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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伪存真,施耐庵之谜可解

陈辽

    三个真实的墓志铭否定了一个伪造的《施耐庵墓志》

    我认为,要破解某部古小说作者之谜,就象侦破一桩案件一样,只有把那些虚假的材料抛弃以后,采用科学的方法,才能从有关材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破《水浒》作者施耐庵之谜也是这样。

    1990年11月3日-5日,我在江苏大丰参加“施耐庵重要文物出土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会上,九十高龄的周梦庄老先生给我看了他写的关于1968年盐城大冈镇卞元亨墓出土的卞国辅(卞元亨祖父)的墓志铭的考证文章,使我有机会看到祖传是施耐庵兄弟卞元亨的祖父卞国辅墓志铭的全文。于是在我面前有了施彦端的曾孙施廷佐墓志铭、施彦端的儿子施让的墓志铭和卞国辅墓志铭等三个元末明初的墓志铭。施廷佐、卞国辅两个墓志铭是出土文物,其真实性不容怀疑。施让墓志铭原是石刻的墓志铭,施氏后代子孙修家谱时把它的文字记录下来收入家谱,因此,它的真实性也是不容置疑的。尤其是施让墓志铭立于“景泰四年岁次癸酉二月乙卯十有五日壬寅”,而出土的施 让地券上写的是“大明景泰四年二月乙卯朔,越十有五日壬寅”,时间完全一致。这三个墓志铭的写法、格式也几乎完全相同。

    一、这些墓志铭都提及铭主的父母以至祖父、曾祖、高祖。卞国辅墓志铭讲到他的父亲和母亲:“考君讳荆,先妣黄氏”;施廷佐墓志铭提到他的高祖元德、曾祖彦端、祖以谦(即施让)、父景囗(字迹已磨灭)。

    二、这些墓志铭都有对做过官的人官职的记录。卞国辅墓志铭中说卞国辅的大儿子卞仕震担任过“敦武校尉,余东场司令”;二儿子卞仕泰当过“新淦州阴阳教授”。施廷佐墓志铭中说了施某当过“台州同知”。施让没当过官,仍尊称他为“处士”。

    三、这些墓志铭都讲到了铭主的子女。卞国辅墓志铭不仅写了卞国辅的儿子仕震、仕泰,还写了他的孙子德谅(卞元亨)、德升。施廷佐墓志铭中有“男八女一”字样(以下字迹磨灭)。施让墓志铭有生子七人、生女三人的记载。

    四、这些墓志铭都有四字铭文。卞国辅的墓志铭的铭文共七十二字。施廷佐墓志铭铭文的字迹已磨灭。施让墓志铭的铭文共四十八字。

    五、这些墓志铭对铭主的卒年享年都写得很清楚。卞国辅墓志铭中写明卞国辅卒于元至元四年(1332),“享年七十有四”。施廷佐墓志铭中写明“宣德十九年辛丑生公”(按:“宣德”无十九年,应为永乐十九年,即1421年,是年为辛丑),卒年字迹已磨灭。施让墓志铭中更明确写道:“公生于洪武癸丑(1373),殁于永乐辛丑”,即享年四十九岁。

    六、这些墓志铭都写清铭文的撰写者、书写者和刻工。卞国辅墓志铭的撰写者、书写者为“天台周铄撰并书丹”,刻工为马国祥。施廷佐墓志铭的撰写者、书写者和刻工名字的字迹均已磨灭。施让墓志铭的撰写者为“淮南一鹤道人杨新”,接着是“里人顾蘩书 陈景哲蒙丹”。

    七、这些墓志铭都写明刻铭的立石时间。卞国辅墓志铭立石时间为“至元四年(1332)岁次戊寅十一月日立石”;写明施廷佐墓志铭立石时间的字迹已磨灭;施让墓志铭立石时间为“景泰四年(1453)岁次癸酉二月乙卯望日壬寅吉立”。

    根据这三个墓志铭,所谓王道生撰写的《施耐庵墓志》可以否定。因为《施耐庵墓志》全无以上几方面内容的记录,根本不象是一篇墓志。我的看法是,这原是王道生根据道听途说所写的一则笔记,被施氏后人收入家谱中,后来,以讹传讹,竟误以为是“施耐庵墓志”了。所以《兴化县续志》中《施耐庵墓志》中说的施耐庵中过进士或《耐庵墓志》中说的施耐庵获“赐进士出身”以及施耐庵“官钱塘二载”,也是靠不住的。假如施彦端即施耐庵,施让墓志铭和施廷佐墓志铭中怎么会对这些关于施彦端的大事一字不提呢?需知在元代一共只举办过七次考选进士的科举,如果施彦端真是进士或赐进士出身,在施让墓志铭和施廷佐墓志铭中一定会作出记载的。有人说,元代对进士不如明清两代对进士那么重视。虽然元代统治者不怎么重视,但有进士身份的人,他的子孙却仍然对之十分重视的。也有人说,元代考试制度混乱;但上面混乱不等于中过进士的人的子孙不知道父亲、曾祖曾中过进士。总之,三个真实的墓志铭否定了三个伪《施耐庵墓志》。

