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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哥德巴赫猜想》时代”的反思与推进

龚举善

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的发表,毫无疑义地宣告了新时期文学的到来和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开端。因为思想上的开禁、题材上的创新和艺术上的精进,作品一面世便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并由此催动了1980年代报告文学的总体辉煌。但1980年代末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受多重主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报告文学整体性地介入了“后《哥德巴赫猜想》时代”,其显著表征是名家趋少、精品不足、读者流失。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从以下五种途径入手:在全社会营造有利于报告文学自由、和谐生长的环境氛围;提倡国家扶持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题材报告文学的创作;作家要自觉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努力谋求报告文学写作的艺术品位;大力提升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规范引导功能。唯其如此,才能唤醒报告文学这只似睡非睡的文学“雄鹰”,并据此重建报告文学的信心,重树报告文学的新形象。

    一、《哥德巴赫猜想》:曾经有过的辉煌

1978年初,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横空出世,宣告了新时期科学、文学春天的来临!人们惊讶地发现,该作刚一亮相,便名副其实地成为了思想解放的先声,社会进步的号角,文学新生的启动盘。此后,报告文学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履,持续推进了1980年代的文学辉煌。据《人民文学》当年约稿编辑周明说,《歌德巴赫猜想》发表后,“轰动一时,社会各界争相传阅,主人公陈景润和作者徐迟几乎是家喻户晓。这之后不久,19783月,科学的春天来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陈景润摘掉了‘白专’的帽子,并作为著名科学家代表受到党中央领导接见。可以说,《歌德巴赫猜想》的发表,是新时期科学春天的序曲”。事实的确如此,作品面世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重点报纸纷纷予以转发,全国几乎所有的电台和地方性报纸竞相连播或转载了这篇报告文学,广大读者自发排着长队购买当期报刊,大中学教科书先后选录该文。与此同时,徐迟和《人民文学》收到的读者来信数以万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中期。上述情形无可争辩地表明,《哥德巴赫猜想》确实创造了那个年代文学和生活的一代神话。

    《哥德巴赫猜想》在改革开放之初引发强烈轰动效应并长时间成为人们久谈不厌的话题,原因固然很多,但以下三点显然至为重要:

一是思想上的开禁。众所周知,《哥德巴赫猜想》写于1977年底,发于1978年初。在那样一个年代,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结束,但中央尚未对此作出最后决议,陈景润还背着“只白不红”的包袱,知识分子仍然处在既定的被改造的位置上。面对诸多艰难抉择,作者凭借自己的思想定力、政治敏感和追求真理的勇气,以前瞻的眼光、博大的胸怀、无畏的豪气和发自生命深层的灵感为一个即将到来并已初现曙光的新时代放声歌唱,并因此加速了重举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曾被五四青年高高挥动过的大旗的历史进程。譬如,作者在写作中遇到了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是描写陈景润时绕不过的一道坎。为此,作者反复研读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受此启发,大胆而准确地勾画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独特的社会背景。仅凭这一点,作家就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哥德巴赫猜想》也因此将同时代的众多作品远远地甩在了后边,堪称真正意义上时代的文学,阳性的文学,前哨的文学,曙光的文学。再者,长时间的思想禁锢、知识贬值和精神压抑,使作品一出现便暗合了急于寻找宣泄口的公众意愿和社会情绪,人们欣喜,激动,真诚阅读,自觉传诵。可以认为,《哥德巴赫猜想》的发表,恰好迎合了特定历史关口各层公众的松绑需求和解放快感,切合着社会审美心理上的饥渴性“补偿机制”,因而,产生广谱性的轰动效应是完全自然和合理的。

