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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实录)

朱寨

“晴转阴”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光明日报》的记者乔福山同志到文学所收集反映。当时我在学术办公室接待他。因为他经常来文学所了解情况或组稿,与文学所的一些学者专家也都熟,所以就任他自己去采访。采访后来到办公室,大致谈了谈采访的情况,普遍反映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如此硬性联系,都认为勉强,对文章那种不讲道理的气势派头,一致反感。他以个人身份对此也表赞同。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背后的政治阴谋。 这时文学所按照上面的布置,派出未参加上一期安徽“四清”的人,去江西参加“四清”。其时,比“四清”更浩大严峻的政治运动,正在来临。在驶向江西的火车上,我们在广播中突然听到公开点名批判罗瑞卿的文章。罗瑞卿是公安部长,一向是主席安全保卫的负责人,实在出乎人们意料,令人震惊,同时预感到政治风云的不测。

同行的张白山同志,是《文学评论》的编辑部主任,有长期做编辑的政治经验,与作为主编的何其芳同志有较多的接触,关于这方面他有所了解。听了广播,我们一起琢磨,悄悄议论,担心留在家的其芳同志对此缺乏应有的警觉,应该提醒他。写信已来不及,只有打电报。电报上又不能明说,临时想出句词: “请注意天气变化,晴转阴。”电报没有打。打了又怎样?天意叵测。不过说明当时的一点心意而已。

一张无名的大字报

《我的一张大字报》出来后,刘少奇同志从排名第二猛降到六七位。虽然名义上还是领导人,而“四人帮”(虽然那时还没有这个名称,其实是这样)操纵造反派,在群众大会上竟公开喊出“打倒”的口号。出席大会的周总理马上从主席台的座位上站起来,背转脸,表示反对。他当众宣告: “我还准备与少奇同志共事。”学部的造反派,也正在蠢蠢欲动。这时在文学所六楼后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用传抄的形式,将周总理的这一态度公布出来,大字报没有标题,也没有落款,更没有署名,用无声表达了心声,吸引了许多人来阅读,并默默共鸣。可能至今人们还不知道这张大字报的作者是何许人。但我却无意中窥见,张贴大字报的是文学所的陈骏涛。我一直记着那悄悄贴完大字报,匆匆离开的身影。

“当时只能那样”

三顶吓死人的大帽子: “叛徒、内奸、工贼”,三本罪证材.料,发到每个人。栽赃诬陷越多,漏洞越多。在当时那种逼人的形势下,岂容人质疑反问。当时我“靠边站”,临时在图书资料室里给我指定了一个桌位,桌上也摆了一分指定人人必读的“材料”。隗甦是图书资料室的负责人,革命群众,但为人正派耿直,又都是从东北调来的老熟人,对我依旧如故,不另眼相看,每经过我身边,有意无意做出慰藉的表情。这次她从我身边经过,望望那材料,不屑一顾,鄙弃地扭头仰脸而去。当时还有些拿不准,是我的过敏,还是她的本意。当时还不便核实,一直存疑在心。“文革”后,一起回忆起“文革”的种种,我便趁机当面向她核问。她嘿嘿一笑,自嘲地说: “咱们都不是张志新,当时只能那样。”

隗甦这位耿直正派的女同志,不幸过早地去世。而她那嘿嘿一笑的自嘲,我永远不会忘记。

瘪茄子

现在记不得当时的具体年月,是江青(当时大家私下都叫她“三点水”)大搞篡党窃国政治阴谋,横行称霸的时候,女皇宝座似乎虚位以待,等待劝进。她以毛主席的名义从有关单位调集了一些人,注释古典诗词,供她消遣。文学所被调去的是古代文学组的刘世德等人。有一天刘世德同志回所,拿着两个茄子交给我,说: “这是江青同志从自种的菜园里摘下来,让我转给文学所。另外还有萝卜,南瓜,分送给其他单位。”当时我是所的总支书记,所谓的“一把手”。我听明白了,但我装糊涂地说:“这是江青同志奖励你们参加注释工作个人的,我们不能无功受禄。”他一再肯定说明是让他送交单位的,我一再说明单位受收不起。互相推卸都很坚决,却并非认真僵持。互相都笑着说,笑里似乎有什么不便明说的话。最后,为了不使他为难,我说: “好吧。”就把茄子接下来,顺手放在了办公室卷柜顶上。总支副书记张宝坤同志可能出于稳妥的考虑,建议报告请示学部领导。她向学部领导汇报请示后,学部没有说别的意见,也是让我们收下放起来算了。

据说,其他有的单位收到后,受宠若惊,举行仪式,敲锣打鼓,欢呼迎接。新华社收到的是两根萝卜,因为无法分享,便煮了一大锅萝卜汤,好像琼浆玉汤,每人分得一羹。不久以前(不出一个月),我在报刊上读到陈四益同志的一篇文章(很遗憾,报刊名称和文章题目都忘记了),其中还说到当年新华社的这件事。当时他在新华社,可见不是编造误传。

