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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评论的文本关怀与视域联通

龚举善

关于报告文学作家作品的挖掘、分析和评价,是历年来报告文学评论的基本内容,也是2011年度报告文学资源整合的主要对象。概而言之,2011年度的报告文学评论以文本关怀为核心目标,以多民族共举、域内外联通为观照视野,表现出当下性、针对性、多样性的繁盛景观。

一、对恩格斯、鲁迅报告文学创作的经典开掘

尹均生是享有盛誉的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专家,继“发现”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等经典政论体报告文学之后,又开掘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调查式报告文学”。为此,他在2011年第3期《广播电视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恩格斯怎样写报告文学——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为典范例证》的论文。他认为,《乌培河谷来信》是恩格斯的第一篇报告文学。1842年,恩格斯随工厂主父亲迁到了欧洲工业中心伦敦,在父亲与人合办的一家商号工作。经过近两年的调查实践,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惊世之作,于1845年正式在英国出版,时年24岁。列宁称赞这部书“写得很动人,充满了关于英国无产阶级穷苦状况的最真实最惊人的情景”,“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极严厉的控诉”。尹均生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当今报告文学写作的启示意义在于:报告现实要深入实际、深入现场、对底层生活感同身受;报告文学家要分析社会矛盾和运动趋向,确定深刻的目标和主题;社会调查报告也可以运用文学笔法,鲜明、生动、形象化地表现生活的原生态;揭露批判黑暗现实是为了实现光明和美好的社会制度。毫无疑问,他的研究拓展了报告文学整体视野,可望进一步激发人们对于报告文学写作和阅读的双重热情。古大勇和黄科安则在此前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深化了对鲁迅报告文学功绩的认识。他认为,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发展有鲁迅的一份独特贡献,主要表现为如下三点:对域外报告文学作家及其作品的热情介绍和推崇;对国内报告文学作家及其作品的大力支持和推介;在报告文学理论和创作上的独特贡献。论者以《为了忘却的纪念》为例,认为鲁迅对报告文学的高度重视和亲自介入,有助于改变报告文学在当时被歧视的局面,提升了报告文学的文体地位。(《鲁迅对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发展的贡献》,《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4期)

二、重要报告文学作家的个体检视

伴随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重要报告文学作家,既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主力军,也是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史的支撑者和建构者,理应受到特别重视。其中,何建明、赵瑜、张胜友、王树增、邓贤、丰收、江宛柳、张正隆、陈启文、阮梅等成为基本评价对象。

何建明是报告文学界名至实归的全国劳动模范,其丰厚创作受到文学界、学术界广泛而持久的关注。丁晓原在《何建明:泛政治化的非虚构叙事》(《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5期)一文中做了较全面的评价。他说,何建明是一位特别能劳动的报告文学作家,仅长篇就有四五十部,并屡获大奖。作为一位成熟的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已形成独特创作风格。其基本点是基于国家叙事设计非虚构文本的艺术构件,在对报告对象作细密生动的讲述中,实现对客体真实而有意味的再现。这种再现具象地诠释了何建明报告文学的“泛政治化”的价值取向——既能从高端宏阔的层面总揽全局,也能向下关注生活的基层取事言情,在“通天”与“接地”之间建构一种独特的叙事形态。高强和马建辉以《何建明报告文学思想述论》(《高校理论战线》2011年第6期)为题,认为何建明有四大创作主张:“生活比文艺本身要精彩”,“在关注现实中显示出直面社会的人格力量”,“‘国家叙述’其实是报告文学文本本身所决定的”,“要按照文学规律塑造人”。这些报告文学思想是其创作经验的理性总结和升华,对我国当代报告文学理论的创新与建构具有重要意义。章罗生和张莉则在《在典型叙事中弘扬时代与民族精神——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的当代意义》(《湖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一文中探讨了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的当代意义:对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准确把握与成功探索。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时代主题、民族精神、典型叙事与史诗建构等方面。

