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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将军》的文体示范功能

龚举善

中国报告文学从新时期迈入新世纪,实现了文体的现代转进,我们称之为报告文学的“转型期”。综合艺术观念、文体意识、社会功能和文学格局诸要素判断,跨过世纪门槛的报告文学总体上看思想较前解放,主题趋向多元,题材堪称丰富,手法更为灵活,传播空前快捷,接受基本自主,功能逐步显现,地位渐次提升。这从享用独立图书分类号、参评鲁迅文学奖、专设徐迟报告文学奖以及客观上对于读者非虚构阅读兴趣的养成等方面可以得到佐证。但是,毋庸讳言,与“80年代”和当下的小说、影视、动漫业相比,报告文学暂时还难以让人勃发普遍的阅读冲动和强烈的言说兴奋!这一方面说明报告文学终于开始脱离早先过于强劲的社会干预职能而归趋其必备的文学本性,另一方面也难掩诸如边界扩张、材料堆砌、表扬泛滥、篇幅肿胀等自身缺陷所带来的困扰。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家远不止李鸣生一人,李鸣生创作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也不止一篇两部,但《发射将军》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它不仅代表了作者本人的创作水准,而且在当下报告文学创作集群中具有榜样性征,因而具有较为突出的文本示范价值和文体搭救意义。

时隔一年有余,今天重读《发射将军》,依然让人心潮澎湃,这就是名作的魅力。追根索源,该文本对于当今报告文学创作最大的启示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扎实的生活积累,具有现场爆发力。文学源自生活,生活是文学创作至高无上的原初性伦理。虚构性作品如此,非虚构性报告文学尤其如此。正如厄尔·迈纳在《比较诗学》中所说,若不假定事实的存在,虚构将无法存在,不论是在一个现实主义小说中,或是在一篇荒诞派小说中,或是在一篇意义被延搁甚至被否定的作品中都同样如此。他在大量考证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完全虚构的作品将是无法理解的。”尽管非虚构性不是报告文学的唯一性征,但它无疑是报告文学的首要规定。《发射将军》之所以写来得心应手,读过感人至深,首先在于作者对新中国创建第一个导弹基地的壮举和李福泽等人性格相对全面的了解和堪称深入的书写。为此,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李鸣生从四川到北京,从北京到广州,从广州到甘肃,从甘肃到山东,从研究院到工厂,从工厂到战场,从战场到发射场行程数万里,采访了上百位将军、专家、老兵和亲属,查阅、搜集、整理了数百万字的史料。经过无数次采访和悉心思考,数易其稿,以披肝沥胆的真诚和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通过发射将军的传奇故事,书写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共和国第一支导弹部队为巩固国防、提升国力,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孤军奋战的感天动地、鲜为人知的那段激情岁月。可以认为,《发射将军》的采写与发表,充分体现了有感而发、厚积薄发的主体创造精神,作者也由此完成了航天题材从事件到人物、由群像向个体的转轨。

在一次座谈会上,李鸣生真诚地说:“长年累月的深入生活让我深深体会到,生活本身就是文学,就是作品,它蕴藏着最丰富的故事,最深刻的思想,最生动的语言,最鲜活的细节。深入生活不仅是为创作积累素材,更是作家的一种人生体验,一种精神补钙。文学固然是写人的,写人心的,但人心是肉长的,人是活在现实世界的,因此说到底,文学还是生活的。”不过,作者同样明白,从生活到文学的过程毕竟是主体心灵观照下的艺术升华,因此,他没有简单地躺在生活的“睡袋”里,相反,他认为作品中的“真实”与生活本身的事实相比具有相对性,因为作家的采访毕竟是有限的,而文学的表达则可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有限性。正是这种源自生活又超越生活的理性认识,使他有可能在生活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耦合中走在这个时代报告文学创作的前列。

