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专题研究 > 明四大奇书研究 > 《三国演义》研究

忠贞智慧,万古流芳

——论诸葛亮形象

沈伯俊
  在《三国演义》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诸葛亮无疑是塑造得最为成功,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可以说,他是全书的真正主角,是维系全书的灵魂。我们简直无法想像,如果没有诸葛亮这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三国演义》还有什么看头,还怎么能成为世代相传的古典文学名著!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作者耗费笔墨最多的艺术形象。从“水镜先生”司马徽第一次提到他的道号“伏龙”(即“卧龙”),为他的出场预作铺垫(嘉靖元年本第六十九回《刘玄德遇司马徽》,毛本第三十五回),到他去世后被安葬于汉中定军山(嘉靖元年本第二百九回《武侯遗计斩魏延》,毛本第一百五回),他一直处于作品情节的中心,当之无愧地成为全书的第一号主角。罗贯中满怀挚爱之情,倾注全部心血,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将他塑造为一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典型。
 
   一
 
   历史上的诸葛亮(181~234),本来就是汉末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生于东汉末年的乱世之中,十四岁便随叔父诸葛玄离开家乡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辗转来到刘表控制的荆州。十七岁时,诸葛玄病卒。尽管此时诸葛亮年未弱冠,又与荆州牧刘表及其大将蔡瑁都有亲戚关系,但他胸有大志,襟怀高迈,不愿托庇于权门,于是带着弟弟诸葛均,毅然隐居于隆中(汉代属荆州南阳郡邓县,今属湖北襄樊市),一面躬耕陇亩,一面关注天下大事,研究治国用兵之道,长达十年之久。建安十二年(207),奋斗半生而屡遭挫折,当时依附刘表、屯兵新野、势单力薄的刘备三顾茅庐,向年仅二十七岁的诸葛亮请教。诸葛亮提出著名的《隆中对》,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大势,为刘备制定了先占荆、益二州,形成三分鼎立之势,外结孙权,内修政治,待时机成熟,再分兵两路北伐,攻取中原,以成霸业的战略方针。在刘备的恳切敦促下,诸葛亮出山辅佐,从此成为刘蜀集团的栋梁,在历史的舞台上大展宏图,创造出非凡的业绩。
 
   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亲率大军南征,刘表病卒,次子刘琮继位,不战而降,刘备败走江夏。在此危难之际,诸葛亮主动要求出使江东,说服孙权,建立起孙刘联盟,在赤壁之战中大败曹军,使刘备趁势夺得荆州江南四郡,不久又“借”得孙权占据的南郡。此后,他又协助刘备夺取益州,顺利地实现了跨有荆、益,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第一步战略目标,使刘蜀集团达到鼎盛时期。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丢失荆州,使刘蜀集团的地盘减少了将近一半;章武二年(222),刘备又在夷陵之战中遭到惨败,次年托孤于诸葛亮,在羞愤与悔恨中病逝。在此危急存亡之秋,诸葛亮以巨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智慧,独力承担起维系蜀汉国运的历史使命。他高瞻远瞩,勤政务实,励精图治,清正廉明,把蜀汉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坚持“和”、“抚”方针和“攻心为上”的原则,迅速平定南中地区,较好地处理了民族关系;他不畏艰险,屡次北伐,始终对强大的曹魏保持了进攻的态势;他善于治军,赏罚严明,重视装备的革新和战术的改进,创制了令人称奇的“木牛流马”和“八阵图”;他忠于职守,克己奉公,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西晋杰出的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篇末高度评价道: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诸葛亮的崇高品格,不仅深受蜀汉民众的尊崇,甚至还得到敌方的敬重。在他的诸多优秀品格中,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智慧,集中体现于《隆中对》;二是忠贞,集中体现于《出师表》。总之,他确实不愧为一代贤相,名垂千古。
 
   二
 
   诸葛亮逝世以后的一千余年间,历代胸怀壮志、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深情地缅怀和颂扬着他,广大民众一代又一代地传颂着他的业绩,各种通俗文艺也反复讲唱和渲染着他的故事。罗贯中继承了这种尊崇诸葛亮的社会心理,在史实的基础上,吸收了通俗文艺的有益成分,加上自己的天才创造,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高雅、睿智、充满理想色彩和艺术魅力的诸葛亮形象,一个家喻户晓的光辉形象。这样的诸葛亮形象,虽以历史人物诸葛亮为原型,但已有了很大的变异,比其历史原型更高大,更美好,成为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成为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无比智慧的化身,成为中外人民共同景仰的不朽形象。
 