赵瑜是一位有思想深度的报告文学作家。丁晓原在上述同题论文中认为,赵瑜是中国报告文学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发展史程中具有贯穿性意义的代表作家。20世纪80年代就以《中国的要害》、《太行山断裂》、《但悲不见九州同》、《强国梦》、《兵败汉城》等作品奠定了他在报告文学中的地位。90年代的长篇《马家军调查》承续此前善于反思、批判的风致,又在客观叙事、文化省思等方面具有新的开拓。新世纪十年,赵瑜独立或与人合作写作出版了《革命百里洲》、《晋人援蜀记》、《火车头震荡》、《寻找巴金的黛莉》、《王家岭的诉说》等作品,在题材上有所拓展,对于作品叙事艺术的求新更为自觉。章罗生在《赵瑜报告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继承及其意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赵瑜报告文学的鲜明特色之一,是始终致力于报告文学的文体建构与形式探索,即如何从民族传统尤其是从“鲁迅精神”与“赵树理方向”等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和民间艺术中吸取营养,因而有其深刻而独到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张胜友以政论体报告文学见长。简彪以《弄潮儿立向涛头》(《文艺报》2011817日)为题,专门论述了张胜友的创作风貌。他认为,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当下,张胜友将报告文学创作与影视政论片有机组合起来,解说词与影视画面、音乐烘托互为递进,为报告文学的发展寻找到另一片天空。他所撰写的影视政论片,透着他把握时代脉搏、与时俱进的追求,也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声浪推动社会的变革前行。从《十年潮》、《历史的抉择——邓小平南巡》到《风帆起珠江》、《闽商》,张胜友始终与改革同忧乐。此间,既有如《海南:中国大特区》、《让浦东告诉世界》等宏观鸟瞰的作品,也有如《闽西:山魂海恋》、《邯钢风流》等以小见大的典范,壮阔、雄浑、豪迈是其基本特征。

丁晓原在《“复调”与“复式”:新世纪十年报告文学观察》一文中同时谈到了王树增的历史叙事。他以为,王树增的作品是对长征、朝鲜战争和解放战争等的重新叙事,这些历史题材本身内涵及极其丰富复杂的立体,给作者的再述提供了可能的空间。王树增的作品,在遵循历史本身的逻辑规定性的前提下,强化了作为个人的历史叙事的某些个人性。

曾以《流浪金三角》、《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等扬名报告文学界的邓贤再次成为年度评论对象。章罗生等在《论邓贤的史传报告文学创作及其意义》(《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一文中重点评价了《黄河殇》与《大转折》。论者认为,邓贤之所以成绩卓著、独树一帜,主要得益于严肃的创作态度与独特的题材选择:一是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二是史识史见与独立精神。同时,在典型描写、史诗风范、理性精神与叙事视角等方面,邓贤创作也表现出鲜明特色和杰出成就。

在今天的中国文坛,丰收是一位独特的作家。之所以独特,是因为他始终拥抱着唯一的对象世界——新疆生产兵团,始终坚守着他的创作原则——宏大叙事,始终固执地表现着他的情感倾向——为作品主角歌功颂德。这是刘志友在《塑造崇高美——论丰收的新疆兵团叙事》(《南方文坛》2011年第2期)中做出的评判。丰收的“新疆生产兵团系列”主要有:《中国西部大监狱》、《来自兵团内部的报道》、《绿太阳》、《西上天山的女人》、《化剑为犁》、《蓝月亮》、《西部人间》、《镇边将军张仲瀚》、《王震和我们》等,显示了崇高的文学风格。江宛柳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记者型作家,她的《没有掌声的征途》、《我在寻找那颗星》、《蓝色太平洋》、《高原之子》、《岷江的流水》、《这人很透明》、《一个在西部找到快乐的老大学生》等作品,体现出几个基本特点:一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二是对军人职业独到的认知和理解;三是感悟生命的意义;四是独到的细节描写。(黄国柱:《金牌记者的姿态和境界——从我所熟悉的江宛柳及其新闻采写实践谈起》,《军事记者》2011年第6期。)高荣和刘永昶也分别撰文探讨江宛柳作品的思想内涵与叙事策略,这里不再详述。

章罗生等在《“新五性”与近年报告文学创作》(《湘潭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一文中,对张正隆、陈启文、阮梅三人的报告文学创作进行了集中评述。论者以为,张正隆所写基本上是军人与战争,且大多为历史题材。继20世纪的力作《雪白血红》后,近年来先后出版了长篇《战将——韩先楚传》、《战争记忆》和《枪杆子:1949》等。这些作品,表明他不仅在“写什么”和“怎么写”方面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在“写得怎样”方面也不同凡响。陈启文的《南方冰雪报告》和《共和国粮食报告》,可以说是全景式报告文学与问题报告文学发展到新阶段的扛鼎之作。尤其是《共和国粮食报告》,标志着问题报告文学在“全景“与”宏观综合”方面发展到了新的阶段。阮梅近年的创作虽然不多,但已形成鲜明特色,她不仅敢于表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青少年的成长、教育问题以及与此紧密相联的“三农”问题,而且以柔婉、细腻的文风,将阴柔与阳刚有机统一起来。

