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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资讯时代的文学生态

施战军

我们现在的文坛已经不仅仅是以作家协会为文学创作主体支撑的那个小圈子了,它是企图卷入全民娱乐运动的一股力量的活动场域。文化在尚未从精神上有所规范的市场化的物质实践中,急匆匆地给我们的文学注射进了市场化的激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保障,谁还在意作协这样的小名利场,很可能宣布“退出作协”对拓宽市场具有特别的资讯导航价值。甚而至于,对着传媒来上几句豪言壮语般的粗口,比如“文坛是个屁”之类可以起到多年沉默一朝爆发,没什么作品也可一屁激起千层浪的奇效,正好能够满足媒体传播性情的口味,至于宣传新书或者没有新书翻卖旧作的问题,也就随着粗口一张后的痛快而得到心满意足的解决。
我们不幸遭遇了可以胡乱制造读物的时代,这还是一个可以把任何严肃问题作娱乐化信息处理的新世纪。在我们的现实文化资讯传播情境中,以影视歌娱乐圈为龙头,以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为容器,不断复制、扩散和分蘖着娱乐化病毒。即便是主流媒体,在保持人民对政治生活的严肃性认识之外,为收视率、发行量、点击数以及由此可以达到的巨额广告指数计,大家都在娱乐化的道路上狂奔不止。如果说这种倾向在1990年代还基本上限于对大众艺术尤其是影视歌坛的“暴料”,那么到了今天,任何文化现象都可以用来娱乐,直到彻底妖魔化乃为至高境界。文学只是受染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在前几年,文坛中人互相打打笔仗打打官司也就罢了,而要是发生在这几年,准会升级为事件,没事可以造势,有事就夸大为肇事。所谓的作家和文学,正在被娱乐机器格式化为娱乐资讯;所谓读者,更多的是看客。
于是我们领略到了新的文坛的诞生——全裸的资讯之神引诱着猎奇的看客。尽量做到最大丰厚的资讯下,埋着奇货可居模样的货物,看客们看的往往不是书的内容,而是被资讯模塑出来的不得不厚着面皮做神秘之状的作者,三者彼此依附,背后是策划这一切的出版商,他是导演是编剧是制片人,他让那三者联袂演出,构建了一条喧乱火爆的新文坛的星光大道。
关键问题是,好像如今没有谁不愿意被资讯化,因为这样意味着卖书、意味着知名度,还意味着下一部书的版税和发行,大家合谋策划资讯,谁起劲谁受益,越是妖魔就越有看点,越有看点便越有卖点。
在娱乐资讯时代,还造就了另一种功能特异人士,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路数相反,倒着走入文坛并暴得大名。以前,作家是写而优则触电,好小说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作家也由此扩大了公众影响力;现在,是照着电视剧的路数写,无人喝彩之时拍成了出名了,再赶快把剧本编成疑似小说的东西,糖炒栗子现炒现卖,甚至书页间带着“画外音”字样。这样的作品因为有电视加热并不难卖,又因其思想正确很容易获奖,实属何乐不为之事。在屡屡得计的这些特异人士眼中,文学就是副产品;但他们这辈子也不会明白,不管他们代表他们想象的广大人民慷慨激昂甚至粉拳高举涕泗横流地说了多少关于文学理想和人类理想的大话,这样的制造业永远与文学创作不搭界。
网络传媒在新世纪的发达,它的刷新淘汰功能显然并没有得到应有发挥。它在似乎虚拟的世界所应有的民主自由平等正在被宣告为虚拟中的虚拟。市场化的文学时代,一切都以市场效应为标准,这个市场在网络上一直没有成熟过,这个市场的效益基本上不属于网民而属于网站实体。无数的例子可以说明,那些在网上红极一时的作品只有印成纸质的书籍,在他们所说的“传统文学”的铺面上才可能有可观的经济效益发生。以市场效益为骄傲兼以网骂为优越的新新人类,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看看那些云集在这极少数新锐人士之下跟帖的网络“Fans”在事件来临时的语言反应所凸显的素质之低下,以及其中毕露无遗的“奴相”,不禁令人对所谓网络“民主”、“自由”、“平等”的空想哑然失笑。这类的新媒体所包容培养的“民主自由”的主体,恰是不要起码民主自由意识的没有主体性的神经错乱者群。
1990年代的思想背景给这些成长中的少年的影响本来就是杂乱无章的,从其整体趣味上看,格调偏低。在他们本该对文学形成认知能力的过程中,文学教育尤其是现当代文学教育的失职是一个使人触目惊心的事实。在笔者每年对自己所在的中文专业本科新生的调查问卷中能够了解到,他们在中学时期很少看文学书,即便有所阅读,也大部分限于青春文学读物,从积极的一面看,也许只有王朔、王小波、路遥的作品对他们中的不同类型的人群曾经构成较有效果的影响,来自乡村的学生对路遥的作品的感情主要来自励志的需要。好在来日方长,现有的混沌迟早会让他们感到厌倦,早醒来者会像父兄们一样在青春中觉察到文学典藏中的天高地厚。
我们的文学的整体精神,在新世纪并不令人乐观。
最近读到曹文轩先生的演讲文章《混乱时代的文学选择》。他在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里遇到了心心相印的判断,将布鲁姆“视为远在天涯的思想知己”。布鲁姆书中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神权时代、贵族时代、民主时代,而现在则是到了一个混乱的时代--混乱并非民主。曹文轩敏锐地发现当下中国正充斥着“憎恨学派”、“怨毒文学”:“我总觉得这种情感中混杂着卑贱,混杂着邪恶,并且永远不可能光明正大。它有委琐、阴鸷、残忍、肮脏、落井下石等下流品质。这种情感产生于一颗不健康、不健全、虚弱而变态的灵魂。它是这些灵魂受到冷落、打击、迫害而感到压抑时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中国当下文学在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之间严重失衡,只剩下了恶、丑与恨。诅咒人性、夸大人性之恶,世界别无其它,唯有怨毒。使坏、算计别人、偷窥、淫乱、暴露癖、贼眉鼠眼、蝇营狗苟、蒜臭味与吐向红地毯的浓痰……说到底,怨毒是一种小人的仇恨”,他说,这是一种不能堂而皇之的变态的小恨,既不是英雄主义的大恨,更与文学所必须有的大爱没有丝毫关系。他对目前的文学生态中的文学长势怀有一种沉痛的悲哀:“中国当下的文学浸泡在一片怨毒之中。这就是我们对中国文学普遍感到格调不高的原因之所在。”<1>
美国当代学者爱因·兰德也曾犀利地指出,在现代文明中,道德堕落的最明显征状是人们对道德问题持一种“只有灰色”的态度。当代社会流行着一种“对道德灰色的崇拜”,它的文学后果就是“主人公的特点是不具有任何特征——没有德行、没有价值、没有目标、没有性格、没有意义,但是,他们在戏剧和小说中占据着英雄的位置,所有的故事都围绕着他的行为而展开,即使他什么也不做,何处也不去。”她还进一步给出明确的忠告:“‘灰色’是‘黑’的前奏。”<2>
我们的文学生态就是这样经常会使人感到莫名的沮丧。
——混乱的时代,灰色的娱乐。
以娱乐资讯为导向的新世纪文学生态,表现为“混乱时代”的对真正文学现场和经典本质的遮蔽,并呈现出“灰色”的文学伦理,以此制造的新文坛正在试图实现对文学的篡位。

