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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研究的解释力——以2010年度为观测点

龚举善
内容提要 有关报告文学“创作繁盛,研究滞后”的看法已流行多年,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通过对2010年度包括理论建构、理性批评、书评推介在内的广义的报告文学研究的检视,我们发现,视野宽阔、焦点集中、方法多元、平台很高是其突出特征,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般落寞凄凉。切入该年度报告文学研究的内部面相,报告文学基础理论探讨、当下报告文学的处境与出路、报告文学发展历史的梳理、具体报告文学作家作品的解读、区域性报告文学观照及两岸三地报告文学的比较研究、报告文学研究的研究等基本层面均有重要成果。其整体性欠缺在于:文体概念相对模糊,深度研究有待加强,比较研究明显不足。这些“年度缺憾”,基本上代表了新世纪以来国内报告文学研究的总体状态,也自然成为报告文学研究未来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 报告文学研究;2010年度;总体面相;启示

报告文学界有一种说法,大意是“创作繁盛,研究滞后”。但笔者通过对近年报告文学研究情况特别是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的初步检视,意外地发现,进入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的精品创作并不“繁盛”,而理论研究也未必“滞后”。仅以具有节点意义的2010年度为例,包括理论建构、理性批评、书评介绍、随笔感想等多种形式在内的广义的报告文学研究,不仅种类齐全,数量可观,而且紧贴时代,紧盯作品,在特殊事件、热点问题、焦点文本的分析评价方面姿态主动,表现积极。这是否意味着,报告文学创作、评论、研究的总体格局正在发生改变,或者此前关于报告文学研究整体形象的判断不够准确,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本文之所以选取2010年度广义的报告文学研究作为观测点,一是因为该年度位于新世纪头两个“十年”的交接点,具有一定的拐点意义和观测价值;二是该年度的报告文学创作和研究“错开”了诸如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新中国60华诞、建党90周年等重大社会事项,相对而言较为沉稳,具有评说上的常态属性和参照功能。当然,本文所涉及的成果将适当兼顾研究文本自身的学理性、新颖度、信息量和多样化。基于上述考量,本文整合出2010年度报告文学研究六个方面的面相。

一、报告文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

关仁山在《面对时代的承担》(《文艺报》20101025日)一文中,结合自身创作经验,认为在所有文学样式中,报告文学是与现实、时代联系最为紧密的文体,是名副其实的“时代的号角”。报告文学不仅要面对时代,而且还必须有新的发现,发现生活中真正惊人的东西,在琐碎的生活中寻找震撼人心的故事。如果作家与时代生活相隔膜,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缺乏耐心,就会丧失叙事说服力,就无法获取读者的信任。这就要求报告文学作家正视社会问题和矛盾,但又不能简单书写这些问题,而要进行艰苦的认知、体验和思考,摆脱浮华和功利,以开放的眼光和胸怀,饱览和容纳历史全部的丰富、芜杂、曲折和发展。他同时强调,读者不可能永远满足于现实的平庸,崇高感、英雄气,永远令人神往。所以,报告文学一定要在时代的精神资源里找到灵感,完成时代英雄精神的挖掘与重塑!

报告文学叙事的合法性问题是近年理论界关注的一个重点话题。黄忠顺在题为《<史记>式“展示”与<心灵史>式“讲述”——“报告”的文学叙事方式的合法性问题》《福建论坛》2010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当叙述信息之于纪实的可疑性无须对叙述内容的真伪作材料的考辨即可从叙述本身作出判定时,其叙事方式的合法性在报告文学中就成为问题了。论者认为,信息在经过多人的转述过程中势必发生改变,其改变中信息增值部分属于虚构。所以,那些既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纪实性,又曾经强烈地搅动了读者热血的报告文学,常常是《心灵史》式的,即通过凸现叙事者“我”对所叙之事的理解、推断、想象、分析、阐释、思考,以及情感、情绪倾诉等对叙事的直接介入,通过叙述者的讲述姿态与情景再现,传导出作品的思想力量与动人情怀;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叙事者“我”对所叙之事的理解、推断、想象、分析、阐释、思考对叙事的直接介入,才使其叙事在故事的建构上展示出纪实文体于信息来源上严谨求实的风格。也就是说,《心灵史》式的讲述,在纪实性与文学性之间非但不是冲突的,而且具有一种内在的相得益彰之缘。这种理论体认,不但肯定了报告文学的文体合法性,而且赋予该文体以主体阐释与合理想象的创造权力。

孙春旻在《报告文学作为“小写的历史”》(《广播电视大学》2010年第3)一文中进一步辨析了报告文学与一般历史的区别。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报告文学是当代人对有价值的现实生活的一种记忆方式。一般而言,报告文学作品与历史文本的区别十分明显,这表现在诸多方面:历史是过去完成时态的叙述,报告文学是现在进行时态的叙述;历史不关心具体人物的性格,除非这一性格导致重大事件的发生,而报告文学却要特意突出人物性格;历史是构架性叙事,缺乏细节,没有文学性,而报告文学是肌质性叙述,细节丰富,讲究文学性……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历史,是指史学家笔下体系清晰的宏大叙事文本,是“大写的历史”(History),而报告文学是作家的个人视角的文学创作,是“小写的历史”(history)。作为小写的历史,报告文学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逼近历史的细部,实现历史的具体性,使历来高瞻远瞩的历史表达回归到实实在在的生活层面。这种“小写的历史”越多,历史的肌质就越丰盈,“大写的历史”文本中那种先天不足的笼统、空白、含混、矫情,乃至在权力压迫下产生的扭曲,就越有可能得以补充和矫正。

章罗生谈到“史传报告文学”的文体品格问题。在《史传报告文学的发展及其文体品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年第1期)一文中,他以为史传报告文学继1990年代向纵深发展并出现创作高峰之后,新世纪以来表现出更加繁荣昌盛之势。其表现,一是长篇作品(包括长篇系列)更多,篇幅更长,分量更重;二是不仅对原有题材有所补充和深化,而且还发掘出新的题材领域;三是更多作家转入或侧重于史传创作且取得突出成绩;四是主体态度更为客观冷静,形式方法更加多元多样。总体上说,除具有报告文学的一般特性外,史传报告文学还具有现实观照、文化批判与悲壮沉郁、史诗风范等独特品质。

陈小妹、龚举善在题为《论报告文学创作的趋同性与异质性》(《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11期)的论文中指出,报告文学走过了百年历程,其间创造了数次辉煌。而今,报告文学及其理论研究一道跨过了21世纪的门槛,正面临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期。但是,毋庸讳言,无论是报告文学创作领域还是理论批评层面,一段时间以来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本体混乱和认识误区。鉴于此,有必要从理论层面再度强调报告文学的文体写作规范。从宏观角度看,这种规范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以现实内容的客观性、主体思想的批判性、文本生成的透明性为核心要素的趋同性约定;二是由反映对象的丰富性、创作主体的差异性、表现方式的多样性协同而成的异质性认同。二者合构,表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辩证体用关系。厘清二者各自的伦理诉求及其之间的关系张力,对于当下人们更好地认识、创作、接纳报告文学,具有显著而重要的认识论、本体论和价值论意义。

