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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苏东坡——女性情感(王弗篇)系列3

东方龙吟
绿眉未开 好风闲处任人猜
有了上述的四首同样写于正月二十日的诗词,我们便会发现,以苏轼给王弗写的诗(词)文章只有两篇来否定他们之间深挚的爱情,这样武断的结论既失之偏颇,也流于草率。

其实,苏轼怀念王弗的词还有一首,那就是《南歌子·感旧》,这里同样给我们提供了他们自由恋爱的信息:

寸恨谁云短,

绵绵岂易裁?

半年眉绿未曾开,

明月好风闲处、是人猜。

春雨消残冻,

温风到冷灰。

樽前一曲为谁哉?

留取曲终一拍、待君来。

当今的注家们不约而同地根据“半年眉绿未曾开”一句,认为这首词写于元丰三年(1080),说这时苏轼与王闰之分开了半年①。仔细解读此词就会发现,它是写给故人的,词名原叫《感旧》,怎可随意删去?在苏轼的诗词里,“感旧”就是怀念往事②。这里的“寸恨”化自韩愈诗句“寸恨至短谁能裁”(《感春》),与“料得年年肠断处”的“肠断”几乎是同一语义。“绵绵”更是从白居易《长恨歌》中“此恨绵绵无绝期”中来;“冷灰”出自李商隐的“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和“冷灰残烛动离情”(《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综观以上三个意象,全是男女生死相隔、愁恨寸结之语,从此可以看出,这首词分明为悼亡之作,说它是写给依然健在的王闰之的,岂不是在咒她?至于还有人说它是写给“爱妾闰之”的③,就更让人不知所云了。

“半年眉绿未曾开”确实是这首词中至关重要的句子。若将“眉绿”二字简单地用“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西京杂记》)来解释,也太流于表面。庾信《春赋》有“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之句,写的是春日少女游春,眉胜柳叶、面如桃花;五代人和凝《天仙子》词中的“仙子含愁眉黛绿”,用绿眉表示女子的愁眉。苏轼在这里除了写少女、愁眉不展的少女外,还用“绿眉”这个意象指出了少女的年龄。

真正被苏轼此词化用的,是唐人施肩吾《效古词》。词中最为关键的一句为:

莫愁新得年十六,如蛾双眉长带绿。

好一个新得少女、十六岁,这不正是当年与苏轼结婚之前的王弗吗?“如娥双眉长带绿”,正是形容少女苦闷眉结难舒的实际境况,正是“半年眉绿未曾开”的最佳注解,苏轼与王弗恰恰是在半年之后成婚的。十九岁的“大龄青年”苏轼所娶的夫人王弗若不是十六岁,以上一切考证都将变得枉然。

回过头来再看《感旧》词中的“明月好风闲处、是人猜”一句,向来给这首词作注的人都避而不谈,说到这儿它的意思便不言而喻:时常在“明月夜”、“清风”里结伴成行的青年男女,眼下仍要引起人们“闲”话和“猜”测,何况苏轼与王弗生活在九百年多前呢?

这首词不仅不会是苏轼写给王闰之的,也不会是他写给爱妾朝云的,不过它可能与朝云沾些边儿,就是“樽前一曲为谁哉?留取曲终一拍、待君来”,可能是在朝云唱曲儿时,苏轼希望曲子最后那一拍不要到来,以便他能昏昏睡去,以待那位十六岁的愁眉少女能够入梦。是啊,从诗中的“春雨”、“温风”不难看出,这正是初春时节,说不定又是正月二十。

“半年眉绿未曾开”,意味着少女愁眉半年没有舒展。这种情形只能用来解释苏轼与王弗相爱后,半年时间才过了父母这一关。众所周知,在此之前,苏轼的姐姐八娘禀承父母之命,嫁给了她并不爱的表哥程之才,结果备受公婆和丈夫的虐待,最后惨死在月子之中。八娘用生命的代价给弟弟的自主婚姻开了路,苏洵在痛失爱女之后,决不忍心再去逼迫爱子与他所不爱的人成婚了。于是才有了我们上面看到的“辞亲信”,于是才有王弗十六岁那年嫁到苏家的事实。我们说正月二十日是苏轼与王弗的定情之日,那么半年之后他们欢天喜地地准备办婚事,从此苏轼再也不思念逃遁山林了,他要守着心爱的人,开始读书,开始为自己、也为心爱的人谋出路(安心科举)、拜门子(随父访问张方平)、奔前程(进京赶考),这正是苏轼婚后的历历足迹。


关系平等 自主恋爱作根基

与中国封建社会其他时期、其他家族一样,眉山苏家的女人向来都是有姓无名的,苏洵十分钟爱自己的女儿,也不过取名八娘,显然在按排行顺序而定;而苏轼的母亲程夫人、祖母史夫人,甚至是苏辙的夫人史氏,全都有姓无名,至多被称为苏史氏、苏程氏。可是陪伴苏轼一生的三个女人全有名字:王弗、王闰之、王朝云,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奇迹的出现,首先要从王弗开始。

王弗与苏轼结识之后,就成了终日不去的伴读。出身小户人家的王弗不仅知书达理,出乎苏轼意料之处的是,她对诗书非常熟悉,而且记性极佳,有时连苏轼都赶不上。苏轼在《亡妻王氏墓志铭》中说:

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

细心的读者应能看出,苏轼这里并没有说王弗陪他读书是在新婚之后。“其始”应为刚认识时,“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也不知是在苏家还是王家,抑或是在苏轼读书的山寺之中?小户人家的女儿,可没有那么多的讲究!

