的取材需要,这种对俗事俗情的当场刻画也就成为世情小说的突出表现。为了尽可能地容纳广阔的社会生活,张竹坡推许《金瓶梅》“因一人写及一县”的行文方式:“《金瓶梅》因西门庆一分人家,写好几分人家。如武大一家,花子虚一家,乔大户一家,陈洪一家,吴大舅一家,张大户一家,王招宣一家,应伯爵一家,周守备一家,何千户一家,夏提刑一家。他如翟云峰,在东京不算。伙计家以及女眷不往来者不算。凡这几家,大约清河县官员大户,屈指已遍。而因一人写及一县” [2 ]47 。侧重家庭生活的在场摹写,并由此透视一县一国的社会生活大千,这就洞悉了世情小说的壸奥。直面市井生活,描绘肉欲泛滥的病态社会,如此审美取向便获得一种基于审丑的精神愉悦。小中见大、以丑衬美,张竹坡喜就小小物事点化其穿针引线之妙,像第 8 回回评其对扇子、床的议论:“真小小一物,文人用之,遂能作无数文章,而又写尽浮薄人情。一时间高兴,便将人弄死而夺其妻,不半月,又视为敝屣,另去寻高兴处,真是写尽人情!” [2 ]130- 131 琐屑之物包含丰富的意义指向,藉以一小小扇子透视了西门庆喜新厌旧、追逐名利的市侩嘴脸。这样,假诸小小物事,抖露了小说寄意时俗的批判色彩。

  人性的扭曲呈现和肉欲的恶性膨胀形成《金瓶梅》的肮脏而龌龊的世界。文龙体认小说的世情之旨,主要从市井气象上去点破其所包孕的讽刺意味。不择手段而无休止地聚敛财富,西门大院在门外汉看来,似乎一派兴隆景象,但文龙批本第 74 回回评却考察到:“及观其所与往来者,无非戏子、姑子、婊子、小优儿、媒婆子、糊涂亲戚、混账朋友、忘八伙计。即或有显者来,大抵借地迎宾,摆酒请客,与主人毫无干涉。俨然一个大酒店、阔饭铺、体面窑子、众兴会馆” [1]636 。偌大的一个西门大院,竟成为市井人物的渊薮,这就是西门庆的本色,更是作者的匠心独运!端赖瞬间的财物积累,西门一家决非一户阀阅人家,而是一个地道的暴发户“:西门庆家中规矩礼节,总带暴发户气象:递酒平常下跪,出门归去磕头;嫡庶姐妹相称,舅嫂妹夫回避;娼妇亦可作女,主母皆可呼娘;财东伙计相悬,女婿家奴无别;花家亦称大舅,孟家仍有姑娘;潘家居然姥姥,冯家自是妈妈,市井之气未除,岂当时之习俗如是乎?” [1]615 立身行事与儒家传统规范扦格不入,这种对暴发户社会生态的近距离描绘,恰是其伤风败俗具体而微的反映。文龙认为作者精心设置这一势利之局,读者只有置身事外,才能真正咀嚼到世情的滋味。第 32 回 “李桂姐趋炎认女,潘金莲怀嫉惊儿”文龙批语云: “上写趋炎,为世人之常情;下写怀嫉,实妇人之大慝。就人论人,就事论事,月娘、娇儿得好丈夫,尚是安分之妇,瓶儿亦可为善之人,独有金莲,可杀而不可留。” [1]605 桂姐认母、金莲闹醋,均为世俗生活的小面积反映,人物行事一一被揽入势利之局,《金瓶梅》所开启的这张世俗社会窗口,散发的势利之气遮蔽了真、善、美,模糊了世人向善、尚美、求真的视线。

