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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代组”到“当代室”

蒋守谦

“文化大革命”前,文学所的编制在称谓上与现在有点不一样。那时候,只有行政和业务辅助部门才称“室”。业务部门皆称“组”。当代文学研究组(简称“当代组”)是1964年从现代文学研究组分出来的。开始,何其芳同志在某些正式场合,曾把从“现代组”分出来的这个组称为“人民共和国文学研究组”,但是大家在习惯上,还是称之谓“当代组”。

“当代组”应不应该从“现代组”分出来,在学科建设的意义上让它成为一个与“现代组”并列的单位?这个问题,在当时是有不同看法的。当时任“现代组”组长的唐歿同志后来在他为我的评论集写的序里曾提起这件事。他是不主张分的,因为“这是一码子事,无论根据中国传统还是西方习惯,当代就是现代,当代文学就是现代文学”。他认为,为了适应当时日益繁重的评论任务,可以成立一个“评论组”, “专门关心当前文学创作问题,从研究的基础上写出评论文章,向社会发言”。但是唐歿同志的这个意见没有被接受。

这是为什么呢?

从大的背景上看,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恰好在此间下达,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 “左”风日劲,人们已经很难实事求是地来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而在文学所呢,从它成立以来,确实有一个比较重视或突出古代文学研究的传统。这一直被视为“脱离实际”、“厚古薄今”,以致被上纲为违反毛主席倡导的“厚今薄古”方针。何其芳同志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写的《文学艺术的春天》一文就曾招来许多批评,《文艺报》上的一篇署名文章说他在中外文学遗产面前“直不起腰来”;一位地位仅次于周扬的文艺界领导同志更警告说,像《文学知识》(当时文学所主办的一个普及性刊物)庆祝建国十周年社论那样,只看到成就,看不到斗争,那是很容易滑人“修正主义泥坑”的。所内也有人批评说“现在的文学研究所,实际上应该叫古典文学研究所,或者干脆叫《红楼梦》研究所”。所有这一切,很自然地都会促使何其芳同志去思考文学研究所究竟应该怎么办才能克服“脱离实际”、“厚古薄今”的倾向的问题。他确实采取了不少革命性措施,如建立全所性的学术动态汇报会制度,以现代组名义编印内部刊物《文学现状简报》等。而当代组的建立,则反映了文学所要把新中国文学放到与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古代文学,以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同等地位上来加以研究的意向。如果要在“厚古薄今”与“厚今薄古”这非此即彼的“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的话,“当代组”的建立无疑是个“厚今薄古”的选择。

“当代组”成立,原学术秘书室主任、所“领导小组”成员朱寨同志任组长,成员一部分来自“现代组”,还有些来自“民间组”、“理论组”。就当时的情况看,这个组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当代文学也还是有点学术基础的。朱寨同志作为组长,他本人不仅已经发表过不少研究当代文学的文章,如《山乡巨变》、《红岩》以及历史剧问题等,瞩目文坛,而且亲历了延安文艺整风、建国15年文艺运动和论争,熟谙内情。组内成员井岩盾、夏蕾、卓如不久前刚刚参加了《十年新中国文学》的写作。在此基础上,再加一批新来的大学毕业生,是可以逐步地开展起对新中国文学的研究工作的。然而在当时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当代文学研究组,并没有真正把当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开展起来。这又是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要投身“四清”运动, “滚泥巴”。这是一项全国性政治任务,党政文教部门都应根据需要,组织干部,分期分批地下乡参加这场“阶级斗争”,知识分子更要在斗争中“滚泥巴”,改造世界观。新成立的文学所“当代组”非但不能例外,而且生逢其时,正好赶上了接受教育和改造的大好机会。因此组内的几位大学毕业生来所后即参加劳动锻炼,“四清”运动.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十多年时间,竟然一天业务都没搞过。再一个原因是“批修”。其时文化界的“整风”运动正处在紧锣密鼓中,邵荃麟、田汉、夏衍、孟超、阳翰笙等相继被点名批判,报刊上批判他们的文章铺天盖地,调子越来越高。我们文学所也根据中宣部指示成立了“重点(批判)文章”写作小组。写出了一批当时被全国许多报刊转载、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被指控为“假批判真包庇”的“毒草”的文章。我个人从“现代组”被调到“当代组”时,已有三年所龄,因为患关节炎,没有下乡劳动和“四清”,但却也并未真正搞业务。说实在话,当时自己并不清楚什么是“当代组”的业务和业务应该怎么搞,只是觉得在那样一个风起云涌时代不能闲着。自己水平不高,写作欲望却很强,思想观点上一个劲儿地向左再向左,于是便宵衣旰食写出了一批虽然够不上“重点文章”的规格,但却应归人“假批判真包庇”范畴的文字。

