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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三论

吴庚舜

李白是世界文化名人。他和杜甫在唐代诗坛双峰并峙,高耸入云。旧时代出于种种原因,李杜研究是不平衡的,长期形成杜强李弱的状况。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得到改观。仅我所研究李白的就多达五人。从全国看更是盛况空前,不仅论文多,选本多,而且先后出版了詹镁、安旗先生分别主编的新注本李白集。在专题讨论方面,李白的出生地问题、他出生于隐士之家还是商贾之家问题、几次出蜀问题、几入长安问题、卒年问题等等,都曾展开讨论。由于李白一生的传奇性以及诗篇和相关原始资料的散佚,许多问题争论尚大,需要研究的空间尚需开拓,特别是规律性问题的研究、经验教训的总结都需要更上一层楼。今将我历年探讨的几个问题列后,敬希大家参与讨论。

一、李白在自己时代的影响

李白在自己时代的影响,可从不同角度探讨,而其不可回避的问题则是李杜并尊问题。历来认为韩愈是第一个并重李杜的唐代作家。我在《李杜诗篇敌,千古有知音》(《草堂)1985年,第2期)中曾指出它们都不符合事实,是历史的误会。

那么,从现存文献来看,谁是第一个并重李白、杜甫的人呢?有人以为是杨凭(古典文学资料汇编《杜甫卷》杨凭排在韩愈之前),因为杨的《赠窦牟》:“直用天才众却瞋,应欺李杜久为尘。南荒不死中华老,别玉翻同西国人。”诗中“李杜”并列,而且杨凭确实是年长于韩愈和元稹的,他会不会是唐代第一个并尊李杜的人呢?假如他卒于韩愈、元稹出生之前,问题倒好判断。但他偏偏和二人先后同时(他是柳宗元的岳父,卒于唐宪宗元和十二年),这就不能像有的论文那样仅因他出生早而做出草率的结论。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清杨凭诗的写作年代。

杨凭在中唐是个有一定影响的人物。《旧唐书·杨凭传》称他“长,善文辞,与弟凝、凌皆有名,大历中,履耀进士第,时号‘三杨’。凭重交游,尚气节然诺,与穆质、许孟容、李鄘相友善,一时歆羡,号‘杨、穆、许、李”。可惜他留存的诗文不多,历来缺乏研究,更不要说(赠窦牟)诗的系年了。现在只能根据诗题提供的线索来探寻究竟。

在《全唐诗》中,窦牟存诗二十一首,其中有一首题为《奉酬杨侍郎十兄见赠之作》是与姓杨诗人唱和的,值得注意。岑仲勉《唐人行第录》“杨十”条提到本诗和赠诗人。它说:“《全(唐)诗》四函窦牟《奉酬杨侍郎十兄见赠之作》,名未详。”我却认为这“杨十”就是杨凭。理由有三:

1.窦诗和杨诗用韵同,是唱和之作。窦诗:“翠羽雕虫日日新,翰林工部欲何神?自悲由瑟无弹处,今作关西门下人。”诗中新、神、人属真韵;杨诗瞋、尘、人,也押真韵。

2.窦诗和杨诗内容相应,进一步证明二诗是唱和之作。两诗感慨抒情,都想到李白、杜甫,一个说“直用天才众却瞋,应欺李、杜久为尘”,一个说“翠羽雕虫日日新,翰林工部欲何神”,这种同声相应,绝非出之于巧合。

