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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美学的不倦追求

——追思蔡仪先生

王水照

早就想写点追思蔡仪先生的文字,虽然在他的门生故旧中,我并不算亲炙频仍、相知甚深者之列。但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虽要接受师长亲友的各种影响,有的长期浸润时雨之化,有的交往不多却孳乳沾丐,一生难忘.蔡仪先生就是我素所敬仰的一位前辈学者,他在我心目中有重要地位。

最初认识他还在我50年代北京大学求学时期。那时的北大中文系在教学条件和环境上可称是鼎盛时代,真如30年后林庚先生为我们年级同学聚会而题词说:“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当时不仅系内名家荟萃,课程内容丰厚,“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和期待;而且课外社团活动活跃,随时可以听到国内外著名学者的讲演,还常请校外专家来开设专题课,如王季思先生的“戏曲研究”,郑奠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等。大概在我大二时’系里就请蔡仪先生来讲授美学课。开讲第一天,在一间可容200多人的阶梯教室里,满坑满谷全是听众,连走道上、窗户外、座位最后都挤满了人,黑压压地一大片。这种“轰动效应”固然由于主讲者的学术声望,也与当时正在兴起和展开的建国后第一场美学大论战直接有关。从1956年开始并绵延长达七八年之久的这场讨论,现在看来,虽然讨论的环境较为封闭,很少吸取其时国外美学研究的新成果,但基本上未受政治的干扰,各方言辞不免尖锐却坚持以理服人,吸引了40多位学人著文参与,也吸引了更广泛的年轻学子。论战是围绕“美是什么”而展开,主要有三大家,即朱光潜、蔡仪、李泽厚三位。蔡仪先生在40年代以《新美学》等论著批评朱先生,现在却首先受到朱、李两位从不同角度的批评,于是成了这场争论中引人注目的聚焦点。他受到北大同学的关注也就十分自然的了。

第二次讲课不得不从教室移到了大礼堂,但后来听众慢慢少了起来。本来嘛,凡事热得快也冷得快,听讲同学中不免有赶浪潮的,更何况蔡先生讲课题目是“美学概论”,目的在于传授系统的美学知识的理论,并非对阵论战而富有刺激性;他的讲课风格又是朴实无华的,既无粲花之舌以逞口辩,也无花里胡梢的噱头调料,有的只是论证,切切实实的论证。或许是秉性之故吧,我却越听越有味,从未缺过一堂课。从他平缓语脉中呈露的是环环相扣的逻辑严整,条分缕析的论理明彻。他表达过自己的学术倾向:“要求美学有助于我们社会生活的美化,也要求美学作为科学能更快地健康成长”。真诚朴实的愿望和他讲课的内容和风格是统一的。

他的讲课培养起了我对美学和一般理论的兴趣。随后我还去西语系听过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也听过由学生社团举办的李泽厚先生的讲座。当年编辑发行的六册《美学问题讨论集》都一一找来阅读。我因参加编写《中国文学史》而拿到的第一次稿费,也用来觅购他的《新艺术论》以及朱著《文艺心理学》等原版本,连同当年的听课笔记,如今倒成了寒斋的“镇斋之宝”了。虽然我后来没有从事美学研究,但我珍惜这一次美学启蒙。

1960年我毕业分配到了文学研究所,想不到和蔡仪先生成了同事。见面机会倒不少,但他忙于主持理论组工作,交谈请益并不太多,只感到他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处事审慎,事事都有一定之规,颇近古儒中的耿直狷介之士。对后辈,则在沉静谦和中充满热情,这在理论组年轻人中有口皆碑。(到了“文革”时,他们都成了“保蔡派”。)我的第一篇习作论柳永在《文学遗产》发表时,他是负责终审的编委,认为分析考论还算细致平允,给予了鼓励。当时刚进所,我迫切需要熟悉治学门径,乃至学写论文的具体方法,便对所内几位前辈如何其芳、钱钟书、唐弢等先生的近著下过一点揣摹工夫。蔡仪先生的论著也是读得颇为认真的。他的关于现实主义的系列论文、关于艺术典型的阐述乃至晚年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几篇长文,我都把它当作训练科学思维的良好读物。他对论点的提炼和概括,对论证周密和完美的追求,层层推测的论证结构所产生的理论说服力,在学步者的心中,曾引起过不小的震愕。