我们收到的那两根茄子,一直搁在那里无人过问,任其抽缩,最后成了瘪茄子,扔进了垃圾箱。当然,如果当时学部是“四人帮”直接控制的单位;如果当时的学部领导不是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等那样的领导;如果刘世德同志或其他知情人向江青那里反馈小报告,事情的结果都不会如此平安。

“默 哀”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恐怕没有比这更朴素的语言,高度概括了人民与周总理间的深情。

在“造反有理”的一片喧嚣中,除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所有机关都陷于瘫痪,所有大小“走资派”的“狗头”都被“砸烂”。国将不国,全靠周总理奋力支撑,才使国家大厦未塌。当造反派冲击人民大会堂,要揪斗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同志的时候,周总理挺身而出,迎立劝阻。劝说无效,他便大义凛然地说:“那么,你们就从我身上踏过去吧!”国家不能没有这样的栋梁,人民不能没有这样的精神支柱。

钟惦棐同志生前关于周总理说过一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周总理把共产主义精神人格化了。”

周总理有病,已不是秘密。虽然他依旧衣着整齐,精神矍铄,儒雅慈和地出现在大会主席台和电视屏幕,但已难掩他身体的瘦弱,两颊的斑点憔悴,人们已暗暗担心。但是一旦噩耗传出,如雷轰顶,令人震惊。

噩耗传出后,我不知道学部大院里其他单位怎样,文学所的同志们不待任何通知布置,立即自发地集合起来,举行悼念。

当时运动虽然还没有宣告结束,但已不像从前,人人必须天天到所集中,挨整或整人.老先生们提前结束干校生活返京,已不必来所上班。所以当时自发集合起来悼念周总理的不是文学所的全体,但也有大半个会议室。已不能详记。不过,我清楚地记得有蔡仪同志。因为他是惟一的老先生。我想可能因为他住在建外宿舍,离得近,听到噩耗就匆匆来所,正好赶上悼念。

也许人们难以想象,悼念会上只有肃静,没有啼泣。一是因为人们还未从突来的震惊中清醒过来;二是马上想到的是总理的死与“四人帮”的迫害有关。如果说批周公旦、批宋江还是鬼蜮伎俩,含沙射影;那么趁总理病重,“四人帮”在他们把持下的“大参考”上,竟公然转载香港报刊上国民党特务写的文章,诬陷伍豪(即周恩来)曾经叛变。丧心病狂,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就在得到总理病逝噩耗之前,人们还在咬牙切齿地纷纷议论。人们的哀痛被悲愤、愤恨所梗阻.人们的悲痛闸门彻底打开,是在总理遗体要火化的时候。人们望着驶向八宝山的灵车,欲挽不能,挥泪哭喊。那悲痛欲绝的场面情景,真是惊天动地。我不知道文学所哪些同志曾亲临现场;但我可以肯定,从那些现场悲痛者身上,也就看到了文学所同志们的悲痛。

升 旗

那样的一个简单的仪式,当然不足以表达人们对总理的哀思。仪式之后,人们便商议筹划怎样举行正式的悼念。不常来所的人,也来所了。一直到下班回家吃晚饭的时间,人们还聚在办公室里议论筹划未散。就在这时,学部打来关于总理逝世的紧急电话通知: “不准开追悼会,不准佩戴黑纱、白花。特别提示:各机关单位不得降半旗。”真是岂有此理。等于在群众悲愤怒火上浇油。激愤沸腾,但又无可奈何。一声“快出来看!”把人们呼唤出楼外。只见大院正面大楼顶的旗杆下,正有人在升国旗。国旗升到旗杆顶部,又缓缓降至志哀的半旗位置停住。

这时已是夜色朦胧,只能望见升旗人的模糊身影,认不出是什么人。不一会儿,那消失的人影从正楼门洞里走出来,并朝着文学所的方向走来。本来人们要像迎接一位把手榴弹塞进敌人碉堡、把人们心中的旌旗高高升起的英雄那样热情迎接他,但走近一看,那人却是还戴着“5.16”分子帽子的本所的王春元。此刻,人们一时难免迟疑了。王春元此刻仍怒气未消,有所指地唾骂了一句十分粗野却很能解气的脏话,自己知趣地走过人群,独自走进楼去。本来大家还想知道他是怎样地找到国旗,又怎样摸索着爬上楼顶,也一时就语塞了。都还有些尴尬,但不长久。很快,在共同的悲痛和哀思,在集体悼念活动中,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在群众之间制造的对立、猜忌、怨恨隔阂,都被涤荡消除干净。

“留心!”