3.“杨十”官侍郎,与杨凭仕履相合。《旧唐书·杨凭传》说他由“湖南、江西观察使人为左散骑常侍、刑部侍郎、京兆尹”。窦诗题中的侍郎,即刑部侍郎。

既然各方面一一相合,我们就可以据杨凭任侍郎的时间来确定其《赠窦牟》的写作年代了。

《旧唐书》本传记载笼统,没有直接点明杨任刑部侍郎的年代,须借助同书的本纪等零散资料,排比他的经历,才能知道。

大历九年(774),杨凭应进士科考试。夺魁。入仕,先后在地方和中央政府做官。贞元十八年(802),他由太常少卿出为湖南观察使。唐顺宗永贞元年(805),调任江西观察使。唐宪宗元和二年(807)正月,人京为左散骑常侍,元和四年(809)为京兆尹,则其为刑部侍郎当在元和三年前后。由此可知杨《赠窦牟》的写作不会早于此时。.这首诗的另一诗题也可证明我们的判断不误。《全唐诗》、在本诗题下注云:“一作《窦洛阳牟见简篇章·偶赠绝句》。”查《唐才子传)窦牟任洛阳令在元和五年以后。窦以旧官衔称杨为侍郎,杨称窦为“窦洛阳”,则赠诗也在元和年间,他们并称李杜不早于韩愈。

韩愈是唐代并尊李、杜的功臣,他论及两位大诗人的诗文也较多。其中写得最早的是贞元十四年(798)的《醉留东野》“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一首。元和元年(806)《感春四首》其二,盛赞李杜诗名:“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元和六年(811)的《石鼓歌》又从才力角度叹息时无李杜:“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同年的《酬司门卢四兄运夫院长望秋作》对李白、杜甫表示了向往之情:“高揖群公谢名誉。远追甫白感至诚。”而最有名的一首捍卫李、杜的诗<调张籍)却写得较晚,时在元和十一年(816)。以最早的一篇而论,他并尊李、杜早于杨凭、窦牟十余年。

不过韩愈也不是并尊李、杜的第一人。元稹于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写的《代曲江老人百韵》诗已给李、杜并尊地位。诗说:“李、杜诗篇敌,苏、张笔力匀。”他的{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是唐代惟一一篇系统的从理论上去分析杜诗出现意义的重要文献。他说李、杜“差肩”,意为二人并肩比美,并不是说李白要比杜甫矮一头。他比较李、杜的排律是在这一前提下进行的。他说排律诗李不如杜并无大错。其缺点在没有认识到对于此体,李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至于“李杜优劣”云云,是《旧唐书》编者信小说家言所致。历时千余年的李、杜优劣争论的始作俑者是后晋的刘昫等人。

弄清历史真相后可不可以说元稹是并尊李、杜的第一人呢?如以现存的文献为依据,以“李杜”连文而论,完全可以这么说。

不过,事实上任华并尊李、杜当早于元稹写《代曲江老人百韵》之年。他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不是说过“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吗?似乎在贞元十年以前,诗坛已这么说了。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李杜”连文,那么,我们至少应该承认任华是并尊李、杜的第一人。

任华是以《杂言寄李白》、《杂言寄杜甫》而闻名于唐代的。据我考证,任华约生于开元中期,与李杜同时而年纪小于二人。《杂言寄李白》写于天宝五年(746)以后。《杂言寄杜甫》则写于唐武宗宝应元年(762)。据此足见李杜并尊在他们活着的时代已被唐人认识。

二、“李杜优劣论”溯源

“李杜优劣论”溯源必然涉及唐代大诗人元稹。元镇的文学思想在当时的文学革新运动中具有突出的进步意义。以往一般文学史对其历史地位估计不足。唐代文学经过长期发展,到玄宗、肃宗时期步人康庄大道并取得辉煌成就,从而形成这个朝代文学的第一个高峰。后继者欲再登新的高峰,除了要求作家具备高度的文学修养和杰出的才能外,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作家是否善于总结文学历史的经验。是否能继承优秀传统,是否有非凡的创造力。元稹的文学思想与刘勰、钟嵘、陈子昂一脉相承,在上述各方面都提出了可贵的见解。尤为可贵的是他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能够并尊李、杜。千百年来不少论著认为韩

