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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几位师长和学长

陆永品

一 忆孙楷第先生

孙楷第先生系河北省沧县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在本校任教。他是杨树达教授的高徒,在杨先生的指导下,孙先生逐渐成为小说、戏曲目录学家和考据学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 《小说旁证》、 《戏曲小说书目解题》、《元曲家考略》等著作,皆颇有影响。

孙先生于1986年逝世,享年88岁。按照孙先生的遗愿,将其骨灰埋葬在北京师范大学花园内。著名考古学家史树青先生,因是孙先生之生前友好,我们一起将孙先生的骨灰送葬人土。我作为晚辈,与孙先生是忘年交,我们有深厚的友情。孙先生在世时,长期因年老体弱,不能外出活动,只能在家或卧床做气功。所以,我经常去看他。孙先生很健谈,不过,正如俗话所说:“人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孙先生见到生人,是言语不多的。而我每次去看他,他总是谈论不休;有时他握住我的手,谈到深夜,还是兴味不减。我怕累着他,每次我都坚持告辞了,说下次再谈而作罢。在我与孙先生的交往中,有几件事值得写下来。供大家了解。

一是交存款的事。 “文革”中,红卫兵经常到“牛鬼蛇神”家中抄家。孙先生是“反动学术权威”,自然也不能幸免。红卫兵在抄家时,把“牛鬼蛇神”的金银首饰、现金、存折等,都统统拿走。如余冠英先生的儿媳在北京中医学院工作,中医学院的红卫兵就跑到东四头条余冠英先生家,抄家并批斗余先生。我得知此事,马上戴上红卫兵袖章,立即赶到余冠英先生家。我到东四头条宿舍,看到红卫兵正在批斗余冠英先生,理由是余冠英先生解说宋玉《讽赋》的一篇文章是大毒草。当时,我就告诉那些红卫兵,余先生的文章是在解说《讽赋》的内容及其意义,并不是大毒草,这才帮余先生解了围。但那些红卫兵还是执意要抄余先生的家,他们撬开余先生家的木地板,要拿走一些金银首饰,还有存折和现金。当时,我就让那些红卫兵把要拿走的东西写了三联单,我们各自保存一份,“文革”结束后,红卫兵归还了余先生的存折和现金,只是少了几件首饰。鉴于此种情况,孙楷第先生便主动让家人把存折和现金送给我保管,认为我保管比较安全。由于老先生交来的现金和存折多了,我们“文革”小组便让王瑛同志登记人账保管,并把现金存进银行。 “文革”结束后,都如数归还给孙楷第和俞平伯等老先生。只是在混乱中,红卫兵抄走俞平伯先生的部分书籍和他们“昆曲社”的锣鼓,直到“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查到下落。为此,平老和他们“昆曲社”的社友们,都感到非常遗憾。

二是卖书问题。在“文革”中文学所下放河南干校时,除王伯祥先生瘫痪在床、唐弢同志患心脏病外,其余的老先生和孙楷第、吴世昌、钱钟书、蔡仪、何其芳等都和大家一起离开北京,还有些同志退掉住房而全家下放。孙楷第、俞平伯先生就是这样。没有家,许多书籍放在何处?当时,为了备战,文学所和其他所的线装书和善本书,都运往河南鸡公山存放,单位书库也无法保存私人图书。孙楷第先生出于无奈,只有把他几十年辛苦购置的大批藏书,连同书架卖给琉璃厂旧书店。书店给他40元钱,只开了一张白条。等到“文革”后,大家又重新开始研究工作,孙先生想把他的那些藏书从书店要回来。为了此事,所长何其芳同志还写信给国务院,并与北京市有关部门交涉多次,我也为这件事忙乎了一阵子。而书店方面说,书是孙先生自愿卖掉的,他们是出钱购买的。他们说,如果想把书拉回去,那么只有按现在的价买回去。按现价买回那些书籍,孙先生没有那么多钱怎么买得起呢?书店让一步,只同意可以把几个书架拉回去。没有书,要书架何用?孙先生没有拉回书架。这样事,扯来扯去,直到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孙先生每谈起此事,他都非常气愤和伤心。造成此等祸害,又由谁负责呢?

