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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焦渴与人生的追求—陈敬容诗歌永恒的生命追求意识分析

朱海平
内容提要 陈敬容的诗歌是用跳动着的生命符号铸写的生命与新生的赞歌,同时也形成了诗人生命、人生的真实写照,贯穿了社会文化与生命态度对诗歌的特殊关照,体现了诗人对生命、时代及生命文化的“新鲜焦渴”与感悟。本文主要从生命诗学的角度,对陈敬容的人生历程、诗歌创作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尝试分析,认为诗人在诗歌作品中显示了自己生存和生命的“焦渴”意识,蕴含了诗人对于人生、生命、自我、宇宙、爱与爱情、友谊等方面真谛执着而热烈的追寻与把握。
关键词 陈敬容 生命诗学 生命意识 焦渴与追求

在我国的现代诗歌史上,有一个将中国新诗推向中西诗意融汇新高潮,从而推动新诗现代化进程,为新诗创作作出可喜探索与贡献的诗派——“九叶诗派”。九叶诗派可以说是一个既老又新的诗歌流派,因为相对于诗人较早的自觉创作,九叶诗派的成名却是一件“新鲜”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情,而且因为有些作家的早逝,有些作家艺术创作中心的转移,整体上人们研究的并不多,在许多的文学史中只稍微提及而已。评论界认为,“九叶诗人”当年将时代课题、民族忧患与个人经历有机结合,着力呼唤一种“沉默中生长的力量;在艺术上,注意借鉴西方艾略特、叶芝、奥登等现代诗派的某些表现方法,运用象征与联想、幻想与现实的渗透,力求在诗中体现智性与感性的融合,达到人生与诗意叠合的效果”,因此有人称“九叶诗人”是“中国式的现代主义”[1]。

作为“在中西诗意结合上颇有成就、因而推动了新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女诗人之一”[2],九叶诗人陈敬容不但自觉追求新诗的艺术,更是用心、用生命谱写她对诗歌的理解,用诗歌谱写生命的畅想曲。“我有渴意,而且又不绝地寻找着渴;当我找到焦灼的渴意的时候,我同时也就望见盈盈的满溢了”(《渴意》)。陈敬容的诗歌在人生与社会的矛盾冲突中显示了她对生命的全新领悟及对新生活、新生命的极大期盼。有研究者这样认为,陈敬容的诗“是真切的生命体验,是敏锐的生命感觉,是生命搏斗的过程,是精神超越的记录”[3],对于诗人及其作品而言,这种评价还是比较恰当的。本文试图从生命诗学角度探讨陈敬容诗歌内在永恒的生命追求意识,为九叶诗人的研究做番微薄的尝试。

一、生命诗学与九叶诗人创作

综合多种观点,可以这样说,生命诗学是以生命作为根基,从生命出发来思考和阐述诗的本质、作用乃至技术的一种诗歌理论。中国现代生命诗学是在20世纪的新文学运动中产生、并在20世纪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获得充实与发展的。

五四时期郭沫若、宗白华、田汉等在西方诗学影响下张扬起了生命诗学的旗帜,其中郭沫若认为“生命是文学底本质,文学是生命底反映。离了生命,没有文学”,他反对诗的社会功利性,十分重视诗人人格的创造,还不避讳灵感这一诗人生理现象的存在;宗白华在柏格森创化论的影响下论诗无不以生命为本;田汉则接受了日本文学家厨川白村等人的苦闷象征说,接受了文艺的根本在于生命的观点。三四十年代胡风、冯至、唐湜等从不同的路向丰富和发展了生命诗学的内涵,其中胡风强调诗与人的统一,强调诗歌内容形式同生命机能的关系,而冯至则把存在主义引进了中国生命诗学的建构,唐湜则把生命的意义引进到了诗歌意象的讨论之中。到20世纪末,生命的无意识与神性被引入到中国诗学的体系中,这两者的融合为中国现代诗学的自我圆成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4]。

很明显,中国的生命诗学远远超出了传统诗学言志和缘情的指导原则,它深受以叔本华、尼采、狄尔泰以及弗洛伊德为代表的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狄尔泰把文学创作(诗)与生命“体验”联系起来进行阐释对中国诗学影响较大。狄尔泰认为,诗是解开人的历史性生命之谜的中介,因为诗可以通过体验反思生命,他还以想象力的描述和分析作为他的生命诗学的基础,突出了想象的诗化生命和体验生活的审美价值。狄尔泰认为诗体验的主要内容是诗人对生命意义的反思,正是基于想象力的创造性及其所创造的新世界,诗和艺术才能有解放人的巨大作用,使人超越现实,反思生命的意义,解释和澄明生活的巨大审美价值[5]。

