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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游仙窟

郑振铎

一千几百年前的名著,在本国绝不可得者,一旦发现于海外,而复得为我们所见,当然的,我们将对她激起了十分的兴味与热忱。《三国志平话》是如此,《武王伐纣》是如此,《乐毅图齐》是如此,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是如此,张鹭的《游仙窟》也是如此。而其中, 《游仙窟》的发现,尤足以使我们明白了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件向未泄露的消息。

我们在《太平广记》上,或在后来的《龙威秘书》、《顾氏文房小说》、 《唐人说荟》上,见到了不少的唐人的短篇小说或故事。《霍小玉传》、《李娃传》以及《周秦行记》等,乃是我们所熟知的。但除了王度的《古镜记》以外,其他故事的著作时代,大都在于开元、天宝以后,即在六朝的骈文势力已经渐渐的衰落,而韩、柳诸人的“古文”正代之而兴之时,所以这些小说,受了时代的影响,大都是以整洁的“古文”写成的。如白行简、牛僧孺、沈既济、裴鉶诸人之作,无不是如此。但我们当知,在开元之前盛行的骈文小说的势力却并不曾完全消失。士大夫虽已不措意及此,而民间则仍流行着他们的著作或模仿着他们的著作,并未显出消沉之预示。这有一个证明,便是我们在敦煌千佛洞文库中所发见的流行于当时的中国西陲的民间文学,例如《维摩诘所说经变文》、《明妃传变文》、《列国传变文》,以至《秋胡变文》、《唐太宗入冥记》等小说,虽有时多不通语、不连贯的句子,显然知其系出于浅人之手,而其散文的文句却无不是用对偶的流行体制写成的。于此可见当时对偶文之势力在民间是如何的伟大。后来,秦醇诸人的作品,瞿佑、李昌祺诸人的《翦灯新话》、《翦灯馀话》,亦无不是如此。此可见对偶体小说的余泽,至元末尚未斩绝。而清人所作的《燕山外史》,全用对偶文写成者,也决不是一种奇迹的偶现,而实为对偶体小说的“深仁厚泽”之尚中于人心的一个表记。这样的对偶体小说自有她的许多特点,当然也自有她的许多缺点。最显著的特点,便是:(一)喜于对偶文之中杂以酬和赠答的诗句,以表现故事或小说中的主人翁的才学;所以她的主人翁便都脱不了读书种子与闺阁才女。(这个特点的影响极大,《平山冷燕》、《玉娇李》以及诸才子书皆是如此。连《唐三藏取经诗话》也都利用到题诗赠答之一点。) (二)其题材除了才子佳人的恋慕赠答之外,不及其他。因此,便亦表现出她的最显著的特点来,第一是题材的单调,第二是结构的无变化。这都是无可讳言的。又,为了此故,及为了受文体的拘束。他们也不能产生出波澜腾跃的长篇巨制来。他们只能有《莺莺传》、《燕山外史》,却不能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更为了使用着太古典的对偶体之故,叙描人物事实也永不能有逼真活跃的可能。但我们尽管承认了他们一切的缺点,我们却不能否认了一千几百年来他们的潜伏的势力,与他们的宗支繁盛的一个派别。

张鷟的《游仙窟》却是这一支宗派最茂盛的小说或故事的祖先。我们读了《莺莺传》、《燕山外史》之后,我们才知道《游仙窟》的势力是如何的伟大。《游仙窟》的躯体虽在中国失传了一千几百年,而她的精灵却于这一千几百年间无时不在活跃之中。《新唐书》说:“鷟属文下笔,辄成浮艳,少理致。其论著率诋诮芜猥。然大行一时。晚进莫不传记。”(卷一六一)当时他的文章既盛行如此,《游仙窟》当亦必盛传于民间,故能成为一派之准的。然《游仙窟》后来之所以终于泯没无闻者,当然是因为论者讥其为“诋诮芜猥”之故。然更有一个理由,使之不传于中国,即其中略有比较猥亵的叙状是。

然《游仙窟》在本国虽受到了厄运,在国外却大行。新旧《唐书》都说:“天后朝,中使马仙童陷默啜,默啜谓仙童曰:张文成在否?曰:近自御史贬官。默啜曰:国有此人而不用,汉无能为也。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其才名远播如此。”(据《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九)《游仙窟》之流传于日本,当即在此时。