可喜的是,部分研究生以报告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选题,并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其中,崔丹丹的《独具匠心的叙述技巧——新时期灾难报告文学的瞬间描写与永恒记忆》(《大众文艺》2010年第1期)谈到“瞬间描写”问题。在她看来,新时期的灾难报告文学,借助灾难中一个个瞬间场景的描写,完成了主题展示、情感表达和人物刻画,为读者保留了有关灾难的永久记忆。论者同时在《文学界》2010年第1期发表《新时期灾难报告文学的分期》一文,1986年钱刚《唐山大地震》的发表作为新时期灾难报告文学的起点,把1997年和2008年作为两大分界点,从而把新时期灾难报告文学的发展相应划分为发生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区段。紧扣时代,关注灾难,有一定启示意义。

王晖在从文学纪实到影像呈现》(《中国电视》2010年第7期)一文中论及报告文学的电视改编问题。他认为,电视艺术与报告文学文体之间有着许多共通性。这一方面在于电视影像的纪实元素与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所带来的具有强烈现实性的真实元素的相似性,另一方面在于电视媒体的新闻性与报告文学文体规范中的新闻性之间的对接,三是电视与报告文学都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社会转折时期人们期待真实了解现实和自身的心理诉求。这种种因素决定着电视艺术与报告文学的天然而内在的联系,也就因此决定着报告文学被改编成电视剧、电视剧能够从报告文学中吸取基本素材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但上述“共通性”并不能替代分属于文学和影像的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差异性。当报告文学经由印刷媒体至视觉媒体的转换之后,其“写实”的影像性突出了,人物的视觉冲击力增强了,情节的曲折生动性彰显了,但其观察的广度、思想的深度、反思的力度却很难能够像报告文学文体那样通过非叙事性话语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因此,作家和编导应相互借鉴、融通和提升。

随着生态形势的日趋严峻,“生态报告文学”已经成为现时代的显要关键词。适应这一需要,杨向荣、曾莹在《生态学视域下的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现代科技带给人类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而生态文学正是以反思的眼光,重新发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培养人的生态情结。在生态文学的创作中,报告文学是主力军。特别是1980年代中后期,一大批生态报告文学逐渐形成强劲发展势头。这里的生态不仅仅指生物生存的自然环境,而是指由自然—人—社会构成的一个有机系统。生态报告文学应该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为基础,以揭示生态危机为主要内容并追寻危机产生的社会根源,着重探讨人、自然、社会三者的关系,以倡导环境保护、反思生存境况、促进生存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宗旨的报告文学。生态报告文学要以生态整体性为基础,兼备纪实性与文学性,具有批判和反思意识。生态报告文学所提倡的人与生态平等的思想,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反思的途径,铺设了一条自我救赎的道路。

国际视野的敞开是改革开放以来报告文学研究的重要转进表征。资深报告文学理论家尹均生在《从国际报告文学视阈审视中国报告文学》(《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一文中,从国际视阈呼应了报告文学的文体合法性。论文从国际报告文学对中国报告文学发展的影响、国际报告文学对报告文学“文学性”的定位两大层面展开论述,视野宏阔,立论翔实,体现了老一辈学者务实的学风和严谨的文风。特别重要的是,针对某些学者对报告文学的责难,论者勇敢承担起报告文学“辩护师”的职责。他分析后认为,有的学者执意要把报告文学排除在文学殿堂之外,其症结有二:其一是,这些学者往往拿小说的“文学性”来参照、要求报告文学;其二是,不了解文学艺术在几千年人类历史长河中是一个不断变异的过程。

上述阐释,相对集中地突出了三大问题:报告文学的叙事合法性、文体规范性和文本担当性。

二、当下报告文学的处境与出路

新世纪报告文学表面看来波澜不惊,随即出现三种猜测:一是报告文学以沉静的姿态回到了文学自身,二是报告文学正在边缘地带的文体夹缝中艰难谋生,三是报告文学受到新媒体的挤压必然走向衰亡。那么,报告文学的现状究竟如何,它将走向何方?2010年度的报告文学研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虞金星在《报告文学兴衰辩》(《人民日报》2010618日)一文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前后,是公认的当代报告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到了9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报告文学走向了衰落。从文学研究者的视角来说,这样的判断是合乎逻辑的,至少90年代甚至此后都很少再有报告文学作品能够像80年代那样为整个社会所瞩目,成为人们广泛讨论的热点。反观历史语境,我们发现,80年代的一大批报告文学作家兼有记者的身份,而当时的平面新闻媒体,是以报纸为主。他们采写的作品,产生了两个流向:一是消息、通讯,主要流向报纸,二是长篇深度报道,主要流向容量更大的文学期刊,成为“报告文学”。正是在报告文学“衰落”的90年代,以《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等为代表的新闻类期刊开始大量出现,“报告文学”的核心发表媒介随之由文学期刊转移到了新闻周刊等新兴杂志上。于是,文学期刊上“报告文学”的影响力开始萎缩,更多的报告文学以专访特写和深度报道的面目在新闻周刊类期刊上悄然盛开。可以说,今天的报告文学已经无处不在而且影响广泛了,它已经成了人们深入了解社会新闻事件和公共问题最为常见的一种文字载体。“衰落”的论断与今天报告文学空前普及式繁荣的真实状态之间巨大的认识偏差警醒我们:学科划分的思维定势可能让我们一叶障目,把某些不切实际的判断当成不证自明的常识。超越简单的“分界”争论,以开放的眼光来认识报告文学乃至类似的文化现象,既可以避开简单粗暴的“兴衰”评价,更真切地认识事物和现象的本来面目,又能为我们节省大量的精力做出更深入的探索。

2010325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把脉问诊报告文学》一文,李炳银、陈祖芬、胡平等人就报告文学的现实处境和未来出路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李炳银认为,在如今这个社会变化剧烈、矛盾冲突繁复、信息交流广泛、人们渴望更真更快更准确地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时代背景下,报告文学应该是最适宜表达和表现社会人生的文学体裁。可是,在可能成就辉煌的时候,报告文学却没有表现出强势的个性影响!尽管近些年来先后出现了一些不凡的报告文学作品,但相比而言,报告文学精品依然稀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报告文学与人们的现实关注点之间发生了偏离,这表现出作家在纷纭的现实社会矛盾现象面前把握的盲目和无力。没有了思想上的哲学追求,没有了对崇高的渴望,没有了对大美的探求,文学还能靠什么来吸引读者?黄宗英说,上世纪80年代,一篇报告文学的作者可能收到几百封来信,被写的人也收到几百封来信,文学承担了政治、民政、司法等等的职能。总有人觉得如今的报告文学不如当初,还是期待让那鼎盛的“当初”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她希望报告文学作家“到处跑”,用“脚”写作,并尽可能广泛地了解社会,补充间接经验。胡平的看法是,报告文学有不少好作品,言说者视而不见,是因为它们被委屈地淹没在烂作品的海洋中。文体上,报告文学适宜展现地区或行业若干年间取得的辉煌业绩,这给它带来时代的机遇,是好事。但危险在于,这种对业绩的表彰如果占去创作的比例太显著,就会影响人们对报告文学的整体观感。报告文学还有一种死法——死在艺术上,或者干脆简单点,死在语言上。

