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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编写《新中国十年文学》的前后

卓如

1958年9月,我从北大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那时院部在北海旁边的文津街;文学所在中关村社会北楼。我到所后,第一个找我谈话的是王平凡同志。他和蔼、亲切,详细地介绍了文学所的性质、方针、任务。接着又谈到所里的业务工作的几个方面,最后转入我的工作安排。他说: “民间组没有年轻人,你就到民间组去吧。”我在学校里根本没学过民间文学,叮是在那时是没有条件可讲的,就服从组织分配到了民间组。

民间组的组长是贾芝同志,他是延安来的老革命,兼管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领导工作,只偶尔到所里来。他一开始就说:“民间组的全名应该是各民族民间文学组,不仅要研究汉族的民间文学,还要研究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他计划编一本《颂歌》,就安排我先做初选工作。还让我担任民间组的秘书。

那时团支部书记是邓绍基同志,他是青年工作的组织者,也十分关心新来的同志。他主动向我介绍所里的情况,特别是著名的专家,他们的学术成就,在国内外享有的盛誉。他带着自豪的口气说:“我们所里的专家,都是从全国各地调来的第一流的学者……”

不久,湖南师范大学的叶雪芬同志来所里进修,她热情、开朗、真诚,很快就成了青年中的活跃分子。中国科学院举办京区文艺汇演,她积极参加编排蒙古舞,集体写了歌词,路坎同志谱曲,年轻的男同志都参加伴唱,我们所表演的节目,得到了好评。

1958年初冬,文学研究所从中关村迁到东城建国门内大街五号,这里原来是海军司令部,进人大门就是一个大操场,迎面的主楼是长长的楼房,楼顶上耸立着高高的旗杆。这一号楼后面是三座并列的小楼。分给文学所的是西边的一个小院,临街的六号楼和七号楼是相连的工字形楼房。六号楼是办公室、理论组、资料室、编辑部。楼下朝北的和工字中间的房屋都作为书库。七号楼下的中段是报库,报纸全都装订成册整齐地放在报架上,查找十分方便。各研究组都安排在七号楼。后面的八号楼作为各所的集体宿舍。

在搬迁过程中,由于白天卡车不便在长安街上行驶,所里组织我们年轻入夜间装车、卸车,也有中年的同志前来帮忙。大多是从夜里干到天亮,尽管是冬天,大家都积极参加,认真负责,顺利完成搬迁任务。

文学所的两座楼之间,工字中间的两侧,各有一块空场,东边已经有好多棵槐树,西边还是一片空地。从余冠英先生家里移了一株长了多年的葡萄栽到墙边,搭起了一个很高的正方形的葡萄架。其余的空地所里组织青年种树。大家一起栽了桃树和柳树,桃柳相间,正对西方组的门口,叶雪芬对董衡巽说: “每到春天,柳树发芽,桃花盛开,你的门口,就是桃红柳绿了!”董衡巽得意地笑着。

迁到城里不久,中宣部交给文学所一项任务: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要总结十年来的社会主义文学的经验,文学所应组织力量,撰写一部《十年文学史》,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

由于我是组秘书,可以列席所务会议,有时还参加所领导小组扩大会。曾听到何其芳同志传达上级的指示,并进行了讨论。最后何其芳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一个时代的历史,一般来讲,都是隔代才写的,历代的史书,总是由下一个朝代来总结评价上一代的历史,很少由当代人写当代史的。要总结一个时代的经验,需要深厚的积累,充分占有史料,然后根据史实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做出比较稳妥的结论来……现在为了迎接国庆十周年,要写《十年文学史》,十年时间毕竟太短,还是用《新中国十年文学》吧。会议决定,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要在全所范围内组织力量,集体突击撰写《新中国十年文学》。随后从理论组、古代组、现代组、西方组、民间组抽调人员参加编写工作。

各研究组抽调的人员集中后,曾多次在六号楼的二楼会议室开会,何其芳同志布置任务后,大家就全书的框架、写法都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上大家各抒己见,发言十分踊跃。毛星同志善于从宏观上思考问题,而朱寨同志常有精辟的独到的见解。我坐在长桌最边上的一个位子,埋头记录,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似乎自己观察问题角度提高了,思路拓宽了,学术视野开阔了,深感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

何其芳同志作为全书的主持人,从指导思想,全书的体例,章节的安排,人力的调配,都做了全面的考虑。毛星、朱寨同志出了许多好主意,何其芳同志非常尊重他们。不仅真诚地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且在实际工作中采用他们的主张。落实到编写工作,文艺理论部分由毛星、朱寨、贾文昭负责;小说部分由王燎荧、王淑明;散文部分是井岩盾、张国民;戏剧部分有路坎、邓绍基、董衡巽、王文;诗歌部分是陈尚哲、卓如;民间诗歌创作有贾芝、孙剑冰和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陶建基;儿童文学部分由夏蕾、陈伯吹、肖玫共同承担。

