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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地从事学术研究

——纪念我的导师蔡仪

许 明

今年元旦,我在蔡仪先生家里,与先生畅谈了一个半小时。当时,先生情绪乐观,谈笑风生。他像以往那样,对我提出的问题,对我的研究计划,不厌其烦,一一作答。有些问题他不同意,但他是那样宽厚,用我听惯了的语气说,好吧,试试吧!与先生那冷峻、严肃、犀利的文章相反,他在生活中是那样一位慈祥而宽厚的长者。

翌日,先生就住进了医院,而当时我还不知道。等我从上海探亲赶回北京天坛医院去探望他老人家时,先生已经不能很清晰地说话了。此次谈话竟成了我们师生十多年间的最后一次。我虽然遗憾万千,虽然还有好多好多话要跟这位慈祥的老人诉说,但有一点我是感到宽慰的,在他健康时我与他在一起的最后的一个半小时,他是愉快的。

作为先生的连续两届学生(硕士、博士),他当然对我寄予希望。在1987—1988年间,正是我做博士论文最紧张的时候。我获准在上海家中写作。当时我有什么问题,先生都用书信一一作答,前后共有30来封长短不一的信写给我。一位年过八十的老人,对学生如此厚爱,此情此景,终身难忘。但是我的博士论文先生并不满意,而我又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当时,我以为自己在创造性地发挥先生的一些思想,自我感觉不错。事后我知道,为了我的博士论文,先生在家焦躁地提了二十几次。而他在见到我时,仍是那样平和,投了赞成票让我获得博士学位。

老人家是我爷爷的年龄,作为小辈的我学有初成,心浮气躁,不意伤了先生的心,我是万万不愿的。我知道先生一生中受到的伤害够多了。但他是坚韧和沉着的。他写,他研究,他指导学生.他1926年加入共青团,1945年加入共产党,凭这个资历,他本可以去当个什么“官”,但他执著地要建立一支美学研究的队伍。

先生开始以轻度中风住院,由于不够级别,在协和医院的走廊里住了一夜然后转院。往常我总佩服先生的健康,然而,大冬天里这么一折腾,谁也没料到并发了肺炎。在他病危和弥留之际,学生们轮流陪伴在他身边。他以模糊不清的喉音交代诸事,谈的件件都是美学,他关心最近编成的哲学论文集的出版,他嘱咐学生要好好努力。当学生的受恩泽如此,先生九泉有知,我们会努力的。

原载:《蔡仪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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