1975年,学部因邓小平同志复出而得以恢复业务工作。这时朱寨同志做了所的总支书记,吕林同志和我被指派为“当代组”召集人。经过全组讨论和所里批准,决定当代组同志和北京齿轮厂工人合作,编一本《文化大革命十年诗选》。尽管现在看起来滑稽可笑,但按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这几乎是惟一可行的选择。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诗选”刚弄出个征求意见本,风云突变,“四人帮”垮台,人们需要重新审视十年来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当代组”还应不应该搞这样的“业务”,已是不言而喻。于是,我们又投身到了揭批“四人帮”利用文艺篡党窃国罪行的斗争当中。这个批判,同以往比,政治方向虽然变了,但是人们的文艺观点,思维方式还都没有来得及从沿袭了多年的左的轨道上突破出来。所以那时出现在报刊上的批判文章(包括我自己写的那几篇)有许多依然很“左”,在指向上不过是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走资派”改为“反四人帮”罢了,谈不上什么思想、学术价值。

1977年学部改建为社科院,各所的研究组随之改称为研究室。我们的“当代组”也变成了“当代室”,在现任室主任杨匡汉之前,吕林、张炯、蒋守谦、曾镇南相继担任过室主任。至此,当代文学研究才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轨道。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视野扩大了,观念更新了,学术意识加强了,所以当代室在近十几年之内,不仅产生了大量个人著述,而且产生了一批受到学界重视的集体成果,如《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 《新时期文学六年》、 《散文特写选》 (1949—1979年),以及《中国文学大辞典》和《中华文学通史》的当代文学卷,等。与此同时,研究人员队伍的面貌也发生不小的变化。来了一些硕士、博士研究生,他们年富力强,知识结构比较合理,文学观念新,写作能力强,个人成果多,可以预期,他们将会把本所的当代文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当然, “当代室”成立以后的当代文学研究也遇到了一些挑战。我这里主要是指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如何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问题。和其他学科一样,当代文学研究要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必须重视资料建设。但是和其他学科相比,当代文学研究是个年轻学科, “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学的中文系,一般都没有当代文学课,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文革”前来到“当代组”的大学毕业生,都没有接受过有关当代文学专业知识的教育。就是现在,从事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人,也不能说都已经真的学有专长,充分地掌握了本学科的专业知识。1995年,北大中文系洪子诚教授在一篇谈当代文学研究问题的文章里曾慨叹说,有的当代文学研究者和当代文学博士从未读过胡风的“30万言书”,没有读过茅盾的《夜读偶记》,不清楚江青所说“文艺黑线”与30年代文艺的关系,没有读过《创业史》和《红旗谱》,甚至发生在80年代初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著名论争都没有听说过……(见《目前当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这种情况不只是个人的学养问题,而是涉及到了整个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因为第一,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备的资料体系;第二,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部门也没有建立起科学的评估考核制度,没有向从事这个专业的研究生、教师和研究人员提出他们所必须具备的专业基本功,并进行严格的考核。不改变这种情况,要提高当代文学教学、研究水平,要把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真正放到科学的基础上来展开,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作为社科院文学所的当代文学研究室,应该把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放到重要的地位上来对待,并且有所作为。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当代室”经当时任所长的许觉民同志授权,以文学所的名义与复旦大学、苏州大学、杭州大学等30所高校中文系开展协作,编纂被茅盾誉为“文学研究领域中基本建设”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各校投入丛书编辑的当代文学教师多达数百人,当代室正副主任张炯、蒋守谦以及何火任同志作为协作的甲方代表参加组织、筹划、审稿工作。院科研局把丛书列为“国家重点资助的科研项目”,先后拨款l2万多元给予资助。各编写单位更是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出书。二十多家出版社参与了丛书的出版工作。这套丛书如能按计划完成,那就填补了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上的一个重要宰自。可惜在当时无论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还是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工作都还局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未能预见到形势的变化。起初的工作颇为顺利,两三年后,出版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的工作便陷入了困境。经过十年顽强努力,这套规模齐全而宏大的丛书,只出版了80多个作家的研究资料专集和一套《长篇小说研究专集》,其他专集(如文艺运动和论争、诗歌、散文特写、中短篇小说、大事记、作家作品总目、评论文章总目,以及大批作家研究资料等)都为“市场,,所限而不能出版。如今,绝大多数参加这套丛书编写工作的老师已经退休,甚至去世了。他们都因自己的心血付诸东流而抱憾终生。我个人也是为这套丛书付出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的,落得这样的结果,有遗憾、有愧疚,但在百般思绪中,想得最多的,还是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怎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问题。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没能回答好的大问题。在纪念建所50周年,欢呼我所当代文学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已退休六年的“老兵”,重提此事,希望现在的当代文学研究者们在这个问题上能给以足够的重视。以新的观念和智慧解决好学科建设问题。

2002年10月30日

原载:《岁月熔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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