二是题材上的创新。不论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哥德巴赫猜想》都实现了文学与科学的奇妙结合。书写在生活夹缝中苦苦奋斗的现代知识分子,涉及高强度的世界数学难题,表现身负健康和政治多元重荷的“白专”典型的生命咏叹,这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中国文坛绝对是创新之举。在一般人眼中,数学具有显著的非文学性,因为它只揭示规律,排斥修辞。但在科学家那里则不然,数学可以发现和谐,甚至创造美。在毕达格拉斯眼里,“整个宇宙是数和数的关系的和谐系统”;普洛克拉斯认为,“哪里有数,哪里就有美”;而在罗素看来,“数学,如果正确地看它,它不但拥有真理,而且也具有至高无上的美”,能够达到只有伟大的艺术方可显示出的那种完满的境地。至18世纪初,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大于6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之和,简称“11”。但他却无法逐一证明这一猜想20世纪20年代,挪威数学家布朗从古老的筛法中发现了证明这一“猜想”的思路,并据此证明一个充分大的偶数均可分解为9个素数之积与9个素数之积的和,简称“99”。由此,不少数学家纷纷采用筛法去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并陆续取得进展。随着包围圈的缩小,证实“猜想”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以至于人们把它形容为数学皇冠上的明珠。19665月,33岁的中国数学家陈景润在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第17期上公布了他的研究成果: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均可表示为一个素数与两个素数的积之和的形式,即通常所说的“12”。这是迄今为止哥德巴赫猜想研究过程中为各国数学家普遍公认的最佳成果,很快被命名为陈氏定理。徐迟大胆、睿智地走近“陈氏定理”,不仅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而且以艺术文告的方式宣扬了人类文明的成果。

三是艺术上的精进。从《戊戌政变记》到《包身工》,从《红星照耀中国》到《夜晚的军队》,我们还从未发现像《哥德巴赫猜想》这样写来如诗如画、读后如痴如醉的作品。作出这样的判断,并无贬低其他文本的意思,乃是出于比较中显鉴别的考量。相关学者从不同层面探讨过该作的艺术风采,但大多繁琐而不得要领。简略地说,丰沛的激情、诗化的语言、高昂的格调就是《哥德巴赫猜想》艺术精进的三大元素。这三大元素,不仅保证了作品的经典性,而且高度直观地把徐迟从众多当代中国报告文学作家中区别开来。作者以诗人的情怀和高洁的意象切入写作过程,把“哥德巴赫猜想”誉为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即使是议论说理,也总是大浪淘沙般的激情澎湃,如论及“文革”时,作品写道:“这是进步与倒退、真理与谬误、光明和黑暗的搏斗,无产阶级巨人与资产阶级怪兽的搏斗!中国发生了内战。到处是有组织的激动,有领导的对战,有秩序的混乱。”尽显气象恢弘、排山倒海之势。作者自己也承认,他写《哥德巴赫猜想》时,有行云流水、举重若轻之感,一支划过了几十年逝波的笔,竟然磨砺得异常好使,宛若神助。

    《哥德巴赫猜想》的巨大成功,至少显示出文学和社会两方面的开启意义。对文学史而言,《哥德巴赫猜想》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崭新篇章;对社会发展史来说,作品开启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转型期。至于该作对人们思想上的解放意义及其对于文学格局的优化改造之功,已为人们广泛认同,其后续能量恐怕暂时还难以完整定位。借用报告文学理论家尹均生的话说,“徐迟以诗人的激情和过人的识见所写出的《哥德巴赫猜想》,以其深邃的思想和独创的诗体化风格征服了亿万读者,是他留给中国报告文学的宝贵遗产,这一枝文苑奇葩够得上世界级的思想和艺术完美结合的优秀文学作品。”

二、“后《哥德巴赫猜想》时代”:消逝的轰动效应

    1980年代或称“《哥德巴赫猜想》年代”相比,1990年代及其以后的报告文学似乎显得波澜不惊。人们曾一度寄希望于新世纪的起跑意识,作家们也确曾用力奔跑过,但收效终究不大。一个不言自明的标志是,其间少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名家和手不释卷的经典性作品。人们惊呼——报告文学整体性告别了“轰动效应”。其中,作家主体的过程性不作为是“丢失”,社会客体的强制性作用为“失去”,双向合力,就是人们所说的报告文学整体性轰动效应的“消逝”。

    何为报告文学的“轰动效应”?不同的人恐怕有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应该是相同的,这就是某一报告文学文本能够同时吸引并震惊众多读者。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种文体也有自己相应的周期性高峰,即所谓“文以代变”。但报告文学与生俱来就是“被关注的文体”,不被关注或较少被关注都与报告文学的天职背道而驰。如果说这种界定有些绝对,因而有失公允,那么,在长达20年的时间区段内竟少有抑或没有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和深度兴趣的报告文学作品,这就有些不正常了!难怪有人带有诅咒意味地调侃——报告文学已日薄西山,甚或“恐龙”已死!