  二、独罪财色:小说的劝惩之旨

  《金瓶梅》客观绘制了一个利欲熏心的生活图像,暴露世俗男女追逐财色过程中种种令人发指的罪恶,《金瓶梅》评点者更就此发申,然后进行重重的鞭挞。小说正文开局的刘邦、项羽故事入话和《四贪词》,或借古说事,或发出世之思,警醒世人勿蹈古人悲剧的覆辙。男人借财可以渔色、女人藉色可以敛财,无边的欲望发泄,构筑了《金瓶梅》一片财色迷茫的末世景象,人生固有的那些善良、正直品格逐渐被金钱的铜臭味所腐蚀。作者为了给身处混沌之境的人们以一丝光明,不时告诫: “见得人生在世,一件也少不得,到了那结果时,一件也用不着 ” [2 ]12 。对此崇祯本眉批云“:生公说法,石应首肯。” [1 ]186 财色如梦的泡影,真正能看破的显然凤毛麟角,这种转眼成空的存在事实,就为耽溺财色享乐的人们一当头棒喝。对于财色的危害轻重之分,崇祯本评点者多趋向于前者。第 38 回眉批就道出了实情:“老婆偷人,难得道国亦不气苦。予尝谓好色甚于好财,觐此则好财又甚于好色矣。” [1 ]270 第 90 回叙孙雪娥、来旺盗财事发见官,哄动一街人来观看,崇祯本眉批论: “凡西门庆坏事必盛为播扬者,以其作书惩创之大意故耳 ” [ 1 ]389 。窥斑见豹,沉迷财欲的西门庆之妾尚且如此,遑论财色追逐之尤———西门庆的行为,寡廉鲜耻以致生命耗损,踏上人生不归路。评点者借此给西门庆的效仿者一剂猛醒良药。西门庆死后,树倒猢狲散,家业凋零、诸妾散尽,恍若一场春梦。崇祯本一句眉批:“此一段见作书大意” [ 1 ]390 ,冷冷叫破财色的迷局和幻影,尽显作者借辛酸境遇寄寓劝惩的苦衷,只有守礼远害,方能有安身立命之所。相较而论,崇祯本乐于援引宗教果报之说来阐发劝惩之旨,小说束文以孝哥的出家来偿还西门庆的孽债,完成小说人物的果报循环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夹批“一部本旨” [ 1 ]413 之说就点明此类意识的原委。同回亦论:“读至此,使人哭不得,笑不得。吾为月娘孤苦伶仃,则肝肠数断,为西门庆度脱苦海,则眉眼欲舒,阅者着眼。” [1 ]413 吴月娘的孤苦、西门庆的无嗣,恰是其财色冤孽的报应,至此,宗教箴规为欲望男女设置了一条相对有效的救赎途径。

  接续崇祯本惩诫贪欲的思想,张竹坡立足于小说观念的近代趋向,在《竹坡闲话》中更为明确地提出“独罪财色”的命题:“本以嗜欲故,遂迷财色,因财色故,遂成冷热,因冷热故,遂乱真假。因彼之假者,欲肆其趋承,使我之真者皆遭其荼毒,所以此书独罪财色也” [2 ]9 。财色的诱惑形成《金瓶梅》式的假、大、空世界,一部炎凉书,集财色罪恶之大成,映照了封建末世衰亡的真实印痕。财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本身无所谓善恶之分,关键在于财色持有者的态度和方式。张竹坡认为小说篇首的《四贪词》是一部大书的总纲,惩诫贪欲应该首先对人而并非单纯对事。第 7 回回评例以孟玉楼说明:“要知玉楼在西门庆家,则亦虽有如无之人,而西门庆必欲有之者,本意利其财而已。……夫本意为西门贪财处,写出一玉楼来,则本意原不为色。故虽有美如此,而亦淡然置之。见得财的利害,比色更利害些,是此书本意也。” [2 ]109 西门庆之于孟玉楼,有欲无情,财物之欲则为西门庆娶孟玉楼的主要动力。金钱腐蚀了人的心灵,一切虚伪的做套都在自私图利的处世法则中得以诠释和实践,张竹坡拈出一位含酸人物,放大了财物之欲的罪恶。若财色之欲只是一种家庭行为,那么其危害面则相对有限,第 79 回“西门庆贪欲丧命”张竹坡所论“此回乃一部大书之眼” [ 2 ]1269 即为注脚。若以此推向社会,就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沦亡。西门庆贪赃枉法,为了 1000 两银子,竟将杀主的苗青放走,张竹坡批本第 50 回回评就痛下针砭:“盖以前西门诸恶皆是贪色,而财字上的恶尚未十分。惟有苗青一事,则贪财之恶,与毒武大、死子虚等矣 ” [2 ]733 。财色之恶不单导致某一个体生命的消失,而慢慢演变成一颗搅乱时局、危害社会的毒瘤,浸蚀着社会的躯体。至于如何拯救,张竹坡还得借助传统道德或宗教劝惩之说: “作者著此一书,以为好色贪财之病,下一大大火艾也” [2 ]1548 。只有安身立命,哪怕是抱阮含酸,亦不为财色所困,“便可于淫欲世界中悟圣贤学问” [2 ]376 。