三、重点报告文学文本的回视与解读

2011年度被涉猎的重点报告文学文本,除前述相关作品外,主要有《红色娘子军》、《忠诚与背叛》、《震中在人心》、《发射将军》、《高官的良心》、《让百姓做主》、《大学生村官》、《中山路》、《国运》、《赤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实》、《世纪大救亡》、《中国在梁庄》等。

刘文韶在《<红色娘子军>创作始末》(《新湘评论》2011年第16期)一文中,深情回忆起50多年前他采写《红色娘子军》的经过,颇有一些沧桑感和豪迈感。他说,当年自己在海南军区政治部工作,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他深入到琼崖革命老区调查研究和体验生活,创作了一篇题为《红色娘子军》的报告文学,全文2.5万余字,发表在19578月号的《解放军文艺》上,如实反映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师娘子军连的英雄事迹。在随后不久的时间里,文艺舞台上就先后出现了有关红色娘子军的电影、歌剧、戏曲、舞蹈等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红色娘子军》也由此成为文艺舞台上一部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

相比而言,何建明的长篇报告文学《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无疑是年度文本观照的亮点之一。翟泰丰在长篇评论《信仰是一个特殊的精神世界》《文艺报》201185日)一文中,从“《忠诚与背叛》令人震撼的秘密何在”、“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结合点何在”、“作者在忠诚者崇高的血液中寻找什么”、“作者在背叛者污浊的黑色血液中寻找什么”、“作者在带血的《狱中报告》里拷问什么”五个层面,全面而深入地剖析了何建明新作《忠诚与背叛》的写作动机、文本蕴涵、艺术表现和当下启示。梁鸿鹰在题为《<忠诚与背叛>:艺术昭示信仰的力量》(《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85日)的文章中说,《忠诚与背叛》是一本主义之书、信仰之书。作者通过自己的“忠诚写作”,将伟大的信仰力量再度艺术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无疑具有极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无法替代的精神价值。马建辉以《崇高是不能泯灭的》(《文艺报》20111010日)为题,认为《忠诚与背叛》中的崇高常常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忠诚者和背叛者最终都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作品给我们塑造的红岩烈士的群像就是这脊梁的一个象征,它是不能泯灭的。论者还在20111213的《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忠诚是这样炼成的——读<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的评论,重申了该著的历史启示和精神力量。

作为具有清醒文体意识的报告文学家,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和《发射将军》同时受到好评。张志强在《凝固的坚硬和柔软》(《文艺报》201195日)一文中认为,李鸣生的“摄影报告文学”《震中在人心》是一部具有探索性的报告文学。它以真实得近乎冰冷与坚硬的图片和文字,向我们叙述了“5·12”汶川大地震这场震惊世界的大灾难,探索灾难的精神损伤与内心的疼痛。作品叙事结构独特,艺术手法精彩,以散点透视的方式,用一种强悍的话语力量控制了事件叙述,用冷峻的画面、事件,用作家急急奔走的脚步声和他激烈的心跳,构建起一种宏大叙事。朱向前、傅逸尘在论及军旅文学的成绩与隐忧时,提到李鸣生的《发射将军》,认为该作将叙事的焦点集中在酒泉基地司令员李福泽的身上,对其人生命运和人格魅力做出形象、细致而生动的刻画。这种以小见大,专注于小而又不止于小的视角选择和刻画方式,印证了作者近些年来对报告文学文体进行探索和创新的努力。朱向前、傅逸尘:《光芒与阴影——2010年度军旅文学回眸》,《艺术广角》2011年第3期)