三是住房的矛盾。下干校时,孙楷第先生退掉了住房,回京后,学部住房太少,他只能和历史研究所的一位老先生合住永安南里十号楼一套四居室,他们各住两间,大家共同使用厨房和厕所。这样本来就不方便,天长日久,自然免不了要发生矛盾。后来,他们两家果真就在使用厨房和厕所上发生了矛盾。这套房子,没有厅,只有一个狭窄的过道。没有办法,孙先生只有买个煤气罐,放在狭窄的过道里做饭、烧水。这样虽然不太方便,却解决了因共同使用厨房所产生的矛盾。但共用厕所的矛盾依然存在,而且矛盾越来越激化。孙先生的夫人温芳云同志曾找我诉说其中的苦恼。她说:“X X X先生蹲在厕所里,一蹲就是老半天,敲厕所门,他也不出来。”他们共用厕所的矛盾越来越大,闹了很长时间。根据此种情况,我们与历史所的同志,都向院领导反映,希望能尽快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院里决定解决他们的住房矛盾,孙先生不愿意搬走,最后,还是X X X先生搬迁团结湖居住,这才彻底解决了他们因住房拥挤发生的矛盾。其实,因下干校退房,回京后两家合住一套房,发生类似矛盾的事情很多,这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恶果。

四是孙先生对书刊上的用字用词,颇为不满。我几次去看孙先生,他都拿出书刊,指出许多用错了的字词给我看。书刊、报纸上有错字错词,至今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有一个词的用法,值得说一下。有一次我去看孙先生,他拿《人民画报》给我看。他说“风土人情”,不能简化,把“风土人情”说成是“风情”,是用错了。的确,从古代以来, “风情”二字,都是指男女之间的恋情。然而,随着时代的前进,字词使用的含义,有的也会发生变化。就以“风情”二字而言,后来逐渐有人把它当做“风土人情”使用,用的人多了, “风情”二字的词意也就变得宽泛了。还有一次,孙先生很认真地告诉我,他说写旧体诗(指近体诗和绝句而言),要讲究平仄。他说现当代人写旧体诗,大多不太讲究平仄,或者在使用平仄上不太严格。他举例说,鲁迅的旧体诗,有许多地方都不合平仄,我都在书上给指出来了。我说:“能否给我看看。”他说: “这本书,被现代文学研究室的董易同志拿去了。”究竟孙先生对鲁迅的诗是怎样批点的,很想找来看看。董易先生如今年事已高,尚且在重病之中,恐怕不容易看到孙先生批点的那本书了。不过,今人写旧体诗,有不合平仄之处,也不足怪。即使古人,他们所写的诗词,也有不合平仄的。如苏轼的《念奴娇》(“大江东去”)有不合平仄的词句,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改押“黑”、“得”等险字韵,亦与众不同。因为他们是名家,后来却成为一格。

五是生活习惯小事。孙楷第先生有两个不太好的习惯,一是爱吃糖,二是好嚼手指。因孙先生爱吃糖,平时不来人,孙夫人温芳云同志总是把糖盒收起来,不让孙先生看见。我几次看孙先生,孙夫人都端出糖盒,让我吃糖果。可是孙先生看见糖果,总是抢着吃,而且是一块接着一块地吃。孙夫人看到此情,只好把糖盒拿开,放到远处去。说起孙先生嚼手指,也挺有趣。我每次去看他,都看见他像小孩子一样,把二拇指放在嘴里嚼来嚼去,似乎他那手指很有味道。孙夫人看到他把手指头放在嘴里嚼,就去把他的手指从嘴里拉出来,意思是嫌他这样很不卫生。人老了,也难怪。有的人到了老年,有些动作反而往往像孩子一样,不知这能否叫做返老还童现象?孙先生送给我留作纪念的惟——本书《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被一位同志借去看,后来他竟说找不到了。孙先生在那本书上写着:“永品兄指正”,并签有他的名字。这可是孙先生给我留下的最珍贵的纪念礼物啊!孙先生故去已经有17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常常还浮现在我的眼前。

