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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龄作品赏析

陈才智

胡应麟的《诗薮》内编卷二举王昌龄的《放歌行》以及其他诗人的五古,说是“皆六朝之妙诣,两汉之余波也。”王士禛的《带经堂诗话》卷一也说:“唐五言诗,开元、天宝间大匠同时并出。王右丞而下,如孟浩然、王昌龄、岑参、常建、刘昚虚、李颀……皆与摩诘相颔顽。”

王昌龄用五古写的“山川之作”即写景和借景抒情的诗最受重视,在谈及王诗五古风格时,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谓之“昌龄之神秀”,李重华《贞一斋诗话》谓之“王龙标之幽”,施补华《岘佣说诗》则云:“孟浩然、王昌龄、常建五言清逸,风格均与摩诘相近。”都把王昌龄与山水田园诗派诗人相提并论,吴乔《围炉诗话》卷二则指出了王诗五古风格的多样化:“王昌龄五古,或幽秀,或豪迈,或惨恻,或旷达,或刚正,或飘逸,不可物色。”这就比较全面一些。关于王昌龄五古的渊源,不少人都认为系受到陶渊明的影响。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十一指出:“人知王、孟出于陶,不知细读储光羲及王昌龄诗,深厚处益见陶诗渊源脉络。善学陶者宁从二公入,莫从王、孟入。”

当然,王昌龄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还应属七言绝句。七绝形成于南北朝,至隋及唐初,诗人们所写的七绝并不多。据施子瑜《唐代科举制度与五言诗的关系》(《东方杂志》四十卷八号)曾就《全唐诗》中存诗一卷以上的诗人的作品作过如下统计:

初唐

盛唐

中唐

晚唐

五言古诗

633

1795

2447

561

七言古诗

58

521

1006

193

五言律诗

823

1651

3233

3864

七言律诗

72

300

1848

3683

五言排律

188

329

807

610

七言排律

8

36

26

五言绝句

172

279

1015

674

七言绝句

77

472

2930

3591

初唐七绝仅七十七首,盛唐四百七十二首,其中王昌龄七十四首,几乎占了六分之一。王昌龄在盛唐诗人中年辈较长,写作七绝时间也早,是唐朝诗人中较早大量写作七绝并获得优异成就的“七绝圣手”,独以七绝成为名家。七绝因为他以及李白等人的努力,逐渐地成为唐代流行的体裁,中唐、晚唐七绝数量之多,仅仅次于五律。吴乔《围炉诗话》卷二指出:“王昌龄七绝,如八股之王济之也。起承转合之法,自此而定,是为唐体,后人无不宗之。”由此可见,七绝至王昌龄而体制大定,表现手法完全成熟,给后人以很大影响。

王昌龄的七言绝句素来享有极高声誉,与李白并称。如明王世贞在《艺苑后言》中说:“七言绝句,少伯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胡应麟在《诗薮》中说:“余尝谓古诗、乐府后,惟太白诸绝近之;国风、离骚后,唯少伯诸绝近之。”又说:“李写景入神,王言情造极。王官词、乐府,李不能为;李览胜、纪行,王不能作。”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亦云:“唐人除李青莲外,五绝第一,其王右丞乎?七绝第一,其王龙标乎?右丞以淡而至浓,龙标以浓而至淡,皆圣手也。”

王昌龄的七言绝句在内容上可分三类,这三类都自有特色。

第一类是沿用乐府旧题的边塞诗。盛唐边塞诗人历来以高适、岑参为首。两人又都擅长歌行长篇,高作昂扬奋激,岑作瑰丽雄奇。王昌龄却另辟蹊径,以短小的绝句形式,抒写征人的种种情思,既有“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七首》之四)的壮志和“已报生擒吐谷浑”(《从军行七首》之五)的胜利喜悦,也有沙漠风前、长城月下怀念亲人的离愁,都写得含蓄深沉、情景交融,配以格调的舒缓自然、音节的宛转浏亮,成为传唱不衰的名作。

第二类是抒写宫女思妇怨情的闺怨诗和宫词。王昌龄在《宫词》、《闺怨》诸作中从另一方面表现了他刻画封建制度下妇女内心情感的高度艺术才能。从外表上看,宫廷生活是那么静谧迷人:“西宫夜静百花香”(《西宫春怨》)、“芙蓉不及美人妆”(《西宫秋怨》),但在绮丽的情景中,诗人却细腻入微地摹写了她们深刻的内心痛苦,她们对幸福的憧憬,她们的失望,在失望之中仍交织着希望的复杂心理。这些作品文笔之龙丽,语言之凝炼,情韵之深刻,都使后来作者难于争胜。