朱晓军的批判性“良知写作”人所公认,其《高官的良心》和《让百姓做主》毫无悬念地成为了年度关注对象。李烈钧在《说说<高官的良心>(《观察与思考》2011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文化人的良知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朱晓军写出了《高官的良心》。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忠实地记录和再现了足球打假扫黑反贪的历史走向、事件场景、人物心路、背景情状,以至原始文件、往来信函、解密细节。李炳银在《乡村基层民主政治的生动范例》(《学习时报》2011718日)一文中说,《让百姓作主》对“罢免”行动从发生到结束的过程进行了十分真实、细腻和生动形象的文学报告,像一出故事完整、悬念不断、情节起伏、冲突激烈的戏剧,给人很强的阅读吸引。李朝全评价说,《让百姓作主》描写的是金华市婺城区箬阳乡琴坛村村民用183个红手印成功地启动村主任罢免程序,破天荒地罢免了大多数村民不满意的村主任。朱晓军的创作善于深入开掘写作对象,善于借鉴小说塑造人物、编织故事、综合运用情节细节等艺术手法,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生动好读。(《新农民是新农村的希望与未来》,《文艺报》2011523日)谭飞菲等在《琴坛村的民主琴弦》(《北京日报》201162日)一文中指出,《让百姓做主》所描述的村民罢免村主任的事件,无异于琴坛村的“民主琴弦”,其在当代中国的深远意义将在日后被进一步证明。田珍颖《向“深度”掘进》(《文学报》2011811日)一文则认为,《让百姓做主》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寻找事物的趋势性,使作品抵达“深度”的平台;第二,从人物经历的转折点中,开掘其精神世界,以人物塑造的深度,支撑作品整体的文学深度。

“大学生村官”是近年来的新生事物,长篇报告文学《大学生村官》展示出诸多大学生村官在绿色的田野上种植人生理想实现人生价值的壮美画卷,读后使人强烈感受到:大学生村官是国家播撒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中的充满着希望的种子,他们在绿色田野展现出自我价值的同时,收获着沉甸甸的人身感悟,也为高校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一面镜子。(孟繁军:《播撒希望的种子  收获人生的感悟——读长篇报告文学<大学生村官>》,《时代文学》2011年第3期下半月刊)

李朝全在《用思想穿透文学》(《文艺报》2011511日)一文中,热情称赞杨黎光的《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以编年的顺序书写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次次波折、转折和转向,反思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最终归结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是一部试图为百年历史发展进程进行总结的文学著作。杨黎光新作《我们为什么不快乐》出版后,很快产生反响。孟繁华特撰《对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的关怀》(《文艺报》2011627日)一文,认为这是一本关怀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的著作,是一本对生命或生活本质进行终极追问的书,是一本融汇了古今中外知识和个人经验的书,也是一本既形上玄想又驻足大地的书。

2008年,举国上下进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活动,吕雷和赵洪的长篇报告文学《国运——南方记事》,应该说是应运而生的。陈建功重读该书后评价:“这本书从中国寻求复兴之路的历史必然,揭示了改革开放如何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从中国人民寻求幸福和谐生活的时代呼唤,揭示了改革开放如何反映了民意、激励了民心,从改革步履之艰难志士仁人之无畏,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率领人民开创新生活新时代的勇气与智慧。”(《汇聚历史风云的力作——读<国运>》,《文艺报》2011511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建立和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李春雷2010年新著《赤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实》,描述的就是这样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者坦言,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家要学学茅台精神,只有这样,才能酿出真正的茅台味道,才能酵出真正的文学韵味。(参见李平:《李春雷:梳理一段珍贵历史》,《中国新闻出版报》201171日)而作为广西首部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25万字的报告文学《世纪大救亡——阚培桐与抗战歌曲的毕生情缘》既是作者谭小萍个人创作的可喜收获和广西报告文学的重要成果,也是2011年值得关注的报告文学作品。李运抟在《打捞逐渐远去的历史》(《文艺报》2011928日)一文中从三个方面归纳该作的文本价值和创作特征:一是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价值的选题;二是“全景图”的报告;三是满怀激情和深情的采写。

《人民文学》自2010年第2期开始设立“非虚构”栏目,当年第9期刊发了梁鸿的《梁庄》,11月份全文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旋即成为阅读焦点,继而成为评论热点。李云雷在《我们能否理解故乡——读梁鸿的<梁庄>(《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一文中说,梁鸿结合了社会调查、口述实录、访谈等不同的体裁,在具体写作中既有叙述与说明,也有议论与抒情,不拘一格,凝聚了作者深厚的情感,展现了一个村庄的全貌,也以其质朴、真切打动了读者。许姗姗在《非虚构文学和非虚伪写作》(文艺报》2011117日)一文中认为,以《中国在梁庄》为代表的非虚构写作标志着作家从实验小说的自我纠结中走出来,从充满自恋的、复制中产阶级趣味的文字中走出来,回到伟大平庸的尘世,用对民生疾苦的抚摸,对非中心的关注,对陌生经验的讲述,对常识的打破等方式,去表达一种文学本应具备的风骨。