   为了塑造好诸葛亮艺术形象,罗贯中花费了大量笔墨,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努力。
 
   (一)充分突出诸葛亮在刘蜀集团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
 
   历史上的诸葛亮,尽管一出山就与刘备“情好日密”,受到刘备的充分信任;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却是逐步提高的,按照通常的政治机制,这也是很自然的。他刚出山时的身份,《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没有记载,估计是幕宾之类。赤壁之战以后,刘备夺得荆州江南四郡,诸葛亮始任军师中郎将;此时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早已封汉寿亭侯,张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封新亭侯,诸葛亮的地位略低于关、张。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定益州,诸葛亮升任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掌管左将军府事务,此时刘备的官衔是“左将军领荆、益二州牧”),其官品与关羽、张飞同列,而在刘蜀集团中的实际地位则超过关羽、张飞。直到刘备称帝(221),诸葛亮任丞相,才正式成为蜀汉的头号大臣。而且,在刘备称帝之前,诸葛亮虽曾参与谋议,但大部分时间是留守后方,足食足兵,从未统管过军事 。
 
   然而,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却把诸葛亮写成一开始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指挥一切的统帅,大大提高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出山不久,夏侯淳便率领十万大军杀奔新野,这是他面临的第一场考验。这时——
 
   玄德请孔明商议。孔明曰:“但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剑印。”玄德便以剑印付孔明。孔明遂聚集众将听令。……“主公自引一军为后援。各须依计而行,勿使有失。”(第三十九回)
 
   在这初出茅庐第一仗中,刘备一开始便将指挥权交给诸葛亮;诸葛亮胸有成竹,一一调遣众将,甚至连刘备也要接受他的安排。火烧博望的胜利,树立了诸葛亮的威信,也确立了他指挥一切的地位。从此以后,他在刘蜀集团的指挥权牢不可破,从未受到过质疑。每遇大事,刘备总是对他言听计从,文武众官也总是心悦诚服地执行他的命令。赤壁大战期间,他出使东吴达数月之久,刘备方面积极备战,一切准备就绪后,仍然要等待他赶回去指挥调度:
 
   且说刘玄德在夏口专候孔明回来……须臾船到,孔明、子龙登岸,玄德大喜。问候毕,孔明曰:“且无暇告诉别事。前者所约军马战船,皆已办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军师调用。”孔明便与玄德、刘琦升帐坐定……(第四十九回)
 
   诸葛亮的命令,谁也不能违抗。就连身份特殊的头号大将关羽,由于违背军令私放曹操,诸葛亮也要下令将他斩首;只是由于刘备出面说情,希望容许关羽将功赎罪,“孔明方才饶了”。(第五十回~五十一回)这些描写,大大超越了历史记载,使诸葛亮始终处于刘蜀集团的核心,地位明显高于所有文武官员,而又使读者觉得可信。刘备得到诸葛亮之前屡遭挫折,而得到诸葛亮辅佐之后则节节胜利,两相对照,读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刘蜀集团的成败安危,不是系于刘备,而是系于诸葛亮。
 
   (二)竭力渲染诸葛亮的智慧,特别是出神入化的军事谋略
 
   上面说过,历史人物诸葛亮的突出品格之一便是智慧,但那主要是善于把握天下大势,善于总揽全局,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的政治智慧,《隆中对》就是其集中体现。至于军事方面,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说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意思是说诸葛亮善于管理军队,治军严整,但在运用奇谋妙计上却有所不足;他治理百姓的才干,优于当统帅的谋略;随机应变的本领,不是他所擅长的。有人认为陈寿贬低了诸葛亮;但事实是,历史上的诸葛亮确实并不特别擅长出奇制胜。然而,在《三国演义》里,罗贯中不仅充分表现了诸葛亮的政治智慧,而且通过大量的虚构情节,着力突出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把他塑造为用兵如神的谋略大师,成为中华民族无比智慧的化身。
 