第三类是送别诗。王昌龄的一生交游很广,和许多文人、官吏、隐士和僧道都有来往,特别是在他两次遭贬、长年谪居的情况下,他多么需要亲友的慰藉和友情的温暖。他也把自己忠贞深沉的友情,献给了那些正直的知心朋友。他一生写了四十多首送别诗,不落窠臼,不同凡响,他的送别诗,在表现手法上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用不同的艺术构思,表现诚挚而深厚的友情。如:

送狄宗亨

秋在水清山暮蝉,洛阳树色鸣皋烟。送君归去愁不尽,又惜空度凉风天。

第一句点出时令是秋天,第二句点出是在洛阳送朋友去鸣皋山(今河南嵩县陆浑山东)。秋天薄雾,蝉声凄清,暮色苍茫,已渲染出离别的惆怅情绪。三、四两句正面抒情,为朋友的离去而悲愁不已,预感到这个秋天将过得多么空虚和无味,可见诗人对朋友感情之深厚。此诗直抒胸臆,沈德潜评点曰:“生趣。”(《唐诗别裁集》卷一九)

送十五舅

深林秋水近日空,归棹演漾清阴中。夕浦离觞意何已,草根寒露悲鸣虫。

深林,秋水,天高气爽,小船停泊在树林的清阴之中。离别前的欢聚,时近黄昏,二人在水边的浦口钱别,借酒消愁而离别之愁绪无穷无尽。夜深不散,寒露下落,草根间传来昆虫凄凉的悲鸣,更扰得行者和送者心烦意乱。此诗寓离情于别景,情景交融。

重别李评事

莫道秋江离别难,舟船明日是长安。吴姬缓舞留君醉,随意青枫白露寒。

此诗作于诗人任江宁丞时。面对着秋江,眼觑着即将解缆的舟船,朋友即将远去长安,怎不令人伤感!可是,诗的首句却反起,反劝李评事不要为离别而悲伤。安慰朋友,也是安慰自己;强忍悲愁,不说离情。接着的第二句是顺承,说李评事很快就可以到达目的地,必将遇到新的朋友,又将获得新的友情。这些劝慰之词把眼前离别的悲痛表现得更加深挚。后两句更加推进一步;客店饯饮,吴姬当筵,缓歌漫舞,可以把离别的事情暂时忘却,只管尽兴饮酒,任它青枫已堕白露,晓风吹拂残月,分别就在眼前,何不趁此良宵大醉一场?这是强颜欢笑之词。此诗以乐景写离愁,把无可奈何的离情别绪形容得淋漓尽致而又委婉缠绵。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说:“王少伯‘吴姬缓舞留君醉,随意青枫白露寒’,‘缓’字与‘随意’照应,是句眼,甚佳。”

送万大归长沙

桂阳秋水长沙县,楚竹离声为君变。青山隐隐孤舟微,白鹤双飞忽相见。

这是诗人贬赴岭南途经郴州(今湖南郴州),送别朋友之作。第一句点明时当秋天,万大离桂阳(郴州)去长沙。第二句写离情,说湘妃竹制的弦乐器所奏出的声调,也因朋友的离去而变得哀伤。第三句写朋友越走越远,船过青山越来越小。第四句说自己又见白鹤双飞而忽然消逝,更使诗人无限惆怅。此诗以景结情,韵味悠远。

二、打破送别诗常规,不重在写当前的离别,却着意在写别后的情景。如:

送魏二

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

此诗写作时地不详。唐汝询《唐诗解》卷二十六说:“上联叙深秋之景,下联写相忆之情,山月照人,啼猿人梦,我劳如何?”首先实写当前的送别:江楼饯行,尽情醉饮。时当暮秋,正是橘抽成熟季节,那芬芳而苦涩的香气渗人酒楼,给离人的别情平添难耐的滋味。又值秋风秋雨,风吹雨进客船,倍觉凄凉之意,这秋声秋色更逗起无限的愁绪。接着虚拟别后的思念:朋友离去之后,思念之情日深,计算着魏二的行程,已经到了潇湘之上(潇水在今湖南零陵县与湘水会合,北流入庭湖,合称潇湘)。魏二在孤独而寂寞的月夜旅途中,也思念诗人。沿途两岸青山里凄厉的猿声,更触着魏二的离情,就是在午夜的睡梦中,他也梦见了自己。此诗跳跃性比较大,既写当前,又写未来;既写自己,又写朋友;既有实写,又有虚拟;把相互间的友情,表现得异常深切。