二是深刻的社会分析,具有思想启示力。《发射将军》的深刻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基本层面:一是思想高度,而是人性深度。思想高度不仅源自生活阅历,而且与作家的思想境界、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如影随形。纵观李鸣生的一系列创作,敏锐的社会观察和独到的思想透析是他一贯的追求。在其鲁奖获奖作品《震中在人心》的后记中,他特别强调:“优秀的作家首先是个思想家。思想的基点是对历史客观的审视与真诚的反省;思想的意义既属于个人也属于人类。”这种理念在《发射将军》中有着更为厚重的承载——对新中国发展导弹紧迫性问题的思考,对中苏关系问题的审视,对大饥荒问题及其产生原因的反省等。读罢作品,让人深思:新中国的导弹、火箭、原子弹事业何以在异常艰难的年代起步?苏联撤走专家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何出现严重的大饥荒?长达数年的大饥荒并饿死那么多人难道仅仅是自然灾害所致?战争年代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何以在和平年代饱受磨难并蹲上5年监狱?李福泽晚年的遭遇到底说明了什么?“文化大革命”带给中国人民的又是什么?作品第五章“大饥荒”重点写了1959-1960年酒泉基地的粮荒。到后来,“每人每天就只剩下几两粮了,一日三餐,餐桌上除了盐水泡土豆,便是土豆煮盐水,炊事班偶尔抬出一锅青稞稀饭,都能照出人影来,战士们一口气能喝下十几碗!而且由于青稞饭又苦又涩,还尽是沙子,所以不能嚼,进嘴就得咽。虽然此时基地还不至于饿死人,官兵们却因饥肠辘辘,腹中空空,干起活来浑身出虚汗,两眼冒金星,风一吹,脚底像没根的草,直打漂!”以至于一晚上要上七八趟厕所,排队拉稀的人比发射场干活的人还多。甘肃某村不少人只能啃树皮、咽树叶、挖野菜,有人出去找粮饿死在路边,亲人连埋人的力气都没有了。李福泽还听说,戈壁滩远处一劳改农场关押着上千名右派知识分子,有时一天饿死十几人。这种文字,即使作者不作任何评论,其自身的文本情境和语言张力便足以让后人触目惊心。从这个角度上说,《发射将军》歌颂背后的批判性反思处理得当,尽管某些批判可能是后发性的,但对报告文体而言极为重要。

人性深度是《发射将军》的思想亮点之一。这在作者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全面审视中多有表现。作品写道,因为没有吃的,李福泽带人出去打黄羊。傍晚时分,将军一行终于发现一只黄羊。“这是一只少见的气质极为高贵的漂亮的黄羊,它优雅地站在潮湿的河边,并不急于喝水,而是先警惕地向四周看了看,而后才咬起一棵骆驼刺,细细地啃了起来。黄羊圆润的舌头一伸一缩,吃得很香,很甜。片刻,黄羊缓缓抬起头来,嘴上叼着半截骆驼刺,眯缝着眼睛,望着渐渐西沉的太阳一动不动,然而,就在将军即将扣动扳机的一瞬间,手指却蓦地僵住了!因为将军从准星里清楚地看到,这只漂亮的黄羊原来是一只身怀六甲的母羊!母羊的眼睛清纯如婴儿般透明,充满了母性的万般柔情。将军被母羊的这双眼睛深深地打动了,一向勇敢的手臂随之垂落下来”!虽然饥饿难忍,但那只母黄羊的纯净、高贵和柔情,唤起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心中的怜惜和悲悯,这是战胜饥饿和屠杀之后对于生命的敬畏之心,也是对于母性的尊重和崇奉之情!这种同样高贵、圣洁的感情,显然超越了简单的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饥饿之间在特殊境况下的对立关系,读之油然而生温馨与感动,有力地强化了作品的思想力量。

三是圆润的语言表达,具有艺术表现力。近年来报告文学屡遭诟病,要因在于缺乏艺术表现力,或者说文学性不足。《发射将军》的榜样作用,很大程度上源于该作无处不在的艺术灵气与文学活力。这表明,李鸣生确实是头脑清醒、拥有自觉文体意识的报告文学作家。