范培松、程桂婷在《宏大叙事与报告文学的边缘的边缘》(《福建论坛》2010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当下报告文学的复兴和繁荣的确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名称的滥用。报告文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诞生并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文体,它得益于印刷业的发达、报刊业的兴起,出身于新闻,但比新闻走得更远,它要在新闻停止的地方前进,要在新闻沉默的时候发言,它的威力就在于它的深刻的批判性。新闻性和批判性是报告文学的立身之本。然而,现在的很多报告文学作家、评论家俨然漠视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将“报告文学”装扮成一顶华丽高耸的帽子,竞相争戴,不仅是纪实文学、传记文学扯起了报告文学的虎皮大旗,就连回忆录、口述史也冠以报告文学之名登堂入室。从这个意义上说,异质入侵的虚假繁荣比锢守本质的寂寥,更为可怕。当下报告文学复兴和繁荣错觉的产生,还与当下报告文学的长篇多产有关,与报告文学的宏大叙事有关。在历经了艰难的1980年代末期之后,1990年代的报告文学出现了分化局面,一面退回沉重的历史,一面迎向欢快的现实。但不管是追寻历史还是歌颂现实的报告文学作品,在规模上的日趋宏大则是一致的,这也是影响读者阅读一个原因。李朝全在《人民日报》2010129日发表《文学倾情呼唤理想和信念》的文章,在扫描最近报告文学创作的基础上,提出理想和信念的问题,认为参这种担当精神其实是报告文学批判性的另一种表现方式,也是报告文体继续生存的必由之路。

陈歆耕在《新媒体语境下报告文学的危机与生机》(《光明日报》20101130)一文中分析认为,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有过无限风光、产生过巨大轰动效应的报告文学,自新世纪以来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挑战来自何方?一是当下报告文学的写作者所面对的媒体环境,与报告文学初生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下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多媒体的并存并高度繁荣发展,使得人们每天都在海量的信息裹挟之中。所谓挑战,也就是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新闻性”已经被多种传播渠道和方式所取代。报告文学衰落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当下报告文学的批判性、战斗性大大削弱了。作家们所写的题材,很多为历史旧闻。严格来说,这是史传文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还有大量的报告文学是歌颂型的,歌颂型的报告文学不是不可以写,但此类文学如果成了某些部门和企业的“广告文学”,那么报告文学这种文体距离“死亡”也就不远了。三是报告文学作家队伍几乎面临断代的问题,大多数已是年过半百之人,创作人才青黄不接。他同时提出在新媒体环境下振兴报告文学的三种方式:一是对报告文学的新闻性要有新的体认;二是“错位”应对新媒体的竞争;三是希望民间社会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关注报告文学写作,培育新生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使报告文学“香火”不断。

郝明工在题为《报告文学的兴衰与媒介形态演变》(《新闻界》2010年第1期)的论文中也谈到报告文学与媒介形态演变之间的关系。论者以为,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终结,在思想大解放的拨乱反正中,大量报纸期刊复刊与创刊,改革开放成为社会的现实。1978年《哥德巴赫猜想》的发表,一石惊天,激发了报告文学热在神州大地上的井喷。随着电子媒介的形态演变,中国开始进入卫星传输阶段,特别是电视频道的增多与电视栏目的增加,电视专题片突破了从新闻到文学的兼类文体限制,直接挑战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宠儿的社会传播地位,使报告文学从兴旺转向衰退,出现了盛极而衰的现象。不过,在电子媒介形态进入网络发展的革命性阶段之后,极有可能在消除报告文学的这些局限的同时出现复兴的契机,从而走出报告文学在媒介形态演变中盛极而衰的怪圈。

王晖、陈敏在《报告文学:现时代的文体存在》(《福建论坛》2010年第1期)一文中,对报告文学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文章指出,报告文学文体的存在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渊源,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来源于历代文学对真实性价值标准的不断追求。当今时代,虽然“深度报道”等新闻文体的飞速发展对报告文学造成了一定冲击,但报告文学和新闻报道对文体追求的本质差异决定了报告文学无法被新闻文体所代替,并将继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龚举善的论文《时代呼唤<哥德巴赫猜想>式的作品》(《文艺报》2010910日)在缅怀《哥德巴赫猜想》的同时,重点揭示了1990年代以来报告文学的明显缺失。文章认为,1980年代或称“《哥德巴赫猜想》年代”相比,1990年代及其以后的报告文学似乎显得波澜不惊。一个不言自明的标志是,其间少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名家和手不释卷的经典性作品,报告文学整体性地消逝了“轰动效应”。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报告文学采访周期长,投入成本大,致使部分作家只好忍痛割爱,敬而远之。第二,社会迅猛发展,生活日趋复杂,信息急剧膨胀,致使作品容量加大,篇幅拉长。随之而来的,是书(网)价上涨和时间耗损。第三,受消费时尚的诱导,部分作家急功近利、追求速成,甚至剪辑报刊、堆砌材料,乃至道听途说、凭空捏造,导致作品内容失真,思想贫乏,艺术粗糙,广告文学、调查报告满天飞,从而逼使读者退出阅读界面。第四,报告文学作家整体素质有所下降。第五,社会多元发展,艺术各自为阵,消费空间扩大,造成渐趋理性的读者兴趣不断分散和转移。当务之急,是要“唤醒”报告文学这只沉睡的雄鹰,具体举措是:第一,全社会有义务营造有利于报告文学自由、和谐生长的环境氛围;第二,国家宜关心和扶持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题材报告文学的创作;第三,作家要自觉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第四,注重文学修养,努力谋求报告文学写作的艺术品位;第五,报告文学批评界、理论界应加大评述力度,提升引导功能。

三、报告文学发展历史的梳理

关于报告文学的发展历史,该年度的部分学者也作了梳理性研究。概略地看,具有一定史识的阐释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关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相关报告文学集群的描述;二是关于新中国成立60年来报告文学发展历程的宏观勾勒;三是关于新时期以来30年报告文学演进过程的纵向扫描;四是关于年度性、类型化报告文学创作的阶段性小结。

张育仁《论抗战文学的大众传播学特征及工具理性样态》(《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一文涉及抗战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他认为,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报告文学将抗战文艺的纪实性和正面性价值基准体现得较为充分。“在积极主动地向报告文学学习和靠拢的过程中,小说和诗歌的面目也明显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其结果就是,小说和诗歌也显示出一定程度上的‘报告文学化’特征。这种特征无论是在审美意义上,还是在宣教意义上,都呈现出诱人的纪实性和动人的正面性力量。”老舍的《在被占领的城市中》、萧乾的《刘粹刚之死》、陈瘦竹的《春雷》、骆宾基的《东战场别动队》、邱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碧野的《乌兰不浪的夜祭》、李辉英的《北运河上》、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和《牛全德与红萝卜》、端木蕻良的《风陵渡》、司马文森的《栗色马》,以及曾一度引起较大反响的《鸭嘴涝》和《脱缰的马》等小说,在普通读者那里,几乎照样将它们视作报告文学或新闻故事来阅读,并深受感染。张育仁这段话的最大意义,不仅在于充分肯定了报告文学在反映生活激流时的显著优势,而且在于其正面、积极地评价了报告文学对于其他虚构性文体的影响作用。