李朝全还总体评价了《2010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通过对《王家岭的诉说》、《火车头震荡》、《点一个太阳送给你》、《生长在心中的向日葵》、《起航,信义之船》、《玉树三题》、《玉树大营救》、《闪着泪光的事业》、《惊涛有泪》、《小岗之子》、《中国维和英雄》、《珍藏世博》、《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大转移》、《图美》、《来自“十元店”的报告》、《中国在梁庄》、《粮民:中国农村会消失吗?》等年度作品或精或简的评析,既肯定了2011年报告文学所取得成绩,也对作家们提高艺术素养、加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抱有殷切期待,有利于普通读者整体把握2010年报告文学概貌。(《关注时代发展  关切民生冷暖——<2010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简评》,《中国艺术报》201134日)

2011年被重读或评论的作品还有:《包身工》、《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迷》、《东方的光芒》、《解放大西南》、《好人丁新民》、《门前一卜槐》、《十四家》、《中国丹霞》、《感天动地》、《北线大出击》、《守护生命》、《前指政委日记》、《绝地重生》、《玛尼石的脉动》、《羌之红》、《抗日山》、《守望天山》、《仰视你,北大荒》、《丹东看守所的故事》、《崛起水晶城》、《城市·大演奏厅》、《篮球的秘密》、《点亮生命》、《大漠问天》、《奠基石》、《东方奇迹》、《妈妈和“无敌牌”》、《创造“金刚”奇迹的人》、《国家储备》、《大逃港》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逐一陈述。

四、地域含量与类型考察

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依理也是催生报告文学的沃土。正如何建明在《广东纪实文学大有可为》(《文艺报》2011511日)一文中所说,这些年来,广东纪实文学跟长篇小说及其他文学作品一样,非常引人注目,在整个中国当代纪实文学创作上,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军,特别是围绕改革开放30年,广东省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纪实文学作品。何建明具体提出四点看法:第一,广东要努力做到像经济建设那样成为纪实文学的前沿;第二,广东纪实文学起步虽晚,但正在向一个高峰攀登;第三,期待更多的青年作家加入纪实文学队伍;第四,纪实文学创作必须一方面完成对历史、社会、时代的既有责任,还要把这种既有的责任传递给读者。

由广东人民政府委托该省作协组织廖琪、张建渝、温远辉、熊育群、邱超祥、姚中才、陈宇等作家采写约70万字的大型报告文学《感动——广东人民支援汶川陇南地震灾区纪实》,是2010年度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杜卫东认为,该作具备了一部成功的报告文学所应该具备的基本品相:它选取最适合报告文学表现的题材,以全景式框架,全面展现了广东省援助汶川地震灾区的历史过程,弘扬了抗震援建中疑聚而成的广东精神。(杜卫东:《<感动>是一部教科书》,《文艺报》2011511日)

何莲芳、矫健在《新疆新时期报告文学审美品格论》(《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一文中初步勾勒了新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整体风貌,认为新疆新时期报告文学是在新中国报告文学的怀抱中成长起来的,表现了中西文明交汇,多民族、多宗教交融,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繁荣的浓烈地域色彩,具有新疆这块土地的“新疆味道”。新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历史性、现实性、地域性、新闻性、人文性往往又体现为一种刚性,即表现的历史事件大气磅礴、恢弘苍凉,塑造的人物阳刚粗犷、洒脱大度,叙写的人文风情神奇灿烂,传达着对土地、生命感悟的深重厚实、悠远绵长的情怀,对当代社会生活世相的揭示犀利准确、张力四射,这是对新疆这块土地精神、生命、家园、故土和民族的血性书写,突出地呈现出生存意识、生命思考、生态立场,表现出雄强、奇绝、旷远、崇高为主导的美学风格。