卢溪别人

武陵溪口驻扁舟,溪水随君向北流。行到荆门上三峡,莫将孤月对猿愁。

这首诗是王昌龄贬赴龙标(今湖南黔阳)途中,在卢溪(今湖南沅陵)送友人入蜀之作。上一首是从当前的离别而虚拟朋友别后的情景,这一首则完全是虚拟朋友别后的情景,全是想像之词。如同唐汝询《唐诗解》卷二十六所说:“上三句历纪其道途,落句想像其景物,乘月听猿,客思所由生也。”第一句不是写卢溪,而是写武陵(今湖南常德),因为从卢溪沿沉江北上,必须经过武陵。诗写武陵溪口渡头,停着一条小船,那就是友人乘坐的“孤舟”。第二句不说朋友沿江北行,而说“溪水随君”,意即江水陪伴友人而去,写得水有情意,而自己却不能随友人同行,惆怅之意自明。第三句继续写朋友的行程,他是出洞庭湖而北入长江,沿长江西行经过荆门山(今湖北宜都境内),再经过三峡入蜀。第四句是劝慰朋友,不要在月下听猿鸣而忧愁。《水经注》卷三十四说:“(三峡)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厉,空谷传响,哀啦久绝。”故民谣云:“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月下行舟,孤寂悲愁,卧听猿鸣,其情何堪!所以王昌龄预作设想,劝慰友人不要哀伤,可谓体贴入微,友情之深厚自不待言。

三、不写伤离,而以慰别为“主意”。如:

送吴十九往沅陵

沅江流水到辰阳,溪口逢君驿路长。远谪谁知望雷雨,明年春水共还乡。

这是诗人贬赴龙标途中,在辰阳(今湖南辰溪)送朋友去沅陵之作。吴十九大约也是一个被贬谪的官吏,二人同病相怜。辰阳位于沅江之滨,就在沅江渡口,他们相会而随即又分别,但诗人送别而不言伤离,反而安慰吴十九说:远谪异地,唯有等候皇帝赦兔;待到明春,就一定能重返京城。《周易·屯卦》说:“雷雨之动满盈。”王弼注:“雷雨之动乃得满盈,皆刚柔始交之所为。”孔颖达疏:“万物满盈则亨通也。”望雷雨,就是盼望得到朝廷赦免。

送柴侍御

流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此诗作在龙标任上,是诗人为送友去武冈(今湖南邵阳县西)而作。诗中全无“悲莫悲兮生离别”的情绪,送别而“不觉有离伤”,反说青山明月无异,何分什么此乡他乡?山水不隔,如在一地,心怀宽广,旷达乐观。后两句翻用谢庄《月赋》“隔千里兮共明月”及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浦至京邑赠西府同僚》“驰晖不可接,何况是两乡”,用典而不露痕迹。

别陶副使归南海

南越归人梦海楼,广陵新月海亭秋。宝刀留赠长相忆,当取戈船万户侯。

此诗作于江宁任上,是诗人在广陵(今江苏扬州)送友之作。陶副使为岭南采访处置使之属官,要从广陵返回南海(今广东广州)。第一句写陶副使从南越(今广东、广西)归来,梦中也想念着海楼,言其归心似箭,引出送别。第二句写二人分别的情景:时在广陵,新月当空,海亭饯饮,秋风送凉,撩起离情别绪。第三句却以宝刀相赠,一扫悲愁气氛。第四句再以功名相许,祝愿陶副使立海战之勋。于是,送别就成为对朋友的勉励。

送任五之桂林

楚客醉孤舟,越水将引棹。山为两乡别,月带千里貌。

羁谴同缯纶,僻幽闻虎豹。桂林寒色在,苦节知所效。

据“羁谴同缯纶,僻幽闻虎豹”,此诗作于龙标任上。任五大概也是一个被贬谪的地方官。诗人送任五去桂林任职,而以“苦节”相勉。《周易·节卦》说:“苦节不可贞。”后以坚苦卓绝、守志不阿谓之“苦节”。

四、无恭维、无应酬,以抒情、写人见长。最著名就是下面这一首:

芙蓉楼送辛渐二首(之一)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芙蓉楼为润州丹阳(今江苏镇江)之西北楼,王昌龄时任江宁丞。诗云:铺天盖地的寒雨,昨夜来到了吴国之故地;天亮之后,欢送友人别去,只见江北的远山,显现出一片孤独寂寞的样子。这是融情入景,情景完全交融。诗人接下去并没有诉说离别之事,却是嘱托辛渐:您到洛阳之后,如果有亲戚朋友问到我的近况,就说我的心已不受尘俗的污染,就像玉壶里的冰一样清莹洁净。“玉壶”典出南朝宋诗人鲍照的《白头吟》:“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这里化用其句,暗喻自己无心做官,欲轻视功名富贵而坚守清高。黄叔灿《唐诗笺注》说:“上二句送时情景,下二句托寄之言。自述心地莹洁,无尘可滓。本传言少伯‘不护细行’,或有所为而云。”

又如:

《芙蓉楼送辛渐二首》(之二)