刘胜男在题为《延安报告文学研究》(《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的论文中指出,1942年毛泽东同志“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直接要求作家要深入工农兵的现实生活。这次“讲话”,直接促使了报告文学的发展,报告文学作家们纷纷融入工农兵的真实生活,切实描写当时的情景与事件,迅速直接地反映伟大的抗日战争。从抗战爆发到建国前的12年里,连续不断的战争和生活的剧变为报告文学提供了异常丰富的素材,使报告文学成为文学的主流,创作成就也达到较高水平。这些报告文学作品或振奋了抗战的民心,或使国统区的人民耳目一新,坚定了争取光明前途的信心,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之,延安时期的报告文学是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后辑的《延安文艺丛书——报告文学卷》,集中体现了当时报告文学发展的繁荣,在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丁晓原在《从激情书写到中和叙事——60年报告文学叙事模式变化的一种观察》(《福建论坛》2010年第1期)一文中说,报告文学是共和国文学重要的构成部分。考察当代报告文学文体的流变,从叙事模式变化的视角来看,大致经过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激情书写、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启蒙解说和90年代以来的中和叙事这三个阶段。这三种样态,可分别指称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知识分子启蒙叙事和文体本位的中和叙事。论文以典型作品例说报告文学叙事变化的因由和特征,具有较强的历时性整合功效。李朝全的《报告文学六十年:记录共和国足迹》(《中国作家》20109月纪实专刊)总结了1949-200960年报告文学的成就。其中,论者将新中国60年报告文学史划分为建国17年、文革10年、新时期23年、新世纪10年四个阶段进行考察,分析了每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在宏观描述和微观解析的有机结合中提供了诸多富有启发性的论断。

沈孟秋发表《报告文学的三个转变》(《新闻前哨》2010年第1期)一文,简要概括了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三个“转变”:一是从反映现实向反思历史转变,二是从关注政治向关注民生转变,三是从关注精英向关注小人物转变。这种评价说不上全面,关于转向历史题材和小人物的线性判断也未必准确,但作者的宏观概括方式及隐含其中的走向性把握有其可取之处。

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历史清理是近年报告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贺绍俊、王晖等人关注尤切。

贺绍俊、巫晓燕的《大国气象·政治同构·文体意识——论新世纪报告文学》(《文艺争鸣》2010年第10期)一文认为,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创作最突出的特点是“宏大叙事”。宏大叙事的文体表现特征之一就是不再拘泥于一时一地一人一事的个别性即时报告,而是将事件作为酵母,由此展开对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全方位思考。整体上看,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写作是与政治同构的,从中很容易感受到一种大国气象和英雄情怀,这大体反映了社会现实的主流意识。报告文学作家在表达这样一种壮阔的基调时充分发挥其跨文体性的长处。一方面,报告文学广泛吸收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的叙述方式,带来了叙述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在考察采访对象时,广泛借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的视角。这就使得新世纪报告文学结构宏大,容量扩张,偏爱有气势的叙述,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汉赋的审美风格,或可把这一倾向称之为改革时代的大赋体。报告文学中的“大国气象”有效地传达了现实政治的诉求,但也给报告文学写作带来潜在的危险,即有的报告文学作家过分沉浸于这种大国气象的恢宏之中,逐渐剩下形式上的华丽,内容则重复贫乏甚至空洞。

王晖在《新世纪十年:报告文学的裂变与复兴》(《光明日报》2010826日)的论文中指出,近十年中国大陆的报告文学正处在一个裂变与复兴的交叉地带。首先,相对于由世界和中国作家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创造的报告文学经典,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在思想与艺术上的全方位跃动,当下报告文学的状态无疑是处在裂变之中的。这具体表现在,作家的写作动机、思想水准、审美诉求和艺术表现呈现多元状态,作品的水准良莠参差、鱼龙混杂。另一方面,相较于上世纪90年代的徘徊与转折,近十年来的报告文学又有了某种复兴的意味。这体现在,其一,在一些力图有所作为的作家那里,对报告文学文体自身的认识和探索没有止步不前;其二,报告文学的社会影响力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其三,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和“正泰杯”报告文学奖合力举荐佳作,《中国作家》、《北京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倾力传播佳作,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纪实文学委员会积极进行理论建设与批评。裂变与复兴,既是报告文学当下状态的真实写照,也是其赖以生存的转型时期政治社会生态的深刻反映。

李朝全《人文关怀与精神重建——2009年报告文学述评》(《文艺报》2010212日)一文回顾和总结了2009年报告文学创作概况,堪称另一种形式的报告文学“编年史”。对每年的报告文学创作进行综合性描述,是李朝全的长处,也是他的责任。在此文中,论者以时间积淀、现实反思、人文关怀、批判战斗、精神重建、新人新事、资治资政、经典重读等八个关键词,勾画出2009年报告文学创作的基本面貌,其中涉及《南方冰雪报告》、《巨灾对阵中国》、《震中在人心》、《大震在熊猫之乡》、《一个医生的救赎》、《造假者的救赎》、《人“妖”之战——中国超级细菌自述》、《守望天山》、《灵魂的温度》、《真爱长歌》、《千古一梦——中国人第一次离开地球的故事》、《大学生“村官”》、《大国根本》、《中山路》、《寻找黛莉》等诸多作品。最后指出,对历史的积淀和对现实的沉思是当下报告文学创作的两大指向,人文关怀与精神重建是报告文学的两大旨归。

关于类型化研究,车红梅的《岁月留痕——北大荒知青纪实文学》(《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较有代表性。论者将“北大荒知青纪实文学”作为带有区域性的文学类型予以总体把握,观照中彰显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由20世纪80年代单纯的北大荒知青作家的报告文学和回忆录,到90年代最早的非作家知青们的集体回忆录,再到新世纪以来众多的北大荒知青参与到“我们的故事”的回忆性写作中。论者认为,北大荒知青纪实文学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个人化、民间化的写作倾向,以肖复兴、蒋巍、贾宏图等人为代表的纪实文学既站在人性、人道的角度,否定和批判曾使一代人付出沉重代价的上山下乡运动,又真诚颂扬北大荒知青在动荡年代磨砺出来的奋斗精神。

四、具体报告文学作家及文本的解读

首先是对于当下知名报告文学作家的整体解读。其中,何建明、徐刚、蒋巍、王树增、魏荣汉等成为2010年度理论批评界关注的重点对象。

马建辉的《体现一个时代高度的文学经验——评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云梦学刊》2010年第2期)对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作了整体评价。他认为,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是我国主旋律文学作品的优秀代表。其作品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湘西探险记》到90年代的《共和国告急》、《落泪是金》,再到新世纪的《部长与国家》、《中国高考报告》、《根本利益》、《国家行动》、《我的天堂》等,三次获鲁迅文学奖,三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七次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是新中国报告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何建明长达30年的报告文学创作实绩,很好地做到了四个“坚持”:一是坚持以人为本,正确地处理了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二是坚持唯物史观,科学地处理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三是坚持核心价值体系,艺术地处理了反映与引领的关系;四是坚持推陈出新,成熟地处理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周振华特别提到由何建明《部长与国家》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奠基者》(《<奠基者>:塑造大气磅礴的英雄群像》,《学习月刊》2010年第2期上旬刊)。他说,该作及由此改编的《奠基者》,表现了独臂将军余秋里于危难之秋受命出任石油部长,带领数万大军,克服无路、无粮、无房以及天灾人祸等重重困难,在松辽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历时3年的石油大会战,一举扭转我国石油的被动局面,堪称共和国的建设史诗。

