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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复刊的前前后后

陈骏涛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的几乎所有刊物都被迫停刊,《文学评论》即其一。1978年,在停刊了将近12年之后,《文学评论》又获得了新生。《文学评论》的复刊,在当时被看成是一件大事(至少在文学界和学术界是如此),并且对当时和日后的文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作为从筹备复刊之初就参加工作的这个刊物的一员,亲身参与了《文学评论》和文坛的许多重要活动,我想就我个人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公之于众,以为后人记载这段历史提供一点材料。

筹 备

《文学评论》的复刊号(第一期)出版于1978年2月(由于印刷延误,实际上是三月才出刊),但为复刊所做的准备工作却费了三年之久。

1975年,邓小平复出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做出的一个重要决策就是准备恢复一批“文革”后被停掉的刊物,也创办一些新的刊物,以占领部分舆论阵地。这批刊物中首当其冲的便有原学部的几个刊物:《哲学研究》、《历史研究》和《文学评论》(以上恢复),以及《思想战线》(创办)。1975年9月18日学部.临时领导小组签发了《文学评论》复刊的请示报告。

《文学评论》本来有一个近20人的编辑部,停刊时就解散了,人员被分到文学所的各个研究室。如今准备复刊,首先得组建一个新的班子,于是就从各个研究室抽调一些人上来,我就是被抽调的一个。记得当时领导找我谈话时特别强调,这是一个政治任务,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我没有什么犹豫就答应了。我于1964年4月到文学研究所,不久就去安徽搞“四清”,“四清”回来后没多久就是“文化大革命”,几乎没有搞过什么专业工作,有这么一个正是我所渴望的搞专业的机会,而且又在第一线,我为什么不去?

被抽调到《文学评论》作复刊筹备工作的前后有十来个人,有的是临时抽调的,如许志英(现在南京大学),有的则一直呆下去,我就属于这一种。筹备组的负责人我记得有何其芳、毛星、邓绍基、蔡葵、张炯等几位,何其芳为组长,毛星和邓绍基为副组长。

为了给《文学评论》复刊开辟道路,当时曾组织几路人马出外搞调查研究,用的是文学研究所的名义,但调研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征集对《文学评论》复刊的意见。我知道的有彭韵倩和吕薇芬去了天津,徐兆淮(现在江苏省作协)去了东北。我和许志英则去了南方四省(山东、安徽、江苏、浙江)八市(济南、合肥、宣城、芜湖、南京、扬州、杭州、上海),1975年10月6日出发,11月7日回京,历时43天。我们每到一地,都依靠当地的文化宣传部门或高等院校,组织召开座谈会,也个别走访了一些人。由于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形势错综复杂,出发前(10月4日)几位领导专门同我们谈了一次话。何其芳强调,这次出去以文学所的名义,说《文学评论》正在筹备,但不要说得太死;主要是听和记,我们的情况也可以讲,但尽量少讲,不讲也可以;说我们过去是“三脱离”(脱离实际,脱离工农兵,脱离政治),现在要改变这种情况,所以出来搞调查研究。根据领导的上述指示,我们每到一地,都一再强调我们是来学习取经的。但外地的人可不这么看,他似乎总觉得你是钦差大臣,是负着某种使命的,而且知道你是邓小平线上派下来的人。因此,他们对我们一般都很热情,从生活到工作都考虑得很周到,使我们感到很亲切、温暖。同时,他们也或委婉,或直率地对我们过去“三脱离”的倾向提出了批评,反映出人民需要文艺、专业工作者应当重视人民这种需求的心声。

这是我在“文革”十年当中,一次真正的深入基层倾听民众的心声,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人们对“四人帮”的不满,也通过文艺这个窗口倾泻出来了。比如在安徽.我们就听到大量的对“四人帮”统治下的文艺和文艺评论不满的声音。有的说,现在有些作品“一号”人物写得干瘪,缺少血肉,很概念化,为了拔高人物,就用豪言壮语。有的说,以往报告文学是写真人真事,现在出现了另外两种报告文学:一是假人真事,一是假事真人。——这些都是针对“四人帮”的“三突出”等创作原则而提出的。对于文艺评论,有的说,过去的文艺评论主要是宣传革命样板戏,就文艺创作中的问题进行讨论的很少;评论文章看风向、看动向,你抄我抄,没有自己的特点;评论文章主要谈思想,不谈或少谈艺术,不是两个标准,而是一个标准;评论文章没有一分为二,一说好,大家就都说好,一边倒,一说不好,大家也说不好,没有具体分析。一一这些都是针对“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的评论文风而发的。

回来以后,我在一次汇报会(11月21日)上说了这样一句话:是到了改变我们的文艺和文艺评论的时候了!但很可惜,随着整个局势的逆转,不要说改变文艺和文艺评论的愿望没有实现,连《文学评论》复刊的计划也流产了!