    先入为主地宣判报告文学的“死刑”肯定不是冷静之举,但报告文学多年来大面积消逝了轰动效应也是不争的事实。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静下心来,认真思考一下其中的表现及原因。

    中国报告文学一个时期以来客观上失去轰动效应的显著表征,可用三个“不多”来描述:

一是专事报告文学创作的名家不多,较多的是“未名作家”、“无名作家”和“副业作家”。新时期以来,我们先有徐迟、黄钢、刘宾雁、穆青、柯岩、黄宗英、陈祖芬、理由、李延国等一批专业性报告文学作家,后有徐刚、胡平、蒋巍、张胜友、赵瑜、卢跃刚、李鸣生、徐剑、何建明、黄传会、王宏甲、王宗仁、梅洁、孙晶岩、杨黎光、邢军纪、朱晓军等众人加盟。虽然我们未能尽列此期的专业甚至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但与其他文体特别是小说创作相比,报告文学的专业从业人员实在太少,这直接影响了报告文学创作的阵势和社会影响力,给人以“不景气”和“疲软”的整体印象。

二是经典作品不多,缺少经久耐看、反复传阅的名篇佳作。放眼“后《哥德巴赫猜想》时代”中国报告文学界的总体景观,除历届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的部分获奖作品外,多数作品因缺乏吸引力、感染力和震撼力而难入经典行列,有的文本明显背离报告文学的文体规范,部分注明“纪实类”标签的写作还掺杂了虚构的成分,一些文字报告干脆只有材料而不见文学。

三是读者数量不多,阅读面大为缩减。与1980年代前中期的阅读盛况相比,“后《哥德巴赫猜想》时期”报告文学的读者群不断缩减,充满激情的阅读反应和富有见地的文本批评日见衰弱,一时间,好像出现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凄凉。人们之所以少读或不读报告文学作品,除上述两大表征外,还与下文将要谈到的多元消费趣味的发散性拆解有关。但无论如何,报告文学传播与接收中的相对沉寂状况大概是时下无法忽视的文化现实。

    宏观地看,导致报告文学轰动效应大面积消逝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报告文学采访周期长,投入成本大,致使部分作家只好忍痛割爱,敬而远之。一般而言,小说等文体更多地仰仗虚构与想象,而报告文学则主要依赖生活积累和题材储备,需要作家深入现场,调查采访,所以有人称之为文学系统中的“腿脚艺术”和“重体力劳动”。

第二,社会迅猛发展,生活日趋复杂,信息急剧膨胀,致使作品容量加大,篇幅拉长。随之而来的,一是书(网)价上涨,二是耗费阅读时间。这不仅有悖于报告文学生成之初的“短平快”原则,而且造成现代阅读中必然出现的“非经济效应”。

第三,受消费时尚的诱导,部分作家急功近利、追求速成,甚至剪辑报刊、堆砌材料,乃至道听途说、凭空捏造,导致作品内容失真,思想贫乏,艺术粗糙,广告文学、调查报告满天飞,从而逼使读者退出阅读界面。

    第四,报告文学作家整体素质有所下降。毋庸讳言,报告文学失却轰动效应的另一个主体原因,就是当前包括报告文学作家在内的作家群体的整体素质处于下滑态势,这些素质主要包括思想素质、知识结构、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实际地讲,指望现在涌现报告文学大师已经有些不切实际,因为诞生像徐迟这样思想深刻、知识丰富、艺术修养高超和审美情趣高尚的综合素质极高的作家,需要时代条件、社会因素和作家个体内在追求等多方面的有机统合。说到底,大师必须用大作来佐证,而大作又必须以高素质的写作能力为支撑。撇开思想境界不说,现在为数不少的报告文学作家特别是那些非专业性未名写手,知识结构很不完整,常以猎奇争艳为审美荣耀,写作中甚至不时出现语言不畅、逻辑不通、层次不清、标点不准、错别字满篇飞的退化现象。期待这样的所谓“作家”写出具有轰动效应的报告文学作品,恐怕只能是天方夜谭。

