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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爸爸蔡仪

蔡燕妮

敬爱的爸爸离开我们已经五年多了,每当寒风凄凄的2月底或阴雨连绵的清明节,我们总要到爸爸的墓地去扫墓;每当我看见文学所新建的会议室墙壁上挂着爸爸那张带着慈祥笑容的照片时,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的音容笑貌就会闪现在我的脑海中,他对我多少次谆谆的教导就会在我耳边响起……

我是在“文革”的高潮中初中毕业的。1969年9月我到了内蒙建设兵团。10月份,我们全家迁到了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内蒙生活的四年中,我因爸爸是“权威”“黑帮”而受到歧视,我自己也受“极左”思想影响,总是羡慕别人出身好,有机会参军、入党、上大学,思想苦闷,在给家里写信时流露了一些悲观情绪。爸爸这时常写信开导我,教育我安心学习、劳动,眼光看得远一些,不要只看眼前,要关心国家的大事,心胸开阔,这样心情就自然会好。后来我又转到河北省涿县去插队。当时已是1974年春天,爸爸因严重的肺炎从干校回到北京养病,住在永安南里两家合住的一套单元房中。我从农村回到北京探亲时,感到农村生活太苦,对当地农村的一些现象也很有意见。这时爸爸教育我多读些书,学习一点知识,并亲自教我初中的数学、物理,以弥补在“文革”中未学到的初中文化知识;他还给我讲解了一些古文,让我背诵。他说知识总是有用的,希望我将来能考学校。我当时思想混乱,情绪浮动,没有听进爸爸的这些语重心长的话,更没有认真的学习,现在想起来很后悔。一直到恢复高考后,我已在一个钟表厂当了工人,自感没有实力参加竞争,就没有报考。直到1981年初,才考进一所“业大”,学习了四年的中文专业,后来就再没有进一步深造,辜负了爸爸的期望。

爸爸宽厚仁爱,每次所里集体捐钱捐物支援贫困地区或灾区时,爸爸总是积极响应。有一次他一下拿出1000元捐给陕西省的商洛地区,是那次全所捐钱最多的。80年代初,听说鲁迅博物馆要重新整建,需要资金,他也一下拿出1000元让我送去,表示赞助,这在当时还是少有的。他常常嘱咐我们不要和农贸市场上的农民小贩讨价还价,不要和他们斤斤计较,告诫我们农民生活很苦,他们很不容易。

爸爸是非常勤奋的。在我的印象中,爸爸总是伏在他的那张亲手油漆过的深枣红色的桌子上,写呀写,常常是写到深夜,第二天清晨又已早早地在那儿写起来了,越是到晚年,他好像干劲越大,比起青年人还勤奋,大概知道他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一直到病中他仍然惦记着自己的工作。他虽然在工作上精益求精、孜孜不倦,但是在生活、吃穿方面却不讲究,经常穿一身蓝色的布衣服、布底鞋,衣服破了会修补,扣子掉了会自己钉好。他对穿戴不要求好,只要舒适、暖和即可。爸爸喜欢吃米饭,为此妈妈总是千方百计搞点好吃的小菜,但他却吃得不多。他反对浪费粮食,反对挑食。所以我们从小都朴素,能吃苦,能干活,这些品质都与爸爸的影响有关系。.

每当我听到爸爸放弃外出参观旅游疗养的机会时,我总为他遗憾,他却总是表示不可惜,他认为“人来到世界上不是看世界的,而是做世界的,应当在事业上不断追求。”“美学”是一块神秘的沃土,爸爸从30多岁就开始在这块土地上耕耘,40年代初他就写出《新艺术论》、《新美学》,辛勤劳作50年,对文艺理论和美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和尊重。记得有一次他在自己书房中踱来踱去(大概是因为在学术领域的争论有什么使他困扰的问题吧),来回好多遍,最后站住了脚步,很坚定地自言自语道:“我相信我自己!”我当时偶然在门口看见他的那番表情,深为感动,他是多么坚定而又自信,这自信与坚定都来自他对真理的坚持,来自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和深刻理解,因为他的学术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磐石之上的。爸爸的光辉形象、坚强的意志、高尚的品格时刻激励着我。我一定要沿着爸爸的足迹努力工作,不负爸爸对我的教育。爸爸曾说过:“生命应是花朵,开的时候给人美的享受,谢后应结出果实。”他正是这样努力做人的。

1997年4月22日

原载:《蔡仪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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