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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黎赴潮行迹诗文笺证

孔祥军
内容提要 昌黎先生文起八代之衰,蔚然文宗,而仕途坎坷,前后三贬,尤以天命之年长放岭南为甚,自京师至潮州贬所,昌黎颠沛百余日,其所经行路线之详情,前贤时修多未措意。今以昌黎沿途诗文所及考其行迹,先证地理,再解诗意,亦可稍知昌黎先后心境之变化。
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八日唐宪宗奉迎佛骨,昌黎上《论佛骨表》极言其弊,触龙遭贬,十四日,离京赴潮。

按:昌黎《潮州刺史谢上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八》):“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驰上道,经涉岭海,水陆万里”,又《旧唐书·韩愈传》:“(韩)愈至潮阳,上表曰:‘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授潮州刺史,即日驰驿就路,经涉岭海,水陆万里’”(《新唐书·韩愈传》所载韩愈《潮州谢表》无此段文字,当据补),又《旧唐书·宪宗纪下》:“(元和十四年春正月)丁亥,徐州军破贼二万于金乡。迎凤翔法门寺佛骨至京师,留禁中三日,乃送诣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如不及。刑部侍郎韩愈上疏极陈其弊。癸巳,贬(韩)愈为潮州刺史”,今人陈克明《韩愈年谱及诗文系年》以为正月癸巳即正月十四日,丁亥应为正月八日,是也,从之;则韩愈因谏迎佛骨而被迁,南下潮州之确日当为元和十四年正月十四日。宋吕大防《韩吏部文公集年谱》:“元和十四年已亥,谏佛骨,贬潮州,有谏表”,所谓“元和十四年已亥”当为“元和十四年癸巳”之讹,今人吴汝煜、胡可先据昌黎《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雪拥蓝关马不前”以为“(韩)愈系狱良久,贬官时已是严冬”[1](《唐才子传校笺·卷五·韩愈传》),据上引《潮州刺史表》、《旧唐书》可知韩愈由获罪至贬官,时日迫近,绝无“系狱良久”之可能,宋洪兴祖《韩子年谱》云:“公之被谪,即日上道”此与上引昌黎《潮州刺史表》“即日奔驰上道”、《旧唐书·韩愈传》“即日驰驿就路”合,且昌黎本诗首联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后句“夕”与前句“朝”相对,言得祸遭贬之速,未见下狱之意,则吴、胡之大谬明矣;又据《新唐书·五行志》:“(元和)六年,十二月大寒”,《旧唐书·文宗纪下》:“大和六年春正月乙未,以久雪废元会”,元和六年(811)、大和六年(832)两度于十二月、正月之时西安出现极寒天气,则元和十四年岁初蓝关有雪实属正常,今人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2]一文推定从八世纪中期开始气候明显转寒,春季冷空气消退推迟,则“雪拥蓝关马不前”更不可作为“系狱良久”之证,吴、胡于唐代气候之认识亦复有误。

出蓝田关,作《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按:本诗颈联云:“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蓝关皆蓝田关,据《通典·卷一百七十三》古雍州京兆府蓝田县条:“盖以县出美玉,故名之蓝田,有关,秦峣关也,秦岭在此界”,又《元和郡县志·卷一》关内道京兆府蓝田县条“蓝田县,畿,东北至府八十里……蓝田关,在县南九十里,即峣关也”,又据《史记·曹相国世家》“(曹参)从西攻武关、峣关取之”条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蓝田关在雍州蓝田县东南九十里”,则蓝田关离京城一百七十里;又日本内阁文库藏享和三年江户昌平坂学问所刊唐韦庄编《又玄集》[3]录此诗题作《贬官潮州出关作》,则是诗乃昌黎出蓝田关后感慨所作,其时距长安一百七十多里。综观昌黎此诗,怨懑之意,皎然可见,首联“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又玄集》本作潮阳)路八千”,“朝”与“夕”二字相对,言得祸之速;“九重天”与“路八千”,表受罚之重;颔联“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昌黎至此仍以为宪宗“迎佛骨”为“弊事”,必除之而后快,《又玄集》本“欲”作“本”、“肯”作“岂”,则更可看出昌黎此刻仍未悔直谏而于宪宗多有不满;今人钱仲联编《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十一》(下简称钱氏《集释》)引章士钊言曰:“观子厚贬所各诗,都表现与峒氓浑融一体,和平恬澹,勤劳民事,四年之间,浑如一日,与其他迁客之无端怨悱,大异其趣。试以退之云横秦岭,收骨瘴江覈之,两者有舒躁和怨之不同,一目了然”,甚是。