如果说伴读、提示在年轻的恩爱夫妻之间时常出现,那么苏轼为官之后,王弗的“相夫”之功早就超越了“贱内”的范畴。苏轼还记载:

从轼官于凤翔,轼有所为于外,君未尝不问知其详。曰:“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轼者相语也。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将死之岁,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

苏轼性情率真,口无遮拦,满眼没有一个坏人,这一点是苏洵所最不放心的,也是王弗终日挂牵的。然而她对苏轼在外面所作所为,达到“未尝不问知其详”的地步,这显然有违“女戒”。王弗不仅为此,她还在屏幕之后“窃听”客人与苏轼的谈话,提醒苏轼要对那些首鼠两端、见风使舵之人要有所戒备。苏轼在这里无法指名道姓说那些人是谁,但像张、章惇两个后来对苏轼严加迫害的恶人,当初在凤翔都是与苏轼往来频繁的“朋友”。后来的事实证明,王弗确实有先见之明。可以看出,王弗对苏轼有劝诫,有时达到了可以针砭的地步。“有识”二字,乃是古代对读书人的莫高评价,苏轼用这两个字来形容自己的夫人,可见他对王弗是多么敬重。

王弗对苏轼的不良行为,经常予以制止。苏轼曾回忆道:

某官于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尺不积;雪晴,地坟起数寸。轼疑是古人藏丹药处,欲发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吾先姑在,必不发也。”轼愧而止。

——《苏轼文集》卷七十三《先夫人不发宿藏》

由于受到欧阳修编《集古录》和刘敞到处挖掘青铜器的影响,苏轼在凤翔时,有一阵子喜欢收藏文物,至于道人炼丹之事,更是自小迷恋。王弗借婆婆的话,劝戒夫君停止乱挖掘的行为,让苏轼十分惭愧。由此可见,王弗在苏轼心目中,不仅是个贤妻良母,有时还是自己行为的监督人。二人如果仅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生硬结合,依苏轼天马由缰似的个性,决不会容忍他所不爱的人干涉他的事务,更不会让人约束自己的行为。可是王弗对他的规劝,他不仅听从了,而且终生铭记在心。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和两心相属之情。

这时我们再回到前面说过的苏轼与陈季常一起在正月二十日去“女王城”禅院“招魂”之事。也许苏轼在口头上会调笑陈季常,说他家中有个终日怒吼的“狮王”,可陈季常心里也明白,王弗在世之日,苏轼何尝不把她当“女王”看待?如今由王闰之和王朝云组成的港湾固然温暖,但王弗所能给苏轼的规劝乃至针砭却永远消失了。像苏轼这样“毛糙”的人,永远都需要好女人来“打磨”,也许这一点,才是他心灵上最大的失落。

亡妻之痛 为君哀毁因君衰

治平二年(1065)六月初,龙图阁直学士吕公著举荐从凤翔回京后一直在登闻鼓院做闲差的苏轼再次参加由皇上主持的特别考试——制科,准备让他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这时已经名声甚高、被人视为欧阳修之后的未来文坛盟主的苏轼,却向英宗皇帝提出一个令另人惊讶的请求:恳请皇上允许他在策试中不做诗赋,原因是“久去场屋,不能诗赋”(徐度《却扫编》卷下),英宗皇帝恩准了他的要求,只让他“试二论”(苏辙《亡兄子瞻墓志铭》),其结果众人皆知:再列优等。

问题在于,苏轼在此之前果然是“不能诗赋”吗?只要打开他的《诗集》、《文集》便可发现,苏轼从《凤翔八观》开始,保留下来的诗多达一百三十余首,其中像《石鼓歌》专门与韩愈对垒,为世人所激赏。至于文章,《喜雨亭记》、《凤鸣驿记》、《凌虚台记》,都是脍炙人口。即使是“赋”,也有《通其物使民不倦赋》等,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为什么他偏偏要在这时谢绝写诗作赋呢?

