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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的创办与改刊

吕林

弹指间,文学研究所届临五秩大庆。我在文学研究所也已经有47个年头了,过了一生的大半辈子。

回顾这几十年,与我的同辈人一样,中间的近一半时间都是在政治运动和下放劳动中度过,只有20世纪50年代(筹办与编辑《文学研究》季刊和《文学知识》月刊)和80年代(从事研究工作)这两头多少还做了一点实事。鉴此,在这里略述50年代我亲与其事的《文学研究》季刊的创办及其改为《文学评论》双月刊的经过.

我之来文学所,就是由于要创办《文学研究》。那是1956年,我正在中国科学院院部工作。这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对我国的文艺和科学事业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原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改归科学院,成立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央宣传部鉴于在社会科学的几个主要学科中,已由科学院的相应研究所分别主办着《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经济研究》、《考古研究》等全国性的大型学术期刊,惟独文学研究方面还没有这样一个刊物。因此,在提出实行“双百”方针之下,责成文学研究所创办《文学研究》季刊,以利在文学研究领域贯彻“双百’’方针,团结全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繁荣与发展我国的文学研究事业。文学研究所在接受这一任务后,就向科学院人事局报请调配干部担任具体筹办工作。我便这样从院部调来了文学所。

我到文学所时,它还在北京大学的哲学楼内,但已隶属科学院。所长郑振铎,副所长何其芳,由后者主持常务。故而我一报到,何其芳即向我传达中宣部关于创办《文学研究》的指示,要我作为他的助手进行筹办事宜,而且从事该刊的编辑工作。

筹办工作有两个方面;内部一一成立编委会,组建编辑部;对外——依照刊物本身的性质、对象等等要求,联系出版社,商谈、决定出版上的各种相关问题。

首要的是成立编委会。这是因为,不仅刊物的方针任务、内容范围、取稿标准等等要由编委会讨论确定,而且创刊所需的各类稿件也要靠编委们事先提供(包括自撰和推荐),于是经所领导研究,拟订了一个照顾到所内外、各地区、各方面有代表性的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名单,在征得本人同意和上级批准后,于1956年秋成立《文学研究》编辑委员会,并当即向他们组稿。《文学研究》的编委多达35人,可谓阵容强大。他们是:卞之琳、戈宝权、王季思、毛星、刘大杰、刘文典、刘永济、孙楷第、何其芳、余冠英、罗大冈、罗根泽、陈中凡、陈涌、陈翔鹤、林如稷、陆侃如、季羡林、俞平伯、郑振铎、范存忠、唐歿、夏承焘、徐嘉瑞、郭绍虞、冯至、冯沅君、冯雪峰、程千帆、游国恩、黄药眠、杨晦、蔡仪、钱钟书、钟敬文。这个名单,只在创刊的第一期上刊载,而且刊登在卷末,并注明若无变动,不再每期发表(以后因多次运动的影响,编委名单有所变动)。也不标出其中谁为主编、副主编。开编委会时何其芳称自己为召集人。这些做法,同现在都不一样。

出版方面的一应筹备工作,这里不去琐述。需要说一下的是《文学研究》季刊的装帧与版面设计。

当时科学院系统的刊物,不仅自然科学方面均属学报性质,即使社会科学方面,如《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经济研究》、《考古研究》等,也一概是素色(蓝或灰)封面,郭沫若院长的刊名题字,版面全为单纯的铅字通排,无任何装饰。《文学研究》虽然也是科学院的同类刊物,但毕竟研究的对象是文学,而文学是艺术的一个门类,在外观上便不宜同它们完全一样。基此,经何其芳同意,从封面到版面都予以一定的装帧设计。回想当时是受“百花齐放”这个口号字面的影响,里外都以简洁的花草图案为饰。除了封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请人专门设计外,自行设计了全部版面样式。例如,扉页和目录分别饰以小方的花卉或小条的卷草图案;每篇论文都单另起页,不予连排、套排和转页,并在各该标题上方的版口处,印上正中带有小型花草图案的文武线;论文后面的“资料”、“书评”、“学术动态”等栏,它们的栏头也都用文武线作了风格与之相同的设计。在文章的编排上,论文一律老五号通栏;资料新五号通栏;书评和学术动态均为新五号双栏。每期刊物都配置同本期内容相关的插页和夹于文内的插图,它们多为较珍稀的作家肖像、手迹、著作版本或者与文章的论证相关的图片资料;每篇书评都在篇首配以所评书籍的封面照片。还有,刊名、目录、文章的标题和署名,它们的字体都按照何其芳的意见,采用仿宋、长仿宋而不用楷书、老宋与黑体,以求观感上的较为秀逸和总体的和谐、统一。