丹阳城南秋海阴,丹阳城北楚云深。高楼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

先从“秋海阴”、“楚雪深”写起,以景起兴。第三句是点题:高楼送客,依依惜别,心情悲愁,酒不尽兴。末句以景结情:寒江寂寂,惆怅如不尽之江水;明月高照,友情像明月一样地纯真。正如王昌龄所说:“每至落句,常须含思,不得令语尽思穷。”“或深意堪愁,不可具说,即上句为意语,下句以一景物堪愁,与深意相惬便道。”(《文镜秘府论》地卷《十七势》)这里说的就是以景结情法。

上面这两首送别诗或融情入景,或以景结情,但主要是抒情,下面一首送别诗则主要是写人:

送欧阳会稽之任兼呈陈处士

怀禄贵心赏,东流山水长。官移会稽郡,地迩上虞乡。

缓带屏纷杂,渔舟临讼堂。逶迤回溪趣,猿啸飞鸟行。

万室霁朝雨,千峰迎夕阳。辉辉远洲映,暧暧澄湖光。

白发有高士,青春期上皇。应须枉车歇,为我访荷裳。

这首诗写作时地都不明,欧阳会稽、陈处士二人的生平亦不详。王昌龄送欧阳君去会稽(今浙江绍兴)担任地方官,并请他代为访问隐士君。此诗全然不涉及当前的离别,而设想欧阳赴任之后的情景,既描绘了会稽的美丽景色,又预先赞扬了欧阳的风度与才干:“缓带屏纷杂,渔舟临讼堂。”又由欧阳而想及陈处士,说他正当青春,但却隐居不仕:“白发有高士,青春期上皇。”虽说是送别诗,重点却在写人。“荷裳”,语出屈原《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南朝宋傅亮的《芙赋》也说:“咏三闾之被服,美兰佩而荷裳。”荷裳,在这里指高洁之士,只此二字便暗画出陈处士的形象。

在艺术风格上,王昌龄的七绝以委婉含蓄为主要特色,表现曲折,意境深远。其中不少是用比兴、寄托手法,抒写了诗人对现实的揭露和幽怨,因而与屈原的《离骚》在精神上有一致之处。王昌龄诗亦善用典故。其《诗格》提出“诗有六式”,第五就是“用事”:“谓如己意而与事合。”王诗用典不多,但往往用得巧妙而贴切,不露迹象。以上这两个特点可以下面这首诗为例:

听流人水调子

孤舟微月对枫林,分付鸣筝与客心。岭色千重万重雨,断弦收与泪痕深。

“枫林”二字暗用《楚辞·招魂》意境:“皋兰被径兮,斯路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月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从屈原的流放想到自己的贬谪岭南,典故用得浑然不觉。

《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引王昌龄《诗格》云:“凡属文之人,常须作意。凝心天海之外,用思元气之前,巧运言词,精练意魄。”“夫作文章,但多立意。令左穿右穴,苦心竭智,必须忘身,不可拘束。思若不来,即须放情却宽之,令境生。然后以境照之,思则便来,来即作文。如其境思不来,不可作也。”“凡诗立意,皆杰起险作,傍若无人,不须怖惧。”“意须出万人之境,望古人于格下,攒天海于方寸。诗人之心,当于此也。”这些话都集中到一个意思:“意高则格高。”着意构思,苦心立意,才能保证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这些话均可谓王昌龄创作的经验之谈;王昌龄的创作,特别是他的七绝,也正是其这种诗思的最佳体现。

王昌龄很重视诗的境界,他的《诗格》提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他反对意与景的分离:“若一向言意,诗中不妙及无味。景语若多,与意相兼不紧,虽理通亦无味。”他很重视情与景的结合,认为:“凡诗,物色兼意下为好。若有物色,无意兴,虽巧亦无处用之。”(《文镜秘府论》地卷《论文意》)他可说是“意境说”的一个先驱者。

“意境说”的主张,在于用艺术手段创造情与景交融的艺术境界。王昌龄的七绝,直抒胸臆的并不多,而借景抒情的却不少。王夫之《姜斋诗话》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王昌龄的一些七绝正是因为创造了情景交融的意境而广为流传。

历代人对王昌龄诗的评价都是很高的。王昌龄生前即已名满天下,在他死后,诗篇更是广为流传。从《河岳英灵集》、《国秀集》、《又玄集》、《才调集》、《万首唐人绝句》,到《全唐诗》,各种唐诗总集和选本,都收录了王诗。《王昌龄集》中唐时已流传到日本,并刊行过几种版本。他的《诗格》、《诗中密旨》也流传到日本,整理和研究者不乏其人。经过历史的选择和时间的考验,王昌龄诗已在中国诗歌史上占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其广泛的题材、鲜明的艺术特色、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和极高的艺术成就,无疑是中国文学中值得珍重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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