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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进文学所的时光

张国民

1956年8月,我告别母校山东大学,从青岛乘火车抵达北京前门,看见有人举着“北京大学欢迎你”的牌子在等候,十分欣喜。过一会儿,像我这样从外地来的应届毕业生陆续地聚集到这个标志牌下。接待的同志用大轿车把我们一行人送到了北大校园。有一位三十来岁的人热情地过来询问:哪位是到文学所的?我立即走上前去。事后知道,他是文学所负责行政事务的高逸群同志。

老高带领我们走进北大“哲学楼”二层,介绍说,文学所的所长办公室、行政科、组织联络组、古代文学组、现代文学组、西方文学组、图书资料室在这里,另外还有一部分办公用房在中关村中国科学院社会南楼,将来文学所要脱离北京大学,归属中国科学院。为了使我们出入校门方便,老高发给我们北大校徽:长方形、红底,上有白色的“北京大学”四字。这是北大教职员工佩戴的校徽,与学生们佩戴的白底红字的不同。随后,他便带领我们走出北大校门,走向东边的中科院社会南楼(共三层),说一二层属哲学所,三层属咱们文学所。这里,有文艺理论组、民间文学组,即将成立的苏联文学组、《文学遗产》编辑部、正在筹备创刊的《文学研究》的编辑部,还有一部分男集体宿舍、女集体宿舍,东头有一间大房子,放着乒乓球台和报架子。老高指定我和我的大学同班同学高国藩住在这里的男集体宿舍;同屋住的还有先来的搞德文翻译的姚汉昭。文学所没有自己的食堂,老高说我们要到北边化学所食堂就餐。

过几天,有人通知我把大学毕业论文交给所领导。于是,我到了北大燕东园何其芳副所长家里,交给他我在山大中文系举行论文答辩前打印的《论古典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一文,他高兴地接待了我。

和我同时及稍后到文学所的十几位应届毕业生,分别来自山东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我们绝大多数是共青团员。文学所团总支(书记是邓绍基同志,委员是文美惠等同志)召集我们在社会南楼三层东头大房间开会,说文学所自1953年成立以来,一下子调进这么多年轻人还是第一次,因此,所领导决定开个欢迎会,让我们这些新来者推举出一名代表,在欢迎会上致词。大家推举了我。次日下午,文学所在北大未名湖畔的“临湖轩”里一间中型的会议室举行了欢迎会(乔象钟同志在多年后还两次谈起这件事),在所领导和老同志代表致欢迎词后,我代表十几位新来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表示今后我们一定要积极努力地工作。

没几天,所里通知我到文艺理论组工作。那时被分到文艺理论组的还有蔡恒茂;被分到民间文学组的有高国藩、莫锦魁;被分到古代文学组的有金秉达、梁共民、徐凌云;被分到即将成立的苏联文学组的有陈燊、于永昌;被分到西方文学组的有董衡巽;被分到《文学遗产》编辑部的有卢兴基、王西方;被分到《文学研究》(正筹备创刊)编辑部的有王信、章西顺、杨壮伯、冀勤、徐子馀。

我和蔡恒茂到理论组后,组长蔡仪同志要我俩各做一些论文摘要卡片交给他。后在理论组会上,同志说:按照规定,凡研究实习员都要由研究员或副研究员指导;他宣布:张国民由他指导,蔡恒茂由王燎荧指导。当时参加会的除我们三人外,还有王燎荧、缪朗山(灵珠)、于海洋等。以后所里发下打印的中国科学院文件,我看到其中写明:“研究员或副研究员指导研究实习员进行研究工作,用三年把研究实习员培养成助理研究员,再用三年培养成副研究员,再用四年培养成研究员。”这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按照科学院的要求,刻苦学习,勤奋工作。

不久,理论组又增加了两位研究实习员:贾文昭、李传龙。蔡仪同志在组会上说:贾文昭由他指导,李传龙由王燎荧指导。 得知“十一”国庆节要举行游行,我们这些从外地来的年轻人格外高兴,纷纷踊跃报名参加。“十一”凌晨,天尚未大亮我们就去食堂吃饭,很快赶到集合地点,上敞篷卡车出发。车队到了地安门大街附近不再前进了,我们都下车等着,许久才列队向东四、东单迸发,游行队伍一进入天安门广场,我们个个精神抖擞。使劲仰望天安门城楼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毛主席的身影。游行队伍欢腾雀跃,我也和大家一样边走边高呼“毛主席万岁!”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所里请来了照相馆的人,让我们这些新来者都到社会南楼东边空地上所挂的布幕前照一寸的半身相。数日后,我们都按规定参加了“北京大学教育工会”;会员证上贴的照片,就是那次拍摄的。