张鷟所作,不仅《游仙窟》一书,尚有《朝野佥载》、《龙筋凤髓判》诸书,皆至今仍流行于世。独有《游仙窟》失传。鷟字文成,早慧绝伦。为儿时,梦紫文大鸟五色成文,止其廷。大父曰:吾闻五色赤文,凤也;紫文,鷟鷟也。若壮,殆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调露初(公元679年)登进士第。对策尤工。考功员外郎謇味道见所对,称天下无双。授岐王府参军。又应下笔成章及才高位下、词标文苑等科。鷟凡应八举皆登甲科。再授长安尉。迁鸿胪丞。凡四忝选判,策为铨府之最。员外郎员半千谓人曰:张子之文,犹青铜钱,万选万中。时号鷟“青钱学士”。证圣(公元695年)中,天官侍郎刘奇以鷟及司马锽为御史。性躁卞,傥荡无检,罕为正人所遇,姚崇尤恶之。开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鷟多口语,讪短时政,贬岭南。刑部尚书李日知讼斥太重,得内徙。开元中(公元713—741年)终司门员外郎(以上参用《新唐书》卷一六一及《旧唐书》卷一四九之文)。当时所指“傥荡无检,罕为正人所遇”,当系指他多所沾恋,且作《游仙窟》诸有类于猥亵之作而言。

《游仙窟》绝不见于中国书录中,然当为鷟作无疑。在日本,很早的已有人征引到她了(详见谢六逸君译的《游仙窟解题》)。

在《游仙窟》的标题之下,署着宁州襄乐县尉张文成。在文中又说起他自己是关内道小县尉,见充河源道行军总管记室。新旧《唐书》俱未说起他做过这官,当是他登进士第后所任的官。所以这一篇小说,当是他的少作。因为这种略嫌猥亵的著作的传布。所以后来,他当了御史之后,便有人借此攻击他,说他“傥荡无检,罕为正人所遇”。

最近在中国所印的一本,是影印日本古典保存会所印行的元钞本,不分卷,间有注,更注有和文。尚有一部《游仙窟钞》则将原文分成五卷:

第一卷 终于“书达之后,十娘敛色谓桂心曰:何来剧戏相弄。真成欲逼人”。

第二卷 终于“下官答曰:必其不免,只须身当”。

第三卷 终于“十娘曰:儿今正意密,不忍郎分梨”。

第四卷 终于“女人羞嫁,方便待渠招。言语未毕,十娘则到”。

第五卷 终于全文的了结。

其实全文是宛宛曲曲,打成一片的,强分之为五卷,并没有什么理由可说。若勉强要加以区分,则只可分成了三段:

第一段写文成初入“神仙窟”,与十娘五嫂相见。

第二段写文成与十娘五嫂等登堂燕宴,游园校射。

第三段写文成入室,与十娘合欢。一夜之后,即行分别。

《游仙窟》虽没有《莺莺传》那末婉转曲折,却远胜于《燕山外史》的笨重不灵活。她只写得一次的调情,一回的恋爱,一夕的欢娱,却用了千钧的力去写。虽用的是最不适宜于写小说的古典文体,有的地方却居然写得十分的清秀超脱,逸趣横生。下面是一个例:

须臾之间,有一婢名琴心,亦有姿首,到下官处,时复偷眼 看,十娘欲似不快。五嫂大语瞋曰:知足不辱,人生有限。娘子欲似皱眉,张郎不须斜眼。十娘佯捉色瞋曰:少府关儿何事?五嫂频频相恼。

文中所插附的诗句。也颇有许多动人的深情的话语;像那样的大胆而带些粗野的诗句,如但当把手子,寸斩亦甘心之句,是一般唐人诗中所决觅不到的,那时当然也有这类的诗不少,却一一的为时间所淘汰了。

忽然心里爱,不觉眼中怜。未关双眼曲,直是寸心偏。

问蜂子,蜂子太无情,飞来蹈人面,欲似意相轻。

千看千意密,一见一怜深。但当把手子,寸斩亦甘心。

千思千肠热,一念一心焦。若为求守得,暂借可怜腰。

巧将衣障口,能用被遮身。定知心肯在,方便故邀人。

开卷后,有几段对答的诗语,很觉得有趣。文成闻十娘在弹琴,便做了一首诗去逗她:

自隐多姿则,欺他独自眠。故故将纤手,时时弄小弦。

耳闻犹气绝,眼见若为怜。从渠痛不肯,人更别求天。

她则决绝似的答复他道:

面非他舍面,心是自家心,何处关天事,辛苦漫追寻。

他窥见了她的半面,便又作了一诗去逗她:

敛笑偷残靥,含羞露半唇。一眉犹叵耐,双眼定伤人。

她却又决绝他似的答复道:

好是他家好,人非着意人。何须漫相弄,几许费精神。

这样的一逗一拒,一引一答,颇使我们想起了民间歌曲中最常见的男女问答的歌辞,宛如使我们见到了山中樵夫与采茶女,水际渔夫与船娘们的“行歌互答”。

《游仙窟》中的诗歌,尚有几点可以注意的。第一,是杂用五七言的诗句;如下面的一首:

……锦障划然卷,罗帷垂半欹。红颜杂绿黛,无处不相 宜。艳色浮妆粉,含香乱口脂。鬓欺蝉鬓非成鬓,眉笑蛾眉不是眉。见许实娉婷,何处不轻盈。可怜娇里面,可爱语中声。婀娜腰支细细许,賺聒眼子长长馨。巧儿旧来镌未得,画匠迎生摸不成。相看未相识,倾城复倾国。……

像这样形式的韵语,也许是《菩萨蛮》等诸词调的先声,也许竟是依据了当时流行着的词调或新的歌辞而写的。在张鷟的时候,我们相信,词的一体或至少词的调子可能已是很流行着的了。

第二,是咏物诗的隽妙。其中的咏物诗,几乎没有一首不好,虽浅露,却隽美;虽粗疏,却富于情致;虽若无多大意味。却往往是蕴蓄着很巧妙的双关之意。例如,咏筝的一诗:

心虚不可测,眼细强关情。

回身已入抱,不见有娇声。

像这样的一种双关的咏物诗,又是民间的歌曲中所常见的。 我由此颇觉得,张鷟的诗文,所以能够“大行一时,晚进莫不传记”者,其原由也许即在于此。其所以能够流传于海外,“新罗、日本东夷诸蕃”,“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者,大约也必由于他的文字能够运用俗文学的体制,能够通俗之故。而后来文入学士之以“诋诮芜猥”鄙其文者,也正是因此之故。

像《游仙窟》这样的著作,在如今已不复成为家传户咏的名著了;文学史家或研究中国小说的人,得之则为珍宝;一般人得之,则亦不过若得到了《翦灯新话》等作中的已亡失的一篇而已。所以我现在写了此文介绍她,也只为了研究者及对于中国小说特别感到兴趣的人。我并不希望一般人去读她。

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上海

附:游仙窟解题

山田孝雄作

谢六逸译

《游仙窟》是成于唐初的一部小说,传为张文成的著作。

张文成是则天武后时人,名叫鷟,文成是他的字。生前,文名在本邦很高,看《唐书》记着“新罗、日本使至,必重出金贝购其文”,就可以想象了。他的著作有《朝野佥载》、《龙筋凤髓判》等。此书(指《游仙窟》)应该在本国(指中国)传存的,但并未听说流传,未知何故。或者在本国已佚失,仅传于日本吧。

本书早已见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正如传人日本的《唐书》所说的,是日本遣唐使携回的,可是在大宝时充当遣唐使少录(官名——译者)的山上忆良,在他的《沉疴自哀文》里说

《游仙窟》曰:九泉下人,一钱不直。

据此看来。或者是山上忆良一行人带回来的也未可知。右语是节录本书第二十七页所见的文字。在忆良的文中,也引用得有孔子的话。佛经的话,《抱朴子》、《帛公略说》等书,可想见当时已把此书和经子为伍,是不足怪的。

本书似为“奈良朝”时代的文人所爱读,除上述之外,《万叶集》卷四有大伴家持赠坂上大娘的歌十五首,其中有四首,以此书中所述为根据,这是自契冲以来的学者所承认的。第一首有句曰——

“觉Kite搔Ki探Redomo手Nimo触Reneba'’

(惊觉揽之,忽然空手。)

第十五首有句曰——

“吾胸截Ni烧Ku如Si”

(未曾饮炭,腹热如烧,不忆吞刀,肠穿似割。)

这些句子,都是以本书的文字做蓝本而写成的。如要探求此外间接受本书影响的歌,为数必多。

本书人“平安朝”后,更为广布。源顺奉了勤子内亲王的旨令,撰《和名类聚钞》,即以本书的训为典据,引用之处,凡十有四条。用为他的著作的典据的,在汉籍则有《尔雅》、《说文》、《唐韵》、《玉篇》、《诗经》、《礼记》、《史记》、《汉书》、《白虎通》、《山海经》等;在日本的书籍,则有《日本书纪》、《万叶集又式》等。可见那时已把此书和这些书籍为伍,被人重视。又本书的文句,又为《和汉朗咏集》等所引用,或被用为“谣物”。又在《唐物语》里,也以本书做材料,作为一场的“说话”。