在九叶诗派中,绝大部分诗人受到中外文学艺术家上述思想的影响,他们在与远方诗神即西方现代诗学的遇合中[6],找寻到了一个“回来的世界”,九叶诗人以具有主体意识的“自我”为核心,向外辐射来感知世界的存在,社会现实的激变,历史时空的交错更移,他们把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提炼升华为“诗的经验”,同时在自我与现实的矛盾中体验生命的各个侧面与内质[7]。

九叶诗人陈敬容诗歌的艺术风格“糅合了中国古典诗词的表现传统与外国现代诗的写作方法”,“既继承了中国古诗感性抒情的特点,又汲取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注重思想的知性精神”,“体验与思想、情绪与意象、韵律与节奏是浑然不分的”[8]。在诗歌创作中,陈敬容不但在个体生命方面追求永恒的“焦渴”体验,还对社会、历史、宇宙等事物充满了感性与理性的生命体悟和理解,不但在内容方面寻求各种突破,在诗歌的形式等方面也不断追求着完美。她在不断的追求中体悟生命的真谛,在“焦渴”中体味着“丰满”的感觉,在生命诗学中调控着鲜活的生命意识。

二、生存的磨难与孤独的焦渴

郭沫若在他的生命诗学中认为,诗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他在《三叶集》中说:“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的纯真表现,生命源泉中的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之颤动,灵之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9]。陈敬容受益于生命诗学的内在意蕴,她的诗大多数是生命的自然流露,只要展现她自己的生命,便是诗。人的生命表现在实际社会中便是个体的生存,陈敬容诗歌中较为奇特的内容便是那不绝的渴意——对生存和生命的焦渴,而这也正是诗人不平凡人生历程的集中体现。“我想望一切:一切我只在书本上读到过的美丽的乡园,我都想去;一切我没有听到过的可爱的音乐,我都想听;一切我没有尝味过的奇异果子,我都想尝味;……我要尝受多样的欢乐,多样的痛苦,我要吸尽生命所能给予我的蜜汁和苦液”(《月夜》),可见,焦渴是她生命存在的外在特性,是她生命流动的内在的驱动力,也是她生命充溢的源泉。

人类有各种需要,这是艺术家在各自领域艺术创造的原始动力和源泉。诗的活动的起点,始终是一种生命体验[10]。艺术创造活动离不开真实的社会生活,生活原型在经过作家的典型塑造以后,才能成为“艺术的真实”。诗人的生活经历为诗歌创作提供真实的感觉与丰富的素材的同时,也为诗人的艺术创作营造了极佳的情境氛围,也“艺术地再现”诗人的人生历程、情感、心智等方面的内容。诗人在各种原始需要的动力支配下,通过创作,在艺术作品领域呈现出生命需求的体验。而需求必将带来各种磨难和考验,从而更加深化了生命需求的艰巨性。陈敬容的诗歌在个体苦难的生活经历基础上,真实地展现了诗人的生活画面,同时挖掘了诗人的内心思考,体现了诗人对个体生存磨难焦灼不安的生命体验。

191792日出生到1989118日去世,陈敬容经历了人生极不平凡的进程。由于家庭的不幸因素,陈敬容过早地参与到了成年的生活,也让她过早地领受了生活艰辛带来的苦闷。为追求自由人生,她背井离乡,千里北上求生求学。他经历了多次不幸的婚姻,从事过不同的工作,最终独自带着小孩生活和工作,直到1973年因病退休。正因为如此,陈敬容的诗歌从一开始就不同于一般平常人的“为诗歌而诗歌”的平庸,她的诗作远离了一般少女诗作所体现出来的过多的浪漫与温情,体现更多的是对苦难的咀嚼和回味。苦难不堪回首,但它恰恰是成就一个诗人非凡人生的催化剂,也是陈敬容诗歌内容带生命体验的极佳的外部环境与素材来源,在某一程度上丰富了诗歌的题材,促使了陈敬容诗歌内容“焦渴”的意蕴。正如家庭和社会环境铸就了里尔克自动心灵孤寂的性格和耽于沉思的气质,陈敬容也因此在她的诗歌艺术创造中遇到了沉寂、孤独的感觉。