第五,社会多元发展,艺术各自为阵,消费空间扩大,造成渐趋理性的读者兴趣不断分散和转移,报告文学随即连同其他文学样式被整体性地边缘化了。也就是说,即便还有一些可供阅读的报告文学作品,但由于审美消费对象过于繁复,读者未必一定会沉湎其中,他们还有诗歌、小说、散文、影视、网络、音乐、舞蹈等众多消遣空间。其实,在这个让人目不暇接的消费社会,不仅阅读报告文学的人少了,认真读诗、读小说或观看电影电视的人又有几许?此谓世风所致,大势所趋。但是,诚如庞德所说,文学是使新闻永远成为新闻的新闻。要使报告文学永远拥有新闻价值,就必须使之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而这又势必以有效的艺术接受为基础。因此,报告文学在暴露生活中阴暗、潮湿、霉菌、毒瘤的同时必须坚守申诉的力量和叙事的光芒。这方面,《红星照耀中国》、《哥德巴赫猜想》、《唐山大地震》、《中国农民大趋势》等文本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上述诸因,从主客观的不同方向共同限制了报告文学的阅读效力。

三、当务之急:唤醒沉睡的文学“雄鹰”

33年前,《哥德巴赫猜想》以赤诚的民主精神和强烈的科学诉求,义无反顾地充当了引领改革开放新征程的“雄鹰”,充分显示了报告文学自由纯真的本性、热烈奔放的气质和推动社会前进的雄浑力量。但是,一花独秀不是春,数枝竞放显春芳,万紫千红春满园。《哥德巴赫猜想》虽然是新旧转型之际具有开拓性的经典作品,但我们总不能老躺在它的怀抱里不愿睁开眼来。况且,偌大的中国当代文坛,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只有这么一个《哥德巴赫猜想》。

梦醒时分,我们还必须有勇气正视这一现实——《哥德巴赫猜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它充其量是我们今天写作的一个优秀的文本参照和一抹相对遥远的精神背景。当务之急,是要唤醒报告文学这只某种意义上已经沉睡的文学雄鹰!必须相信,我们可能并且可以写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哥德巴赫猜想》,今人应该而且必须超越《哥德巴赫猜想》时代。否则,我们的报告文学便没有前途,我们的时代便会失去一份给予未来的宝贵记忆,我们的民族届时将有可能缺失应有的精神寄托。

新世纪的报告文学虽然面临诸多问题,但从全球视野观察,未来报告文学的发展前景依然看好:

第一,现实生活为报告文学的持续推进提供社会基础。报告文学植根于肥沃的生活土壤,感应着时代的神经,适应着历史的要求,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充当着敏锐的侦察员、勇敢的突击手、迅捷的轻骑兵的重要角色,被人们誉为“生活的镜子”、“时代的报告”、“战斗的擂鼓”、“历史的见证人”。可以认为,只要有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科学与愚昧、战争与和平相冲突的地方,就会产生报告文学。只要生活不息,变革不止,报告文学就永远享有充沛的源泉和坚实的基础。世纪之交蕴含着充分的变革因素,新世纪的生活舞台将上演更为精彩的节目。当现实生活变得超过诗人的想象和小说家的反应时,巴克指出:“这正是把赤裸而且严肃的报告装入紧密的的形式的成熟时期,这正是要求作家去即时报告那在今日和明日之间用影戏般的速度变化着世界面貌的世界的时代。正是报告文学的时代。”在生活大潮面前,作家不可无动于衷、束手无策或犹恐避之不及,否则,将永远做不了弄潮儿,并很容易沦为食喙者和应声虫。