编辑部的组建有一个过程。最初的人员来自应届的大学毕业生和从其他单位或所内研究组调来的。所领导多数都到《文学研究》做编辑工作。此时的文学所已经从北大哲学楼迁到了中关村的科学院社会楼,筹备中的《文学研究》有了办公室,便由他们先组成一个编辑组,开始熟悉编辑业务和初步处理编委们陆续提供的稿件。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文学研究》于1957年3月创刊,以后都在每季度的第三个月出版一期。自此,各类外稿源源而来,由上述人员组成的编辑组便不能适应。而在此之前,《文学遗产》(《光明日报》专刊)编辑部由中国作家协会划归科学院文学所,并已搬来社会楼办公。于是经我建议,所领导研究决定在另配人员作编辑的条件下,从《文学遗产》编辑部调张白山、熊白施,同时又从所内文艺理论组调翻译和研究俄国文学理论的尹锡康到《文学研究》,正式建立按门类分组和实行三级审稿制的编辑部。任命张白山为编辑部主任,我为副主任兼现当代文学编辑组长,尹锡康为文艺理论与外国文学编辑组长,熊白施为古典文学编辑组长。同时确定所内对《文学研究》的领导,总的由副所长、编委何其芳负责,日常由所领导小组成员、编委毛星负责。

《文学研究》第一期的篇幅184页,印数51000册(以后各期稍有增减)。由于这是我国文学研究界首次创办的国家级大型学术期刊,又正值开始实行“双百”方针之际,所以它一出版当即受到文学界、学术界以及一般读者的重视和关注。

本来按照惯例,一种刊物在其创刊时总有个发刊辞。然而《文学研究》没有,它只在第一期的编后记(何其芳执笔)中交代了创办的缘起,随后着重表明编辑上的如下指导思想和努力方向:《文学研究》“除了如一般刊物一样也要组织一些有时间性的文章外,它将以较多的篇幅来发表全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的长期的专门的研究的结果”,因为“许多文学历史和文学理论上的重大问题,都不是依靠短促的无准备的谈论就能很好地解决的,需要有一些人进行持久而辛勤的研究,并开展更为认真而时间也较长的讨论”;进而表示:“我们这个刊物打算尽可能废除一些不利于学术发展的清规戒律”,“我们将努力遵循党所提倡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尽可能使多种多样的研究文章,多种多样的学术意见,都能够在这上面发表”(这些本可作为发刊辞的内容却写成了编后记,这同编委会名单之只在第一期的卷末披露一次一样,反映着实际主编者何其芳本人的不事张扬的作风)。

《文学研究》的创刊当期和以后的各期,都体现了上述的思想和方向。例如,新发表的论文多为作者尤其是老专家们的长期的专门的研究成果;例如,从第一期上发表蔡仪的《论现实主义问题》和陆侃如、冯沅君的《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商榷》起,对这两个文学理论和文学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分别展开了认真、持续的讨论。

然而众所周知,1957年在我国是一个很不平常的年份。就在《文学研究》第一期出版不久,中共中央发动整风鸣放,接着在“夏季形势”下风云突变,大张旗鼓地开展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反右派”运动。文学研究所和它主办的《文学研究》等刊物,无例外地卷入了这场政治运动。《文学研究》先是在当年的第三期上刊出署名“本刊编辑部”的《保卫文学的党性原则》专论;随后在第四期上发表批判陈涌等人文艺思想和丁玲小说思想倾向的文章,并在编后记中表示这只是“对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的批判的开始”。不过尽管这样,就在同一篇编后记中,在宣布明年度编辑计划的要点时,也列出了全年在中外古今文学研究各个领域里的着重方面,表示打算发表有分量的论文和继续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事实也是如此,其后的各期,除了应时的反右文章之外,依然本着“双百”方针的精神,坚持创刊时的初衷,力求遵循文学研究和学术发展的规律,保持刊物的学术质量。

与此同时,编辑部自身也经历了从整风鸣放到反右的全过程。同《文学研究》刊物一样,尽管有些编辑人员在“鸣放”中发表了后来被认为是错误的言论,但是在何其芳的领导下,到运动后期,没有一个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反右后的1958年,“左”倾错误更加发展。这一年年中全国掀起“大跃进”运动。极“左”狂潮猛烈冲击着文学所。何其芳领导的文学研究所和《文学研究》,被批评为“三脱离”(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食人间烟火”,专事“关门提高”的“学院派”。为此要求《文学研究》根本改变编辑上的“右倾保守思想”和“资产阶级方向”,加强刊物的现实性、战斗性,“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时认为,文学研究所尽管是个侧重于“提高”的学术机构,也必须遵循“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原则。为此要求增办一个后来取名《文学知识》的普及性刊物,以促进研究工作联系广大群众,实现“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

正是基此,当“大跃进”运动在所内进入整改阶段,所领导小组在讨论、制定全所的“跃进规划”时,决定按照上述批评意见和要求,大力革新《文学研究》,加强刊物的现实性、战斗性,并为此改季刊为双月刊,将刊名也改成《文学评论》;同时创办《文学知识》月刊。

随后,我便奉调去筹办、编辑《文学知识》月刊,离开了《文学研究》;《文学研究》则从1959年2月起改为《文学评论》出版。

《文学研究》在50年代的创办与后来的改刊,这段历史背景就如上述。其前前后后,同当时我国整个社会各方面一样,都有着那个年代党的路线急剧变化的深刻印记。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在80年代初,已为中共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总结。而当年改刊的《文学评论》,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又走上了遵循文学研究与学术发展本身规律的道路。

原载:《岁月熔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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