文学生态,既包括对现有文学发生影响的社会文化评价系统、市场趣味等外在因素,更有参与文学发展并直接导致文学样态生成的创作与批评主体的因素。我们过于惧怕泥沙俱下的市场冲刷,这种惧怕其实恰恰是市场以及媒体最自以为得计的结果,人文知识分子因为总免不了为了“立人”和“爱”而质疑工商社会主潮,声势浩大的滚滚红尘便以湮没质疑的声音为能力的显现,于是会培育出一套对基本的人文价值进行挖苦和证伪的说法,于是因为流行不爱,“爱”就被指为“矫情”、“虚假”;因为流行残酷,“温情”就被指为“浅薄”、“造作”。这种市面的强势力量对被遮蔽的不合时宜者的逻辑推理,正如爱因·兰德所看到的,是“基于恐吓的论证”。

爱感的匮乏和不知道如何表述正当的爱,更是创作能力虚弱的表征。也许唯一的办法是从我们每个从事文学的人自身做起——至少,我们对文学应该有正当的爱。
无论当世如何混乱,不被乱花迷眼,始终草枯鹰眼疾,是我们仅有的抉择;作家经典性创造的追望、批评家从史识而来的对经典性作品的遴选权、对文学传统的承传再造意识,决不能放弃。
这种经典性的人文情怀的养护与持守,也正是新世纪文学教育最为切要的职责。


<1>曹文轩《混乱时代的文学选择》,《江南》2006年第3期
<2>《新个体主义伦理观——爱因·兰德文选》,第76页,(美)爱因·兰德著,秦裕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8月版

原载:左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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