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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刘蜀后期人物三论

沈伯俊
内容提要 本文对蜀汉后期的四个重要人物予以论析,指出:(1)刘禅虽然平庸,却安于君位;与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昏君、暴君相比,表现不算太差,堪称“庸主”的典型。(2)蒋琬费祎是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对稳定蜀汉政权起了重要作用。《三国演义》对他们执政时期一笔带过,是一个明显的缺陷。(3)姜维虽力图继承诸葛亮遗志,但国势衰微,无力回天,只能成为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英雄。
关键词 刘禅;蒋琬;费祎;姜维
  长期以来,在《三国演义》的众多人物形象中,除曹操之外,人们主要致力于对刘蜀集团人物的研究;而在刘蜀集团人物中,研究最多的则是诸葛亮、关羽、刘备、张飞等创业和立国阶段的人物。这与《演义》的整体构思相合,因而是合理的。不过,对刘蜀后期人物关注过少,毕竟还是一个缺点。本文特拈出其中几个重要人物,略加论析。
 
   一、阿斗——庸主的典型
 
   《三国演义》中的蜀汉后主刘禅(乳名阿斗),在位四十一年(223-263),先有千古名相诸葛亮主持大局,后有蒋琬、费祎、董允、姜维等文武贤臣尽心辅佐,但他却一直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后来竟让宦官黄皓专权,朝政日益腐败,终于将大好河山拱手让人。与他那位弘毅坚韧、百折不挠的枭雄父亲相比,这位亡国之君实在让人看不起,“扶不起的阿斗”便是千百年来人们对他的一句定评。
 
   不过,人们在抨击、嘲笑刘禅的时候,往往出自对诸葛亮的追思、对蜀汉的悲悼,情绪宣泄多于理智评判。如果对具体的历史作一番深入细致的分析,也许会对刘禅的性格和命运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诚然,刘禅非常“笨”,但并非一无是处。衡量一国之君的好坏,不是看其个人才干如何,而主要应看两条:其一,国家是否安定,政治是否清平;其二,君臣关系是否正常。梁武帝博学多通,才华出众,但赋敛苛重,忠奸不分,晚年佞佛,一手造成侯景之乱,以致黎民涂炭,自己也被饿死,实在难逃昏君之责;隋炀帝天资聪颖,文武兼备,但穷奢极侈,横征暴敛,滥杀大臣,导致天下大乱,更是不折不扣的暴君。刘禅作为一国之君,最大的毛病是“平庸”,无所作为;最大的优点则是“安于君位”,没干什么突出的坏事。与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昏君、暴君相比,他的表现还不算太差,堪称“庸主”的典型。
 
   就内政而言,曹魏后期,自司马懿于正始十年(249)正月发动政变,诛灭曹爽集团,独揽大权以后,屡次发生反对司马氏的激烈斗争:嘉平三年(251),太尉王凌谋立楚王曹彪,以抑制司马懿,司马懿讨王凌,王凌自杀,曹彪被“赐死”;嘉平六年(254),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张缉谋诛司马师,以太常夏侯玄代之,事泄被杀,不久,司马师废少帝曹芳为齐王,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正元二年(255),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讨司马师,司马师率兵攻之,毌丘俭兵败被杀,文钦奔吴;甘露二年(257),征东大将军诸葛诞据寿春反司马昭,称臣于吴,司马昭挟持魏主曹髦及太后,率大军往攻,直至次年二月才攻破寿春,诸葛诞被杀;甘露五年(260),魏主曹髦亲率殿中宿卫僮仆讨司马昭,司马昭命亲信贾充率兵迎战,杀害曹髦,另立常道乡公曹奂为帝:十余年间,真是内乱不已。孙吴后期,政治也很混乱。特别是末帝孙皓在位的十六年间,骄奢淫逸,穷凶极恶,滥用民力,大兴土木;全国人口不过二百几十万,而他的后宫竟达五千余人!致使吴国迅速衰落,将士离心,百姓贫困,怨声载道;西晋大举伐吴之前,国内已有多处起义和兵变。相比之下,刘禅在位四十一年,虽然后期内政日渐走下坡路,但政局基本上保持了长期平稳。
 