过层峰驿。

按:昌黎赴潮时,未见诗文以证曾过此驿,而据严耕望《蓝田武关驿道考》,由蓝田关至武关此为必经之道;元和十五年(820)昌黎得赦返京时过此作《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谪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其后家亦遣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蒙恩还朝过其墓留题驿梁》,则昌黎被遣后,家人亦遭遣逐,昌黎本为谪官家人不必随行,据《女挐圹铭》(《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七》):“(韩)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师,迫遣之”,所谓“有司”即朝中政敌,“迫遣之”可见凄惨如此,《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有“云横秦岭家何在”句,则昌黎出蓝田关时似家人已见迫上路,《女挐圹铭》又言“女(韩)挐年十二,病在席,既惊痛与其父诀,又舆致走道,撼顿失饮食节,死于商南层峰驿,即瘞道南山下”,则昌黎家人乃尾随昌黎南下,小女韩挐不幸死层峰驿,昌黎当亦过此驿。又杜牧《将出关宿层峰驿诗却寄李谏议》(《樊川诗集·外集》)有“明日武关外,梦魂劳远飞”句,则所谓“出关”当指“出武关”,层峰驿当在武关之内,明矣。

至武关,作《武关西逢配流吐蕃》。

按:据《通典·卷一百七十五》古梁州上洛郡商洛县条“有武关”,又清周梦棠辑《元和郡县志》佚文“武关在(商洛)县东九十里”(《通鉴地理通释·卷七》引),又《史记·曹相国世家》“(曹参)从西攻武关、峣关取之”条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故武关在商州商洛县东九十里”,则武关距商洛县九十里,又据《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一》山南西道商州条“(商州)西北至长安二百六十里……(商州)东九十里(为商洛县)”,则武关距长安四百四十里,昌黎行至武关已倍尝跋涉远徙之艰辛,当其见到流配之吐蕃俘虏,越发感到自身之不幸,据《元氏长庆集·卷二十四》录《缚戎人》一首元稹自注云:“近制西边每擒蕃囚,例皆传置南方,不加剿录,故李君作歌以讽焉”,又《乐府诗集·卷九十七》录《缚戎人》一首小注云:“李公垂传云:‘近制西边每擒蕃囚,例皆传置南方,不加剿录,故作歌以讽焉’”,则李君为李公垂,李公垂即李绅,李绅、元稹皆元和时人,昌黎此诗亦可证焉,诗云“嗟尔戎人莫惨淡,湖南地近保生全。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则所谓“传置南方”似即湖南则止,据《旧唐书·地理志》“湖南观察使,治谭州”,谭州即今湖南长沙市,地远近于潮州,堂堂刑部侍郎似还不如流配的蕃囚,两较之下,昌黎之困苦显而易见,然其怨愤之气至此似散去不少,一转为诉苦,朱彝尊以为“借苦说苦”(钱氏《集释·卷十一》引),是也,又似带有自悔的意思,所谓“我今罪重”便是端倪,而“无归望”恰更似有“何时归”的味道,武关之下昌黎的思想有了巨大的变化。

出武关,作《路傍堠》。

按:此诗系年之先后,诸家不同,清顾嗣立《昌黎先生年谱》、清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均将此诗置于《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武关西逢配流吐蕃》二首之前,钱氏《集释·卷十一》置于二诗之后;今检本诗云:“迎我出秦关,送我入楚泽”,据《史记·楚世家》:“秦昭王遗楚王书曰:‘……寡人与楚接境壤界……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而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则武关战国时一度为秦之边城与楚接壤,诗中所谓“秦关”即指“武关”,而入楚泽,则指过武关,故顾、方二人之讹,明矣,钱氏是也;本诗又云:“吾君勤听治,照与日月明。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释”,昌黎此时怕是指望赦免过于急切,不惜也歌功颂德起来,直抒胸意、毫不掩饰,为官至此,亦复可悲。

入邓州,作《次邓州界》。

按:据本诗“邓鄙春泥见驿赊”,又据题名,则此诗为昌黎始入邓州界时所作,所谓“邓鄙”即邓州之边鄙也,当有驿站,而确名乏考,据严耕望《蓝田武关驿道考》,其时邓州之首驿为内乡县之商与驿且距武关约三百五十里,若是,则昌黎至此已去长安七百九十里,而赦免之书遥遥无望,昌黎此时的心态似又从急躁复归于平静,本诗“潮阳南去倍长沙,恋阙哪堪又忆家”,对家人的担忧重新涌上心头,然而又能如何呢?

