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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在文学所工作的日子

尹慧珉

我是1976年进文学所的,1987年离休,返聘二年,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

1976年,正是“文革”后期, “四人帮”尚未被打倒的时候,所以我进文学所也并不是像以往经历的那样正常的工作调动,而是托人介绍,借调进来打零工的。因为那时我已52岁,在我们那“大庆式”的“五七干校”劳动七年,觉得有点拿不动锄头了,恰好有一位同志知道文学所图资室需要人,他同情我的处境,便介绍我进来。当时同来的有十来个人,做抄卡片的工作,我懂一点英文,抄英文卡片。三年借调,后来就被留用,正式调过来了。

我在原单位是被“踏上一只脚”的人,开除党籍,降了四级。处分决定刚定下的时候,以为马上就会被调离北京,打发到什么地方小单位去。有位同情我的同志曾诚恳地对我说: “你调到别处,工作的积极性和能力,我估计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很可能在水平不如你的人手下工作,这一点你要经得住考验,不要不服气,更不能流露出来。自我欣赏,突出个人,这是你的平生大害。”这话语重心长,我一直记在心里,谁知到文学所后,出乎意料,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直接领导我的两位老大姐,都是有水平的革命经历很长的老同志,心胸宽阔,对人诚恳,放手并帮助我工作,毫无歧视猜忌之心,我对他们只有敬佩,哪有什么“不服气”,当然也就不存在流露不流露的问题了。日常接触的其他同志也都很和蔼,并不视我为异类,在这里经常见到“文革”十年中少见的善意笑脸。更使我感动的是,1978年后在胡耀邦同志领导下全国普遍平反冤假错案时,原单位不愿为我平反,这件错案本来不是文学所搞出来的事,可以不管,但所领导却出面和原单位商量接洽,费了许多事,终于解决了我的党籍问题,使我丢下了一个大包袱。因此,后来在所里工作的这十多年,我几乎每天都有春风扑面之感。

我的工作是搞国外中国文学的英语部分。这工作需要在英语和文学方面都有一定的功底,我实在是不胜任的。英语方面。我虽在大学时学过,但那时主要精力都放在学生运动,也如“文革”中的大学生一样,经常是在街上游行、宣传而不在图书馆,功课并不好。解放后又服从组织分配,一直做与英语无关的工作,丢了30年。说来可笑,初来所里做这个工作时,我花在查字典上的时间比读书的时间要多得多。文学方面,我也只是由于过去爱好而做过一些浏览,古今中外,兴之所至,胡看一气,和所里多数科班出身、认真读过许多书做过研究的同志们根本不能相比。我曾有畏难情绪,向王韦同志提出能否换一个稍能胜任的事。王韦同志就细细地和我谈这个工作的意义。大意是: “我们中国的文学有悠长的历史,丰富的内容,但光是自己研究还不够。国外也有人在研究我们的文学,说好说坏的都有,我们几十年来就是不去了解研究,置之不理,好像在夜郎国里一样,这怎么行呢。要做这方面的研究,是1975年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时学部领导传达下来的意思,那时所里就准备做,现在形势有些变化,这件事也延缓下来了。你说能力不够,现在也并不急于要做出成果,正好乘这机会好好学习一下,何必打退堂鼓呢?”这番话很有说服力。当时指定帮助我工作的荒芜同志也针对我“英语丢了多年”的顾虑,给我打气: “就像骑自行车,好久不骑就害怕,一上去,轮子就滚起来了,你本来就是学英语的,恢复起来不会太难。”尹锡康同志的鼓励当然更不用说。就这样,我勉强上了马。心想: “好不容易又有了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尽我的能力干吧。”其实,直到很久以后,我仍然感到吃力。我常自嘲是“两个半吊子”,英语能力是半吊子,文学知识也是半吊子。我就靠着这两个半吊子“以犬耕田”地工作了十多年。