张立国通过对《鲁西流民图》、《革命青春的赞歌》、《孔府大劫难》、《改革大潮搏激流》、《希望圣火》、《刘运库和他的沙河村》、《中国有座鲁西监狱》等一系列事关济宁的报告文学的解读,展示了济宁的历史变迁,解析了济宁的文化生态,进而提出“回头看”的问题。(《一座城市与报告文学》,《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从题材类型层面看,张瑷对于青少年报告文学的阐述值得关注。她在《青少年报告文学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一文中说,新世纪以来,严酷的现实矛盾与忧患,使那些已经远离童心的天真却又尚未拥有成熟思想的青少年们,承受着难以承受的成长焦虑。在此背景下,青少年报告文学以直击现实的积极姿态,关注青少年的成长困境与问题,反思、批判不利于青少年人格精神培养和发展的社会机制与教育观念,呼唤健康优质的文化生态,激发青少年们的审美理想,产生了具有震撼力的社会影响。其他诸如体育乃至足球题材的报告文学也成为该年度评析对象,这里不再赘述。

五、少数民族报告文学作家作品探讨

柯岩、霍达、布仁巴雅尔、景宜的个体书写和满族作家的群体创作均走进年度评述视野。

新中国成立后,满族作家柯岩在报告文学领域大显身手,新时期以来更是大放异彩。涂途特撰《“人的一生,都在路上”——评柯岩的创作》(《武陵学刊》2011年第2期)一文,重点评析了柯岩近30年的报告文学创作。论者指出,1978年在《人民文学》第8期发表《奇异的书简》开始,柯岩接连创作了大量纪实性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船长》、《追赶太阳的人》、《从一个孩子看中国》、《希望在哪里》、《美的追求者》、《癌症死亡》、《青年经理》、《葡萄承认》、《女人的魅力》、《十五的月亮》、《国画大师李可染》、《铁蝴蝶》、《春天属于你》、《一个诗人眼中的宋庆龄》等等。总观柯岩的报告文学作品,有以下显著品性:一是真实性,二是典型性;三是哲理性;四是感召性。

吴丛丛的《霍达:一个时代的侠骨柔肠》(《光明日报》20111020日)一文,重点分析了回族女作家霍达的报告文学《民以食为天》和《国殇》。特别是面对邻居高建民、著名数学家张广厚、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员王振泰、农大讲师谢以铨、北师大讲师徐志英等一个个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严酷现实,霍达大声疾呼:“为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抢救我们的国宝!”《国殇》发表后,88岁高龄的冰心老人用“惊心动魄”来推介这部作品。

布仁巴雅尔是新时期蒙古族文学中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以自己的创作推动了蒙古族报告文学的形成、发展和繁荣。布仁巴雅尔的报告文学有力地见证了新时期30年内蒙古社会历史发展的主潮,将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性渴望、商业人才呼唤和“现代蒙古人”的想象具体化,促进了蒙古族文化的现代转型。(丁玉龙:《用文学见证时代——解读蒙古族作家布仁巴雅尔的报告文学作品》,《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5期)

2000年以来,白族女作家景宜创作出版了民族题材的报告文学三部曲《东方大峡谷》、《节日与生存》和《金色喜马拉雅》。《东方大峡谷》以20世纪90年代云南独龙江公路建设为主要线索,描写了云南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的生活现实和历史发展,写出了近10年中各民族人民为这条特殊公路的修建所付出的汗水和心血,从而结束了独龙江作为“我国惟一不通公路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特殊历史。长篇报告文学《节日与生存》以“1999年中国丽江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为主线,记录了古老的纳西民族的历史、文化及生活场景。2001年,为纪念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景宜又创作了我国第一部全面描述藏医藏药发展成就的长篇报告文学《金色喜马拉雅》,以藏医藏药为起点,对汉藏文化的交流、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人类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等问题都有独到的认识和思考。这三部长篇报告文学体现了景宜写作中视点的转移,标志着作家已经从最初写单纯的白族生活题材上升到对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关注上,体现出超越与宏阔的人文视野。(黄玲:《高原意识与女性意识的坚守者——论白族女作家景宜及其创作》,《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当代满族的族别文学,业已形成书写题材多样、创作体裁均衡、作家布局合理、艺术诉求纷繁的整体态势。其中,报告文学创作尤为引人瞩目。关纪新在《心上自有高楼——当代满族诗歌、散文与报告文学巡礼》(《辽东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一文中特别指出,理由是中国报告文学苑囿中一员战绩显赫的骁将,《她有多少孩子》、《中年颂》、《扬眉剑出鞘》、《希望在人间》、《南方大厦》、《倾斜的足球场》、《痴情》、《元旦的震荡》、《香港心态录》等一批作品,都曾经名噪一时。理由尽量选取社会生活中的焦点人物或焦点事件为内容,揭示社会变革时代人物的心灵幽微与事件的内在要害,同时把牢自己的文学性追求,擅长借用小说等文体的写作笔法,让读者充分享受到报告文学阅读的审美快感。蒋巍是报告文学领域的另一位知名作家,《在大时代的弯弓上》、《人生环行道》等,是他早期代表作,分别书写工业改革与私人情感两个遥不相及的话题。他中期与近期创作,触角更广泛地伸向国内与国外、各行各业、历史和当下、寻常情态乃至极端时变等。新世纪初,国内多处频繁出现灾异现象,蒋巍先后深入冰灾围困的贵州与大地震后的四川,及时写出中篇《2008——中国的春天》和长篇《撬动历史的杠杆》两部报告文学。随后,他又马不停蹄地钻进贵州境内的十万大山,撰写了《灵魂的温度》。近年,蒋巍夫妇通力完成了另一部厚重作品《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此外,礼露的《发现伍连德》也是颇具特色的报告文学。论者认为,“理由、蒋巍、礼露作品风格颇异,可有一点是相近的:他们都把关切的焦点,定格在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时代诉求上,定格在人类健康发展的普世价值上。作为族别文学之一的满族文学,非但不会因为这样作品未写出本族群特点而自增惭怍,反倒认为这是自身的光荣。”