   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出山后取得的第一个胜利——火烧博望,便具有很大的虚构成分。历史上,刘备曾与曹操大将夏侯?、于禁等相拒于博望,“久之,先生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等追之,为伏兵所破。”(《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那是在三顾茅庐之前,自然与诸葛亮无关。罗贯中来了个移花接木,将此事安排在诸葛亮出山之后,使他成为克敌制胜的英明指挥者。作品先写曹军的气势汹汹,写十万曹军与刘备数千人马的悬殊对比,酿造出泰山压顶的紧张气氛;然后写诸葛亮调兵遣将,关羽、张飞对他的计谋都心存怀疑,“众将皆未知孔明韬略,今虽听令,却都疑惑不定。”“玄德亦疑惑不定。”结果,战斗的进程完全按照诸葛亮的预计发展,刘备军大获全胜,使得关羽、张飞这两个心高气傲的大将心服口服,称赞道:“孔明真英杰也!”(第三十九回)于是,诸葛亮料事如神的军师形象初步得到了表现。
 
   随后的火烧新野,纯属虚构的情节。在这次战斗中,诸葛亮水火并用,层层设伏,让曹仁、曹洪率领的十万大军先遭火烧,再被水淹,损失惨重(第四十回)。从此,诸葛亮的无穷妙计,不仅赢得了整个刘蜀集团的高度信任,而且使曹军十分害怕,动不动就怀疑:“又中孔明之计也!”
 
   在决定刘蜀集团命运和三分鼎立局面的赤壁大战中,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更是大放光彩。本来,在历史上的赤壁大战中,最主要的英雄应该是周瑜;诸葛亮除了出使江东,智激孙权联刘抗曹之外,究竟还有哪些作为,史书上并无明确的记载。然而,在罗贯中的笔下,诸葛亮却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关键的人物。尽管他在吴军中身居客位,但是,他却是“赤壁大战”这一情节单元的真正主角。孙刘联盟的建立,由他一手促成;孙权抗曹的决心,由他使之坚定;周瑜导演的“群英会”、“蒋干盗书”,黄盖的苦肉计、诈降计,被他一眼看穿;战役的关键决策——火攻计,由他与周瑜共同商定;而实行火攻的决定性条件——东风,又由他巧妙“借”来。可以说,孙刘联盟在夺取胜利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他的智慧;如果没有他,周瑜要想打败曹操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孙刘联盟与曹军之间的矛盾和孙刘联盟内部矛盾的旋涡里,在与周瑜、曹操这两个杰出人物的斗智中,他的远见卓识、雅量高致和神机妙算,一次又一次地迸发出耀眼的火花。周瑜对他又敬又嫉,多次企图除掉他,他都一一从容化解,安如泰山,既使周瑜无可奈何,又维护了孙刘联盟,保障了战役的胜利。斗智的结果告诉人们:曹操之智不及周瑜,周瑜之智又不及诸葛亮,因此,诸葛亮才是大智大勇的头号英雄。
 
   在“三气周瑜”、“刘备夺取汉中之战”、“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等情节单元里,罗贯中也安排了许多虚构的情节,从多种角度入手,把诸葛亮的智慧谋略表现得精妙绝伦。在与对手的政治斗争中,他总是善于把握全局,随机应变,因势利导,牢牢掌握制胜的主动权。在军事较量中,他总是知己知彼,重视掌握情报,善于调动对方,善于打心理战,善于“用奇”,或伏击,或偷渡,或伪装,或奔袭,虚虚实实,千变万化,一次又一次地赢得胜利。《孙子兵法》说:“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兵势篇》)“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诸葛亮精通这些军事原则,真是用兵如神。为了突出诸葛亮的谋略,作品常常运用对比、衬托等艺术手法。心高气傲的周瑜多次感叹:“孔明神机妙算,吾不如也!”直到临终,他还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悲叹,强烈地表达了他力图压倒诸葛亮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善于用兵的曹操在与诸葛亮交战时老是疑神见鬼,一败再败。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更是多次承认:“吾不如孔明也!”甚至在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司马懿率兵追赶,还被诸葛亮的遗像吓得狼狈而逃,落了个“死诸葛能走生仲达”的话柄。通过这些第一流人才与诸葛亮的对比,诸葛亮那“无穷如天地”的谋略被表现到了极致。
 