   就君臣关系而言,曹魏后期,司马氏靠政变上台,又以阴谋诡计和残暴手段垄断权力,其与曹魏皇室之间,全无信义可言:架空少主,威逼太后,两度废立,甚至悍然杀害皇帝,血溅宫廷;而被害的魏主曹髦则留下一句千古名言:“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1〕吴国末帝孙皓在位期间,对大臣视若仆隶,任意残害: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定策迎立他为帝,仅仅四个月后,他就杀了二人,可谓恩将仇报;右丞相万彧在他为乌程侯时即与之交好,最早建言迎他为帝,却因进谏被责而自杀〔2〕;中书令贺邵屡次进谏,引起他不满,邵中风,口不能言,被他怀疑装病,拷打得体无完肤,终被杀害;侍中韦昭有良史之才,因撰写《吴书》时坚持据实而书,竟被下狱,亦遭杀害〔3〕……他杀人还常常花样翻新:或锯人之头,或剥人之面,或凿人之眼〔4〕。如此兽行,自然使君臣关系极其紧张。相比之下,刘禅在位期间,与大臣的关系显然要好得多。
 
   历史上刘禅的在位期间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前期,即诸葛亮辅政时期(223-234);中期,即蒋琬、费祎执政时期(234-253);后期,即黄皓由干政到专权时期(253-263)。在这三个时期中,刘禅基本上能守君道,优礼大臣;即使后期昏庸日甚,也几乎未见残害大臣之事。
 
   在诸葛亮辅政时期,刘禅严格遵循父亲“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的遗训,对诸葛亮极为敬重,充分信任,“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5〕诸葛亮治理蜀中,发展经济,与吴国恢复同盟关系,他总是乐观其成,从不干预;诸葛亮亲自南征,几度北伐,他总是予以支持,从不掣肘(《三国演义》第100回写诸葛亮气死曹真,打败司马懿,后主却听信流言,下诏宣诸葛亮班师回朝,纯属虚构)。如此放手让辅政大臣行使职权,不疑心,不捣乱,在封建时代并不多见。当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时,刘禅派尚书仆射李福前去探望,并咨询国家大计;诸葛亮推荐蒋琬、费祎为接班人,他又虚心采纳,先后任命蒋琬、费祎为执政大臣。不仅如此,诸葛亮逝世后,他仍追思不已,九年之后,又招诸葛亮之子诸葛瞻为驸马。至景耀六年(263)春,还下诏“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今陕西勉县定军山前)。”〔6〕这证明他确是真心诚意地崇敬诸葛亮。裴松之在《诸葛亮传》注引《袁子》云:“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能够如此,堪称千秋楷模;而从刘禅的角度来看,能让诸葛亮“行君事而国人不疑”,也很值得赞许。
 
   蒋琬总统国事时,刘禅当皇帝已有十二年,早就可以自己作主了;但他并不独断专行,对蒋琬、费祎这两位执政大臣仍然十分尊重。蒋琬从延熙元年(238)出屯汉中,到延熙九年(246)卒于涪城(今四川绵阳),在外达八年之久;费祎从延熙八年(245)起,两度出屯汉中,后又驻扎汉寿(原名葭萌,今四川广元市昭化镇),直至延熙十六年(253)被刺,在外时间也长达六年。然而,“自琬及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咨断,然后乃行,其推任如此。”〔7〕在此期间,协助蒋琬、费祎执政的董允忠直敢言,对刘禅的一些不合理要求敢于劝阻;刘禅虽然不太高兴,对他却颇有几分敬畏。如果换一个皇帝,很可能会蛮横拒谏,而董允则可能早就被罢官,甚至下狱或被杀了。
 
   蜀汉的最后十年,宦官黄皓由干预政事发展到专权乱国,这是刘禅的一大过失。不过,这一时期,还不全是奸臣当道,刘禅也用了一些忠臣、贤臣。此时蜀汉的最高官员是大将军姜维,他连年北伐,刘禅都没有猜忌阻拦,没有派人去监视,更没有因其几次兵败而将他撤职囚禁乃至杀头。姜维率兵在外,朝中实际执政大臣先后为陈祗、董厥、樊建、诸葛瞻等;除陈祗与黄皓内外勾结,助其干预政事之外,其余几人均可称忠臣。然而,他们对刘禅的过失却很少谏阻,对黄皓也未加抑制或惩戒。所以,对黄皓的专权乱国,他们也不能完全辞其咎。诸葛瞻之子诸葛尚在绵竹战死前就曾长叹道:“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以致倾败,用生何为!”〔8〕
 