第二,接受主体为报告文学的需求提供期待动力。报告文学要有读者观念,这也是作家使命感的具体表现。刘白羽说得好,“我每一次同去,都像是人民派遣我出去,他们要我把所见所闻写成信寄给他们。……这样久而久之,就形成我的一种工作责任,一种工作习惯。就是当我从生活中发现一点什么,我不能不把它写给自己亲近的朋友,我的读者。”他之所以如此看重读者,正是因为作品是写给读者看的,作者有义务作千百万读者的代言人,读者才是作家作品够资格或不够资格的最高裁判者。沸腾的生活铸就了作家,现实生活和反映大时代的作品又影响了读者。可以断定,世纪的读者将更为关注现实生活和周边环境,将更为自尊、自信、自立,他们希望在艺术作品中更多地看到自己和周围人的身影,看到刚刚发生的事情及其剖析,看到对普遍性社会问题或重大事件的冷静的多侧面的阐释,以引发或促进他们对生活、人生的思考,尤其是对环境质量、人生价值、生存状态、地球景况等问题的思索,以便调节自身行为,更好地适应文明社会的需求。他们希望作家更我地展示绚丽多姿、或悲或喜、或优美或壮观的真实生活图景,希望作品在现实生活中摄取各种鲜活人物的镜头,而不满足于远离生活或脱离社会“编造”的“虚构”的作品。他们希望作品中的人物像你也像我,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丰满、可触可摸的形象,希望看到人们对种种现存事物的奥妙心态,以更全面、完整、立体地满足日益扩张的现实知解与艺术鉴赏的需求。生活紧逼人生,文学必将更加贴近现实,读者寄予报告文学的期望会更为殷切。根据一份对“报道形式在未来发展中重要程度”的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未来最重要的报道形式为“深度报道”(报告文学或近于报告文学的特写与调查)的占被调查者的86.8%高于消息报道。这一社会需求晴雨计正好显示了未来社会对详尽、深刻又深入内幕的报告文学体式的渴求。

第三,信息交流为报告文学的快速传播提供了运行通道。信息社会的到来,网络高速公路的实现,改革与开放的并行,以及信息及文学形式的结合,促使我们面对一个通过新闻文学交流的时代。在这种情景下,任何一种敏感的文学现象都不可能是某个国家、民族或地区的孤立存在,它必然成为全人类的共同需求和集体财富,具有共享性。因此,国际交流为报告文学的全球性畅通提供了运行通道以及更丰富的生成来源和更广泛的读者群落。人们愈来愈认识到,文学的驱动力不完全来自生活的撞击,也不单纯取决于作者和读者的游戏、自娱、消遣、审美的需要。文学的另一本质功能正日益显现,这就是交流。这种交流是多向的,既有作家与自然、社会的交流,也有作家与读者、读者与作品、作家与文本、作家与作家、读者与读者间的交流;既有不同时代文学的间接沟通与借鉴,也有同一时代不同国家、民族、地区文学的影响与吸收。在虚构艺术无法同生活竞赛的今天,唯有报告文学保持着生动、形象、快速的最新信息的互传功能。不仅如此,信息化的国际交流还带来报告文学创作、传播及接受方式的革命。由于时代改变了既往文字传输的报告文学观念,广播报告文学、电影报告文学电视报告文学、网络报告文学将有长足进展。美国的电影报告文学《战火屠城》和《女警察》,日本的电视报告文学《小鸭子的故事》,中国的《九·一八大案纪实》、《中华之剑》、《中国大案录》等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第四,市场程序为报告文学的开放式写作提供激励机制。市场经济体制及全球市场一体化将成为宏伟的超大型经贸工程,这是全球经济不断高涨及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必然产物和重要标志。其结果,国家保护主义、民族封闭状态及“围墙经济”将被打破,具有广泛适应性的公共准则将以国际惯例的形式被规范下来,政治、法律、道德、文学艺术交流将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纳入国际大循环。尤其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及加入WTO,可望大大加速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进程。这样,呈全方位跃进态势的生活形态会进一步推动报告文学的勃兴,全球市场将为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化产品留下特有的使用价值的估量空间,并为其生产、流通和消费提供各种必要的便利。尤为重要的是,市场体制的竞争性、效益性,将极大地刺激作家们的创作积极性,使之力图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受欢迎的方式创作出最具当下性的文学作品,以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第五,文体自觉为报告文学的良性生长提供内在动力。作为年轻的行进中的文体,报告文学一出现便明显拓宽了文学界域,丰富了现实主义内涵,改善了文学品位,调节了艺术格局。本来,文学的革新与创造,既有着深刻的社会动因,也有着内在的艺术渊薮,这便是文学自在体内容与形式的推陈出新。新世纪的报告文学,由萌生走向理性,由激情步入多元,一步一个脚印,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为新世纪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人们普遍感觉到,与人类进程相适应,新世纪的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出现了更为积极、活跃的因素,经济的中心化势必影响到文学的边缘化,各种文体的自在演变及相关体裁的交叉融合,将导致新的文学样式的诞生。在人类文化史上,文学形式的发展就是一个多面多角的“球体”,无数对角线的交叉贯通,使得文学样式日趋多样化,以致于我们难以仔细区别某些文学样式间的边界。这表明,任何文学体式都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绝对封闭的一元模式,艺术本体的交叉生长正为报告文学衍生模式的深层推进提供着必需的内在动力。