原因只有一个,在那个时代却不能明言:就在几天前,也就是五月二十八日,苏轼心爱的夫人王弗病逝了。

王弗之死,与伴随苏轼在凤翔为官时过分操心、积劳成疾、体弱多病有关。王弗死后,苏洵曾告诫儿子:“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便是一个名证。当然,体弱多病的王弗极有可能死于生育,因为那时他们的长子苏迈已经六岁,古代妇女因为生产新的生命而使自己失去性命的比比皆是,虽王妃公主犹不能免,何况王弗仅是小吏之妻呢。

王弗病逝之后,苏轼诗词中开始大量涌现“衰”、“老”、“早生华发”、须髯稀疏之辞,可见他的哀毁程度。

《老子》云:“大音希声”。有一种文人,在伴侣辞逝之后,未及痛定思痛,就开始大写祭文、悼诗,更有人在灵柩之前就开始展现自己泉涌般的文思,直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夫人未亡时便打好了腹稿。像苏轼这样平日以诗文为言辞的人,到了这个时候反而无声了。无声的悼念,比有声更为沉痛。丧失爱妻的痛,在他的心里整整埋了十年,苦苦积攒了十年。没有十年的积郁,我们能看到“十年生死两茫茫”这首使铁石心肠的人也要落泪的词吗?

宋英宗是个极为赏识苏轼的皇帝,也许他通过身边的翰林学士刘敞(苏轼好友)等人了解到了这位英才正在丧偶悲痛之中,从这一点而论,苏轼对英宗的感激,以及后来对英宗高皇后的无尚拥戴,都是情出有因,发自内心的。

苏轼不仅在皇上的御试中拒绝写诗作赋,从治平二年(1065)五月王弗去逝到熙宁元年(1068)秋天为父亲守丧期满回朝,苏轼一首诗都没写,成了“诗坛哑巴”。现存于《苏轼诗集》卷五尾部的四首诗,都是苏轼后来的作品或他人之作搀杂其中,惟一可考年月的《夜值秘阁呈王敏甫》,孔凡礼先生已作辨误,改系熙宁三年(见《苏轼年谱》第181页),其他三篇作品待专文考证。

也许有人会说,苏轼的父亲苏洵于治平三年(1066)四月底去逝,后两年应算苏轼为父丁忧不做诗文,怎么能将这三年全归到悼念王弗身上呢?

只有深入探究三苏心路的人,才会知道他们父子对待“礼”的态度。从苏洵开始,“礼”在他们的眼里,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微权”,即精细的骗人权术①。嘉祐四年(1059),苏轼与苏辙正在眉山为母亲守丧,但成都当时在喜欢粉饰太平的文人宋祁统领下,苛捐杂税十分繁重,百姓几至无法生存,民怨积聚,几乎到了再度揭竿的地步。这时正好王素前来代替宋祁,苏轼还在服丧期间,便欣然为民请命,他挥笔写下《上知府王龙图书》,并亲自到成都呈上,提醒王素改弦更张,安抚百姓,以免再有王小波、李顺之类出现②。苏轼的做法无疑得到了父亲的大力支持,同时也与母亲要他从小就学做范滂那样的诤臣相一致,当百姓生活处于困厄之际,三苏敢于用行动来打破礼制!

“无礼”和“不敬”是苏轼的死对头程颐乃至其后继者朱熹不遗余力攻击三苏的最大口实,殊不知还有更好的“借口”他们没有发现。事实表明:苏轼的长子苏迈生于嘉祐四年三苏乘船离开眉山之前,苏辙的次子苏适生于熙宁元年老苏丧服刚满之际。这就是说,苏家兄弟在为父母守丧期间,夫妻原是同房的,而苏迈的出生,正是在老苏先生的眼皮子底下!若是开创女人“饿死是小,失节是大”理论的程颐先生知道此事,不仅苏轼将会遭到更多的非难,可能连我们的可爱的王弗女士,也要被他(他们)打入不孝之女行列了。

令人发噱不止的是,向来以大学问家自视,向来对苏轼不满的朱熹,竟以“眉山二苏兄弟,文人也,再期之内,禁断做诗作文,寂无一语,是亦尝讲乎丧礼也”来教导他的学生①,真可谓“此地有银三百两,隔世朱二不曾知”也。

敢为前人所不为,勇于向传统“礼”法挑战,这就是生活在千年前后的三苏父子过人之处。

苏轼在为母守丧期间敢于写为民请命的文章,反衬出他的拳拳赤子之心更加诚挚;苏轼在夫人去世后三年不做诗赋,甚至冒着“欺君之罪”,要求皇上更改考试的法则,这一切,说明了什么?

苏轼与王弗的情感,上昭日月,下鉴鬼神!

在苏轼生活的时代,逃避婚姻、自由恋爱、痛伤亡妻而不做诗赋等行为都是只宜深藏、不能声张的事情,为此这段让人感慨万般的情感,只能隐于作者梦中。如今时过近千年,揭橥事情真相,抨击无知谰言,发扬纯真的爱,光大男女平等,乃我等义不容辞之责。以上一组文章,仅作对苏轼与王弗的深深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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