  昏迷于财色的世俗男女,如同迷途的羔羊,不加以正确的诱导,很难回归道德本位。文龙认为利欲是导致令人窒息《金瓶梅》世界的罪魁祸首:“一群狠毒人物,一片奸险心肠,一个淫乱人家,致使朗朗乾坤变作昏昏世界,所恃者多有几个铜钱耳。钱之来处本不正,钱之用处更不端,是钱之为害甚于色之为灾。” [1 ]599 利欲四处肆虐,造成人性的扭曲和堕落,整个社会呈现一片混浊的昏乱景象。文龙怪罪财色,更将批判矛头指向人性的迷失:“作者真有憾于世事乎?何书中无一中上人物也。敬济之戏金莲,金莲之许敬济,一对淫虫,始无论矣。即所谓吴神仙者,亦有许多做作,并非清高之品,不过藉以点出诸人结果耳,并非正经脚色。至西门庆门以内之人,门以外之客,无非昏迷于财色二字 ” [1 ]603 。熙熙攘攘的名利场,到处闪耀着财色的光芒。炫目光彩下的人性阙如加剧了肉欲的泛滥,也腐蚀了整个社会机体。社会昏聩,积重难返,这并非个别西门庆式的人物所致,原因倒在于西门庆的追步者不在少数,西门庆式的悲剧还在继续。文龙痛斥今之官僚,一旦冷铜在手,便颐指气使,全忘寒窗苦读情形。就此而论,《金瓶梅》延续《水浒》并许以西门庆一段享乐的书写就别具用心:“虽非令终,却是乐死;虽生前丧子,却死后有儿,作者岂真有爱于西门庆乎?是殆嫉世病俗之心,意有所激、有所触而为此书也” [ 1 ]634 。因为文龙觉得作者撰此一书,揭露西门庆丑态,就是“见不贤而内省,其不善者而改之,庶几不负此书也 ” [1 ]637 。至于看破财色,从中体察修身齐家之道,文龙还是倒向传统的教化之说:“人生做一件好事,十年后思之,犹觉欣慰;作一件坏事,十年后思之,犹切惭惶。不必对得阎罗王过,要先使主人翁安。天地即生我为人,人事却不可不尽,与其安逸而心中负疚,终不若身劳而心内无惭” [1 ]612 。财色物欲之于人本身,如过眼云烟、转瞬即逝,它与个人的幸福指数并无必然联系,只有心存向善之念,才可尽人事之理。即如罪孽深重的西门庆,若能心持忠孝之义,绝不会坠入财色陷阱。职是之故,文龙每每提醒:“故善读书者,当置身于书中,而是非之心不可泯,斯好恶得其真矣。又当置身于书外,而彰瘅劝惩之心不可紊,斯见解超于众矣 ” [1 ]656 。衡以文本之旨,文龙此说不失为确论。