    由此可见,实现“唤醒”目标的有效途径大体有以下五条:

第一,全社会有义务营造有利于报告文学自由、和谐生长的环境氛围。如前所述,报告文学从来就不是温室里培育出的稚嫩花朵,它天生就是翱翔于广袤的社会苍穹之中或搏击于飞扬的生活浪尖之上的一只矫健的雄鹰!雄鹰固然坚强,但它也会遭遇风浪和气旋,也有折断翅膀和被吞噬的危险。因此,报告文学能否自由地伸展和骄傲地飞翔,除作家主体内在意志的策动之外,还有赖于和谐社会环境的保障性给养。如果说报告文学是人生丰满与否、社会进步与否的晴雨表和风向标,那么,我们的社会就有义务为之提供必要乃至良好的基座——真诚、正义、宽容、清明的创作空间和生存氛围。

第二,国家宜关心和扶持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题材报告文学的创作。对待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我们一贯倡导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四真”原则。化而用之,对待具有中国特色的报告文学创作,我们也不妨来个多尊重、多放手、多阅读、多扶持的“四多”承诺,坚持体制内和体制外两条写作路线的优势互补。果真如此,报告文学就不会没有强劲生长的动力。对于那些广泛并深刻涉及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的重大题材,有关部门可以有目的、有规划地组织个人或集体进行采写,并给予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具有借鉴意义的是,《哥德巴赫猜想》就是《人民文学》编辑部为迎接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而有目的地组织采写的,非典、冰灾、地震、奥运等重大事项也都有高密度群体采写的较为成功的先例。

第三,作家要自觉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对历史负责,对社会忠诚,对现实发言,是一个优秀作家特别是一个富有正义品质和担当精神的报告文学作家不可辞让的神圣使命。而要践行这一神圣使命,就势必志存高远,满怀激情,勇于思考,甘于吃苦,乐于奉献。其中,走进生活、深入田野、贴近下层、正视问题应该成为一个合格报告文学作家不可或缺的最为基本的素质。徐迟始终把自己视为人民的歌手,思维始终闪动着辩证批判的烈焰,写作中始终浇注着全部的理想和热情。采访陈景润后,他激动地说,“我们的远景使我神往,我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科学家们的攻关精神使我受到鼓舞!就像《国际歌》里唱的‘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我要写,不停顿地写下去!我要歌唱,歌唱我们祖国的春天!”正是这种理想和热情,使之随后接连写下了反映植物学家蔡希陶的《生命之树常绿》,反映物理学家周培源的《在湍流的涡漩中》,接着又采访了钱三强、何泽慧、张文裕、吴素萱,飞云南,入新疆,走大庆,永不倦怠,鞠躬尽瘁。为了向读者交代清楚“哥德巴赫猜想”的来龙去脉,除各种必要的调查访谈外,他曾经废寝忘食地研习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华罗庚的《数学导引》、欧几里德的《元素》以及《中国古代数学史》等多种专业著作,从中渐渐发现了数学王国的奇光异彩。得知陈景润去世的消息时,作者悲痛不已。他抑郁地对徐鲁说:也许,正是我那篇被人传诵一时的文章,打乱和干扰了数学家虽然艰辛却也正常和安静的登山之路,使他仅差一步之遥而没能到达最后的顶峰呢!这种至死不渝的责任意识,值得今天所有从事写作的人学习。