徐刚的生态报告文学无疑是生态危机时代的文学救赎,多年来受到广泛关注。曾莹、何建良在题为《徐刚对生态报告文学的主题拓展》(《湘潭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一文中,将徐刚生态报告文学的主题归纳为三个方面:对生态危机的深切关注、对环境意识的激情呼吁、对人与自然的全面审视。宋玉书的《危机世界中的执着坚守——论徐刚的生态报告文学》(《文艺争鸣》2010年第10期)指出,从筚路蓝缕到成为当代中国生态报告文学的旗手,徐刚不停地书写着生态之患与民族之忧,和那些迷失于愚昧、金钱、政绩、腐败的“坚硬的心”争执,艰难而执着地护卫着已是沉疴累积的山川草木。论文从背负忧患的沉重呼号、生态启蒙的理性烛照、慷慨沉重的诗化言说三个方面肯定了徐刚生态报告文学的价值。同时,也指出了徐刚创作审美性不足的问题。陈小妹、龚道臻在《徐刚生态报告文学简论》(《哈尔滨学院学报》2010年第11期)一文中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致力于生态报告文学创作起,徐刚先后推出了《绿梦》、《中国风沙线》、《倾听大地》、《中国,另一种危机》、《绿色宣言》、《守望家园》、《地球传》、《长江传》、《大山水》等一系列重要作品,搅动了积弊已久的文坛,成为一种独特的生态文学现象。宏观地看,徐刚的作品植根于敬畏大地和守望家园的精神背景,显示出强烈的现实救赎意识和文化批判愿景;恢宏壮阔的生态视野,构筑起有别于他人的生态伦理观;而宏大的叙事结构、海量的生态信息以及诗意化的言语表达则成为徐刚生态报告文学独特的审美诉求。这一切,铸就了徐刚生态报告文学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

李朝全《文学的光芒:思想、激情、文采——评蒋巍近作兼谈报告文学三要素》(《中国艺术报》2010914日)一文通过对蒋巍近作的评述,认为他的报告文学在关注大众生活和民间疾苦、关注美好事物、揭示社会问题方面表现出色。综观《灵魂的温度》、《王江的意义》、《老百姓是天》、《你代表谁?》、《丛飞震撼》》、《牛玉儒定律》、《渴》、《闪着泪光的事业》、《咱们工人——铁血记忆》等作品,思想、激情、文采,堪称蒋巍创作的鲜明特色,并由此显示了报告文学三要素的文体力量。

陆文虎在题为《60年非虚构战争文学的新标杆》(《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一文中,以王树增的《朝鲜战争》、《长征》和《解放战争》为切入点,认为这些作品既是波澜壮阔、高歌猛进的史诗,又是才情旷世、溢彩流光的诗史,达到了非虚构战争文学从未有过的新高度,具有重要的标杆意义。

陈运贵《乡村政治生态的文学追索——评魏荣汉的报告文学创作》(《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5期)一文探讨了魏荣汉“乡村民主系列”报告文学。论者指出,近年来,魏荣汉一直致力于村民自治题材的研究与创作,其《风风雨雨选村官、《我们仍然在路上》、《昂贵的选票等作品多次获奖,2009年又隆重推出《中国基层选举报告。作者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通过近距离或零距离冷静而理智的描绘和叙述,显示出现时代的温度和触及现实的深刻力量。文章最后强调,魏荣汉对乡村政治生态的态度是积极乐观的,他笔下的乡村现实政治、人际关系、权力与利益的纠葛等,最终都通过一定的政治或民主手段得以解决。

其次是对于《寻找巴金的黛莉》、《王家岭的诉说》、《东方哈达》、《发射将军》、《震惊世界的广西农民》、《高西沟调查》、《大兴安岭时间》、《共和国粮食报告》、《解密上甘岭》、《大学生“村官”》、《八千里路云和月》等具体报告文本的细读与评价。

赵瑜作为当红实力派报告文学家,几乎每一部作品面世都能引发社会反响。《寻找巴金的黛莉》出版后,他本人接受了闫文盛的采访,后以《纪实文学写作的奥秘——从<寻找巴金的黛莉>谈起》(《编辑之友》2010年第9期)为题发表。赵瑜认为,作家应该有一种唯物的、实事求是的立场。在他看来,巧妙的构思往往来自笨拙的采访。关于报告文学的文体借鉴,他以为在整体构制和人物命运上借助长篇小说较多,在语言上借助散文较多,在主题上借助社科理论较多,在人物问题上借助短篇小说较多。《寻找巴金的黛莉》带有很多考证、刑侦、人物臧否,总体上是一种知识分子读物。赵瑜承认,报告文学创作更适合于他本人,时而纵情于自己的土地,时而驰骋于大好的江河,与时代思想进步脉搏扣在一起,会感到一种力量的驱使,也能够不断启发和开掘自己的创造力。

李炳银以《一个作家的痴迷追寻——读赵瑜报告文学<寻找巴金的黛莉>(《文艺报》201011日)为题,简述了作家写作的基本动因、大体经过和作品的创新价值,认为该作具有突出的启示意义:题材选择的敏锐眼光和复调音乐的结构。正因为这样,作品才成功地表现出独特的思想蕴含和个性风格,成为当今报告文学乃至整个文学创作中不可多得的杰作。韩石山撰写了《赵瑜的文体意识》(《太原日报》2010125日)一文,称赞赵瑜是一位拥有清醒文体意识的报告文学作家。李建军在《完整的世界在这里反映出来——评赵瑜的<寻找黛莉>(《文艺争鸣》2010年第2期)一文中,对该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解读。论者认为,赵瑜遵循写实叙事的基本原则,追踪蹑迹,表现出一丝不苟的认真和言必有征的谨严。虽然从文类来看作品是纯粹的纪实文学,但作者却能陶钧文思,踵事增华,巧妙组织,使作品既可以当报告文学来读,也可以当小说来欣赏。换言之,它已然不是一部纯粹的“报告文学”,而是一个内容丰富的“跨文体”文本。赵瑜一方面将巴金置于历史语境中,努力寻绎其思想与时代生活的关系,一方面又对照当下的语境,彰显巴金思想的价值和人格的伟大。陈克海《“毛茸茸”的个人史——评赵瑜<寻找巴金的黛莉>(《全国新书目·新书导读》,2010年第4期)认为,赵瑜的重点不在于结论,而在于看来琐碎的数十个事件发展成该情境的过程。只言片语,一闪即逝的人物特写,精确营造的气氛,都是作者身为报告文学家的独到之处。

在关注《寻找巴金的黛莉》之后,李炳银又撰写了万字长文《灾难使文学沉痛和思索——评赵瑜等著报告文学新作<王家岭的诉说>(《中国作家·纪实版》2010年第9期),对赵瑜领衔的新作《王家岭的诉说》进行了深入评析。李炳银指出,这是一部直赴灾难现场的文学报告,是超越了新闻报道的直观表层描述之后的事实和理性追问。作品多视角地描述了人在生死瞬间的痛苦和欢喜,给人以很强的现场感和复杂感。作品简洁却完整细密,虚实有度,事理共融,内容充实,情节跌宕,16章标题所隐含的藏头诗“宁可不要此类奇迹,沉痛悼念死难矿工”也机智地增加了作品的意趣。柴然在《<王家岭的诉说>的内驱力》(《山西日报》20101115日)一文中认为,作品不仅真实而客观地报道了井上的救援情况,同时还横向引入美国和澳大利亚两起矿难的成功救援以作比照。作家的职业化写作困难,是总得沉潜下来,在广大的灰色地带进行艰难地探索、跋涉。李朝全则以《一位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的姿态》(《文艺报》20101213日)为题对赵瑜近作展开评析,从中提炼出自己关于报告文学一贯的理性认识——真正的报告文学应该秉持和坚守真实、不虚构的原则,勇于关注现实、切入现实和反思现实,敢于批判和担当,同时还必须追求创作的艺术性与感染力。

