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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星同志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祁连休


1979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春城昆明主持召开了第三次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在此之前,分别于1958年7月和1961年8月在京召开过第一次和第二次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下,文学研究所进行了大量的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的组织工作,颇见成效。由于“文化大革命”,此项工作不仅完全停止,甚至连已经写出的一批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的初稿以及不计其数的资料也几乎丧失殆尽。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中断十多年后召开的这次座谈会上,来自全国各地少数民族文学专家、学者和负责人聚集一堂,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共同商讨重新恢复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的各种重大问题,进一步修订和落实了由各有关省、自治区分工协作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工作计划。就在此次会上,决定由文学研究所组织编撰一部包括我国55个少数民族文学概况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在第三次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后,文学研究所立即组成由毛星同志挂帅、民间文学室数位同志参加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编辑组。经过反复斟酌与协商,确定了各少数民族文学概述的撰稿人,并且着手进行调查采集和编撰工作。当各地的初稿陆续交来以后,毛星同志亲自逐一审阅,集中编辑组全体成员进行编辑加工,分期分批地做调整、压缩、删削等工作。自1980年秋至1981年春,先后派编辑组成员带着修改稿去东北、西北、云贵川、两广、福建等地,向各地学界和主管部门,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专家、学者征求意见。最后在毛星同志指导下,于1981年夏统一定稿,并且由毛星同志本人撰写《前言》和每编的导言。历时两载有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书终于完成。1983年7月,此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刊行。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分上、中、下三册,共计150余万字,是我国系统展示各兄弟民族文学创作成就的一部集体著作,其主要特点是全面性与介绍性。

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是全面性。全书不但全面展示我国所有的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成就,而且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成就。又包含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两大部分,只有那些千百年来一直以口头形态从事文学创作的民族例外。总的来讲,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概述,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均源远流长的少数民族,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以藏族文学为例,共分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历史文学、传记文学、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民间戏剧、民歌、民间叙事诗与颂诗、作家诗歌、文学理论与修辞等单元。第二类,兼有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而以民间文学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如苗族、壮族、彝族、满族、傣族、白族、土家族、柯尔克孜族、纳西族、锡伯族。以彝族文学为例,共分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抒情诗、民间叙事诗、民歌、谚语与谚语诗、当代文学等单元。第三类,不涉及作家文学的少数民族,如傈僳族、佤族、黎族、畲族、鄂伦春族、撒拉族、赫哲族、仡佬族、珞巴族、基诺族。以佤族文学为例,共分神话和传说、史诗和叙事诗、民歌、民间故事等单元。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介绍性。这种介绍性绝不意味着降低全书的要求和水平,恰好相反,是主编毛星同志在当时的条件下独具慧眼的正确抉择,正像他在《前言》中所阐述的那样: “这是一部介绍性的著作,不是历史,不是理论,不是批评,也不是评介,我们只抓了个‘介,字。我们想使读这部书的读者,能更多地更具体地接触、感受、了解各族光华四溢的文学创作成就,因而我们定下了一条方针:突出了作品。办法是:最精彩的短小的作品,列举全文,一般则介绍梗概,列举精彩的片断。为此,原稿中一些分析、评论和考证,虽然是精彩的,我们也大都割爱、删除了。我们认为,这并不抹杀执笔者们的科学努力,执笔者辛苦劳作所取得的科学质量依然存在;存在于那简短的说明,存在于对作品的选择、安排,梗概的概括、表述,精彩片断的选择,以及从梗概和列举的作品片断中所反映出来的翻译水平等等,只是分析、评论和考证以及理论上的见解,都隐含在看起来简短的介绍中罢了。”这样写书,不但大大节省了篇幅,而且使之具有长远的保存价值。因为限于当时的学术水平和认识水平,对各少数民族文学所作的分析、评论和考证,都难以尽如人意。而用展示文学宝藏的方式来介绍55个兄弟民族的文学成就,非常有说服力,并且不会过时。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这部全面介绍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学的大型著作问世之前,我国曾经对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的文学史、文学概况做了许多工作,产生了不少的学术成果,但对另外一部分少数民族的文学史、文学概况,却缺乏应有的研究和积累,对某些少数民族的文学史、文学概况而言,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仍然知之甚少,几乎是个空白。经过全国各地的学界同仁共同努力编撰的这部大型著作的刊行,不但在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研究和填补空白方面成绩显著,而且在全面系统地介绍我国55个少数民族文学方面具有首创意义。近20年来,经过各地少数民族文学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迄今已有20多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史著作问世,并且尚有多部少数民族文学史即将脱稿。但是,要全部完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尚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至今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这部大型著作在全面了解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概貌方面,尤其是了解那些尚未完成写史任务的少数民族文学成就方面,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