由此看来。本书虽为一篇短的小说,但在探求日本文学源流之一的古典的人。必须备于座右。其次,在日本国语学上,也是可以宝贵的,为古来学者所重视。如《和名类聚钞》则以本书的训为其出典,本书的训,有不少古语的流传。试举一二为例。如在《万叶集》里,“大夫”一语,训为Masurawo,这在古来的学者间有不少的议论。在本书内,用“大夫”的字面之处有二。庆安版本,均训为Masurawo,因此遂决定《万叶集》的训义是不错的。又本书内“未必”读为Usrutaeni…Sezu,借此又可以推知《万叶集》里Ustutae一语的意义了。又“掷人火”一语,读为“火Ni Kufuru"。借此也可以知道今语之古了。又“鬓欺蝉鬓非成鬓”里的“欺Ki",为《军记物语》里常用的字。庆安版本注云:“欺,凌轻也。”借此又足以想见背着日本国语本来的意义而这样使用的由来。由这种见地来论本书训义,可以得到许多的解说。又如本书训读时所用的假名字体,在日本文字史上,也是富有价值的资料。这已成为学界的定论,兹不复赘。

《游仙窟》流传日本的版本,据吾人所见的,有古钞本二种,版本二种。古钞本之一,就是本书;一为名古屋真福寺所传,北朝文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名叫贤智的僧人所写的一卷本。版本的一种,有文保三年四月文章生英房的序文,为庆安五年出版的“美浓纸式”六十五纸的一册本.此本有注释。版本的其他一种,是有“元禄三年”的序文的《游仙窟钞》,为“小形半纸本”,分为五卷。此种的卷头有假名的注释,本文是从庆安版本照样取来的。序文里也曾声明。此外《经籍仿古志》载着与庆安版本同种的旧钞本有两部,著者(即山田氏)尚不知存于何处。

真福寺本,曾为狩谷掖斋用为《和名类聚钞》的考证,颇著名。但它的钞写,尚在本书(本书为醍醐本——译者)十年之后。故醍醐本可说是现存版本中最古的了。

此本为醍醐寺所藏,阅本书的跋,知为康永三年所钞写。原本为正安二年之物,阅跋亦可知。本书的钞写,后于刊本序文的年代文保三年约三十年,但原本则约在其前二十年。因这一点,所以是现在流传的最古的本子了。

此本为一卷轴,用白楮纸,联以涂墨色之轴。纸宽九寸七分,继长五丈四尺八寸四分。纸数凡三十四张,第一纸长一尺五寸四分,第二纸以下长一尺六寸三分,最后一纸,直至轴所,长一尺三寸八分,以下则卷于轴上。

文字是用墨写的,有天地线及纵线的墨界。界高七寸七分乃至八分。第一纸十七行余,第二纸以下一纸为十八行,最后一纸为十五行余,其中末尾八行无字。

封面用淡茶色,里面贴有金箔的纸,系有纽。似皆为后来所加者。全部均衬以纸。第一张头上有表题,曰——

游仙窟 全 一卷

康永三年十月十六曰摸之

法印权大僧都宗算

其衬贴用之纸,下端有横的“旧记等名目”的文字反映着,因用旧纸的反面,横着衬贴上去故也。

汉字旁的“假名点”均用朱书,其他声点、返点、合点则用墨记。行间及栏上的批也用墨。

用纸衬贴时,为虫所蛀之处,纸片的位置已非原形,略见文字之形而已。例如此复制本第六页第七行(第三纸)最后的“夜”字的中央部分,第八页第八行(第五纸)“寻常”的“常”字上部中央的部分,又第十页第五行(第五纸)“难求”的“难”字的中央部分等是。

醍醐寺本误字不少,特依庆安版本,略为更正。

(译者注:安田氏原文此处有校刊记,兹从略。)

醍醐寺本虽有不少的错误,但庆安版本的误处由此本得以更正者也不少。计算最显著者,实有二十五条。兹不遑枚举。(下略)

(大正十五年十二月六日)

(译后记) 《游仙窟》在我国久已失传,惟在日本文学上,发生了影响。现振铎君向日本古典保存会求得山田孝雄氏的翻印本,因得见右文,特译出,以觇古代中日两国文学的交涉。

一九二八,一二,二〇

原载:《郑振铎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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