二 忆毛星同志

毛星同志是文学评论家,也是文学所领导小组成员,是仅次于何其芳所长的第二把手。

我1963年来文学所后,就听说国务院曾任命毛星同志为文学所副所长,他却硬不要这个官位,因此还受到批评。这与当今我国那些“要官”、 “跑官”者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了。还听说,当年经上级研究授给毛星同志二级研究员职称,他也是硬不接受,只接受为三级研究员。这是何等的风格啊! 毛星同志有六个子女, “文革”期间大都上山下乡过,失去上大学的机会。 “文革”后,落实政策,大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都纷纷返回北京就业;有许多上了大学,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而毛星同志的六个子女,都未能上大学。毛星同志早期曾在东北局工作,认识不少老领导。如果他想让自己内蒙古插队的子女上大学,只要给在东北工作的老领导打个招呼,那是不成问题的。可他从未做过这样的事。直到他的子女落实政策回到北京,没有工作,毛星同志也不为他们想办法。但是,没有工作的子女,总不能老呆在家里没有事做。有一次,毛星同志的爱人贾经琪同志背着毛星同志打电话给我,说我与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林甘泉同志比较熟悉,能否请他安排他们一个子女到历史所工作。而毛星同志从来不管这些事,他认为子女的工作,应当由他们自己去找,父母不应包办。毛星同志为人处世,的确正直清廉,大公无私。如果世界上的人,都像毛星同志这样大公无私,早就实现世界大同了。事实上,世界上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以权谋私的丑恶行径,比比皆是,何时能实现世界大同呢?

毛星同志还有一大优点,就是不记人恩怨。举个例子,即可说明。现在看来,这件事也是挺可笑的,可是当时却是非常认真的。那还是文学所下放河南干校住在明港兵营的时候,野心家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之后,大家讨论“天才论”的问题。毛星同志为肯定“天才论”的一方,我为否定“天才论”一方的,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两个人,对此问题展开了大辩论。当时,军宣队主持大会,我和毛星同志一连辩论了两个半天,各自都引经据典,唇枪舌战,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结果呢,谁也没有说服谁,没有输家和赢家。可辩论时,的确我们都动了感情,但也都没有伤感情。辩论后,我们还是好朋友。其实,也无所谓“天才”不“天才”的,一个人的成就,是先天和后天条件和结合,再加个人努力奋斗的结果。韩愈曰: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 (《师说》)孔子曰: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篇》)人们常说“勤奋出天才”,也就是这个意思。论说,毛星同志年长我近20岁,是我的前辈和老师,我们是忘年交,辩论起来,也就顾不得辈分了。打倒“四人帮”后,毛星同志是文学所的领导,我们共事,他从未计较我同他辩论的事。就此而言,毛星同志不记人恩怨的高尚品德,也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三 缅怀胡念贻学长

胡念贻兄是我的挚友,他学术造诣颇深。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从先秦两汉至唐宋文学,他都有较深的研究,是个难得的通才。他在“文革”前,就发表许多篇学术论文。他曾因发表关于肯定“宫体诗”艺术技巧的学术论文,而受到错误的批判。“文革”中,凡是有学术论著的学者,都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因此,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胡念贻认为自己在劫难逃,所以,他便写一篇题为《把我自己揪出来》的大字报。他贴出大字报后,自己就把东西搬进六号楼三层“牛棚”,去与何其芳、钱钟书、吴世昌、蔡仪、陈翔鹤等“牛鬼蛇神”为伍。

胡念贻兄通晓音律,善于旧体诗词创作,去大寨参观、毛主席语录发表等,他都写有旧体诗词。他写旧体诗词之技巧,非常老到,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若将其诗词置于古人诗词中,竟很难分辨出自何人之手。正因为如此,在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运动中,曾请他代文学所填写两首词,由吴庚舜兄书写,附在花圈上送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旁,以悼念周恩来总理和声讨“四人帮”。这两首《西江月》词,其一:“五十余年心血,四千万里山河。谁知天半起悲歌,忽地巨星陨落。矢志忠于领袖,赤心力战群魔。一番栽获一番多,遍地花红似火。”其二:“浩荡江河流水,苍茫大地风烟。遥看碧海与青天,哪禁心伤泪泫。革命功垂宇宙,胸怀吞吐山川。誓承遗志更加鞭,何惧千难万险!”野心家江青在词中“赤心力战群魔”等句子下划出红线,指令公安部逮捕词作者。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弄得大家都胆战心惊。当时胡念贻兄并不知他有被逮捕的危险,为防万一,让他思想上有所准备,我便告诉他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就说我喜欢填词,参观大寨、毛主席语录发表,我都写,其中并没有别的含义。”唐棣华同志还告诉胡念贻和吴庚舜说:“这两天,你们就呆在所里,不要外出了。”后来,在大家的保护下,胡念贻兄才躲过难关。