   说到蜀汉的灭亡,首先是因其疆域最小,国力最弱,长期与魏对峙,民力已消耗殆尽;其次是因后期朝政腐败,加速了国势的衰落。对此,刘禅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姜维、董厥、樊建、诸葛瞻等人缺乏远见卓识,军事、政治举措多有不当,也并非毫无干系。——尽管他们忠于蜀汉,却无法挽回亡国的命运。
 
   总之,作为亡国之君,刘禅被抨击、被嘲笑是应该的;但他还不同于汉桓帝、汉灵帝之类的昏君,更不是隋炀帝、梁太祖(朱温)之类的暴君,而是一个既无雄心又无能力,无法承担守成重任的庸主。
 
   《三国演义》对刘禅很少正面着笔,仅仅通过虚构的“安居平五路”、“听信流言召回诸葛亮”、“听信谗言召回姜维”等情节,以及“对姜维请诛黄皓不以为然”、“仓皇出降”、“乐不思蜀”等来自史实的情节,便把这位庸主的形象写得活灵活现,给读者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二、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蒋琬费祎
 
   读《三国演义》,许多人都把姜维当成了诸葛亮的接班人。这个印象,并不准确。
 
   诚然,姜维一直深得诸葛亮赏识。建兴六年(228)春,诸葛亮首次北伐,姜维归附,诸葛亮即任命他为仓曹掾,加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并写信给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称赞道:“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其人,凉州上士也。”〔9〕此后几年,姜维屡从征伐,到建兴十二年(234)八月诸葛亮病逝前,已经晋升为中监军、征西将军。不过,由于姜维归附较晚,功业、威望均有不足,尽管诸葛亮对他期望甚殷,予以重点培养,却不可能直接把他选为接班人。
 
   那么,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是谁呢?是蒋琬和费祎。《三国志·蜀书·蒋琬传》明确记载道:“(诸葛亮临终前)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蜀书·杨戏传》载其所作《季汉辅臣赞》,裴注引《益部耆旧杂记》云: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时,后主派尚书仆射李福前去探望,并咨询国家大计。李福问:“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诸葛亮回答:“君所问者,公琰(蒋琬的字)其宜也。”李福又问:“蒋琬之后,谁可任者?”诸葛亮回答:“文伟(费祎的字)可以继之。”正因为如此,在诸葛亮逝世,杨仪统率北伐大军回到成都后,后主即任命蒋琬为尚书令(东汉以来,尚书令均负责处理朝廷日常政务),总统国事;“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次年(建兴十三年,235)又“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10〕,使之正式成为蜀汉的最高官员(诸葛亮死后,蜀汉不再设丞相);费祎则晋升为尚书令,为蒋琬助手。
 
   蒋琬(?-246),字公琰,零陵湘乡(今湖南湘乡)人。赤壁之战后,刘备夺取武陵、零陵、长沙、桂阳等江南四郡,年轻的蒋琬归附了刘备,后随从入蜀,曾任过广都(今四川双流)长。诸葛亮非常赏识蒋琬,称他为“社稷之器”,先后任命他为丞相东曹掾(主管二千石长吏及军吏的任免升迁)、参军、留府长史。诸葛亮北伐期间,他留守成都,保证了兵员和粮饷的供应,进一步得到诸葛亮的推重。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病逝,后主刘禅遵从诸葛亮的遗志,任命他为尚书令,总统国事;此后,又由大将军一直晋升到大司马。在蜀汉政权面临重大考验之际,他从容自如,妥善应对,迅速安定了人心,稳住了政局,使蜀汉国力有所恢复。延熙元年(238),他出镇汉中,伺机伐魏。六年(243),还镇涪县(今四川绵阳)。三年后病卒,谥为“恭侯”。因其原籍零陵早已成为东吴地盘,遂安葬于涪县,其墓至今尚存于绵阳市西山。
 