六、重温异域报告文学的神采

《秘密的中国》是世界著名报告文学奠基者、捷克记者基希创作的一部反映1930年代战乱中国真实面貌的报告文学作品。1936年,周立波根据达维德生(Michael Davidson)的英译本转译为中文,由天马书店印行,在中国产生强烈反响。可是,随着时局的变化,基希及其《秘密的中国》却意外地遭受了一定程度的贬抑。为辨明个中缘由,张小龙特撰《基希及其<秘密的中国>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略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7期)一文。论者以为,从报告文学的发展史看,基希被推崇的主要原因,与他在世界报告文学史上的地位有重大关联。《秘密的中国》的出现,不仅充分实践了基希的报告文学思想,而且还成为中国报告文学写作者不可多得的“模范”。周立波不仅译介了基希的报告文学名著《秘密的中国》,而且还是积极仿效者。周立波之外,基希及其《秘密的中国》对夏衍、黄钢等作家的影响也很大。可是,时过境迁,基希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及其《秘密的中国》在中国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接受情况,这就是何其芳的两次批判。第一次批判是在194517日,第二次是19461127日。在何其芳看来,“基希的《秘密的中国》诚然是好的。但……还是以内容胜。至于他那些形式上的花样,老实说,倒显出了做作与卖弄的痕迹。”之所以发生上述转变,主要原因还在于毛泽东当时关于接受外国文化遗产的看法和某些颇含方向性的指引对何其芳产生了深刻影响。

吴艳的《解读日本作家在侵华战争时期的“文学报国”》(《日本问题研究》2011年第4期)对抗战时期日本的御用“国策文学”提出了批评。吴艳认为,“七七事变以后,战争空气日渐浓厚。而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本思想文化上的国家专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于人道主义文学也遭到了打压和否定,部分左翼作家被强令禁止创作。大部分作家作为战地报道员被派遣到各个战地,‘国策’驱使之下的‘国策文学’应运而生,称颂战争、鼓吹国家主义的报告文学充斥纸面。日本近代以来树立起的文学独立精神已被摧毁殆尽,文学开始失去了自身应具备的独立性,成为政治的‘御用’品,作家成了政治宣传的傀儡。”论者以石川达三和火野苇平两个作家的《活着的士兵》、《麦子与士兵》等正反作品为例,试图解读日本作家在侵华战争时期的“文学报国”图景,谴责了日本侵华的暴行,批判了日本当局强权钳制下的“御用”文人粉饰战争的丑行。

黄科安在《域外资源与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理论之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7期)一文中谈及域外资源与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理论的建构关系。他认为,报告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国外报告文学理论的译介与接纳。它一旦被移植到中国大地上,就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成为战争与革命期间一种重要的写作形式。

以上六大板块,只是笔者对2011年度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报告文学评论的粗略梳理。我们期待并相信,这种初步的集纳工作能够为未来全面精细的理论整合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

 

(原载《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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