   (三)多方刻画诸葛亮的忠贞品格
 
   在诸葛亮人生的后半段,即从“白帝托孤”到“秋风五丈原”(223~234),这一方面日益得到强化。在这十二年里,诸葛亮独力支撑蜀汉政局,日理万机,尽心竭力,为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而不懈奋斗。平定南方之后,他亲率大军北伐,临行呈上著名的《出师表》,对后主谆谆告诫,并慨然表示: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禳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第九十一回)
 
   在“六出祁山”的漫长征途上,诸葛亮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也遭受过意外的失败。首次北伐,虽曾势如破竹,连夺三郡,但因马谡自作主张,丢失街亭,蜀军不得不迅速撤退,取得的成果毁于一旦。事后,诸葛亮不仅坚持原则,挥泪斩马谡;而且勇于承担责任,上表自贬三等;并诚恳叮嘱部下:“自今以后,诸人有远虑于国者,但勤攻吾之阙,责吾之短,则事可定,贼可灭,功可翘足而待矣。”(第九十六回)在外有强敌,内有庸主的艰难形势下,他以极大的智慧和毅力,作出了非凡的业绩。直到最后一次北伐,他因积劳成疾,吐血不止,自知生命垂危,首先想到的仍然是蜀军的安危和蜀汉的存亡,仔细安排退军部署,推荐自己的接班人,还“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在这最后一次巡视军营中,他怀着无限的遗憾长叹道:“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其有极!”在死神即将来临之际,上至国君,下至部属,近至眼前的退军节度,远至今后的方针大计,他都考虑到了,却很少想到自己的妻儿老小。作者以蘸满感情的笔触,传神尽意的描绘,极其鲜明地表现了诸葛亮忠心耿耿、克己奉公的高尚品格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奋斗精神。在写到诸葛亮溘然长逝后,作品插叙了被诸葛亮废黜的廖立、李严得知噩耗后的悲痛情景,以衬托诸葛亮立身之严谨、处事之公正、感召力之强烈。不仅如此,作者还极力渲染了此时的悲凉气氛:“是夜,天愁地惨,月色无光,孔明奄然归天。”(第一百四回)真是字字带血,声声含泪,悼惜之情,溢于言表,令人读来荡气回肠。至此,诸葛亮的光辉形象便牢牢地矗立在读者的心中了。
 
   三
 
   几百年来,《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一直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不过,也有一些人对这一形象有所批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先生的这段话:“至于写人,亦颇有失……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对此应该怎么理解呢?
 
   我认为,鲁迅先生按照严格的现实主义标准,指出《三国演义》表现诸葛亮的“多智”有过头之处,这是对的,所谓“近妖”,即指有的地方对诸葛亮的谋略夸张过甚,表现出神化倾向;但这绝不意味着作品对诸葛亮形象塑造的根本失败。从总体上来看,作品对诸葛亮形象的塑造仍然是非常成功的。这里特别要强调这样几点:
 
   第一,全面把握《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我曾经强调指出:
 
   在创作方法上,《三国演义》既不属于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而是古典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
 
   综观全书,罗贯中紧紧抓住历史运动的基本轨迹,大致反映了从东汉灵帝即位(168年)到西晋统一全国(280年)这一历史时期的面貌,这一历史时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罗贯中都予以关注,都大致按照史实的基本框架和发展趋势,作了不同程度的叙述与描写。这一历史时期的一系列重要人物,罗贯中在把握其性格基调时,都力求实现艺术形象与其历史原型本质上的一致。这样,就使作品具有厚重的历史感,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是人们普遍承认《三国演义》“艺术地再现了汉末三国历史”的根本原因。然而,在具体编织情节,塑造人物时,罗贯中却主要继承了民间通俗文艺的传统,大胆发挥浪漫主义想像,大量进行艺术虚构,运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 。
 
   作品中的诸葛亮形象,就正是既实现了“与其历史原型本质上的一致”,又进行了充分的理想化,“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这种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不仅体现了罗贯中本人“好奇”的审美倾向,而且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小说“尚奇”的艺术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智慧和谋略的竭力渲染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第二,《三国演义》对诸葛亮智谋的夸张和渲染,可谓由来有自。早在西晋末年,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为诸葛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李兴撰文,其中便写道:
 
   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齐,又何秘要 ?!
 