作家的艺术功力通常集中表现为鲜明的叙事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阅读审美效应。总体上看,《发射将军》长于叙述,精于描写,真诚抒情,适度议论,并充分调用诸如比喻、比拟、排比、仿词、对比、映衬、蒙太奇等多种修辞手法,不同的叙事方式彼此穿插,交相映衬,从而把作品写得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读来“庭院深深”,荡气回肠。如195936日李福泽亲自到酒泉鼎兴机场迎接苏联专家,“将军身着将军服,伫立风中,衣角被风掀起又放下,再掀起再放下;眉毛、胡子甚至军大衣的领子上,很快就结下厚厚一层白霜。但将军犹如一尊雕像,一动不动,只管注视着西北的天空。西北的天空湛蓝湛蓝,湛蓝中似乎又躲藏着一个谜团,吸引着人去猜想,去琢磨,去思考,却又让你永远找不到答案——这样的天空不属于拥挤的城市,只属于辽阔的戈壁!而此时此刻,将军反复思考的是,苏联专家到基地后,如何与‘老大哥’打交道,怎么才能伺候好‘老大哥’?”既是叙述,又有描写,同时运用了修辞格,撩起读者与作家、李福泽一同遐想的欲念。可以认为,这类精心打造的文字在作品中俯拾即是,如对“钱先生”额头的描写,对戈壁滩寒风、沙子、太阳、胡杨林的描写,对将军“抠脚丫子”、抢接电话、观察蚂蚁花虫打架、蛛网飞蛾细节的描写,对车颠“搓板路”的叙述,对彭德怀打开世界军事地图的叙述,对李福泽抚摸将军礼服的叙述,等等。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运用这些修辞手法时不仅注意情景配置和文路畅通,而且始终与形象塑造特别是与李福泽的性格刻画紧密结合起来。初入戈壁,“将军的眼睛一直望着窗外,像个好奇的孩子,看着什么都新鲜。车越往前走,他就越兴奋,越激动,也越沉重。眼前是一堆堆千奇百怪、大小不一的沙丘;脚下是片片荒芜凄凉而又蕴藏着无限玄机的土地;远方的天空则显得狭窄低矮,仿佛与大地完全连成了一片。总之在将军眼里,戈壁是那样的壮美博大,如此的孤寂悲凉;那样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如此的迷雾重重深不可测;既有一种渴望拥抱人类的滚滚热情,又有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滔滔冷漠。”到了晚年,这位饱经沧桑的倔强老头儿竟然孩子般地期盼着亲情的慰藉,每到傍晚,“将军便坐在一个自做的小折椅上,像一位坐在颗粒饱满的庄稼地边的老农,静静地守候着儿孙们的归来。夕阳在他眼角的皱褶里绣着陈年旧事,时光在他花白的头上写着岁月沧桑。”这种诗意化的艺术表达,既把李福泽的一生渲染得轰轰烈烈,也有效地营造了作品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悠长的意境。

四是自洽的结构方式,具有审美吸引力。作品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自便自足、融洽融通的结构方式上。因这种以纵为主、以横为辅、纵横交错的复式结构给人以回环、照应的纵深感、博大感和完型感,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审美吸引力,所以这里单列出来简评几句。

法国学者托多罗夫在论及巴赫金对话理论时说过,“诉说越巧妙,真实感就越强。”小说如此,影视如此,报告文学更是如此。除上述所论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常规手法以及微观修辞手段的精到运用外,《发射将军》还特别注重总体框架结构的安排,亦即“宏大诉说”。这种“宏大诉说”结构的主要美学功能,在于将宏大框架与精巧布局结合起来,因而别具建筑上的格式美和风情美。作品主体部分由13章86节构成:军委令、戈壁风、不归路、兄弟情、大饥饿、天变了、争气弹、粮啊粮、核导弹、东方红、西霸天、狱中泪、晚年赋,并且前设序章,后有尾声,总计15章。从行文逻辑看,作品以李福泽将军为主线,以靶场建设和导弹发射为核心,穿插了中苏友好及变脸、大饥饿与抗饥饿、导弹试验及文革运动、核弹成功与世界震动等重要乃至重大事件,既实现了线索分明的纵向推进,又达成了以点带面的横向展开。

同时,作品还在史诗形制中讲究铺垫,巧设悬念,人物与事件、宏大与精细、对比与穿插、切割与衔接,均放之有度,收手自如。如插叙将军的成长故事和战争经历、补叙将军对妻子的感情以及7个儿子的情况以及将军四次流泪之间的衔接应答,又如一、二节决定联系孙继先,三、四、五节萧华召回李福泽,八、九节李福泽进驻基地,十七、十八节李福泽带苏联专家观摩古黑城遗址和戈壁滩胡杨林,再如二十、二十一节之间小英子“坏了”一词的巧妙转承等,无不精心设计,行文严密,悬念迭起,过渡简洁,照应自然,让人在阅读中体味到了章回小说的叙事魅力。凡此种种,不仅优化了阅读时空的感知强度,而且聚合了作品沉雄、悲壮、崇高的美学品格。

在分享《发射将军》带给新世纪报告文学的标本价值的同时,或许应该附带指出,假如作品的艺术铺张再收敛一些,篇幅再精短一些,那么它对于当下报告文学的文体搭救意义可能更为明晰和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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