第四,注重文学修养,努力谋求报告文学写作的艺术品位。我们一直强调报告文学是生活的艺术,它与社会现实之间保持着最高程度的粘合力,生活自身的复杂性和精微性常常超出作家们的想象,但这都不足以成为报告文学作家远离文学性的借口。实际上,正是因为报告文学鲜明的非虚构特征,所以,要想在文坛站稳脚跟并阔步向前迈进,报告文学创作主体必须付出比虚构性文体作者更多的努力。唯其如此,似曾相识的生活才具有艺术的魔力,作家才有可能为环境友好、人间正义、生活幸福、社会和谐创造出真中出新、形神兼备、情理并茂、品相俱佳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报告文学才有望吸引并挽留尽可能多的读者视线。徐迟曾将其写作过程归纳为八个环节——生活、思想、借鉴、构思、语言、细节、造句、修改。其中,前四个环节是创作的准备阶段,后四个环节是具体的写作阶段。难能可贵的是,他无比重视创作过程中每个阶段的每一环节,即便是在准备阶段,他也全神贯注地调动起全部的感受力和捕捉力,而不敢抱有丝毫的侥幸心理。

第五,报告文学批评界、理论界应加大评述力度,提升引导功能。严格地说,批评和理论是两码事。前者重在及时而敏锐地评析报告文学作家作品,又称报告文学评论;后者志在梳理创作现象,确立文体规范,建构理论体系,追求严谨、科学、系统的形上品质,为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智力参谋。当前要做的,就是建立良性的报告文学批评生态,既不情绪化地贬低和简单化地否定作家作品,也不无原则地予以抬桩和庸俗地进行捧场。现今的部分重点作品研讨会和某些报刊所登专题性作品评论,确有“广告评论”的意味,从中依稀乃至清晰可见“广告文学”的幽灵。至于报告文学的理论建构,更是“报告文学学”中的一个弱势领域,并因此直接制约着报告文学的信心和走向。为改变此种被动现状,必须旗帜鲜明地廓清概念,厘定规范,清理门户,以推动报告文学健康有序地发展。

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报告文学的文学是不完整的文学,缺乏报告文学的时代定然是缺乏锐气的时代,失落了报告文学大师和经典性报告文学文本的民族自然是让人遗憾的民族。回首20世纪以来的百年文学史,报告文学这只现代艺术天空中的雄鹰,数次以其高傲的飞翔无可辩驳地昭示了文学的力量、时代的朝气和民族的潜力。就国计民生的现实需求来看,文学尚未进入高度精细化的历史阶段,报告文学也还未到应该退场的时候。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哥德巴赫猜想》不仅仅属于文学,不仅仅属于1980年代,甚至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早已并将继续融于人们的心灵并进而沉淀为具有多向解释性的精神资源。以此为标杆,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形象当变得更为自信,中华文化原野亦将因为“猜想”因子的植入而变得分外丰饶和娇艳!

                   

  释:

 

① 周明:《春天的序曲——<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前后》,《百年潮》2008年第10期。

② 尹均生:《人间春雷 文苑奇葩——解读<哥德巴赫猜想>兼论诗体化风格》,《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参见王荣纲编:《报告文学研究资料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314页。

刘白羽:《给人民做一个通讯员》,参见《作家谈创作经验》,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

吴高福:《关于培养21世纪新闻人才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6年第1期。

⑥ 周明:《徐迟与<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通讯》总第13期。

徐鲁:《<哥德巴赫猜想>三十年》,《文汇读书周报》20081219

 

                                                        

原载:《理论与创作》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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