  三、史公文字:小说的泄愤之旨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泄愤说”是创造主体心声的真切表达,它打破了儒家传统的教化模式。“泄愤说 ” 开启了文学创作动机崭新的阐释路径,显示出创造主体对社会生活的深刻体验和细腻把捉。作为一种文论范畴,“泄愤说”存有一条由诗文向小说、戏曲领域跋涉的征程。屈原九死其犹未悔,发愤以抒情赋有《离骚》,太史公通古今之变,发愤著书,成一家之言的《史记》,沿此而下,韩愈的“不平则鸣” 之说、欧阳修的“穷而后工”之论,进一步夯实了骚怨理论的根基。一腔孤愤,倾注笔端,著书立言的不朽指向成为传统文人的替代性满足和精神人格的重新建构。真正在小说领域大力鼓吹“泄愤说”的还得归功于李贽。其《忠义水浒传叙》云:“太史公曰: ‘《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竞,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 [ 3 ] 144 这种小说领域的泄愤言说改写了 “ 泄愤说”的抒发模式,将文人的一己忧愤扩大至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小说一如诗文,亦可成为文人心志抒发的载体,这就客观抬升了小说的文类地位。处于小说观念近代趋向演进过程中的《金瓶梅》评点者,大都能缘此传承和接力。《金瓶梅》开局入话设置世人因为财色所累,受尽无限凄凉,对此,崇祯本眉批论: “ 情景逼真,酸俫谈此,能不雪涕?” [1 ]185 隐隐为坎坷不平之士掬一把眼泪。第 14 回叙气死丈夫的李瓶儿借口潘金莲生日,迎奸赴会,在进门当儿先与月娘磕了四个头。崇祯本眉批云: “叙拜见先后轻重节次,字字有心,直从太史公笔法化来。” [1]219 秉承实录原则,设身处地描绘吴月娘的绵里柔奸特性,并藉以揭露月娘的庐山真面目,骂尽天下占据他人财物而不思归还的贪婪之人。第 24 回叙恃宠张扬的宋蕙莲,崇祯本眉批载“:‘淫妇便没事’一语,骂尽古今溺爱甘受臭名人” [ 1 ]244 。从人性的普遍性上考察,一语道破天机,世上如宋蕙莲般一得志便猖狂者,不知凡几,斯时亦为天下不遇才子抒写厚重的愤懑。

  继往开来、自铸伟辞,张竹坡辅以“苦孝说”、 “含酸志”来发申“泄愤说”内涵,将其高抬为《金瓶梅》创作意旨的核心和简明扼要的表达。静心会思,《竹坡闲话》就体悟到作者的含酸抱阮之情:“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呜唈,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 ” [ 2 ]8 。一篇解颐自快的秽言,何尝不是一篇饱蘸不平之气的含酸志,又何曾不为作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抱负的折光呢?“作者不幸,身遭其难,吐之不能,吐之不可,搔抓不得,悲号无益,借此以自泄。” [2 ]9 创作成为小说家抒发愤懑、体验崇高的方式,其实,评点《金瓶梅》又何尝不是张竹坡的一种生命存在!强烈的主体精神灌注,张竹坡完全有理由说:“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也哉!” [ 2 ]11 缘于科场困顿、世道不公所积聚的忧愤于此得以舒张,评点是其与作者神交的最好方式,也成为其一泄胸中块垒的合理途径。张竹坡认为只要胸有愤懑,亦可洗刷《金瓶梅》淫乱景象而存孝悌之心,还可体察到作者的经济学问和穷愁著书的气概。第 7 回回评的一段文字是张竹坡深刻体悟作者神思的形象说明,兹录: “盖作者必于世,亦有大不得已之事。如史公之下蚕室,孙子之刖双足,乃一腔愤懑而作此书。……信乎,作者为史公之忍辱著书,岂如寻常小说家漫肆空谈也哉!” [ 2 ]115- 116 张竹坡每每以史公文字、龙门文字推许《金瓶梅》,客观上洗涤了《金瓶梅》头上的“淫书”恶谥,提升了小说文本的价值品位。为了更好地把捉作者的苦心孤诣,张竹坡特以“孟玉楼为作者自喻”之说来标榜其经济学问。在其看来,孟玉楼负载着作者拯救炎凉世态之法和安身立命之方:“作者写玉楼,是具立身处世学问,方写得出来。而写一玉楼,又是教人处世入世之法” [ 2 ]111 。含酸抱屈的孟玉楼,虽身污途穷却不乏后福之报,这就成为作者安身立命处世观的最好诠释。第 29 回吴神仙相孟玉楼的断语,张竹坡认为那是为其作一小像: “ 所以云作者必遭史公之厄而著书也” [ 2 ]440 ,孟玉楼是作者审美理想的代言人,亦为作者人格精神的外化。