至曲河驿,作《食曲河驿》。

按:据残本《大元一统志·卷三百六十五》南阳府古迹目曲河县条:“河有南北,去南阳县三十里。唐时置驿。韩昌黎经行有诗云:‘晨发曲河驿’云云”,又昌黎次诗为《过南阳》,则曲河驿为南阳之前驿,又据《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一》山南道邓州南阳县条“西至州一百二十里”,则曲河驿当南去邓州治所九十里,今检北宋本《通典·卷一百七十七》古荆河州南阳郡邓州条“去西京九百三十里”,《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一》山南道邓州条“西北至上都九百五十里”,折中算来,邓州治所距长安九百四十里左右,则曲河驿据长安一千三十里左右;昌黎此时的心境可用本诗“凄然自伤情”之句来概括,一念自罪之重,“而我报重罪”;一念跋涉之苦,“孑孑万里程”;一念家眷之遣逐,“亲戚顿乖角”;一念学术之荒废,“图史弃纵横”;一念友朋之离弃,“下负朋义重”;一念行谏之不慎,“上孤朝命荣”;众多感情、纷然而至,怎一个“凄”了得!

至南阳,作《过南阳》。

按:据上考,邓州治所至长安九百四十里,南阳西去州治一百二十里,则南阳去长安一千六十里;昌黎已渐趋无奈,所谓“孰忍生以戚,吾其寄余龄”。

元和十四年二月初,至宜城驿,作诗《题楚昭王庙》,二月二日,作文《记宜城驿》。

按:《题楚昭王庙》诗云:“犹有国人怀旧德,一间茅屋祭昭王”,《记宣城驿》文曰:“此驿在古宜城内,驿东北有井,传是昭王井……井东北数十步有楚昭王庙……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题”,则《题楚昭王庙》与《记宣城驿》同作于元和十四年二月初,明矣,据《元和郡县志·卷十一》山南道襄州条“西北至上都一千二百五十里……宜城县上,北至州五十八里……故宜城,在县南九里”,则宜城驿当距长安一千三百一十七里,严耕望《蓝田武关驿道考》以为邓州以南官驿之可考者,惟襄阳之汉阴一驿,显误,当据此补;昌黎自正月十四日出发,至此已近两旬,沿路心情起伏波荡、不平则吟,此时已渐渐平静下来,转为发思古之幽情,人生一世,短促倏忽,当留声名于后世,其因谏争而被遣,日后是否又有“怀旧德”之后人来凭吊祭扫呢?事实证明,世人的确没有忘记他,然而昌黎本人自然不得而知,他同样也不知道,小女韩挐也在二月二日死于层峰驿,《女挐圹铭》:“女(韩)挐年十二,病在席,既惊痛与其父诀,又舆致走道,撼顿失饮食节,死于商南层峰驿,即瘞道南山下……女(韩)挐死当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老来丧女,悲惨之至!