愈《调张籍》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是针对元、白的。这实际是既不了解元、白,也不了解韩愈所致。因为元、白和韩愈一样都是并尊李、杜的,而且元稹是现存唐人文献中并尊李、杜的第一人。他在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写的《代曲江老人百韵》中咏盛唐文学已做出“李、杜诗篇敌”的论断。四年之后,即贞元十四年(798),韩愈才有“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醉留东野》)之句。又过了十八年,至唐宪宗元和十年(815),他才写出《调张籍》。而在这之前,元稹已于元和八年(813)写了《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它与韩愈诗堪称推尊李、杜的双璧。由于元序是散文,所以阐发见解较韩诗更充分。应该说,它是唐代惟一一篇系统地从理论上去分析杜诗出现意义的重要文献。元稹不但高度地评价了杜诗集大成的造诣,而且还再次论证了李、杜“诗篇敌”。他说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差肩”即比肩,是元稹李、杜论的大前提,是作者毕生从未动摇的一贯看法。此文不足之处是紧接上文,他又以排律一体对李、杜作比较说:“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杜甫的排律在同辈中的确堪称独步,但李白所作虽不多,从《送友人寻越中山水》、《中丞宋公以吴兵赴河南,军次浔阳,脱余之困,参谋幕府,因以赠之》等篇看,他如有意排律,也并非不能与杜抗衡。更何况元稹既已承认李白不喜欢“拘束”,就不必作那样的比较,否则易给人以错觉。五代后晋《旧唐书》编者误将元稹当作“李杜优劣论”的始作俑者,便是误会其文所致。其《杜甫传》说:“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诮。元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发展至北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又附会上韩愈写《调张籍》斥责元稹之说。从古至今不少学者信之不疑,于是原本并尊李、杜的元镇,竟成了抑李尊杜或贬低李、杜的罪人(参看张戒《岁寒堂诗话》、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方世举《韩昌黎诗编年笺注》、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及众多文学批评史),显然与元稹的文学思想不符。

三、李白诗歌艺术的再探讨

应当承认,李白诗歌艺术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它仍是今后的当务之急。继续大力研究李诗的艺术既是更深入地认识诗人的需要,也是继承李白优良传统,汲取其写作技巧,甚至是培养今日之李白所必须。余冠英先生曾对我说,有的名诗人非常喜欢李白。但自己写出来的古体诗却是杜甫式的。这说明采用李白的手法是极其不容易的。李白有奇之又奇堪称神来之笔的《蜀道难》,也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静夜思》等,不说写出神似之作,就是模仿起来也难于下笔,不探其秘怎么行呢?本文拟拈出风格问题来作再探讨。

文学作品的风格是作家艺术上的重要问题。作家的成熟与此有关。但是大作家、名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凡是诗歌繁荣的时代,诗歌风格总是千姿百态的。唐诗如此,宋词如此,元曲亦如此,概莫能外。这也是读者百读不厌的重要原因。诗人的独特风格,总是别人难以企及的,即使是大家也不例外,所以宋人严羽感叹说:“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离别》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等篇,太白不能作。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沧浪诗话》)说李杜有代表性的诗歌风格不同。并不能推而广之简单地说他们各自只有“飘逸”或“沉郁”。其实他们各自的风格也是多变的,因而李杜诗风也是异中有同的。像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和杜甫的《赠花卿》二者的艺术风格究竟有何不同?再如蜀道诗,同属李白的《蜀道难》与《送友人人蜀》,风格就很不同。杜甫的蜀道诗因面对奇峰高山,“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诗风也起了微妙的变化,有的借用神话以写山之奇,有。的运用夸张手法以刻画蜀道艰险,风格便近于李白了。王朝闻先生曾以杜甫“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诗句给我们写了一幅中堂,其题跋说:“人称沉郁为重要特征之老杜往往亦有师友李白型之调皮风格,不知李清秀与吴庚舜同志以为然否?’’这很能说明美学家的高度艺术敏感和不同寻常的眼力。如果将李白诗歌艺术风格简单化,就会做出错误判断,如王士祯所说:“百首以后。青莲较易厌。”于此可见李白诗歌的艺术欣赏并不容易。

(作者简介:吴庚舜,中国社会科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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