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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所——我人生的第二个平台

古继堂


人类为了丈量空间,发明了里、丈、尺、寸、分等,于是便有了空间单位;人类为了丈量时间,发明了年、月、日等,于是便有了时间单位。时空纵横交错,构成了宇宙的无数个方格,人们便以各种方式,穷尽智慧和本领,竞相在一个个方格中书写人生。

对于一般人来说,一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成长准备期,奋斗创造期,成熟发展期。不过由于现代社会极其复杂和生存环境的恶劣,人生发展的正常轨迹往往发生扭曲和改变。如,该学习时却读不起书,该成长时却受到迫害;于是,不是错过了花期,就是遭到寒霜逼杀;而那些被压迫在巨石下,顽强地伸出腰身的小草,那些深深陷入泥沼中,奋力地侥幸脱险的跋涉者,已属凤毛麟角。经过扼杀和反扼杀、迫害和反迫害、埋没和反埋没的种种战斗之后,能够冲出重围,成为幸存者的,皆属虎口余生。复杂而残酷竞争下的现代社会,是造就少数成功者的摇篮,也是芸芸众生们的叹息之地。

本人出生在豫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中,野菜和老榆树皮就是最美的奶汁和食粮,只读了四年小学便参加了革命工作。凭刻苦自学和超人的记忆力,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背熟了高中的全部课本,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武汉大学中文系。1964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南海作机要工作。“文革”开始后,以一腔热血,在“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下参加了中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不到一年即被康生的“二四指示”点名迫害,我和一大批被迫害者,连续被整了十多年。这十多年的生命在腥风血雨中白白打了水漂。“文革”结束恢复名誉,恢复工作。但此时已年近50,人生的成绩单上还是一片空白。

人到50,对有的人来说,已接近退休,是该安分守己准备养老的时候了。但我不甘心交出一张历史的白卷,于是调集生命的全部能量,决心把五十岁作为人生的第二个起点。要奋勇拼搏,快笔书写人生。

1985年初,我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是我在大学时期就一直幻想寻梦的圣地。这里有太多我心目中的文学导师;这里有太多瑰宝般的文学名著;这里是我向往的文学游泳的大海。读着这里撰写的权威性的文学史,在郑振铎、何其芳、俞平伯、钱钟书、余冠英、唐歿等文学大师们著作的沐浴中,我走进了文学殿堂。因而进入文学所有一种走进文学圣殿,终于可以面对文学之神一样的感觉。

既然住进了心中的文学金屋,决不能做一个金屋中的乞丐。即使不能做金屋中的一颗星辰,放射出一片光芒,也要让自己的灵魂和智慧之光在金屋一角闪烁;即使不能成为酿造文学美酒的专家,也要做一个酿造文学美酒的探索者。就是在这样的精神状态和自我期许下,我开始了新的人生历程,开始了似曾相识,但又非常陌生的文学研究工作。

做文学研究工作,在文学所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不仅学术气氛浓厚,资料丰富,而且有很多大师可以请教。在各位大师中,钱钟书、唐歿两位大师的言传身教,和前辈学者朱寨的耳提面命,令我终生难忘。1989年春的一天,我陪一个台湾作家与钱老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交谈,钱老讲到了怎样读书,怎样做学问诸问题。他以歌德和费尔巴哈为例,讲到做学问要求真、求实、求深,批评了当时国内学术界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和个别人热衷于建立“学术体系”的做法。在众大师中,我受到唐弢的教诲是最多的。记得1991年的春天,有一次和唐老交谈了近两个小时,唐老谈到做研究工作要能耐得住寂寞,要仔细研读作品,掌握资料,从中发现问题,经过分析判断,得出结论。他讲到“实”、 “深”、 “准”,即掌握资料要扎实,分析问题要深入,判断问题要准确。他批评了当时文学所某些人浮华虚夸的学风。我和朱寨在一个研究室工作近五年,他那踏实的学风、办事一丝不苟的精神和善于思索的良好习惯,给我印象很深。文学所的前辈大师们传授给我的是无形的无价之宝,像阳光对于禾苗,雨水对于土地,钙对于骨骼,渗透于我的人生和研究工作中。