   历史上的蒋琬,稳重沉静,秉承诸葛亮的治国方针,把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在军事上,他清醒地认识到魏强蜀弱的现实,珍惜国力,徐图进取,决不轻举妄动。执政十二年,除了派姜维率领偏师攻袭曹魏凉州,以及延熙七年(即曹魏正始五年,公元244年)曹魏大将军曹爽进犯汉中时调兵抵御之外,他基本上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从而舒缓了民力,取得了保境安民的良好效果。他为人豁达开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东曹掾杨戏性情简傲,与蒋琬说话不大恭敬,“琬与言论,时不应答。或欲搆戏于琬曰:‘公与戏语而不见应,戏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后言,古人之所诫也。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督农杨敏曾经指责蒋琬:“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按:指诸葛亮)。”有人要惩办杨敏,蒋琬却泰然自若地说:“吾实不如前人,无可推也。”〔11〕后来杨敏因事下狱,许多人担心他会被处死,蒋琬却秉公论断,使杨敏得免重罪。因此,蜀汉臣民普遍敬重蒋琬,把他视为贤相。论政绩,论品格,蒋琬不愧为诸葛亮的接班人;论历史地位,他应该高于姜维;而要论判断形势的正确和处理国政的得当,他更是明显高出姜维一筹。
 
   费祎(?-253),字文伟,江夏鄳县(今河南信阳东北)人。初为太子舍人。后主即位,为黄门侍郎,迁侍中,为诸葛亮所器重。诸葛亮北伐,留他与郭攸之、董允总摄宫中之事。后调他为参军,先后迁中护军、丞相司马。诸葛亮曾屡次派遣他出使孙吴,他与孙吴君臣交往,气宇轩昂,言辞得体,赢得孙权尊重,曾以宝刀相赠,从而有效地巩固了蜀汉与孙吴的同盟关系。诸葛亮病逝后,他与姜维协助杨仪,率领蜀军安全撤退,转任后军师。不久晋升为尚书令,作为大将军蒋琬的助手,负责处理日常政务。他为人宽厚,才识过人,处事敏捷干练,深受同僚敬佩。延熙六年(243)升任大将军、录尚书事,与大司马蒋琬共同执政,后又兼领益州牧。蒋琬逝世后,他成为蜀汉的头号大臣。延熙十一年(248)出屯汉中(今陕西汉中地区),后移驻汉寿(原名葭萌,今四川广元市昭化镇)。延熙十六年(253)正月,为庆祝岁首(春节),他在府中宴请宾客,欢饮沉醉,竟被魏国降人郭脩刺死〔12〕。因其家乡当时为曹魏地盘,遂就地安葬,其墓至今犹存。在蒋琬、费祎执政期间,董允也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董允(?-246),字休昭,南郡枝江(今湖北枝江东北)人。董和之子。董和在刘璋手下曾任益州郡太守,执法严谨,为政清廉,深得民众拥戴。刘备夺取益州后,任命他为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共同负责处理左将军大司马(刘备当时的主要官衔)府事务。他勤于国事,为人坦诚,事有不妥,能与诸葛亮反复磋商,深得诸葛亮称赞。董允继承家风,年轻时即与费祎齐名。初为太子舍人;后主即位,迁黄门侍郎,颇得诸葛亮信任。诸葛亮北伐,留他与郭攸之、费祎总摄宫中之事。不久,费祎调任丞相参军,董允迁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由于郭攸之性格温顺,而董允忠直敢言,谏诤后主过失的责任实际上都落在他的肩上。他“处事为防制,甚尽匡救之理。……后主益严惮之。……后主渐长大,爱宦人黄皓。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皓畏允,不敢为非。”〔13〕延熙七年(244),董允以侍中守尚书令,为大将军费祎副贰,与蒋琬、费祎并为蜀汉重臣。延熙九年(246)卒。此后,陈祗为侍中,与黄皓内外勾结,千方百计讨好后主,黄皓才开始干预政事,进而逐步专权,使朝政日非,终至亡国。因此,蜀汉民众无不追思董允。《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赞许道:“(董)允立朝,正色处中,上则匡主,下帅群司。于时蜀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及允为‘四相’,一号‘四英’。”
 