元和十四年三月中,至昌乐泷,作《泷吏》。

按:据本诗首句“南行逾六旬,始下昌乐泷”,则至昌乐泷,当为三月中(“六旬”或谓“四旬”之讹,辨见钱氏《集释·卷十一》引郑珍《书韩集与大颠三书后》);据宋欧阳修《集古录·卷三》:“余初以韩集云昌乐泷,疑其误,乃改从乐昌,仲章曰:‘不然,县名乐昌,而泷名昌乐,其旧俗所传如是,韩集不误也’”,则昌乐泷当在乐昌县境,又据《元和郡县志·卷三十四》岭南道韶州条“西北至上都取道彬州路三千六百八十五里,取道虔州、吉州路四千六百八十里……乐昌县,中,东南至州一百四十里”,参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唐代图组岭南东部图(开元二十九年),若走彬州道,乐昌县去长安三千五百四十五里,若走虔州、吉州路,乐昌县去长安四千八百二十里,据上考昌黎两旬走完一千三百一十七里,六旬走完三千五百多里,近实,故昌黎当由宜城驿经彬州,而至韶州乐昌县昌乐泷;本诗颇长,自嘲之意,皎然可见,全诗以其与泷吏之间的对话展开,“往问泷头吏,潮州尚几里?……泷吏垂手笑,官何问之愚……有罪乃窜流,侬幸无负犯,何由到而知?官今行自到,那遽妄问为?”昌黎虽遭贬黜,然亦是潮州刺史职,一泷吏怕是不会带有如此嘲讽的口气和官长说话,虎落平阳被犬欺,亦不直至,“不知官在朝,有益国家不?得无虱其间,不武亦不文,仁义饰其穷,巧奸败群伦。叩头谢吏言,始惭今更羞。历官二十余,国恩并未酬,凡吏之所诃,嗟实颇有之。不即金木诛,敢不识恩私……潮州虽云远……于身实已多,敢不持自贺”,昌黎本因谏争而获罪,实非素餐尸位之徒,而此处却言未能报国、罪有应得,实由内心之不平而转为自嘲,昌黎已近贬所,而沿途除受颠簸之劳,人言之嘲弄或亦时时得闻,郁积日久,遂有此自嘲之作,昌黎始终无法平静自己的心情,于此可窥一斑。又今人岑仲勉《唐史余渖·卷三·宪宗》“韶州借图经”条云:“《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诗注云:‘此诗及下《至韶州留别》诗,皆自潮移袁道中作’,余则以为应是谪潮时作”[4],今检清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钱氏《集释·卷十二》均将此诗系于元和十五年昌黎得赦量移袁州刺史又经韶州时,今检其诗云:“愿借图经将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千里远谪,怕是不会有流连佳处的雅致,而得赦量移袁州,则心境大好、山水可人,当从旧注,方氏、钱氏是也,岑氏之未审,明矣。

过泷,作《临泷寺》。

按:据《旧唐书·地理志》:“隋南海郡之曲江县,武德四年,平萧铣置番州,领曲江、始兴、乐昌、临泷、良化五县……(贞观)八年废临泷、良化二县”,钱氏《集释·卷十一》引清方成珪《笺正》:“临泷乃旧县名,寺特假以为名耳”,而确地已乏考,据本诗云:“仍将衰病入泷船”,则似已过泷,而题诗临泷寺,又云“潮阳未到吾能说,海气昏昏水拍天”,则似过泷时昌黎已见水势之凶险,故有“吾能说”之语,又有“水拍天”之想。

至宣溪,作《晚次宣溪辱韶州张端公使君惠书叙别酬以绝句二章》。

按:本诗首章云:“韶州南去接宣溪”,据《舆地纪胜·卷九十》广南东路韶州景物下宣溪水条“在曲江县南八十里”,又据《舆地纪胜·卷九十》广南东路韶州曲江县条,宋时之曲江县仍沿唐地,则唐时宣溪亦在曲江县南八十里,据《元和郡县志·卷三十四》岭南道韶州条“(隋开皇)十二年,自今南海县移广州理曲江之废韶州城,即今理是也……贞观元年改为韶州”,则曲江县唐时为韶州治所,据上引《元和郡县志》:“西北至上都取道彬州路三千六百八十五里”,则宣溪距长安三千七百六十五里;本诗云:“客泪数行元自落,鹧鸪休傍耳边啼”,贬所渐进,南方草木水潦之恶,昌黎已多有目睹,不禁自伤,潸然泪下,而鹧鸪之蹄声更增凄冷之情,清人何焯评曰:“凄紧”(钱氏《集释·卷十一》引),是也。

过始兴江,作《过始兴江口感怀》。

按:据《元和郡县志·卷三十四》岭南道广州浈阳县条“南至州四百二十五里……溱水,一名始兴大江,北自韶州曲江县界流入,东去县一百一十步”,《元和郡县志·卷三十四》岭南道广州条“西北至上都取彬州路四千二百一十里”,则浈阳县至长安三千七百八十五里,昌黎所过之始兴江口,当在韶州曲江县至广州浈阳县之间,旧注均以韶州始兴县为始兴江,皆误;诗云:“忆作儿童随伯氏,南来今只存一身。目前百口还相逐,旧事无人可供论”,昌黎此诗乃忆昔年随伯兄韩会远黜南方事(详钱氏《集释·卷十一》所引洪兴祖《韩子年谱》、放崧卿《年谱增考》),兄、弟二人皆罹此厄运,岂不惨痛,今朝百口亦见遣逐,音问全无,故地再临、百感交集。