流 产

1975年底就有消息传出,说中央要发动一场新的运动, 目标是针对当时中央的领导同志(邓小平、叶剑英等)的。很快,在第二年年初,学部就在虎坊桥工人俱乐部召开大会,传达中央1976年2号文件,动员大家“积极开展革命大辩论,回击右倾翻案风,批判修正主义路线”。说是“大辩论”,实际是“大批判”一一因为紧接着,各个研究所就相继成立了大批判组。文学所也在2月16日召开大会,提出要“牢牢掌握革命大方向,开展革命大批判,掀起运动的高潮”,以及“边学,边议,边揭,边批”的八字方针。在批判会上,有的同志把学部准备创办《思想战线》和恢复三个刊物也作为“右倾翻案风”和“修正主义”回潮的一种表现来批判。这样,《文学评论》复刊的计划就流产了。

《文学评论》复刊的计划流产了,筹备复刊的一部分人员分到了文学所的其他部门,大部分人仍然被留下来,仍然作为一个集体存在.不过,接下来的事情不是筹备《文学评论》复刊,而是投入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以及诸如“学大寨”、“学点哲学,学点鲁迅”、与工农兵相结合编著“学点鲁迅丛书”的各种工作当中。一直到“四人帮”倒台,这个集体还保存着。

复 刊

1976年“四人帮”垮台以后,学部这块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阵地仍然是人们注目的中心。大概在1977年,有关方面就提

出《文学评论》和学部的其他几个刊物的复刊问题。当时的学部负责人胡乔木在1977年10月25日召见邓绍基专门就《文学评论》的复刊问题作了一些指示,指示中既有原则的意见,又有具体的比如说《文学评论》应该发表什么样的文章的意见,应该说考虑得是十分周密、十分细致,一些论点也是很辩证的。他大概讲了这么几点:

一、《文学评论》要办成什么样的刊物?要吸收《文艺报》的一些长处,但不能完全办成像《文艺报》那样,研究所毕竟不是文联。《文艺报》登时评,《文学评论》也可以登时评,但时评也有个写法问题。他举了莱辛的《汉堡戏剧论》为例,提出时评也可以发表系统的意见。他说,今后的作品会越来越多,《文学评论》可以发表评论,也可以不发表评论。作为欢迎和鼓励,应该发一点。但《文学评论》的评论不只是人云亦云,泛泛而谈。要看到这种情况:一时很受欢迎的作品,过一阵子也会证明它并不成熟。

二、对“四人帮”文艺思想的批判问题。《文艺纪要》 (指《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关于“文艺黑线专政”的提法是错误的。说“文艺黑线专政”,那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何地?“四人帮”说“黑线专政”,是为了制造“空白”论, “空白”论的前提就是“文艺黑线专政”。说“别、车、杜”是“左联”的指导思想,这是没有常识的话。

三、关于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和“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胡乔木强调他们之间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鲁迅不是一个人,他是有战友的。“四人帮”把鲁迅描绘得好像是没有战友的,这实际上是否定鲁迅。

四、关于具体选题。胡乔木提出,可以重新评论《二月》、《林家铺子》、《红日》等。过去批评《二月》,有一种意见说,经过了大革命,怎么还会有不受大革命洗礼的地方和人物?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他还提出,也可以评一些当前出现的优秀的作品。

最后胡乔木提出,不要只看到目前的困难,出刊后会有大量的作者来稿支持的。文学史也会有人来稿的,可能还不会少。

我之所以较多的介绍胡乔木的讲话,是因为,《文学评论》在复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是受到胡乔木这些意见的很大影响的。包括发表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鲁迅关于“国防文学”论述的文章,重评《二月》、《林家铺子》、《红日》的文章,以及评论当时的一些优秀作品如话剧《丹心谱》、长篇小说《李白成》、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短篇小说《班主任》等,都与胡乔木的讲话有关。至于召开《班主任》的讨论会的具体做法,记得是由荒煤提出的。当时已到学部任顾问的周扬也关心《文学评论》,他推荐了一篇王元化《谈{文心雕龙)》的文章,由邓绍基到他办公室取回,即子发表。

由于当时思想战线上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恢复和发展被“四人帮”搞乱的东西,而社科院的所有刊物都被视为思想战线上的重要阵地,因此《文学评论》也把拨乱反正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在第一期的《致读者》中明确提出:“《文学评论》当前时期的首要工作,就是要从理论上、从总结社会主义文艺的成就和经验上,深入批判‘四人帮’在文艺方面所制造的种种谬论,特别是‘文艺黑线专政’论。”