   蒋琬、费祎连续执政达十九年之久,占了蜀汉四十三年历史的将近一半,构成蜀汉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然而,《三国演义》对这一重要时期却一笔带过,这是一个明显的缺陷。尽管罗贯中在《演义》第105回中写到刘禅“依孔明遗言,加蒋琬为丞相、大将军,录尚书事”(按:蒋琬未任丞相,《演义》有误),却基本上没有描写蒋琬的政绩。对于费祎、董允,更缺乏正面描写。第107回写到司马懿诛灭曹爽集团,夏侯霸投奔蜀汉后,姜维欲借机伐魏,“尚书令费祎谏曰”云云,似乎费祎位在姜维之下,更不准确。此时(延熙十二年,公元249年),费祎为大将军,而姜维为卫将军,位在费祎之下。由于《演义》在内容安排上轻重失当,具体描写又时有不确之处,而绝大多数读者并未读过史书《三国志》,以致许多人竟不知道蒋琬、费祎是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三、无力回天的悲剧英雄——姜维
 
   在《三国演义》写到的蜀汉后期人物中,姜维是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以致许多人误以为姜维就是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
 
   姜维(202-264),字伯约,天水冀县(今甘肃甘谷东)人。原为魏国中郎(《三国演义》误为“中郎将”),参天水郡军事。建兴六年(228)春,诸葛亮首次北伐,姜维归蜀,诸葛亮即任命他为仓曹掾,加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时年二十七。从此深受诸葛亮信任,屡从征伐。后迁中监军、征西将军。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卒,他任辅汉将军,进封平襄侯。延熙六年(243),迁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十年(247)升任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十九年(256)进位大将军,成为蜀汉最高官员。
 
   尽管姜维并非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但却是继承诸葛亮北伐曹魏、兴复汉室的遗志最为坚决的一个。从延熙十二年(249)起,他先后八次伐魏。据《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这八次北伐是:第一次,延熙十二年“秋,卫将军姜维出攻雍州,不克而还。将军句安、李韶降魏。”第二次,延熙十三年(250),“姜维复出西平,不克而还。”第三次,延熙十六年(253),“夏四月,卫将军姜维复率众围南安,不克而还。”第四次,延熙十七年(254),“夏六月,维复率众出陇西。冬,拔狄道、河关、临洮三县民,居于绵竹、繁县。”第五次,延熙十八年(255),“夏,(姜维)复率诸军出狄道,与魏雍州刺史王经战于洮西,大破之。经退保狄道城,维却住钟题。”第六次,延熙十九年(256),“春,进姜维位为大将军,督戎马,与镇西将军胡济期会上邽,济失誓不至。秋八月,维为魏大将军邓艾所破于上邽。维退军还成都。”第七次,延熙二十年(257),“闻魏大将军诸葛诞据寿春以叛,姜维复率众出骆谷,至芒水。”第八次,景耀五年(262),“姜维复率众出侯和,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毛宗岗《读三国志法》称姜维“九伐中原”,不当。其一,姜维历次北伐,进攻方向都是曹魏的陇西地区,并非“中原”;其二,姜维第八次北伐退兵后,仅在沓中(今甘肃舟曲西北)屯田,并未第九次出兵。
 
   综观姜维这八次北伐,除了第四次“拔狄道、河关、临洮三县民,居于绵竹、繁县”,为蜀汉增加了一点人口,第五次大破曹魏雍州刺史王经,旋因魏征西将军陈泰来援而退兵外,其他几次,要么劳而无功,要么兵败而还(第六次甚至是大败),可谓败多胜少。《三国演义》从第107回到115回,以主要篇幅描写了姜维的八次北伐。与史实相较,《演义》对历史上姜维的第二次、第四次北伐未予叙述;而《演义》所写的六伐(与邓艾、司马望斗阵法,大破之)、七伐(借魏将王瓘诈降之机,将计就计,诱邓艾来劫粮草,将艾包围,艾弃马爬山而逃)则纯属虚构;写其他几次北伐,也有虚构成分(如二伐时包围司马昭于铁笼山,八伐时虽败而不退,暗袭祁山,打败邓艾)。尽管《演义》的描写注意维护了姜维的形象,但读者仍会强烈地感到他力不从心,收效甚微。
 
