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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的诗圣

楚天舒

 

 

俗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可见唐诗在中国人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之举足轻重。就算受传统文化熏陶不深的我辈,大约也能体会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句话的掷地有声。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我们在充满幸福感地欣赏《望岳》、《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壮丽诗篇的时候,有谁能想到诗的作者,也就是有“诗圣”之称的杜甫,其一生竟是在颠沛流离中满怀辛酸、无限痛苦地度过的呢?

杜甫(712—770年)生活的时代,正是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当口。前期,他亲身体验了“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开元盛世,过着“裘马清狂”的生活,憧憬着“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的美好未来,好不惬意;但好景不长,繁华易逝,灾难接踵而至,一场安史之乱,把“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的盛唐社会搅得地覆天翻,面目全非,此后的李唐是藩镇割据,兵连祸接,老百姓流离失所,灾黎遍野。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仕宦之家,用今天的眼光看,属典型的官二代或官三代,而且是诗书传家,不像那些暴富起来的纨绔子弟,因此对这个走向巅峰又从巅峰跌落的社会自有一种使命感,杜甫自己也毫不掩饰地说“我祖诗冠古”、“诗是吾家事”,所以心气颇高,立志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光写诗恐怕还是不行的,所谓“学而优则仕”,他必须借“吟诗作赋”这门技艺作敲门砖挤进官场,也就是进入主流社会,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这一远大抱负。杜甫是这样想的,在安史之乱以前也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他频繁地以诗歌投谒于权贵之门,“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但不知什么原因,在长安蹭蹬十年并没有取得什么好的效果。当然,文人在唐宋的命运也好像真不一样,宋佑文,所以王安石、苏东坡这样的文人都能官居要津;而唐似乎更重武,再加上玄宗宠信外戚宦官,而这些人对耍笔杆子的读书人是视若仇雠的,所以李白、杜甫这样的诗人仕途就蹇滞得不行。谋居要职而不得,对于芝麻样的小官李、杜当然又不屑,挂冠而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曾有的政治理想当然也就泡汤了。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安史之乱的发生似在昭示,构筑大唐盛世的基础已经腐朽,这座大厦开始坍塌。坍塌的大厦不仅会伤及统治者,同时也会危及社会的各个阶层,譬如像李、杜这样的退出官场的士人,本来还可以追求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酒人生,但动荡的政局、频繁的战乱,把他们的这一点微弱的希望也打碎了。欲求一种平静、安逸的生活而不可得,最后不得不走上漂泊流离的道路,这真是一代诗圣的悲哀。

安史之乱发生后,玄宗逃亡四川,唐室无主。李亨在灵武(今宁夏境内)匆匆即位,心向唐室的勤王军和官绅纷纷向灵武靠近。杜甫似乎又看到了希望,也立即奔赴灵武,但在前赴灵武的途中却被叛军掳往长安,虽未成为叛军重点逼降的对象,却也天天过着惊魂不定的生活,他思念离散的家人,盼望勤王的大军早日收复两京。数月后,杜甫趁叛军内乱之机,冒着生命危险终于逃离长安。提心吊胆从死亡线上归来的杜甫不由得发出无限感慨:“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等回到鄜州与家小团聚时,杜甫又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虽然此后还有一小段时间,他又带着家小回到长安,任职朝廷,甚至也可能闪过在官场上大干一把的念头,但长时间的久沉下僚和安史乱后的逃亡经历让他更深地体会到“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的道理,而且他那份狷介的书生气在新皇帝那里也吃不开,肃宗很快就把他放出朝廷,打发他到华州任司功参军。这样,杜甫在官场的发展也就到了头,一种绝望直袭心底,只好辞职不干了。而由于战乱频仍,两京不靖,杜甫体会到居京不易,于是带着一家老小自此开始了从华州到秦州而成都、夔州,出三峡到岳阳、潭州、衡州,最后客死于湘江小船上的流浪生涯。

