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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的散文病症

古耜

中国古代文论十分注重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特别强调创作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生活所赖以展开的具体时代发生了变化,文学创作焉能熟视无睹,我行我素?但是,对于这样的道理,我们又切不可做机械、绝对、胶柱鼓瑟的理解。在很多时候,时代变迁带给文学的影响,并不都是积极的、有益的,也不一定完全符合文学的自身规律;相反,它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倒有可能造成对文学的扭曲、挤压和遮蔽。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如果缺乏对环境和潮流的分析与扬弃,抵抗与超越,而只是一味地随波逐流或逆来顺受,甚至沉醉于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尚之中,那么,其结果不但无法实现对生活和时代的准确把握,而且必然会丧失精神生产的一些基本品格,从而导致自身的沉沦或萎缩。

近些年来,因为信息时代的骤然降临和网络空间的迅速扩张,散文领域每见的一些现象,恰恰暴露了一部分散文作家,面对社会语境的变化,特别是面对由这种变化所派生出的一些负面因素和异己力量,所不应有的消极、被动、盲目、焦躁。这些散文家在强大的科技文明已开始伤害和挤压文学创作的情况下,既缺乏清醒的辨识能力,更鲜见稳妥的应对措施,而是满足于跟着感觉走,跟着市场走,或跟着流行意趣走,这便使笔下作品自觉或不自觉地偏离了心灵的走向和艺术的轨道,甚至染上了信息时代的流行病。

信息时代的最大特征,就是信息的铺天盖地和媒体的无处不在。这种前所未有的资讯畅通和资源共享,像一张硕大无比但又无形的网,将散文家裹挟其内、遮蔽其中。毫无疑问,对于散文作家而言,这张网意味着写作的便利,如感官的延伸、视野的开阔、素材的充实、效率的提高等等,但同时也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充满潜在危险的空间。这不仅因为它特有的摹真性和虚拟性,很容易使散文家身处“幻”境不自知,错把“幻”境当“真”境,从而于不知不觉中拉开与生命本真体验和生活原生状态的距离,放弃对第一手资料的追寻和把握;更重要的是,这种摹真的和虚拟的空间,凭借自身的魔力和时间的惯性,常常反过来制约乃至支配散文家的观察、思维和写作,将他们源于生活和生命的精神创造,悄悄地置换成现代媒体和信息围困下的语词“派生物”。要知道,这实际上等于窒息了艺术的生命。因为媒体的“技术理性”无论何等强大,恐怕都无法最终消除人类所给予它的规范性和选择性。而这种规范性和选择性必然会过滤掉现实生活中许多活生生、毛绒绒——而对创作来说又是极其重要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作家的心灵和思维如果只能在大致相同的且是第二手的信息网中开阖收放,只能沿着媒体信息铺设的精神通道行走,那么,其笔下的作品也就必然会丧失艺术的原创能力,而只剩下文化工业的趋同性和复制性。

近几年来,一些出自青年散文家之手的描写现代都市景观的作品,特别是一些充斥着小资情调或白领意趣的篇章,便每每暴露出这种缺陷。在这类作品中,“我”的称谓及口吻虽然还在,但实际上已再不是个体生命的确指,而是“我们”——一批被媒体信息所控制、所同化的写作者的代称。因此,“我”所讲述的现代都市生活感受,也不再是个体生命体验和精神思考的展示,而是现代媒体这台大型复印机在“我们”心灵里留下的大同小异的虚光幻影。这样的作品对于读者来说,除了似曾相识,如出一辙,岂有他哉?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一些乡土散文中。这类作品乍一看来,倒也精致、亮丽,只是细加品味,即可发现,内中既缺乏作家的体温,更少有现场的气味,所有的形象不过是一些媒体信息——诸如精神家园、心灵栖地、回归自然、生命还乡等等的语词代码。毫无疑问,诸如此类的作品既无法传递真实的乡土经验,更难以牵动深层的乡土情怀。

同信息的铺天盖地和媒体的无处不在相联系,信息时代还有一个重要而突出的特征,这就是:信息总量的严重过剩以及人在信息处理上的挂一漏万,力不从心。这种信息领域的“供”大于“求”和“产”大于“销”,自然不可能不反映到散文家身上以及他们的创作过程中。这主要表现为:一部分散文家面对光怪陆离而又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面对现实生活所承载的复杂现象和喧哗声音,既缺乏高屋建瓴、万取一收的雄浑与大气,也没有披沙拣金、去粗取精的执著和敏锐,而内心深处又总是习惯性地趋随新潮,追求别致。于是,他们的注意力便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向了自己的感觉世界,其笔下的散文创作也随之出现了更多与感觉世界相对应的从“形”到“神”的散点式和碎片化。这类作品常常用一个意象、场景、事物乃至关键词作为标题,串起若干小镜头或小片断,完成一种集锦式的排列组合。其艺术手法可能千变万化,其局部的修辞或细节也可能精美奇崛,但其共同的几乎是无法避免的缺欠,却常常是文气的断裂,结构的松散,意味的寡淡,特别是精神的贫弱直至缺席。必须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表达不但无法传递作家求新求变的良好意图,相反,只能暴露出他们面对时代嬗递和语境迁移的心浮气躁和无能为力。

当然,面对科技文明的挤压和信息时代的裹挟,特别是面对实际生活中的现象壅塞和资讯泛滥,散文家并不是完全没有应对和反拨,只是这种应对和反拨由于掺进了太多的盲目性、随意性和眼前性,所以它有时不但无益于散文家的突围,相反,还给散文创作带来了新的问题,甚至造成了不应有的伤害。譬如,有的散文家在抵制信息大潮的席卷和淹没时,不是首先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跳出来、沉下去,以此保持与生活、生命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从而获得“天地之气”的滋养和支持;而是试图竭力强化自己发出的信息,以求以自己的信息取代或压倒别人的信息。而他们完成这种信息强化的途径和方法,也不是扎扎实实地提高作品质量,走信息优化的路子,而常常是让作品的内容及其语言表达变得离奇化、感官化、姿态化,甚至不惜低俗化和粗鄙化。这样写成的作品虽然可以产生一时的陌生化效果,甚至有可能吸引一部分读者的眼球,但它最终却无益于散文摆脱信息时代的流行病症,相反倒很容易“助纣为虐”和“火上浇油”,因为信息时代的流弊在很大的程度上,恰恰是信息的哗众取宠和恶性竞争。

原载:《文艺报》2006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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