    从施让墓志铭、施廷佐墓志铭中可以推算出施彦端的生卒年

    施让墓志铭明确记载施让生于洪武癸丑(1373),卒于永乐辛丑(1421),活了四十九岁。所以,墓志铭中“甫及四十”系“甫及五十”之误。在施让的生卒年确定以后,施彦端的生年大致可以定下来。在旧时代,男子一般二十岁(虚岁)结婚,生育子女的年龄大都从二十一岁起。因此,按常规计算,施彦端的生年应比施让大二十年以上,也就是说,施彦端的生年最小是1353年。但是,施廷佐墓志铭上说“囗(高)祖施公元德于大元囗囗生囗(曾)祖彦端。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怀故居(有的专家辨认,以为是“怀故里”)兴化,还白驹,生祖以谦(即施让)。”也就是说,施彦端生施让是在他避乱外出、明太祖统一天下、他回故里以后。这和施让墓志铭的生于明洪武癸酉(1364)是一致的。那么,施彦端是什么时候外出避乱离开“故里兴化”的呢?我们知道,张士诚(1321-1367)于元至正十三年(1353)起兵,攻占高邮等地,兴化一带“乱”起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所以施彦端外出避乱应在这一年或更晚些。据“施耐庵重要文物出土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有些专家辨认“元德于大元囗囗生囗(曾)祖彦端”中的第二个囗为“申”字。如为“丙申”,施彦端生于1296年。生施让时施彦端已是77周岁,这是极少有可能的;如是戊申,施彦端生于1308年,生施让时施彦端已是65周岁,这也是很少有可能的;如是庚申,施彦端生于1320年,据说施耐庵享年七十五岁,那么他的卒年该是1394年,但是施让墓志铭中写得很清楚,施让的妻子顾氏生于洪武辛亥(1371),卒于正统丙辰(1436),活了六十六岁;施让的另一妻子陈氏生于洪武戊辰(1388),卒于正统戊辰(1448),活了六十一岁。施让墓志铭说她俩“孝养舅姑,始终弗怠”,说明施让和陈氏结婚后陈氏还侍候了施彦端(耐庵)一段时间。假定陈氏15岁(1402)时与施让结婚,她至少“孝养”施耐庵三四年后施耐庵方死去,这才说得上“孝养舅姑,始终弗怠”。如果施耐庵卒于1394年,那时陈氏才七岁,根本不可能与施让结婚,更谈不上“孝养舅姑,始终弗怠”。所以,根据这三个墓志铭,施耐庵的生卒年为元至顺壬申(1332)-1406年。

    用系统方法可以初步判定施彦端即施耐庵

    有关施耐庵著《水浒》的资料,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关于施耐庵的传说;二是关于施耐庵的文字记载;三是与施耐庵有关的出土文物和家谱。孤立地看,哪一方面的资料都不能判定施耐庵著《水浒》,施彦端即施耐庵。但如采用系统的方法,可以初步判定施彦端即《水浒》的作者篱耐庵。

    系统的方法,是一种把对象作为整体,作为系统加以考察、研究的方法。系统论认为,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事物和过程组织成的具有整体功能和综合作用的统一体。在构成系统的各层次、各要素间,相互传递信息并作用反馈。解开施耐庵之谜可运用这种方法。这就是把有关施耐庵的上述三方面的材料,视为一个具有多层次的、系统的、完整的有机构成体,对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别进行认真的研究,同时找出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在这种形成体系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和解决施耐庵之谜。

    有关施耐庵的传说,苏北的兴化、大丰、淮安一带最多;苏南的江阴、沙洲也有;以至浙江、山东都有。这些传说最主要的有:施耐庵和张士诚部属卞元亨是表兄弟;施耐庵曾参加张士诚起义,在张士诚手下当过官;施耐庵与刘伯温是好朋友;施耐庵在江阴祝塘徐麒家教过书、卜过地;施耐庵到过山东梁山泊一带……有些学者完全忽视这些传说,这是不对的。凡传说都不会无因而起。如有关包拯的传说、刘基的传说、徐文长的传说等,都是先有了某个实用的人,再把某些发生过的和可能发生的事附会在他身上,这才形成有关某人的传说的。施耐庵在白驹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卞元亨是苏州人,后迁居盐城伍佑场,与白驹相距不远,这才有了施耐庵与卞元亨是表兄弟的传说。施耐庵避乱到浙江,这才有了他和刘伯温是好朋友的传说。施耐庵在江阴一带活动过,这才有了他在徐麒家教过书、卜过地的传说。施耐庵在兴化、大丰、淮安一带的传说特别多,说明他曾在这一带长期生活过。所以关于施耐庵的传说的材料,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一声“不真实”就对它不屑一顾。而要把它们和其他方面的材料联系起来考查。