  文龙体认《金瓶梅》的泄愤之旨,更多从读者的接受角度入手。第 6 回回评云“:作者岂真有深仇大恨,横亘于心胸间,郁结于肚腹内乎?而故为此一部不平之书,使天下后世之人,咸有牢骚之色,愤激之情乎?然则看此书者,亦可冷眼观之矣。” [1 ]584 文龙觉察到作者撰此一部炎凉的世情杰构,就是发泄胸中积累日久的愤懑,并由此告白其对是非颠倒、美丑不分的社会的愤慨与不满。而对于西门庆这类十恶不赦的市井棍徒,世人往往抱怨作者不应许其安享一时的荣华富贵,文龙则认为如此编织人物行事恰是作者愤懑之心的折射。“彼西门庆无往无时,非行其私,乐云乎哉?故不平之鸣者,失之于隘;代为解说者,亦蹈于空。吾心自有真乐,非逞豪华之谓也。” [ 1 ]613 西门庆每时每刻满足于征服女性的虚幻胜利里,以致在事业的巅峰时刻就投入死神的怀抱,这类疲于奔命的市井小人,根本无从谈起幸福一义。即是张竹坡所谓“作者自喻”的孟玉楼,文龙亦别有会悟:“若作者明知西门庆不是东西,既自以为玉楼,又何必定嫁西门,为终身之玷乎?岂作者亦尝为仇人门下士乎?自比妇人,自比再蘸之寡妇,自比误嫁匪类之粗愚而美艳之妇人,果有其事,不得不振笔直书,凭空结构,我操其权,何必作此无味狡狯乎? ”[1]584 张竹坡所高抬的孟玉楼,其为人并非见得比西门其他裙钗高尚,即是作者自喻,犯不着设置一段所交匪类、所嫁非人的境遇,文龙觉得作者故弄狡狯的行径还不如振笔直书,于此透视了文龙求真的文学理念。

  四、结 语

  语涉俗笔俚趣,话杂闺房碎谈,《金瓶梅》绘制了市井社会的全息画像,深刻而广泛地暴露出社会的种种积弊,开拓了中国古代小说全新的审美领域。《金瓶梅》评点者侧重文本细读,凸显文本多重复议的题旨,突出了《金瓶梅》广泛的意义承载。相较而论,市井风貌是小说题旨的外在表现,劝惩之旨突出了小说文本的功能效应,泄愤之说则为文本最为内在的意义指向,它是打开文本意义深奥主旨的一把钥匙。《金瓶梅》评点者的主旨论述呈现由外向内的探索路径,大体而论,这主要还是一种立足文学层面的考察,并非流于一种政治学、社会学的论定或道德判断。评点者与作者、文本的精心交流,提升了《金瓶梅》的文本艺术,也焕化成评点者生命精神的存在表征,这对于准确把握世情杰作的艺术光华无疑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 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2.

  [2] 兰陵笑笑生(著).张道深(评).金瓶梅[M]. 济南:齐鲁书社,1991.

  [3] 黄霖, 韩同文. 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 [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原载: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 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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