如果说,对讲堂上和论著中的先生,油然而生的是一种仰视和远视的态度,到了“四清”、干校时期,则是亲切平视的视角了。对三建国后这段不平常的历史,这里不打算评价什么,只是想记录下蔡仪先生作为一位严肃学者献身社会、献身农村、献身劳动的热忱。1964年秋“四清”时,他是公社工作组的负责人之一,要到生产队“蹲点”实行“三同”,我有幸和他两人同住一间荒村茅屋达数月之久。他已年近花甲,领导上安排我跟他在一起,可能含有从生活上照顾他的用意,但实际情形恰好相反。这个生产队有四五个自然村,相距不近,田间小路,坑坑凹凹,沟渠纵横.我一怕走夜路,恶犬吠人,二怕雨天走泥路,当地土质又粘又滑,摔过几次筋斗,只好求助拐棍。而他却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还时时回头照顾我。刚下去时,心里还惦记未完的研究工作,他就说: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未完稿,被十月革命风暴所打断。列宁都“高兴”地认为“做出‘革命的经验’是会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的。”事实上,他 自己更有急待完成的写作计划,却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其认真严细到了忘我的程度。那时要对社员宣讲“双十条”,上面传话必须“原原本本”,而其中的前言就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对几乎全是文盲的农民讲解“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哲学道理,本身就是脱离实际、违反认识论的笑话。不少同志对此采取虚晃一枪的模糊处理,而他却毫不含糊地写了一大叠讲稿。但面对劳累一天的社员,加上他浓重的湖南口音,那次宣讲不能算是成功的。但听得出来,他在通俗化上费尽了心思,有些解释和发挥颇有启迪,如果换一个接受层面必定效果不错的。

虽说要丢开业务,但每当工作之余,一灯如豆,对床闲聊时,话题又不免转到学术。我曾问起他的治学经历。他说,他1925年考入北大预科,来到新文学发源地北平,原是从事小说创作的.他的处女作《夜渔》就发表在冯至先生主编的《沉钟》半月刊上。后愤于奉系军阀的黑暗腐败的统治,折返湖南老家,旋东渡日本。社会环境的煎逼和文学创作的困惑,使他“精神上的贫困更难忍受”,也曾向鲁迅先生写信求教,并获答复,但未能解除这种精神困境。这时,日本正出版马恩论文艺的文献,他如饥似渴地加以悉心研读,使他在迷离摸索中看到一线光明,从此才转向了艺术理论和美学的研究。这次夜谈我才恍然大悟:我以前对美学三派的争论,多注意其论点的平面比较,说实在的,对蔡仪先生的论点也有某些疑虑之处,但没有从书外去了解他的美学思想产生和形成的具体历史背景。原来他是从解决切身的思想和创作困境而转向美学探讨的,而早年对于马列原典的沉潜熟稔,并在服膺马列基础上对于文学和美学的深刻思考,就像铁铸火烙般地铭刻在他的脑海中,成为一种执着的学术信念,甚至岁月的淘洗也无法改变它的基本样态和光泽。当然他的美学思想也是与时俱进、日趋精密的。平心而论,坚持以唯物主义为基础,对美学学科进行系统研究的,他无愧为第一人。

夜谈是无拘无束而又充满温馨的。他知道我家在上海就说,上海人的心思不大好捉摸。抗战胜利后,他曾到上海去办一种名叫《青年知识》的杂志,用的是郭老主编的名义,但只出了几期,因为不能掌握上海知识青年的兴趣爱好和心理需求,销路始终打不开,他便去大学当教授了。说话间,对上海首次文学活动的挫折,他似乎还在思考。那年他招收研究生,有个考题是辨析意识、意识形态的区别,我也趁机向他请教。他详细地回答了我的质疑,并说:学术概念和术语的明晰,是一个学科走向科学的前提,来不得半点马虎。这确是他学术风格的突出特点。他在论著中对“美学”一词的正本清源,对“审美”说的不惮辞费的考辩,处处显示出对科学的尊重。《论语》上说:“君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于他庶几近之。

蔡仪先生平日严于律己,不苟言笑,似乎很少有什么逸事可传。我只知道他的业余爱好一是喜做木工,还自备一套锯、刨等工具;二是长时间散步,特别是新到一地,总要走遍大街小巷。但在河南干校时却意外地发生一起“辫子风波”。那时他在伙房负责烧火,附近村子有个幼孩,经常找他玩乐。这孩子健壮敦实,惹人喜爱,就是后脑勺留着一把小辫。蔡仪先生跟他商议,用一些花花绿绿的瓶子、盒子为代价,赚他把小辫给剪了。这下引起轩然大波。这孩子是几代单传的独苗,他的小辫犹如贾宝玉的命根子,于是他的一大帮亲属气势汹汹地前来评理问罪,不依不饶,幸亏所里的年轻人把他及时地转移了。大家都说:想不到调皮大王小年青才会干的事,被他老先生干了。确乎出入意料。但转而一想,熟悉他一贯是非分明的狷介性格,对庸俗落后的丑事丑物的不能容忍,这件趣事在他未必不是认真的。

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要“为科学的美学的建立,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他的确认真地践偿了这一诺言。能为自己的学术理想奋斗终身、坚持独立的学术人格并垂范后学的人,我想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原载:《蔡仪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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