进入文学所之前的工作,虽然与文学相距甚远,但却无意中与我后来进行的台湾文学研究工作有着相当的契合,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打下了丰富的资料基础。在毫无前人成果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在一片荒凉的文学处女地上,开始了艰难的拓荒和播种。我从建立作家档案、图书卡片和写读书笔记做起。每天坚持工作12个小时,桌角一杯白开水,中午一碗清汤面,不完成预定的工作量,决不离开写字台。数年之中,从来不知节假日为何物,极少探亲访友。以至妻子说我不像丈夫,女儿怨我不像爸爸。有时指甲老长顾不上剪,胡子老长顾不上刮。妻子常戏称我“长胡子老头”。为了查找一个资料,核对一句名言,发动全家人上阵,翻箱倒柜,挑灯夜战,是常有的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的刻苦钻研,1987年我开始出版第一部学术著作《台湾女诗人十四家》。之后,我几乎以每年一部著作的速度前进。到目前为止,我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台湾新诗发展史》、《台湾小说发展史》、《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史》、《静听那心底的旋律——台湾文学论》、《台湾青年诗人论》、《台湾爱情文学论》、 《台湾地区文学透视》 (合著)、 《评说三毛》、《柏杨传》、《简明台湾文学史》(主编)、《台湾电影与明星》、《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合著)、《台湾文学的母体依恋》等。此外还主编了《台湾、香港、澳门暨海外华文新诗大辞典》,参与了《中华文学通史》的写作,获得了台湾“中国文艺协会”、台湾“中国新诗学会”、台湾“中国诗歌艺术学会”等单位颁赠的“文学特殊贡献奖”和“两岸文学交流奖”等。此外还在研究之余出版了《古继堂诗集》,发表了大量的散文作品。上述著作中,《台湾新诗发展史》、《台湾小说发展史》、《台湾青年诗人论》已在台湾出版, 《简明台湾文学史》即将在台湾出版。台湾辅仁大学、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台湾静宜大学等将《台湾新诗发展史》、《台湾小说发展史》作为教材。有的台湾硕士研究生,还将上述二著作为撰写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本人的研究成果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良好反响。海内外数十位学者专家著文评论拙著,台湾学者认为,本人对台湾文学开创性的研究,“使台湾本地学者感到汗颜”。北京大学教授汪景寿等认为,本人对台湾文学研究“独树一帜”、“独辟蹊径”。诗人臧克家1999年8月24日,病中致函本人说:“我至今没忘赞美你的几句话:现在研究评价台湾文学的,以你最为公允,水平最高。”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看了本人的《台湾小说发展史》后评价道: “古先生对台湾文学的研究深入骨髓”等等。本人一贯将别人的评价看做是一种鼓励。

尽管台湾文学只有四百年的历史,台湾岛的人口只有2300万,但是由于地处边陲,历来许多帝国主义馋涎入侵,骚扰破坏,使台湾的人文思想环境变得异常复杂。一个“中华文学传统”,虽然可概括其基本的文学形态,但却难以道尽其错综复杂的内涵;一个简单的“资本主义”词语,虽然可以说明台湾的社

会性质,但却难以概括其性质尖锐对立的意识形态;一个“骨肉同胞”虽然可以作为台湾人的总称,但却不能包容所有台湾人的情感。因而研究台湾文学,绝不仅仅是个纯文学问题,而是一个多重学科下的实践重于理论的复杂课题。一个立志要将热血和智慧献给民族和祖国的学者,台湾文学研究领域还有大大的用武之地。时序虽然无情地把我推进到老年,但时空交织成的无数空白方格,还等待着我去填写。

2002年9月于北京

原载:《岁月熔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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