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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小龙:糅合两种文化和语言感性的写作值得尝试

王杨

  作家裘小龙曾师从著名翻译家卞之琳先生,早年以翻译西方印象派诗歌为主,留学美国多年后开始用英文写作推理小说,处女作《红英之死》入围爱伦·坡推理小说奖,并获得世界推理小说大奖,他塑造的陈超探长颇受西方读者欢迎。继《红英之死》等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之后,裘小龙的又一部“陈超”系列推理小说《红旗袍》近日由新星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中文版。本报记者就此对裘小龙进行了专访。

  记者:您最早是从事诗歌翻译和写作的,是什么样的机缘使您在出国之后开始写侦探小说了呢?

  裘小龙: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离开中国七八年后第一次回国,对国内的变化印象深刻,很想写一点东西。写了一首长诗,但自己却不满意。也许是因为诗歌更适宜个人抒情,要描写整个社会与时代的变迁,则较难有得心应手的感觉。于是我开始写一部小说,不过,之前我从未写过长篇小说,写着写着在结构组织上遇到了困难,因此想到了侦探小说。从结构主义的角度讲,侦探小说一般都会有些较容易把握的结构组成部分;我本来就喜欢看侦探小说,从而想到利用侦探小说这一文类,作为一种现成的框架或结构,在其中试着写我自己想写的故事。在写《红英之死》时,我其实一开始都没想要去写侦探小说,但是出版社的编辑看了,说这就是侦探小说,而且和我签了三本合同,这以后就骑虎难下、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写到现在。不过我还是在写一些其他作品,包括诗歌,也还在翻译。我最近就会有一本与傅好文(Howard French)合作的摄影/诗歌集出版。

  记者:很多推理和侦探小说在展开“智力较量”的同时,也深刻反映了社会特别是人性,比如阿·克里斯蒂的马普尔小姐系列等,您怎么看待这一点?在您的写作中,会特别偏重哪一方面吗?

  裘小龙:“智力较量”或社会与人性的反映,是许多推理和侦探小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然不同的作家会有不同的侧重。我因为上面所提到的原因,从一开始就比较偏重于案件所产生的历史社会文化。在陈探长系列里,在写一个具体的案件时,我一般都会选择一个特定的政治、社会背景角度去展开。如在《石库门骊歌》(应译《当红是黑的时候》)中,我探讨的重点之一就是:当整个意识形态、价值体系都因为政治运动的变化给颠倒过来的时候,人们的生活中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悲剧?

  记者:同《红英之死》一样,您在《红旗袍》里同样写到了特殊年代和政治运动对人的异化,为什么会特别关注这一点?

  裘小龙:在中国,特殊年代和政治运动对人性的扭曲,不是“向前看”就可以绕过去的,它对中国历史与中国人集体潜意识的阴影,在今天依然存在。要写当代中国故事,回避复杂的、荒谬的历史因果曲折,很难写得深。或许,就像《红旗袍》中一首诗里写的那样,“我想让那些遥远的回响/给我所遭遇的一切带来头绪”。 这也是在戏仿《日瓦戈医生》中的“哈姆雷特”一诗。

  记者:《红旗袍》的故事背景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您在作品中借人物之口也对这一阶段做了评价,但放在二三十年后的今天来看,读者或者西方读者会不会觉得有距离感?为什么您多部作品的故事背景几乎都是这一时期?

  裘小龙:我的第一本小说《红英之死》是放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但是以后的几本,我采用了故意模糊的处理方法,肯定是写现当代,却不去规定具体是哪一年,换句话说,故事可以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也可以是21世纪初,也可以是当下。

  记者:陈超探长的故事是会继续下去的吧?有没有考虑让他在当今中国或者美国社会显露身手呢?

  裘小龙:在系列的第四本《双城案》中,陈超探长去了美国,而第七本《别哭泣,太湖》的故事背景就是前几年的太湖污染危机。今年5月将在法国先出版的《中国之谜》甚至会更贴近当下一些。

  记者:您的作品中有很多关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经典的描述和引用,在侦探小说的破案故事中插入大量这样的描写,是为了同时向西方读者推广中国文化吗?您是出于何种考虑采取了这样一种写作方式?

  裘小龙:在《红旗袍》里,关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经典的描述和引用,一方面是一种平行结构,即一篇论文与一个案件的相互印证,一方面是尝试所谓的连环杀手案的一种新写法。在西方这一类小说中,凶手仿佛是天生邪恶化身,只是因为无法理解、不可抑制的杀人冲动一个一个地杀下去,有时会稍稍写开去,但大多也只是提一下童年时代的心理创伤。在《红旗袍》案件里,我想不仅仅从个人童年遭遇,也从整个社会、历史、文化集体潜意识等多重角度探讨凶手犯罪心理机制的形成过程。这里涉及的东西方原型与心理的比较也是我自己很感兴趣的一个题目。

  记者:用非母语写作,特别是还要描述清楚复杂的中国文化,对您来说是一件挑战很大的事情吗?在转化过程中会不会担心丧失中国文化的原有之义?您从事多年的非母语写作,有什么感触可以分享?

  裘小龙:这确实是一种挑战,用非母语写,而且还不能离开复杂的中国文化背景来写,但这也是我自己不得不作的选择。至于会不会在非母语写作中丢掉一些东西,我自然是有担心的,但我想有时也会得到一些东西。譬如说中文语言特有的感性,并不是在英语写作中就消失殆尽了,有时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推陈出新。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一文中有个著名的观点,他认为,对一个作家来说,必须要做到的是避免语言的陈词滥调,因为这会使作者与读者思想懒惰。但有意思的是,一种语言里不那么新的表达方式或感性,移植到另一种语言后,有时会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效果。在写作中糅合两种不同的文化和语言感性,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却是值得去努力尝试的方向。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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