章节分开后,转为小组活动,何其芳同志强调,尽管时间紧迫,还是应该先做好基础工作,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

十年间的文学创作。短篇的作品,有许多尚未结集,散见于各报刊,增加了工作的难度。资料室的同志全力以赴,汇集理论文章、散文、短篇小说、诗歌、剧本以及各种评沦。他们除了白天紧张工作外,晚上加班突击,研究组的年轻同志也来支援。王平凡同志看到大家夜以继日地工作,他表扬资料室和研究组的年轻同志的热情和干劲,并批准为加班人员供应夜宵。大家感受到领导的关心,情绪更高了,往往是干到深夜,才回八号宿舍楼。

诗歌部分直接由何其芳同志领导。他让陈尚哲同志负责老诗人的创作;十年来新涌现的青年诗人的创作由我分担。我们分头阅读了一段时间的作品后,向何其芳同志汇报。我刚出校门不久,简单幼稚,多以思想内容是否正确作为衡量的标准。何其芳同志说: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和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练与和谐的程度上,特别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研究诗歌,要根据诗的特点来进行……

“十年来涌现的新诗人很多,他们的诗基本都是歌颂新社会的……”我无意间流露出自己的畏难情绪。何其芳同志说: “还是取其精华吧。当然要从大量的诗中,挑选出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也并不容易。诗是诗人感情激动时候的产物,无论是直接抒情,还是歌咏事件,都有强烈的诗的情绪,以此打动人们。不单是内容正确,诗情感人,还要看表现的形式,诗的形象是不是优美,诗的内涵是否丰富,诗的节奏是否和谐……读诗,是要用心去感受,这是一般的读诗。而你们要在把握十年诗歌创作的基础上,经过分析、判断,再进行综合,从中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最后他让我们分别写出概括性的提纲来,然后再一起讨论。

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我和陈尚哲按约定的时间,到东单西裱褙胡同36号何其芳同志的家。进人大门后,又拐进东边的一个小院,石板铺成的小路,庭院十分窄小,一株高高的古树,笼罩着整个院子和屋顶,房子是两层的,简陋而破旧。听到我们的声音,何其芳同志匆匆出来,把我们引进西面那间长方形的客厅,他给我们斟了一杯茶,简单地问了问我们的情况就言归正题。陈尚哲是一位稳重、踏实、勤奋的同志,他对诗歌有较高的鉴赏能力,他谈完提纲后,何其芳同志对他做了充分的肯定,也提出了他的看法。

当轮到我汇报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紧张,把稿纸翻开来,照着念了下来。何其芳同志略停片刻,说:你对青年诗人创作的特点的概括是好的。但有的地方概括得还不够准确,应该进一步思考,怎么谈才更符合实际情况。总结文学发展的历史,是科学研究工作,要特别注意科学性和准确性……然后他又谈了诗人的独特创造问题、诗歌的艺术风格等。接着他又说:尽管写十年文学,应该采用比较稳妥的看法,但也必须经过认真的研究,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才行。他一再强调,“真知灼见”是科学研究的灵魂。

我用全心倾听着,笔不停地记录,直到黄昏,我们才赶忙告辞。临行,他交待说:你们把提纲修改后,再给我看看。

我们经过多次修改后,才把提纲交上去,经何其芳同志审阅后,又根据他的意见修改,然后才开始写初稿。

各个部分的初稿完成后,经过多次修改,然后打印出来,供全体同志讨论,提意见。为了便于讨论,集思广益,何其芳同志让大家尽量阅读其他部分的重点作品。他还请工会组织参加《新中国十年文学》的同志观看演出的话剧。

书稿打印出来后,每一章都是厚厚的一大本,十年间写出较好作品的作家基本上都提到了,而且做了详细的评论。我们都认真阅读,准备意见。这使我对10年间的文学概貌,有个大致的了解。在分章讨论过程中,何其芳同志要求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在老同志的带动下,年轻的同志也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有时还发生不同见解的争论。何其芳同志非常认真地听取大家的意见.并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对大家的见解做了充分的肯定,然后坦诚地陈述自己的看法。我从中受到了极大的教益.

经过充分的讨论,各个部分吸收合理的意见,进行认真的修改,总算初步完成了任务。

后来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l959年发表的何其芳同志的《文学艺术的春天》和毛星同志的《对十年来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理解》又受到批评,也影响到这部书稿的及时出版,后来经过多次删削,修改,直到1963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文艺理论部分作为第一章绪言,其余五章分别为小说、诗歌、话剧和新歌剧、散文、儿童文学。还附有樊骏、李惠贞、肖玫、陈尚哲同志集体编写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纪事》。

这本书自始至终都是在何其芳同志主持下进行的,他倾注了心血,竭尽了全力,但出版时用的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编写组”的名义。没有署真正的主编何其芳的名字。我在参与编写本书的过程中,受到何其芳同志渊博学识的启迪和教育,至今难忘。

原载:《岁月熔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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