1981年秋,山东曲阜师院(即现在的曲阜师范大学)的刘乃昌教授(现在山东大学)邀请我去该校讲学。征得刘乃昌教授的同意,我便和胡念贻、吴庚舜三人同去。我讲老子散文特色,吴庚舜兄讲唐诗研究,胡念贻兄讲宋诗研究。念贻兄的讲演,学术性强,颇有独到见解。只是他的湖南口音,学生和老师有些听不懂,后来讲稿在该校学报发表,很受大家的赞赏。那次去曲阜,刘乃昌教授还派青年教师杨庆存同志陪我们登泰山观览。由于阴天,没能在泰山上看到日出,胡念贻兄非常遗憾地说“以后看不到泰山日出了”。杨庆存同志说:“以后来,赶上晴天,还能在泰山看到日出。”

念贻兄为人忠厚老实,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他在世时,已经发表不少学术论文,并有学术专著出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在“文革”期间,学部的研究人员都未能晋升职称。鉴于此,社科院的领导决定,从助研中挑选少数优秀者,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据主管此事而后来到文学所当党委书记的冯志正同志说,胡念贻兄也被列为破格晋升的研究员之列。因为文学所有个老先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他竟说:“还是一级一级地晋升吧。”结果惟独文学所念贻兄却未能破格晋升。显然,这对念贻兄是个沉重的打击,使他长期闷闷不乐。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劝说他超脱一点罢了。当时社科院的住房条件太差,念贻兄四口之家,住在东四头条两小间平房里,缺乏研究工作的环境。因此,念贻兄平时都住在院部办公室,只有周六晚上回家同爱人和两个女儿团聚,星期日晚上又回到办公室苦读和撰写学术论文。当时。我也是四口之家,住在一间宿舍里。所以,我也住在院部六号楼办公室,与念贻兄相对为邻。读书累了,我们就闲聊几句,稍事休息。念贻兄在学术研究上,已经有成就了。我劝他.不要太累了,以后有机会,多到外地看看。他说:“以后你到哪里开会,我们就一同去。”自然,我欣然答应下来。

1981年秋,我们古代文学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和刘乃昌、褚斌杰、曹济平等先生到广州中山大学召开中国文学史编写工作讨论会,会后,大家同去肇庆七星岩游玩,当时胡念贻兄一直和我在一起,他的游兴颇佳,身体并未出现异常感觉。因经费有限,决定大家都乘火车返回北京。只有胡念贻兄提出要乘飞机回京,当时我没有迟疑,马上就去给他购买了飞机票。从广州,我乘火车到上海,回母校复旦大学看看,又同老同学聚会,所以晚一周才回到北京。回京后,却得知胡念贻兄患了肺癌,据说已经到了晚期,几乎没有治愈的希望。听到此种消息,我怎么也不相信。因为他和我在一起登泰山,游七星岩,他的身体都很好,并没有什么不适,怎么会突然肺癌就到晚期了呢?我以为是医生误诊了。于是,我就陪着胡念贻兄到日坛肿瘤医院,通县肺结核研究中心等医院,请大夫给胡念贻会诊。没有想到,几个医院的大夫都说胡念贻兄的肺癌已经到了晚期,都不愿意接收住院治疗。最后,只有让胡念贻兄住进广安门医院治疗。听说,上海第一人民医院附属医院,能够用冷冻方法治愈肺癌。文学所党委书记王平凡同志,让我陪同他,并带着广安门医院的医生,拿着胡念贻兄的片子,乘飞机去上海,请上海的医生会诊,抢救胡念贻兄的生命。而上海的医生看了片子后,也与北京医生的结论相同,认为胡念贻兄的肺癌已经到了晚期,没有治愈的希望。对医生的看法,我并不完全相信。因为,我曾问北京给胡念贻兄会过诊的医生,问他们已经宣判过死刑的癌症病人,为什么有少数人,没有吃药治疗,只是做气功,安心养病,后来都安然无恙了。他们说,此种情况的确有,什么原因,他们也不清楚。我想,希望胡念贻兄也出现这种奇迹。我把此种情况,告诉胡念贻兄,劝他在医院安心治病,只要静心养病,就会置之死地而后生。胡念贻兄非常痛苦和着急,他曾对我说:“如果能再给我十年,我还会再写出几本书。”的确,对胡念贻兄来说,正是他学业成熟而收获的季节,他一个夜晚就能写出一篇学术论文。文学所的领导非常了解胡念贻兄是个难得的人才,特别希望能治好他的病。我告诉胡念贻兄,只要知道什么地方有特效药,所里就会派人去购买。当时听说,沈阳有一种治疗肺癌的化疗针剂,于是就请杨镰同志乘飞机专程去购买。买回此针剂,给胡念贻兄用后,也无济于病。胡念贻在广安门医院住了八个月,最后他还是被肺癌夺去了生命。回想在胡念贻兄生病八个月的时间里,我放下业务,总是陪着他治病,盼望在他身上也能出现奇迹。然而,我并没有盼到这个奇迹。社科院的领导很能理解胡念贻兄的心思,在他临终前,特批他晋升为研究员。不管怎么说,院领导的此种做法是正确的,也是很人情味的。这对死者和家属也是一种安慰。1982年胡念贻去世。才58岁!可惜啊!当今文坛,“几人曾是经纶手”!