宿曾江口,作《宿曾江口示侄孙湘二首》。

按:据《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七》岭南道广州南海县条“增水,今名增江,源出增城县东北”,则昌黎所宿之曾江口当距增城县不远,又据《元和郡县志·卷三十四》岭南道广州“西北至上都取彬州路四千二百一十里……增城县,中,西南至州一百八十里”,则增城县去长安四千三百九十里;本诗其一云:“暮宿投民村,高处水半扉……问知岁常然,哀此为生微”,水势之大,可想而知,昌黎极言环境之恶劣,以叹生民之不幸,实又自叹陷此“生微”之地,其二首则表露更明:“嗟我亦拙谋,致身落南蛮。茫然失所诣,无路何能还?”将直谏之举况为“拙谋”,昌黎此时的自悔情绪跃然纸上,现实对人的影响力如此之大,由此可概见也。清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钱氏《集释·卷十一》均将昌黎诗《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置于此二首之前,今细绎诗句,未见可赴潮行迹之语,故不从方、钱二氏。

四月二十五日,至潮州治所,作《潮州刺史谢上表》。

按:据文曰:“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讫”,所谓“今月”究指三月、四月,诸说纷纭、莫衷一是,钱氏《集释·卷十一·泷吏诗》注引郑珍《书韩集与大颠三书后》细绎史料以为当指四月,今人卞孝萱等著《韩愈评传》亦经详考以为四月二十五日昌黎始至潮州[5],均是也,从之;文又曰:“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界上,去广府虽云才二千里”,据《元和郡县志·卷三十四》岭南道潮州条“西南至广州水陆路相兼约一千六百里”,昌黎由广府而来,又据上引《元和郡县志》广州西北至上都取彬州路四千二百一十里,则昌黎自长安至潮州贬所共行五千八百里左右,这近一百日的颠沛流离使得彻底地磨去了昌黎数月前直谏的锐气,文曰:“臣以狂妄憨愚,不识礼度,上表陈佛骨,言涉不敬,正名定罪,万死犹轻……既免刑诛,又获禄食,圣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脑刳心,岂足为谢!”承认错误的态度如此诚恳,似确真心悔过,不但如此,昌黎又极尽吹捧之能事:“陛下即位以来,躬亲听断,旋乾转坤,关机阖开,雪厉风飞,日月清照……宜定乐章,以高神明,东巡泰山,奏功皇天”,甚至他还鼓动宪宗东巡封禅,此议实与迎佛骨相去不远了,昌黎出此荒唐之语,无非是想早获赦免:“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无任感恩恋阙惭惶恳迫之至”。千载而下,诵读昌黎此文,似难理解骨鲠之臣言竟如此,而六千里长途远放之苦,似促成如此转变之关键,黄震《黄氏日钞》有云:“公也汲汲乎苟全性命,良可悲夫!”(今人陈克明《韩愈年谱及诗文系年》元和十四年《潮州刺史谢上表》引)

主要参考文献:

1 钱仲联编,《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 马其昶著,《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 (宋)吕大防等撰,《韩子年谱》,中华书局,1991年版。

4 陈克明著,《韩愈年谱及诗文系年》,巴蜀书社,1998年版。

5 (唐)杜佑撰,《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

6 (唐)李吉甫编,《元和郡县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

7 (宋)乐史编,《太平寰宇记》,清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刊本。

8 (宋)王象之编,《舆地纪胜》,中华书局影印道光二十九年岑氏惧盈斋本,1992年。

9 (元) 孛兰肹等著、赵万里辑,《元一统志》,中华书局,1966年版。

10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11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12 严耕望著,《蓝田武关驿道考》刊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九本下册。

13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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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傅璇宗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24页。

[2] 参见《历史地理》第八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 此本《又玄集》见《唐人选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又见《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4] 岑仲勉《唐史余渖》,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年版,第154页。

[5] 卞孝萱等著《韩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脚注第四。

原文收入《韩愈与岭南文化——第七界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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