只要翻开复刊第一年的《文学评论》就可以看出,有关这方面的文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仅以第一期来说,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就占了一多半,后来几期占的比例虽然有所降低,但仍然不少于二分之一。当然,这些时评式的文章,与外界报刊上的这类文章还是有所区别的:《文学评论》的这类文章比较讲究说理,而且力求提高到学术理论层次,而不搞简单的“大批判”。到了第二年,这类文章明显地减少了。我们特地开辟了“论坛”一栏,专供发表文风比较犀利的、针对某一问题的短论,一方面是为了适应读者的需要,使《文学评论》的文章能够更好地走近读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这个栏目分担时评的任务,以减少大块头的时评式的文章,进一步提高《文学评论》的学术分量。

关于《文学评论》的编制,在1978年4月11日的一次编辑部会议上,邓绍基宣布了所里的决定:全部人员可达21人,分现当代、古代、理论外国、编务四个组。后来,为了加强对现状的跟踪研究,现当代又分开,变成了五个组。但人员一直没有达到21人。我就是在现当代分家的时候转到当代的。

《文学评论》复刊时,何其芳已去世,《文学评论》的实际工作由毛星、邓绍基等人负责。许觉民调来以后,就由许觉民当编辑部主任,邓绍基、蔡葵和张炯先后都调到研究室。当时《文学评论》还没有恢复主编、副主编和编委会,文学研究所的实际负责人陈荒煤行使主编的职能,许觉民任副所长和所长后,就接替陈荒煤行使主编的职能。编委的职能则由当时的各个研究室主任行使。到了1985年第4期刘再复当所长后,才正式在刊物上刊登了主编、副主编和编委会的名单。

影 响

《文学评论》的复刊在当时文坛上和高等院校中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这样的刊物还很少,《文学评论》既较早发表了否定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又对十七年中的一些“冤案”作了平反,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是被《文学评论》的地位所决定的,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刊物,一般都被人看成是代表了这个领域(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最高水平,在当时可看的刊物不多的情况卜,自然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它能够在文艺方面率先提出人们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因而第一期在北京几个邮局的零售点被抢购一空,后又再版。 《文学评论》复刊以后,印数不断上升,大概在1979--1980年间,最高印数曾达到18万册,这是《文学评论》历史上的最高发行量。

以1978年出刊的六期来说,据我的记忆,比较引起人们关注的就有如下一些篇目: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回忆周恩来同志》(何其芳,以上第一期),《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白成)》(茅盾)、《评1928年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和论争——关于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论争的几个问题》(严家炎,以上第二期),《拨乱反正,开展创造性的文学研究评论工作》(周柯)、《评1936年“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唐沅)、《从生活出发——评话剧{丹心谱)》(朱寨,以上第三期),《形象思维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周忠厚)、《关于〈李白成〉的书简》(姚雪垠)、《研究美学史的观点和方法》(朱光潜,以上第四期),《读毛主席诗词三首》(周振甫)、《关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若干问题》(吴黎平,以上第五期,)《文艺批评与双百方针》(周柯)、《要按艺术规律办事》(辛宇)等。仅以第三期的《拨乱反正,开展创造性的文学研究评论工作》一文来说,它是代表编辑部的一篇署名文章,发表以后新华社发了通稿,全国至少有十多家省级以上的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在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时间摘要播出了这篇文章。

当然,读者对这些文章还是有所不满的,不时有来稿来信提出批评。仅以代表编辑部的一篇署名周柯的文章《文艺批评与双百方针》(1978年第6期)为例,这篇文章总的来说在当时还是.站在潮头上的,提出了人们关心的一些重要问题。但由于受到“凡是”派理论的限制,思想还不够解放,不够敞开,不时还给自己设置了一些框框。一位远在云南的读者杨德春就来稿对这篇文章很直率地提出了批评(此文刊于次年《文学评论》第二期)。比如关于“放”的问题,周柯文章虽然也是提倡“放”的,但却强调要“在不违背六项政治标准的前提下,对人民内部而言”。这位读者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放”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那不是事先给群众画好框框吗?在画好框框内,根本不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也根本不可能真正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批评和相互争论”。又如关于“非无产阶级作品”问题,周柯文章提出“对于非无产阶级的作品,也不忙去禁止。对于当前和今后我们要引进的一些外国进步文艺作品,更要从大处着眼,而不要看到一点副作用,就匆忙禁止。”这位读者也认为有问题。他认为对文艺作品贴阶级标签是最不科学的,不应该画什么“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而应该对作品的内容进行细致分析,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另外,应该将“不忙禁止”改为“不应禁止”,因为“不忙禁止”,等于现在不禁止,将来还可以禁止,而“不应禁止”就不一样了。

现在看来,读者的这些意见都是基本正确的,我们之所以给自己画框框,反映了我们当时的思想确实还有保守的、不够开放的一面。这只有到了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解除了“两个凡是”的禁令,特别是思想解放运动全面开展起来之后,才能得以彻底解决,从而迎来《文学评论》的辉煌期!

2002年11月4日

原载:《岁月熔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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