乌琼芳在其《报告文学<东方哈达>的传播感染力》(《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一文中就徐剑的《东方哈达》提出自己的看法。论者认为,作品以60万字的篇幅对青藏铁路的建设进行全景实录,通览全文,最具感染力、能够让读者产生丰富的认知和向往的便是环境描写。其独特的意境创造、恰到好处的“藏喻手法均为青藏铁路由宏伟蓝图到铺就通行这一历史壮举奠定了极强的感染力,并使读者产生“踏路而歌的期望。

李鸣生“航天七部曲”中的《发射将军》出版后,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强烈共鸣。王晖特撰《个性凸显的艺术传达——评李鸣生长篇报告文学<发射将军>《中国作家》2010年第12期)一文,认为作品将“发射将军”李福泽个人悲欢的描述放置于对新中国近50年历史进程的反思语境中,以将军个体命运之“小”窥见一国之特定时期的政治和文化生态之“大”,又以一国之特定时期的政治和文化生态之“大”反观将军个体命运之“小”。作为报告文学“思想革命”和“文体革命”的实验品,《发射将军》不仅将作者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创作天地,也应该能够给予面临诸多困境的当代报告文学以新的启示和振兴的曙光。与此同时,王晖还在《“艺术的文告”:真的底线、善的方向和美的面容》(《文艺争鸣》2010年第10期)中针对香港作家王业隆(王彤)作品集《王彤报告文学选集》有感而发,认为作者以广阔的视野和深情的笔调书写港内外各界精英,表达出爱港、爱乡和爱国之情,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新鲜感。

聂震宁以《重大时代命题的激情讲述——评长篇报告文学<震惊世界的广西农民>(《当代广西》2010年第1期)为题,认为王布衣的长篇报告文学《震惊世界的广西农民——广西农民的创举与中国村民自治》是一部题材重大、意义深远、视野开阔、内涵丰富,坚持“三贴近”原则,具有较强思想性、独创性和文学性的优秀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作品叙述灵活,收放得当,细节丰富,语言生动,突破了报告文学这一文学文本的边界,以传统意义上的报告文学的文学话语为主体,适度增加了政治话语、历史话语、学术话语、新闻话语,适当穿插了诗歌、散文、政论等其他文学的形式,适时链接了相关知识、历史资料和访谈记录,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报告文学文本。

马平川在《追问与承担:报告文学遭遇“集体记忆”的诉求——以冷梦的<高西沟调查>为例》(《当代文坛》2010年第4期)一文中,通过对报告文学《高西沟调查》的分析,认为冷梦以开阔的视野和紧随时代的认识高度,运用大量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细节和事实,在历史记录、集体记忆中还原与考察了高西沟人半个世纪以来将一个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的穷困山村,治理成山青水绿、地沃村美的“塞上江南”的历史进程。作品以采访手记的形式切入对高西沟历史进程的描述与对农民命运的思考,采用时空相互交错的表现手法,纵向掘进,横向展开,文体特色鲜明。

张红岩以《著名生态报告文学作家李青松新作<大兴安岭时间>研讨会在呼市举行》(《今日国土》2010年第8期)为题,以会议简讯方式推介了李青松报告文学《大兴安岭时间》。作为具有强烈使命感的生态报告文学作家,李青松在作品中深刻揭示了森林生态系统的奥秘,追溯了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开发建设近60年的历史贡献,全面反映了体制改革给林区带来的生机与活力,凸显了林区生态的重要地位和美好前景。

粮食安全关乎国家战略和人民生计,陈启文的《共和国粮食报告》适时反映了这一问题。李朝全为此撰写了《<共和国粮食报告>:谁来养活中国》(《文艺报》2010524日)一文,充分肯定了该作的价值。他说,作家扼要地抓住共和国 60 年间那些具有“节点”意义的历史事件——土地改革、农村合作化、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农业学大寨、开发北大荒、联产承包、农民进城、杂交水稻奇迹、土地撂荒流转和集约化经营等,梳理编织成一部国家粮食简史。作者秉持对历史、时代和未来,对国家、民族和大众负责的态度,将粮食问题置于几千年文明史的大背景和当今变动不居的国际局势中来思考,将粮食提高到关系国家安全、民族命运、人民福祉的战略高度来思考,为当下报告文学如何更好地干预现实、参与生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李朝全还在《探寻民族最深层的记忆》(《秦岭》2010年第11期)一文中对张嵩山《解密上甘岭》作了简评,认为这是对民族精神记忆和集体深层意识的一种探寻与开掘,同样有着鲜明而重大的现实意义。他的《见证文学的梦想与光荣》(《文艺报》20101117日)一文评析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再度重申报告文学应该传承鲁迅精神,大力表现时代和人们身上的创伤与苦痛。

关小彬的《“三驾马车”的创作新变及其价值呈现》(《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2期)一文涉及关仁山的长篇报告文学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这部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以唐山大地震幸存者的视角深刻挖掘从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中表现出的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唐山抗震精神,以及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汶川抗震救灾精神具有鲜明的人文情怀。

何西来评说大学生“村官”的《回荡在田野上的青春之歌——读报告文学<大学生村官’>(《求是》2010年第5期)指出,傅宁军的敏锐之处,首先在于洞悉大学生村官这一新生力量所蕴含的社会历史价值和作为文学题材的审美价值;其次在于发现了社会大众的好奇心理。作者既有写好这类题材所必备的政治眼光和政策水平,也有较强的理性穿透力和心理洞察力,因而得以将笔触深入到这些大学生村官的内心世界,揭示出他们不断成长的心路历程。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把大学生村官写成“高大全”式的人物,而是客观如实地指出他们的稚嫩和不足。唯其如此,他们的成长过程才会如此真实、感人,读后才会给人以温暖和鼓舞。

郑晓林的《与历史同行的时代报告》(《观察与思考》2010年第1期)认为,虞敏华《八千里路云和月——行走在西气东输的大地上》的独特性在于,对西气东输管线紧随不舍,该写的人、事、工程和工作,都有形象的描写和叙述。独特的个人视角,将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受和审美愉悦。

再次,是关于传统经典的重读以及潜蕴其中的对于经典精神的呼唤。

《冀中一日》写作运动是文学史上意义重大却没有引起学界高度重视的大众文学写作运动,它开创了现代中国新的写作形式——“一日体”,集中呈现了大众文学写作的诸多问题,孙犁对这场运动的介入,以及《冀中一日》的重新发现和利用,都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文学话题。为此,吕东亮撰写了《<冀中一日>论》(《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论文认为,《冀中一日》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群众文艺运动”,同时也是一种具有高度现代性的新写作。只不过,这里的现代性不是艺术独立的审美现代性,而是一种主体启蒙、自我解放的现代性。

张瑷的论文《短篇报告文学经典重读》(《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有选择地重读了宋之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和穆青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论者看来,这三篇脍炙人口的短篇报告文学经典之作,曾以厚重的思想价值和独特的文体风格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为当代报告文学的文体探索树立了优秀的“范式”,具有穿越时空的审美意义和“抑长扬短”的范本价值。

