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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苏东坡——女性情感(佳人篇)系列1

东方龙吟

风流之帅 花枝缺处留名字(一)


别酒劝君君一醉。

清润潘郎,又是何郎婿。

记取钗头新利市,莫将分付东邻子。

回首长安佳丽地。

三十年前,我是风流帅。

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留名字。

这首词寄调《蝶恋花》,题为《送潘大临》,早在苏轼去世后的第三年(1104),就被张宾老编入东坡词集,后来曾收入《东坡乐府拾遗》。宋人吴曾在《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也载此词,题为《东坡送潘邠老赴省词》,并说:

右《蝶恋花》词,东坡在黄时,送潘邠老赴省试作也。

在这首《蝶恋花》里,只因苏轼自诩“风流帅”,又直言曾在“青楼”、“留名”,曾受人们质疑。后来宋翔凤在《乐府余论》中抨击道:

其词恣亵,何减耆卿?是东坡偶作,以付饯席。

耆卿是柳永之字,此词确实与柳永游冶青楼之词有近似之处。请看柳永《黄莺儿》中的词句:

乍出暖烟来,又趁游蜂去。

恣狂踪迹,两两相呼。

终朝雾、吟风舞。

当上苑柳浓时,别馆花深处。

正因为此,许多人认为这首《蝶恋花》不是苏轼所作,如曹树铭校编《东坡词》,就将它列为“误入词”。自宋以来,大凡喜爱东坡的人,经常因此对东坡加以环护,最典型的例子,莫如曾在颍州做东坡属僚的赵令畤。他在《侯鲭录》卷一说:

东坡在徐州,送郑彦能还都下,问其所游,因作词云:“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花枝缺处留名字”,记坐中人语,尝题于壁。后秦少游薄游京师,见此词,遂和之,其中有“我曾从事风流府”,公阅而笑之。

赵令畤一心一意“为贤者讳”,可谓用心良苦。首先,为了年代相符,他先将词中“三十年”改为“十五年”,这样一改,不仅接近苏轼在徐州和汴京的履历,也使这种风流韵事能顺利地往郑彦能身上转移(详见下)。其次,他用“记坐中人语”,将苏轼与这段“恣亵”之词拉大了距离,更加委婉地维护了苏轼的形象。近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其中河南大学邹同庆、王宗堂二教授合编的《苏轼词编年校注》,便采用这一说法,并予以进一步扩展:

赵令畤说此词是苏轼在徐州送郑彦能还都下作。“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云云,乃“记坐中人语”,是郑彦能的话,则是合情的。彦能名仅,徐州彭城人,庆历七年(一○七四年)第进士,为大名府司户参军……考《苏轼诗集》卷一六《送郑户曹》:“荡荡清河堧,黄楼我所开。……楼成君已去,人事固多乖。”……黄楼建成于元丰元年八月十一日,郑彦能离徐当在八月。同年,苏轼《中秋月寄子由三首》其三:“郑子向河朔,孤舟连夜行。”自注:“郑仅赴北京户曹。”北京即大名府,则彦能离徐赴大名在中秋节前。诗与本词,情事切合①。

邹、王二教授在以上考证中,尽力为赵令畤圆其所说,也带有为东坡竭力开脱之善意,可他们先是忘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苏轼此词所赠之人是去汴京,所以下阕开篇才会有“回首长安佳丽地”。这里首先露出一个破绽: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附近)在徐州之北,而汴京在徐州正西,三地恰成鼎足之势,郑彦能受命“孤舟连夜行”,为何要绕道汴京,走个大大的“之”字?其次是上任的路线不符,宋代从徐州赴汴京,必须先乘车马南下,绕道百里开外的宿州符离集(苏轼上任、离任皆历此途),郑彦能的“孤舟连夜行”,却是沿着徐州城边的清河北向而去。邹、王二教授“从善如流”,特意沿用赵氏之说,将词中的“三十年”也改成“十五年”,因为他们知道,从元丰元年(1078)上溯到十五年前,便是嘉祐八年(1063),那时苏轼根本不在汴京,当然这首词的作者就只能是郑彦能了。可他们忘了,赵令畤既说苏轼作词时“记坐中人语,尝题于壁”,那就该题在徐州的墙壁上啊,可为什么后来秦少游“薄游京师”,却能“见此词,遂和之”?难道郑彦能此番专程赴京,就是为了刻写此词,以供将来秦少游见而和之?

为了将“花枝缺处留名字”等事坐实了,邹、王二教授又在“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句下注释道:

彦能庆历七年生,至今元丰元年为三十一岁,上推十五年为十六岁,恰似潘岳少时游洛阳受女子青睐,有掷果盈车之风流。

这句话更牵强了。“风流帅”之韵事,十五年前,年近而立的苏轼尚做不得,为何非要年仅十六、未及弱冠的郑彦能去“大有作为”?若郑彦能果如所言,既能在少年时纵情青楼、又能同时如愿考上进士,真可谓风月与金榜兼而得,应有更多的风流韵事、情词绮语流传于世才对,为何只此一语受人称道呢?

无需避讳,《能改斋漫录》所载,更接近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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