四 缅怀蒋和森学长

蒋和森学兄多才多艺,乐于助人,是位难得的学者和作家。50年代初,他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调来文学所从事研究工作。他的成名作《红楼梦论稿》,在何其芳同志的帮助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此书出版后,便深受广大读者和学术界的欢迎,从此他便成为小有名气的“红学家”。他研究《红楼梦》,其着眼点并不在考证方面。他认为《红楼梦》虽然是封建社会生活的反映,但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是真与美结合的艺术结晶。他认为: “缺乏美感的真,正如脱离真实的美一样,都没有艺术感染的力量。”(《〈红楼梦论稿〉再版后记》)他认为《红楼梦》把真与美结合在一起,使之充满诗意和思想光辉,才使之具有“永远的魅力” (同上)。当时,不少学者研究《红楼梦》,还没有摆脱“自传说”和“索隐派”的藩篱,他能找到自己的方向,从艺术和人物描写方面对《红楼梦》进行深入的研究,所以他的《红楼梦论稿》出版后,方能不同凡响,一鸣惊人。

和森学兄擅长书法,绘画和篆刻。他的毛笔字,清新俊逸,耐人寻味。他送给我的《红楼梦论稿》所写“永品同志指正”及其签名几个字,就颇有功力。他善于绘画,尤其擅长漫画。例如,粉碎“四人帮”后,举国上下欢欣鼓舞,和森学兄为文学所绘制“四人帮”的头像,都能突出他们的特点,传神写照,颇有讽刺意味。和森学兄会篆刻,却鲜为人知,故未能传布。当我知道时,他已经不能刻了,所以未能留下他篆刻的图章作为纪念。

和森学兄还有理发和修表的技能。在河南“五七”干校,文学所住在明港兵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大家理发都要跑到镇子上去,十分不便。和森兄便自告奋勇,为大家理发,解决了人们理发的困难。尤其女同志,都排队请他理发。因他所理发型美观、大方,又精神。文学所下干校的“五七”战士,人太多,他一人理发,忙不过来,于是他又带几个徒弟,如杨世伟、张大明、雷业洪等,都在他的帮助下给大家理发。名师出高徒,他们的理发技术也都堪称一流。

我戴的手表,是我上大学以来就戴的旧表,经常停摆,修表店嫌太旧,说不能再修了。当时,我又没有钱换块新表。和森学兄知道后,他便提出由他为我修理。我那块旧表,他一连修理几年,使我度过困难时期,直到我买了一块上海牌的新手表,才把那块破表扔掉。

和森学兄不仅研究《红楼梦》、杜诗等古典文学作品颇有成就,他还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譬如,他以黄巢农民起义为题材,所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冲天记》第一部《风潇潇》、第二部《黄梅雨》出版后,就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我儿子陆云在读初中时,就反复读他这两部小说,由于读的遍数多,甚至把书都翻破了。和森学兄还开玩笑地说:“就等他大学毕业后,再给我写书评吧!”就黄巢农民起义的题材,和森兄原本打算写《冲天记》第三部时,非常遗憾的是,他因在家修理东西,蹬空凳子,摔伤头部,脑颅出血而病逝。和森兄的突然去世,使我悲痛不已。为在他病逝之前,未能再见他一面,我哭了好几天。因为在他去世前一周,我和张锡厚同志约好下周去看他,他说他体弱还不能起床,等过两周,他能起床时,我们再去看他。可是没有等到我们去看他,他便溘逝了。他的去世,使我永远失去一位纯真的学兄和挚友。至今,我还为他的过早去世而感到悲痛。和森兄于1996年病逝,享年68岁。

原载:《岁月熔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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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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