    关于施耐庵的文字方面的材料,有高儒的《百川书志》,说“《忠义水浒传》,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明郎瑛《七修类稿》称:“《宋江》(《水浒》)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序》则云“施、罗二公传《水浒》”。胡应麟说《水浒传》是“元人武林施某所编”。钱希言《戏瑕》也肯定了施耐庵的《水浒》著作权;徐树杰《识小录》云:“始知耐庵之有所本”。把施耐庵说成是钱塘人、武林人,说明施耐庵曾在杭州居留生活过一段时间。而出土文物施廷佐墓志铭上明白写道:“囗(曾)祖彦端,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可见过去的文字资料说施耐庵是钱塘人、武林人并非无稽。

    民国以后发现的与施耐庵有关的文字资料较重要的当推现仍健在的周梦庄先生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发现的施耐庵遗曲。据周老先生于1952年12月对徐放等调查组同志讲:民国二十五年五月十三日,那天他因为到白驹镇关帝庙去看酬神戏,在施氏宗祠里认识了一个叫施逸琴的老学究,他录下了这位施逸琴手抄来的一套施耐庵遗曲。施耐庵遗曲题作《秋江送别即遗鲁渊道原,刘亮明甫》。关于这套遗曲,刘冬先生已作过论述,此处不赘。鲁渊、刘亮都确有其人,都曾在张士诚幕下当过官。鲁渊(1319-1377)比施耐庵大十三岁;刘亮,生卒年不详,清道光《泰州志·流寓》中有“刘亮,吴郡人,元末尝仕于张士诚。”据刘冬考证,鲁渊于元至正二十三年九月辞去博士职,离开在苏州称王的张士诚,施耐庵的送别鲁渊、刘亮也就在这一年,即1363年。据我的推算,那年施耐庵三十二岁,在白驹镇的三家村,私塾先生知识有限,不可能知道鲁渊、刘亮,也不可能伪造出思想、艺术都很高的耐庵遗曲来。所以,遗曲应是施耐庵的作品。此外,施耐庵还有一首佚诗,是他从浙江迁回兴化前寄给兴化顾逖的。诗曰:

    年荒世乱走天涯,寻得阳山好住家。
    原辟草莱多种秫,莫叫李子结如瓜。

    这首佚诗为顾逖后裔、曾于清光绪二十六年任河南兰封知县的顾硕号石荪所抄藏。宣统三年五月初一在兴化创刊、由金逸园主编的《楚阳》杂志曾发表过。耐庵遗曲和轶诗能说明施耐庵原是兴化人,后来避乱到浙江,以后又在张士诚幕下做过小官。把它们与有关施耐庵的传说相参证,透露出兴化施氏后裔称其祖上施彦端即施耐庵著作了《水浒》并非凿空之谈。

    与施耐庵有关的出土文物和施氏家谱在有关施耐庵的系统中自然最为重要。施让墓志铭中说:“先公彦端,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并没有中过进士或赐进士出身的身份,所以《施氏家簿谱》中“第一世 始祖彦端公”上面的一行小字“元朝辛未科进士”显系施氏后人加上,不足为据。在施让墓志铭另一种文本中,“先公彦端”改为“先公耐庵”,接着并有“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字样。这显然也是由施氏后人加上去的。一则施彦端并未中过进士(如中过进士,施廷佐墓志铭中一定会写上),二则在明初并没有《水浒》的说法。明正德年间刊印过《京本忠义传》,后来出版过《忠义水浒传》,但单称《水浒》至少是明代中叶以后的事。不过否定了这两点,并不意味着施彦端不曾以施耐庵的名义写过《水浒》。相反,是施彦端写了《水浒》,但在他儿子施让的墓志铭中却故意不提这件事。如卞元亨参加张士诚起义事迹可考,但其子孙都讳言其事,反而说卞元亨是忠于元室的。因为明太祖朱元璋虽领导了农民起义,但在他当了皇帝后,却敌视农民起义,他的政策是:对元代旧臣优待,而对于张士诚、陈友谅等原起义部属却是敌对、镇压。施彦端参加了张士诚的起义,后来隐居白驹写了《水浒》,那是断断不能写进他儿子的墓志铭中的。所以,施让墓志铭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不是否定了施彦端即施耐庵著作《水浒》的创作权,而是煞费苦心地隐瞒了他的《水浒》著作权。结合施耐庵写《水浒》的传说、施耐庵著《水浒》的文字记载和施耐庵的遗曲、轶诗,我们反而可以初步判定施彦端即《水浒》作者施耐庵。但罗贯中(生卒年诸说不一)是施耐庵“门人”的传说则缺乏真实性。只能说,施耐庵写成《水浒》后,罗贯中曾对此书做过编辑加工。

    总之,从整体上把有关施耐庵的资料作为系统来加以考察,施彦端即施耐庵的结论是站得住脚的。

原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2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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