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群众自发的悼念被强行制止。官方举行的追悼会,草草了事。追悼会上,年迈的朱德元帅,拄着拐杖亲临现场,在总理遗体前深深鞠躬……“四人帮”压制造成的沉默,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沉默在酝酿着爆发。

4月5日是清明节,是中国人扫幕祭奠的传统节日。总理没有留下骨灰,没有墓碑。天安门广场上无名的革命英雄纪念碑,正是最好的寄托。早在清明节前,纪念碑下就有了花圈,碑座四周张贴出了悼词挽联。“四人帮”也就随之放出风声,说什么幕后有黑手操纵,坏人在煽动。那首“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高高挂上纪念碑之顶。这消息不胫而走,这火炬也点燃了群众心头怒火,人们纷纷拥向天安门广场纪念碑。

我闻讯后,主要出于好奇,便悄悄骑上自行车前往。不料中途遇上了熟人哲学所的邢贲思(当时还没有现在的身份名望),也骑着自行车前往。我们并排边走边议论。他指着络绎不绝的人流,感慨气愤地说:“谁有本事能煽动起这么多的群众!”我被纪念碑四壁、栏杆上的悼念诗词感动,更为那些拥挤传抄的人群感动,我也抄了一些回来。谁能想到“四人帮”已安排了公安机关的便衣,混在其中。更没有料到,我的身后就有人跟踪。此人出示证件,问在办公室外间办公的康金镛同志,那走进屋里的我是什么人。她替我应对打发走以后方才告诉我。她悄悄提醒我要留神警惕。后来我又不止一次到过天安门广场,那真是花海人潮。广场周围的树上和柏树篱芭上都缀满白花,如大雪后的覆盖。令人不由得默诵起艾青的诗句: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在人群中我遇到过戈宝权同志,但我们都互相故作不相识。遇到过作家雷加,他倒是胆大,高声对我说: “我可没有在这里看到过你!”我回应说: “我也是。”那场面,那群情,怎能无动于衷!

花圈·挽联

清明节前夕,学部召集各所领导人会议,传达上面的紧急通知,一律不准到天安门广场,更不用说送挽联花圈。文学所是总支委员唐棣华同志出席会议的,回来照章作了传达。而人们自发的悼念活动,并没有因此停止,反而更加积极地进行。办公室的张朝范同志,为大家采购了扎花圈、写挽联用的纸张,足够佩戴的黑纱,抓紧时间,日夜进行准备。我头一次看到文学所的女同志们如此齐全,不分彼此。什么这派那派,什么你是我非,在共同的大是大非面前,在共同的大悲大痛中,都已烟消云散。一面坐在一起扎白花,一面相对涕泣共诉悲愤。

花圈扎好后,意犹未尽。除了悼念敬挽的飘带,似乎还缺什么。又在花圈中间添上了“冻死苍蝇未足奇”字句。

当时的总支宣传委员何文轩同志,张罗挽联。为了写出更好的挽联,特意请长于此道的胡念贻同志操笔,并向他保证,一切后果由他承担,解除胡的顾虑。一共写了两首,都制成长幅幛联。后来都被收入《天安门诗抄》。因为“诗抄”是按体裁互相打乱混编,都没有作者姓名,不知是其中的哪两首。胡念贻同志当然知道,但他已去世,我请何文轩同志辨认,他只能确认其中的一首《西江月》,现抄录如下:

五十余年心血, 四千万里山河。

谁知天下起悲歌,忽地巨星陨落。

矢志忠于领袖,赤心力战群魔。

一番栽获一番多,遍地花红似火。

从不久前,即2002年1月出版的乔象钟著《蔡仪传》中才知道,她和蔡仪同志在丙辰清明节也写了悼念总理的诗,蔡仪三首,她一首,一起冒着风险,到天安门广场去张贴。书中写道:

夜间,我俩把这四首诗用大字抄在一张宣纸上,装在背包里,装了一瓶糨糊,亲手贴到天安门前。

他们的四首诗也被收入《天安门诗抄》。他们张贴时,“似乎”也“看见有人影朝我们走来”, “甩开了那个黑影,平安地回到家里”。他们的诗中有这样的诗句:“遗业艰难谁予负?烟波浩渺实堪嗟。”“抢天呼地无答应,更谁重镇此乾坤?”“空有如涛伤心泪,神鹰高逝永不还。”

最近我又知道,邓绍基同志写过一首《菩萨蛮》,其中有“丰碑百尺瞻雄伟,中华多少工农泪”,“浮雕昭信史,热血平生事”等句,由刘士杰同志到天安门去张贴。童怀周编的《天安门诗文选》(续编275页)上收录了这首词,但有误植。当时文学所是否还有这样的匿名者,现在尚不知。

清明节那天,文学所的男女,排成双行长队,佩戴黑纱白花,跟随在自制花圈联幛之后,走向天安门广场纪念碑。抬花圈、挑联幛领头在先的是文学所的两位壮汉和硬汉,王春元、杜书瀛。整齐的行列,悲壮的阵容,又是一些书生,格外引人注目。

沿途我没有看到学部其他单位的队伍。却遇到了不少分散在人群中学部的人。面遇外国文学所的一位熟人,他半开玩笑地威嚇我说:“好你的,居然带头!”我说:“我不是作为总支书记,而是作为一个普通党员。”确实,我不过是跟随行进在队伍中,然而也分享了身在其中的悲壮激动。

文学所的故事多,这不过是我临时想到的点点滴滴。

2002年12月初

原载:《岁月熔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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