我接受过的帮助鼓励还来自许多别的同志。例如我曾根据国外学者福克玛一部论中国文学政策受苏联影响的书写过一篇情况介绍,那是我到所后第一次写的一篇较长的文章。书中引用了许多苏联有关文学的决议和“指示”,也引用了我国的文件和周扬等同志的讲话,我的文中提到这些的时候都照原意翻译出来,但并未去核对原件,只在文末注明了这一点。汪蔚林同志读后就对我提意见,他说: “这些文字要查出原文来并不难,你为什么这点工夫也舍不得下呢?”这批评使我警觉,我发现,由于自己过去从未做过学术工作,养成粗疏的习惯,凡事皆认为说明白就行了,缺少严谨的作风。后来我每遇应当查证的文字必查清楚,其中有不少是我全不了解的古人著作,虽然费事,却也使我长了知识。这都得益于老汪的那次批评。

刚开始工作不久,我在一份英文刊物上看到一条简讯,说是美国出版了一本《草鞋》,是鲁迅和茅盾在30年代合编的,一直被耽误,现在始得出版。我那时读鲁迅的作品不多,不知“草鞋”为何物,但直觉到这可能是一条重要信息,就找荒芜同志商量,第二天他就拿了《鲁迅全集》上一篇《〈草鞋脚〉小引》给我看,我才明白了其中原委。后来他又从北图的新书库借来了新购进的这本书,叫我把其“后记”译出。完成后他觉得译笔还可以。又由于从后记中可看出当时美共和该国进步知识分子之间矛盾的历史事实,主张发表。在大陆发表似尚有困难,他又建议拿去香港用。当时我思想有顾虑,不敢同意,就算了。不久,我从报刊上看到许多文章,知道鲁研界对这件事是很重视的。由此我也认识到,国外中国学这个学科看似边缘,有人戏称为“二道贩子”,真要做好却必须广泛阅读,知识丰富了,遇事才能知其来龙去脉,判断轻重。

我在翻阅早年的英文刊物上发现了普实克和夏志清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论争,觉得很重要,就加以介绍,并将两篇文章都译出,一同发表。后来在所里召开的一次讨论国外中国学座谈会上,樊骏同志谈到这组文章,有些激动地说:“20年前外国学者在认真捍卫我们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我们却一无所知!”他是在强调国外中国学提供信息的重要,使我感到很大鼓励。樊骏同志一直很重视这门学科,对我本人也很愿意帮助。我所写的全面论述普实克的文章就是在他的鼓励下写成的。以“读后感”的题目发表后,他读了,说:“普氏的思想是都说清楚了,但只是‘读后’,并没有‘感’。”听了使我赧颜。后来我虽然想从这方面做些努力,却始终未能做到遇到问题拿出独自的见解。这是水平所限,无可奈何。

十几年的工作下来,我对国外中国文学还真产生了感情,可是时光不饶人,转眼就离休了。离休也不要紧,戈宝权同志曾说过他要“离而不休”,我也愿学习这种精神。当时有两件事是我很想完成的。一是想搞一个关于国外研究鲁迅材料的“钩沉”。二是想对夏济安、夏志清二人的论述作一些研究。夏氏兄弟虽是美籍华裔,在国外汉学界却有相当大的影响,而且门墙桃李,师从他们的人也颇有一些。两兄弟中,我认为夏济安在艺术上颇有功力和眼光的,对夏志清则相当不满(当然不否认他有些观点也是对的,值得重视),特别不满意的是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水平低”, “其原因则在于作家过于‘感时忧国’”等观点,我认为“感时忧国”恰正是我国现代文学的长处。但我现在已不完全同意普实克当年对他的批驳,也不同意曾在国内刊物上发表的对他的过“左”的批评,所以想好好地自己捉摸一下。

可惜伴随年龄的增长而来的体力、智力的衰退却是不由自主的。勉强再做了一两年,完成了原定的一本译书计划,就只好放弃了这项我喜爱的工作。主要是视力和记忆力都不大行了,读英文查字典时感到“车轮子”的转动又滞塞了。而且洋文书刊难得,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在北图一坐就是大半天了。80老妇,现在只能随意涉猎读点书、写些“自己给自己看的”东西以娱老,心中却还是带着相当的遗憾。

2002年9月17日

原载:《岁月熔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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