石小寒《悲壮历史的深度反思》(《文艺争鸣》2010年第10期)一文对钱刚的《海葬》作了重新解读。论者认为,《海葬》以宏大的叙事结构、翔实的历史材料、富有特色的语言和开阔的艺术视野,全面而有深度地展示了中国清王朝北洋海军创办、发展、覆灭的历史过程,在揭露日本帝国摧毁北洋海军、侵略中国的罪恶和野心的同时,也深刻揭示了清王朝统治者丧权辱国、灾难重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人事等方面的原因,是一篇历史内涵丰富、艺术特色鲜明的优秀报告文学。

尹均生在《巾帼从戎不让须眉——谢冰莹的<抗战日记>(《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2期)一文中评价说,在谢冰莹的大量著作中,1981年重新结集出版的抗战日记》可以看作是她报告文学的代表作,具有报道、史料、文学三方面的价值。这部由新从军日记》、在火线上》(通讯)第五战区巡礼》(日记和报道)集成的报告集,基本上包括了作者在抗战前期的作品。作者深入部队、医院、前线阵地,与战士和难民同甘共苦,目睹了士兵的英勇作战,沦陷区人民遭摧残的悲惨状况,写下了前线后方为救亡共同的努力,不仅是优秀的报告文学,也可当作某些战史来读。

此外,李朝全对《祖国高于一切》,孙春旻对《大国之魂》、《毛泽东以后的岁月》、《青春驿站》等文本的重读,让人感到亲切、振奋。限于篇幅,这里不再逐一介绍。

五、区域性报告文学观照及两岸三地报告文学的比较研究

区域性观照视野是报告文学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除前述带有区域性色彩的部分研究论文外,雷达、李炳银、李朝全等于2010年度对于黑龙江和广东报告文学的相关阐述较有代表性。

雷达在《黑龙江报告文学的独特贡献》(《文艺报》20101018日)一文中,借阅读《龙江当代文学大系·报告文学卷》之机,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报告文学特别是对黑龙江当代报告文学的印象。在他看来,黑龙江实在是一个报告文学创作的富矿:抗联的血战史,早期铁路工人的血泪史,重工业基地的建设史,黑土地北大荒的开垦史,大庆精神大庆人的豪气干云,“东方莫斯科”哈尔滨的风雨沧桑,哪一个方面都包含着可歌可泣的故事。之所以认为黑龙江报告文学有独特贡献,是因为在一些重要的历史时刻和文学时期,黑龙江都捧出了具有全国影响的、并成为那个时期标志性的作品。在“十七年文学”时期,报告文学总体上看好作品不是太多。可就在那时,《三十六棚——哈尔滨车辆工厂史》成为写厂史村史热潮中颇为突出的代表性作品,另一篇借助散文笔法写成的《雁窝岛》,生动有趣地描绘了北大荒的拓荒史。那个时期最重要的作品还是刘白羽的《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袁木、范荣康的《大庆精神大庆人》,以及延伸到新时期初的魏钢焰的《忆铁人》,直到上世纪90年代的孙宝范、卢泽洲的《铁人传》。这些代表性文本的精神基调及其影响力早已超出了报告文学领域。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进入空前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有两部作品带有突破性,一部是《人妖之间》,另一部是程树榛的《励精图治》,一个是批判性的,一个是讴歌性的,但都不可或缺。随后,黑龙江报告文学界出了一批新人,其中,蒋巍和贾宏图以犀利的眼光、对“问题”的敏感、饱满的时代激情、旺盛的创作力,携带一批生机勃勃的新作品登上了文坛。他们合写的《大洋的此岸与彼岸》初具影响,后来,蒋巍有《在大时代的弯弓上》、《人生环行道》、《中国地龙热》,贾宏图有《大森林的回声》、《她在丛中笑》等。这两位作家,蒋巍的诗情更浓,贾宏图的理性更胜,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经受过上山下乡的磨练,对中国社会问题有长期思考,具有责任感。90年代以后,商品化、日常化、世俗化改变着整个文学的主题倾向,即便如此,黑龙江仍然出现了诸如屈兴岐、张雅文、门瑞瑜、郑加真、王忠瑜、孟久成、庞壮国、齐光瑞等人的作品。

李炳银《辉煌黑土地的激情报告》(《人民日报》2010928日)虽然主要评析贾宏图的《仰视你,北大荒》,但因为论者把该作置于祖国北疆区域,加之“北大荒”本身独特的地理和人文色彩,所以仍然是对区域性报告文学的研究成果。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开拓后,当年的北大荒已经变成了“北大仓”,已为国家累计生产粮食4504亿斤,每年生产的粮食足以供应京津沪、人民解放军三军、港澳地区和藏青甘宁四省区的全部需求,切实成为了“服从国家利益,服务国家战略,抓得住、调得动的‘中华大粮仓’”了。《仰视你,北大荒》用报告文学的手法,对北大荒这种巨大变化和奇迹产生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进行文学追踪,表现了独特的北大荒精神。这正是该作的要义所在。近两年,贾宏图还出版了描述当年北大荒知青故事的报告文学《我们的故事》,广受关注和好评。在这篇面对北大荒如此漫长、丰厚、纷纭的对象时,作家显得激情而从容,表现出举重若轻的本领,显示了北大荒文学的豪迈风采。

廖一的论文《大象无形 行者无疆——东北传记文学、报告文学文化品格及成因》(《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就东北报告文学的文化品格及其成因做了初步分析。论文指出,与中原作家相比,东北作家由于身处孤寒绝塞的多民族边疆区域,形成了质朴、率真、大气、凝重的文化品格,作品风格超越了地域、民族、国界,可谓大象无形、行者无疆。贾宏图笔下100个知青的故事,像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列传,卷舒间展开了历史不能忘记的祭奠。论文还通过贾宏图、张雅文、徐光荣、苏赫巴鲁等作家作品的分析,认为东北作家具有悲悯情怀和人类视野,风格冷峻庄重。

针对广东文学“盛世平庸”的误判,李朝全发表了《试论广东文学的品格——以报告文学创作为例》(《广州文艺》2010年第4期)的论文。其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报告文学是大有作为的,其经验值得总结。通过分析广东报告文学代表性作家作品,论者浓缩出在场、参与、反思、创新、担当等报告文学的重要品格。

“两岸三地”以报告文学为主体的纪实文学研究是张瑷近年科研的一个重点。2010年,她连续发表3篇学术论文,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深化了这种思考。在《台港纪实文学质貌与特定文化生态》(《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一文中,张瑷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香港纪实文学的发展风貌和特色与其地域的文化生态关系密切,而不同的历史背景、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环境也使台港两地与大陆存在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因此台港文学经验必然成为大陆文学的某种参照或互补。论文通过台港纪实文学发展概貌与特色的分析与比较,辨析纪实文学的现代审美品格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流变。在《两岸三地纪实文学发展的历史语境与异同趋向》(《文学界·中国报告文学》2010年第3期)一文中,论者将研究对象化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50-60年代背离时期的异样生存,二是70-80年代变革时期的消长盈虚,三是90年代以来融合时期的泛化流变。基于问题意识,她在《两岸三地纪实文学的经验互补与问题互见》(《集美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两岸三地虽然隔海分离,文学发展呈现出某些不同构、不和谐的景象,但纪实文学作为现实主义源头里涌出的一股新鲜活水,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三地作家的写作使命和审美追求,具有某些相通性和互感性。就两岸三地纪实文学发展流变的状态来看,呈现出有益的互补互见关系,特别是审美价值取向的互补、文体意识与批评方法的互补尤为明显。通过梳理这些关系,可以从中把握当代文学叙事形态与审美精神的新趋向,也为纪实文学理论研究的推进提供多维的探讨空间和考量方法。