编撰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史、文学概况,是一项十分艰巨繁难的任务,需要几代学人的长期坚持不懈的奋斗,从调查资料的积累、研究队伍的建设到学术水平的提高、写作成果的升华,绝不是短时间能够实现的。在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次努力,对于推动这个事业的发展都很有意义。在编撰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的进程中,毛星同志主编的这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无疑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此书的出版,既得益于“文化大革命”前乃至“文化大革命”中的积累,又揭开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新篇章。这部集体著作的启动,正处于新时期的开端,我国的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事业,面临一个重新恢复、重新建设的大好时机。它的编撰,卓有成效地推动了全国的民间文学研究和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的编写工作,对于后者而言,本书的运作,显然是一次极好的实战演练,从资料、队伍、经验诸多方面,为即将重新上马的写作做了全方位的准备,并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全书执笔者达百人之众,其中过半数为少数民族的专家、学者。这些少数民族专家、学者,既有承担本民族文学概述撰稿的,如蒙古族的色道尔吉、哈萨克族的阿吾里汗.哈里、白族的李缵绪、瑶族的刘保元、壮族的陆里、满族的赵志辉、朝鲜族的权哲、布依族的杨路塔、锡伯族的忠录、撒拉族的马学义;又有承担其他民族文学概述的,如郝苏民(回族)写东乡族文学概述、才让丹珍(藏族)写裕固族文学概述、苏晓星(彝族)写苗族文学概述、左玉堂(彝族)写傈僳族文学概述、燕宝(苗族)写水族文学概述、杨秉礼(白族)写怒族文学概述、杨文庆(白族)写普米族文学概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百余位撰稿的专家、学者,有不少成为日后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写作的中坚力量,他们或担任主编、顾问,或担任撰稿人,在写史中继续发挥作用,为少数民族文学史建设再作贡献。如藏族文学概述的撰稿人佟锦华是《藏族文学史》的主编兼撰稿人之一,蒙古族文学概述的撰稿人色道尔吉是《蒙古族文学史》的主编兼撰稿人之一,蒙古族文学概述的撰稿人色道尔吉是《蒙古族文学史》的顾问兼撰稿人之一,羌族文学概述的撰稿人李明与林忠亮是《羌族文学史》的主编或撰稿人,鄂伦春族文学概述的撰稿人隋书今是《鄂伦春族文学史》的撰稿人。

编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工作,自始至终都是在毛星同志主持和参与下完成的。在两三年的时间内,他全身心地投入这个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工程,从昆明会议后到各少数民族地区摸底,回京后组建编辑组和制定编写方案到由他亲自撰写前言和每编的导言,以及在他的指导下统稿、定稿,每一个工作环节、每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学概述无不倾注了他的心血。为了排除干扰,最大限度地集中精力搞好这个项目,他虽已年过六旬,竟移居陶然亭公园内的小平房,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地伏案工作。他广泛阅读各种历史古籍和相关的著述、资料,全部审读了各地交来的数百万字的初稿,并且逐一提出修整意见,认真指导每个部分的调整、压缩、删削工作和最后的定稿工作,处处以身作则,用榜样的力量鼓舞和鞭策编辑组的全体成员,使大家精神饱满地踏实工作,确保这部集体著作达到较高的水平。

编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一项颇具开拓性的民族文化建设工程,在“文革”结束不久的那个时期运作,难度相当大,困难相当多,在组织和协调各地撰稿人,帮助他们开展工作方面尤为费力。毛星同志在主编这部大型著作的过程中,知难而进,以巨大的热情和高度的智慧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最后的成功。譬如,像维吾尔族这样的兄弟民族,历史悠久,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都很丰富多彩,但长期以来研究工作比较薄弱,为本书撰写全面介绍维吾尔族文学成就的任务相当艰巨。毛星同志通过与新疆各有关机构及主管领导反复协商,才确定邀请通晓维吾尔族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阿不都秀库尔.图尔迪、艾尔西丁.塔特里克两位本民族学者和刘发俊、张宏超两位当地的汉族学者通力合作,写出系统介绍各种体裁的民间文学和从古至今各个时期的作家文学的维吾尔族文学概述,为本书增色不少。又如,像彝族这样的兄弟民族,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地域辽阔、支系众多。其文学主体的民间文学既有共同的民族特色,不同聚居区又各具地域特色。除口头文学外,还有不少爨文(亦称老彝文)写本及其他手写本的写本文学。撰写彝族文学概述不但要攻克各种学术上的难题,还要处理好来自不同地区的作者一一老专家与中年学者之间的关系。在编写过程中,毛星同志做了大量的耐心细致的沟通、协调工作,善始善终,使彝族文学概述成为全书的一个亮点。再如,像门巴族、珞巴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等一些兄弟民族,人口很少,居住地比较分散,其文学状况几乎不为学界了解。在编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时,毛星同志格外关注。他采取各种办法促使有关地区组织人力进行专门的调查、采录,充分利用田野作业的资料,终于圆满地完成编撰工作,填补了一个个的空白。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组稿、审稿、改稿、定稿的全过程中,毛星同志在编辑组内再三强调,要充分尊重各地有关领导和学界同仁,充分发挥少数民族文学专家、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请地方上的同志为我们把关。正像他在《前言》中讲的那样: “这是一部集体创作,编写者是各地各族的同志们,我们只不过是做了点组织工作,做了点最后编定的工作。”编辑组的全体成员都按毛星同志的要求做了,不但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而且确保了全书的学术质量,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尚需着重提及的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编撰,正值我国进入一个崭新历史阶段的开端,民间文学事业和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百废待兴,面临一个重振雄风、全面发展的时期。毛星同志用编这部著作来带动民间文学室的研究工作和促进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无疑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正确举措。因为民间文艺学的振兴,必须打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基础。不懂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就谈不上民间文学研究。在我国要在民间文艺学上有所建树,无论从事分科研究还是综合性的理论研究,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极端重要性。《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编撰,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工作,而且对于编辑组成员的学术积累和民间文学室的发展也有非常大的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年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编辑组成员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内取得的成就,包括在民间文学各分支学科内的专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的编审、各民族文化史研究、《中国民间文学史》的编撰等等,无不从中受益,并且使自己的学术研究更加扎实,更有造诣。

2002年9月

原载:《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50年记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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