   这里已经为诸葛亮的才干和谋略抹上了神秘的色彩。而且,裴松之还引用多条材料,对诸葛亮的谋略加以渲染。及至唐代,诸葛亮已被称为“智将”。到了宋代,大文豪苏轼作《诸葛武侯画像赞》,更是对诸葛亮的谋略大加颂扬:
 
   密如神鬼,疾若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前后应会,左右指挥;移五行之性,变四时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
 
   “人也?神也?仙也”的赞叹,更加突出了诸葛亮的“神奇”。沿着这一思路,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又进一步写道:
 
   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司马仲达曾道:“来不可□,□不可守,困不可围,未知是人也,神也,仙也?”(卷中《三谒诸葛》)
 
   这就完全把诸葛亮神化了。
 
   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时,对《三国志平话》中的诸葛亮形象作了大幅度的改造,删除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之类的神异描写,使诸葛亮形象复归于“人”本位——当然,是一个本领非凡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杰出人物。书中对诸葛亮智谋的描写,大都有迹可循,奇而不违情理。在政治谋略方面,作品写诸葛亮的“隆中对”、智激孙权,基本上是依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记载加以叙述,并无多少夸张。在军事谋略方面,作品写诸葛亮火烧博望、火烧新野、草船借箭、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空城计等事,尽管颇多虚构,但要么早有野史传闻或《三国志平话》的相关情节作基础,要么是对史实的移植与重构,即使纯属虚构,也编排有度,大致符合情理 这样的智谋,虽有传奇色彩,却并非神怪故事;虽非常人可及,却符合人们对传奇英雄的期待。这与全书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是一致的。
 
   第三,应该承认,《三国演义》在表现诸葛亮的智谋时,确有少数败笔。一是作品的后半部分,个别情节违背历史和生活的逻辑,勉强捏合,夸张过甚。如第一百一回《出陇上诸葛装神》中写魏军“但见阴风习习,冷雾漫漫”,却无法赶上诸葛亮,并借司马懿之口称诸葛亮“能驱六丁六甲之神”,会“缩地”之法,便明显带有神异色彩。二是罗贯中出于对诸葛亮的热爱,有时对其失误之处也苦心回护,导致个别情节不合情理。如第一百五回“遗计斩魏延”,本来想表现诸葛亮料事如神,早有先见之明,却无法完全掩盖诸葛亮对待魏延的不当之处,结果欲益反损,反而使读者感到难以信服 。这种情节虽然不多,却有可能让人产生“近妖”的感觉。
 
   第四,应该注意将《三国演义》与其衍生作品加以区别。几百年来,在《三国演义》广泛传播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对其进行改编与再创作,从而产生出大量的、各种门类的衍生作品。这些衍生作品,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演义》的传播渠道,扩大了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演义》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有所强化,有所发展,有所变异。例如:《三国演义》写诸葛亮的装束,初见刘备时是“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第三十八回);赤壁大战后南征四郡,也是“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执羽扇”(第五十二回);首次北伐,与王朗对阵,则是“纶巾羽扇,素衣皂绦”(第九十三回)。这些描写,来源于东晋裴启所撰《语林》对诸葛亮衣着风度的记载:“乘素舆,著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军,众军皆随其进止。”“鹤氅”亦为魏晋士大夫常用服饰,《世说新语》等书屡见不鲜。而在明清以来的某些“三国戏”和曲艺作品中,诸葛亮动辄穿上八卦衣,自称“贫道”,言谈举止的道教色彩越来越重,其计谋的神秘意味也有所强化。如果有人从这类作品中得到诸葛亮形象“近妖”的印象,那是不能都记在《三国演义》的账上的。
 
   总之,尽管《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描写存在少数不当之处,但只能算是白璧微瑕。从总体上来看,诸葛亮形象仍然是全书塑造得最为成功,最受人们喜爱的不朽艺术典型,永远启示和激励着后人。
 
                                       (2001年5月初稿,9月修订)
原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年03期
收藏文章

阅读数[3528]
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周访问排行 月访问排行 总访问排行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中国文学网”会员,请 登录 后发表评论; 或者您现在 注册成为新会员

诸位网友,敬请谨慎网上言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