以上3篇论文是福建省教育厅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对其总体研究意义,课题评语做了很好的概括,认为目前国内对两岸三地的纪实文学进行整体而全面的比较研究尚属空白。论者对分流三地的纪实文学进行整合,在社会批评、文化批评和审美批评的三维视镜中确立新的学术视野与研究方法,深入探讨了三地纪实文学发展流变与特定历史语境的关系;横向对比、分类研究了“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纪实小说”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题材特点、思想倾向、文体形态和审美价值取向,从而对纪实文学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因以及交错互补的文学经验给予拓展性阐释,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纪实文学研究的境界。

六、关于报告文学研究的研究

有关报告文学研究的再研究一向被认为是个弱项。2010年度报告文学研究的再研究主要针对两个文本展开:一是尹均生的《国际报告文学的源起与发展》,二是丁晓原的《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

贾文清《非虚构文学研究的新视角》(《中华文化论坛》2010年第3期)一文以尹均生《国际报告文学的源起与发展》一书为评述对象。认为尹均生的报告文学研究经历了1979-1985年的拓荒期、1985-1995年的成熟期、1995年至今的深化拓展期。其间,他将报告文学研究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格局中予以整体检视,使之走入课堂、走进学院,逐步由新闻和文学的传统研究层面开始向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比较文学的纵深及多学科交叉渗透的方向拓展。尹均生对报告文学文学性的揭示具有很强的涵盖性——“鲜明的文学政论色彩”、“生动地写出现场实感”、“多种艺术手段的综合运用”、“语言鲜明、尖锐、强烈,有一种雕塑美”。论文特别指出,尹均生对于国内外报告文学的研究,初步划定了研究疆域,同时也为国内读者和研究者了解国外报告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提供了大量信息,为中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的深化做出了贡献。

张瑷在《开辟出前景广阔的学术新天地——评尹均生<国际报告文学的源起与发展>(《文艺报》20101020日)一文中评价说,30年来,尹均生在寂寞冷清的国际报告文学研究园地开拓、掘进,收获颇丰。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这部著作,学术体系的建构更加完整、饱满,为国际报告文学研究进一步学科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尹均生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考察20世纪世界社会与政治革命风云、经济与文化演变潮流,从特定时代的综合影响因素中揭示文学变革与社会变迁间的敏感关系,有力地论证了报告文学作为新兴文体所必备的历史条件、经济基础和文化思想准备,在此阐释基础上概括出报告文学独特的文体品格与美学特质,得出科学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尹著的主要理论建树是:其一,通过对报告文学产生的时代社会原因及文学发展自身规律的深层考察,从发生学、传播学、接受学的多维结构中对报告文学的文体特质、功能和精神内核进行了深度阐释;其二,对报告文学的诗学观照和美学研究,极大地提升了报告文学研究的理论层次和学术水准;其三,从全球文化视野审视全球纪实文学(除报告文学之外,还有报告小说等其他纪实性文类)兴盛的潮流与趋向。同时,尹著由世界纪实文学同趋异动的联系观察和区别论断,探究当代审美意识、审美方式、审美价值的多元空间与嬗变意义,具有敏感的前沿性和充分的学理性。

包中华、丁晓原《中国国际报告文学史研究的拓荒者——读尹均生的<国际报告文学的源起与发展>(《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3)一文进一步确认了尹均生“作为中国国际报告文学史研究第一人”的地位。文章认为,尹著的独创性在于,采取解读作家、作品的个案式研究方法,把源起与发展”溶于个案叙事中,从而完成了国际报告文学史的构建。如果报告文学读者、研究者能从本书中感受到尹均生自由挥洒的论述,相信报告文学这朵在文学边缘化态势下绽放的奇葩,或许能给予读者难得的安慰、感动和激励。

张立国以《衔文化生态  筑理论新巢——读<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1期)为题,对丁晓原的理论著作《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进行了解读,认为该著理论体系完整,史料坚实,资料丰富,论述精准深刻,构建了相对独立的报告文学理论体系。丁晓原也对自己的报告文学研究历程作了初步总结。在《学术,源自心底的静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727日)一文中,他说自己见证并且感受了1980年代作为文学主潮之一的报告文学,并就“集纳”、“全景”式报告文学、“问题”报告文学、女作家报告文学、文艺体育题材报告文学、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等专题作了观察和分析。此后,他不满足于对当下报告文学的观察,开始关注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于1999年出版了《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在选题上显示出研究的某些创意,填补了关于这一话题研究的空白。从对80年代报告文学的评论,到对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研究,从感性与理性的有机结合上完善了对这一文体的整体性认知。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公共写作制式,特有的社会文化生态深度地影响着它的存在,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之间存在的特殊关联,有可能找到研究报告文学既得体又有效的一种路径。

上述研究之外,2010年度报告文学界的其他事件也值得关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三会一刊”和“谢朝平案”。该年度召开的“三会”分别是:《人民文学》主办的“非虚构文学的可能性”研讨会;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广西防城港学术年会;庆祝《华夏纪实》创刊五周年暨报告文学(香港)国际论坛。“一刊”是指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与湖南《文学界》合办的《文学界·中国报告文学》创刊(该刊现更名为《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再就是引发广泛关注的“谢朝平案”。2010819日,陕西渭南的7名便衣警察以查户口为名进入北京八宝山附近的谢家出租屋,将当时正穿着短裤在电脑前整理资料的55岁的谢朝平以涉嫌非法经营为名铐上,查抄了《大迁徙》书稿及相关资料并押至渭南拘禁。媒体说得好,没有人想要给自己带来羁押之苦甚至牢狱之灾,更多的作家已经被吓住了,可能还有更多的历史与现实真相将会被掩蔽起来。这再次印证了捷克作家基希早年的论断:“报告文学是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谢朝平案”及其引发而来的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文学、法律问题的思考,促使人们再次关注报告文学的风险性,正视报告文体的现实必要性。

总观2010年度关于报告文学的广义研究状态,可谓绩效显著。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视野宽阔,几乎涉及报告文学的方方面面;二是焦点集中,报告文学的文体本质、现实处境、重点作品、未来出路等成为研究重点;三是方法多元,社会学、历史学、美学、文体学、语言学等基本方法均有涉及;四是所发报刊层次较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艺术报》、《文学评论》、《文艺争鸣》、《文艺理论与批评》、《浙江社会科学》、《贵州社会科学》、《学习与探索》、《福建论坛》、《当代文坛》、《中华文化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湘潭大学学报》、《广播电视大学学报》、《新闻界》等重要报刊竞相刊载报告文学研究、评论、介绍文章,合力构建报告文学研究的展示平台。在成分肯定该年度报告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暴露出的某些具有共性特征的问题同样值得重视。四大突出问题是:文体概念不清,文本边界模糊,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史传文学等概念夹杂其间;深度研究不够,特别是报告文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亟待突破;有关港澳台报告文学的关注相对薄弱,除张瑷等极少数学者外,其他少有问津;国外报告文学的原发性研究视域缺位,尤其缺乏中外报告文学的比较研究。放眼观望,上述“年度缺憾”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基本上代表了新世纪以来国内报告文学研究的总体状态,因而具有较为典型的解剖意义。厘清并改进这些问题,自然成为报告文学研究未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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