10月19日晨,我参加了所领导组织的赴全国政协礼堂开会的行列。蔡仪等研究员、副研究员坐在礼堂的一层,我们年轻的坐在二层。这是隆重纪念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的大会,因我在大学里上过一学年由孙昌熙、刘泮溪、韩长经三位教师教的《鲁迅研究》的课,对鲁迅先生深怀敬意,所以特别愿意参加这个大会。我聆听了茅盾等同志纪念鲁迅的讲话。会议中间休息时,我出乎意料地看到楼上楼下的走廊、休息厅里摆了好多张桌子,每

张桌子上都放了许多高级糕点,供我们与会者随意充机。

蔡仪同志召开组会,讨论业务工作。其中,他给我布置了一个课题:研究现实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然后写一篇研究报告交给他。(我在完成后,又写了《论现实主义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形成》一文,在得到蔡仪同志肯定后,寄给了上海《文艺月报》,以参加当时正在一些报刊上展开的讨论。)

1957年1月下旬,《中国青年报》转载了毛主席发表于《诗刊》创刊号上的18首诗词。我读到最后,看见注释者是自己导师蔡仪同志的夫人乔象钟同志,心里顿生一种敬慕之情。春节前后,北京下了大雪,我和方银杏在中科院的雪地上边走边大声背诵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念奴娇·昆仑》等诗词。

一个月后,蔡仪同志对我说,他应邀给清华大学建筑系讲美学,要我跟他去做记录,并约好由我到北大燕东园他家里,他等我一起走。从燕东园到清华只有一条土路。那天早晨。北京刮着大风,我俩顶风前行,路上的沙土乃至小土块时时被风吹卷起扑打在我们的脸上,觉得很痛。我有生以来从未遇见过这么糟的天气,连眼都难以睁开,简直无法行走。假如只我独自一人,我大概会打退堂鼓的;但我见蔡仪同志虽很艰难却毫不犹豫地迈着坚定的步伐朝前走,我只得慢慢跟上去,心里默默地敬佩他那不怕困难的毅力和风雨无阻的负责精神。我俩终于走到了清华的校门口。在传达室,他让我填写“来客登记表”,填到“年龄”栏时,他告诉我:“50岁。”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蔡仪同志的年龄。

他的美学课被建筑系安排在…间偌大的教室里进行。我俩准时进入教室,只见已有许多学生及青年教师就座了,大家都以尊敬的神态期待着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给他们讲美学。我在边上找了个座位,准备做记录。蔡仪同志事先写好提纲,在课堂上,他胸有成竹地连续讲了两小时的课。许多人不仅认真地听讲,还在不时地做着笔记。

一星期后,蔡仪同志继续到清华建筑系讲课,我也继续去做记录。

那年春天,北京盛行流感。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单耀海在中科院语言所工作,患上了流感,我知道后就去看望他。回所后,我也患上了流感。当时北大校医院已住满了病人,校医就将我安顿在北大体育馆临时病房。我一进馆就看到,多半地上已躺着流感病人;在我之后,还陆续进来一些流感病人。由于是木地板,只要有人一走,就发生震动,大家彼此相互干扰,难以休息和睡眠。我在地铺上躺了六天,实在受不了,头痛得厉害,没等流感好就溜回自己在中科院社会南楼的宿舍。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中科院团委组织全院团员参加天安门广场联欢晚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广场跳青年集体舞,另一部分在广场当“标兵”,维持秩序,从联欢活动之前站起一直站到联欢活动结束。我属于第二部分。 “五一”晚上,我虽然站立了约四个小时不能随便走动,越站到后来越感到饥饿,越感到凉意袭人,但因所站位置在金水桥西南侧,可以较好地观赏广场上空那五彩缤纷的焰火,令我心旷神怡,不仅如此,而且可以较近地仰望天安门城楼上敬爱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周总理、朱德元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影,因而异常高兴。今天回想起来,深感那实在是人生非常难得、弥足珍贵的一次机遇和一件幸事。

原载:《岁月熔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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