   为什么姜维八次北伐难获成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历史没有给他提供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在三国之中,蜀汉本来就疆域最小,实力最弱。到了蜀汉末年,后主刘禅昏庸无能,贪图享乐;宦官黄皓专权乱政,结党营私。朝政腐败,百姓疲惫,以致“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14〕。蜀汉灭亡时,总共只有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人;如此少的人口,却要供养十万二千军队、四万官吏,老百姓的负担该是多么沉重!仅就这一点而言,蜀汉政权已经无法维持。国势如此衰微,姜维却不明大势,只凭一厢情愿,年年出兵,徒耗民力。这样,不仅无法取得根本性的胜利,而且实际上加速了蜀汉的灭亡。在此期间,吴国先后经历了废立太子、孙权逝世、诸葛恪被杀、孙峻孙綝专权、少主孙亮被废等大事,虽曾几度攻魏,但均遭失败;孙休在位期间,先是诛灭权臣孙綝,继而忙于处理内政,更无法有效地组织对魏国的进攻,与姜维配合。因此,等司马氏巩固了自己在魏国专权的地位以后,蜀汉最先灭亡也就毫不奇怪了。
 
   蜀汉景耀六年(263),即姜维第八次北伐之后仅仅一年,司马昭命征西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钟会、雍州刺史诸葛绪分兵三路,大举攻蜀。姜维与张翼、廖化、董厥等坚守剑阁,遏制了钟会大军。但邓艾偷度阴平,奇袭涪城(今四川绵阳市),又在绵竹(今四川德阳黄许镇)击破诸葛瞻军,直逼成都,后主刘禅仓皇投降。在腹背受敌、政权覆灭的形势下,姜维率军诈降钟会,欲利用魏军内部矛盾,使邓艾杀卫瓘,钟会杀邓艾,杀魏军诸将,然后杀钟会,乘势恢复蜀汉政权。然而,尽管钟会手握雄兵,企图割据自立;但因违背历史潮流,不得人心,加之事机泄露,反被众将所杀。姜维无力回天,悲愤而死,成为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英雄。
 
   平心而论,若论在蜀汉政权中的作用,论历史地位,蒋琬、费祎都高于姜维。然而,蒋琬、费祎执政期间没有令人目眩的创造,没有惊心动魄的战争,一切都那么平平和和,顺顺当当;这虽然在当时受到国人的好评, 但在后人看来,却似乎不如长年驰驱疆场,浴血奋战的姜维那么富于传奇色彩。蒋琬因病而死,费祎意外被刺,其结局也不象竭力救亡图存,不幸事败被杀的姜维那样充满悲剧情调。从文化心理来说,人们更崇拜轰轰烈烈的英雄:既崇拜所向无敌的胜利英雄,也崇拜慷慨赴死的失败英雄。因此,后代的民间艺人们总是乐于渲染姜维的功业事迹。罗贯中继承了这种文化心理, 加之他重在叙述三国的征战史、兴亡史,因此,他虽然在《三国演义》第105回中写到刘禅“依孔明遗言,加蒋琬为丞相、大将军,录尚书事”(按:蒋琬未任丞相,《演义》有误),却基本上没有描写蒋琬、费祎的政绩,而径直把姜维写成了诸葛亮事业的继承者。此后六百多年来,由于《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和根据《演义》改编的戏曲、曲艺的反复说唱,使得一般老百姓都熟知姜维,却不大知道蒋琬、费祎。这样的文化现象,在世界各国历史上似乎都有,很值得研究。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M〕.
   〔2〕〔4〕陈寿.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M〕.
   〔3〕陈寿.三国志·吴书·王楼贺韦华传〔M〕.
   〔5〕〔6〕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M〕.
   〔7〕〔12〕陈寿.三国志·蜀书·费祎传〔M〕.
   〔8〕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华阳国志〔M〕.
   〔9〕陈寿.三国志·蜀书·姜维传〔M〕.
   〔10〕〔11〕陈寿.三国志·蜀书·蒋琬传〔M〕.
   〔13〕陈寿.三国志·蜀书·董允传〔M〕.
   〔14〕陈寿.三国志·吴书·薛珝传注引汉晋春秋〔M〕.
原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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