流离道路的杜甫不可能带着百万身家,因此一路流亡下来,虽然说不上餐风露宿,但生活肯定拮据。到秦州(今天水)时,他就开始上街卖药,干些小商小贩的营生,以补生计。到成都时,他很想定居下来,但显然已是囊中羞涩,开始借居在成都郊外的草堂寺里,然后依靠各路朋友的资助,有的出钱,有的出力,有的出建材,有的送果苗,好不容易才搭起几间茅草房,就是那简陋的家具也是东求西借凑起来的,“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实在没米下锅了,他就向时任代理成都尹的老朋友高适求援,“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到了这时,杜甫不仅在政治上没什么追求了,就是在生活上似也趋于自然简朴,一任生活闲散下去,“失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可是,没过几年,他在成都定居下来的愿望也落空了。这一来是因为安史乱后,遍地干戈,扰攘不息,难找一片净土,他此前生活过的长安先后遭到安史叛军、回纥军甚至官军的扰攘,还有吐蕃族的侵扰;他到华州、秦州,吐蕃兵也侵掠到华州、秦州;从山高谷深、盗匪横行的蜀道一路走来,也是一路的苦不堪言;他想在天府之国的成都定居,可成都也是三天两头闹武人争地夺权的游戏,老百姓甭想过上安生的日子;而更重要的是他在成都的这几年,开始好歹有严武、高适等故旧的照顾,后来这些人或调或死,他在成都就寄食不下去了,“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无奈之下,只得再度流亡。而这时,他虽然想望家山,却再也没有北走蜀道的勇气,所以出川就只能从成都南下东进经长江三峡这一条路了。

离开成都出川时,他在山城夔州(今奉节)又生活了两年。这时的杜甫,已是百病缠身,回乡的打算更加炽烈;而客居荆州的弟弟也劝他早日出峡;说起来当时的荆州也是通都大邑,官府里又不乏亲友故交,所以杜甫就漂泊到了荆州。到了荆州,杜甫才发现,回家的路其实很漫长,因为北上必经的商州一带,这时也是武人互相杀伐,烽火不熄,道路因而阻隔,而长安又天天处在吐蕃的威胁之下,所以他不得不放弃北归的计划。但荆州也非久留之地,这里虽有不少亲朋故旧,但这些人好像并没有给他一家老小的生活提供多少实际帮助,以至日常生活都难以维持,可怜到“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鳃”的地步。已是衰朽残年的杜甫,展望前程,一种日暮途穷的悲凉就像春天丛生的杂草困扰在他的心头,总也挥之不去。“更欲投何处?飘然去此都。形骸元土木,舟楫复江湖。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百年同弃物,万国尽穷途。”有时候,他不禁扪心自问:“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难齐。”

中原板荡,荆州难留,哪里是归宿?杜甫想到了时任衡州刺史的故旧韦之晋,就这样他驾着小船到了岳州、潭州而衡州;可等他到了衡州,故人又改任潭州刺史了;等他再回到潭州时,故人又不幸亡故了。如此大半年间,杜甫一家就在湘江里漂泊,连个固定的住处都没有了。他在潭州住了一段时间,靠卖药为生,但这里随即也发生了兵乱,杜甫只得驾着小船再度南下衡州、郴州,准备投奔时在郴州为官的舅父崔伟,可行至耒阳遭遇江水陡涨,被困数日后,他被迫放弃原计划,又掉转船头,再次沿江顺流而下。这回应该是下了坚决北上、回归故乡的决心,可惜贫病交加,他再也无力走出湘江了。770年的寒冬,一代诗圣无限凄凉地客死在湘江的一条小船上。

可以想见,漂泊一生的诗圣,到处寄人篱下,居无定所,“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其内心该是多么痛苦,多么无奈;但又有谁能想见,在如此艰难困窘的条件下,他的胸襟仍是那么阔大,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以笔作枪,写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瑰丽雄奇的诗篇,倾诉着人民的疾苦,控诉着官场的黑暗,寄托着自己对盛世的期盼。漂泊一生的诗圣留给后人的财富又何止这些?生活的艰难只是一方面,壮丽的诗篇也只是一方面,而精神的伟岸挺拔却永远激励着后来者,泰山压项不弯腰,千难万险不低头。每念及此,想“诗圣”之誉,杜甫真乃享之无愧矣。

原载: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2月15日 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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