孤独或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是一种心理体验。孤独是自己为众的人生理想得不到实现和肯定,而又不能转向为己的人生标准或放弃自己的个性和追求以与流俗合而为一的价值冲突,由此导致了艺术家失衡的情绪表现。咀嚼孤独不是艺术家们所自愿的,但是孤独孕育了艺术家的创造动力,正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沟通,创造的冲动才加倍的强烈,而“孤独又造就和促进了他的独创性的发挥”,“孤独的氛围是艺术家自我反思的最佳氛围”,“只有在孤独中才有精神的自由。孤独为艺术家提供了自我观照和发展个性的最佳环境”。[11]从诗经开始直到当代诗歌创作,孤独可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永恒主题。所以伴随个体生存的磨难,陈敬容在诗歌中体味着孤独、沉寂甚至是迷茫的特殊感觉。为了生存她“孤军奋战”,她说“我,一只孤鸟。/我的祭烛/寂寞地颤动”(《遥祭》)。在人生的战场上,她感到疲惫,她甚至感到自己就像“垂折的翅膀,下落的船帆”需要安息,“永远地沉默——/永永地/安息于绝望的沙尘。”(《安息》)在“静夜”中,诗人就像一颗“孤星摇落了/绝望的凝睇”心神不定,在人生和社会的“漫漫长夜”里,忍受着寂寞的煎熬。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诗人没有刻意去回避、讨厌这种孤独感觉。正如九叶诗派另一位女诗人郑敏所说,在芸芸众生之中,诗人是最寂寞的,但“寂寞会使诗人突然面对赤裸的世界,惊讶地发现每一件平凡的事物忽然都充满了异常的意义。寂寞打开心灵深处的眼睛,一些平日视而不见的东西好象放射出神秘的光,和诗人的生命对话”[12]。很明显,陈敬容也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她充分认识到自己生活中存在的孤独氛围。在孤独中,诗人可以“尽情”地享受自己的时光,“清静”地想自己的事情,甚至于可以“默默”地咀嚼、体味孤独带来的痛楚。在《夜客》中,诗人就认为枕下“有长长的旅程,长长的孤独”,冷梦、寂寞的感觉萦绕在她对“夜客”期盼上。她望着“壁上的影子在叹息/幻想里涌起/一片大海如镜,/在透明的清波里/谛听自己寂寞的足音”(《黄》),她只有在“《静夜》”里掬起“一枕记忆”。但是,诗人在“长长的静静的日子”里,最爱的是“单色的和寥落的生”(《断章》),“单色”成了诗人生活的主色调,诗人对由单色调引起的“孤独”没有愤恨,反而是“爱”,这体现了诗人对“孤独”内涵深刻的独到的理解,这是少女特有的寂寞与孤单,“没有骚动,没有怨恨,只有雅静与平和”,女性特有的心理“反映在诗中表现出具有一种自满自足的情韵”[13],可以这样说,诗人没有绝望,痛苦对她的人生只是一种磨练,由于种种原因,诗人沉浸在孤独的思绪中,对人生“孤独”也充满着一种特殊的“焦渴”。

与诗人生存环境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孤独的焦渴”相对应,陈敬容的诗格调上有时高涨,有时低落,有时平静,这在她创作的不同年代可见一斑。整体上而言,在人生历程中,陈敬容为了追求爱情、幸福与诗歌艺术,在诗歌创作的第一阶段,她深受波特莱尔、里尔克、戴望舒等人诗歌艺术的影响,在现实生活阴影的笼罩下,诗风的“现代派”特色较浓;在诗歌创作的第二阶段1945年,陈敬容在经历了人生与社会生活水与火的铸炼以后,变得坚强起来,她抛却了软弱和悲伤,在理性地认识事物的同时,对一切新事物和感觉充满了“新鲜的焦渴”。而在陈敬容诗歌创作的第三阶段,诗风正如她本人一样变得越加成熟和稳定,她在“焦渴”地追寻一切新鲜感受的同时,也找到了“生命的满溢”的感觉,实现了人生与生命体验的升华。

三、人生真谛的热切琢磨

生命元素在陈敬容的诗歌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象,而自我是生命的外在形态。在不同的创作年代,诗人通过许多具有生命特质的哲理诗,采用象征等多种手段,对人生真谛、生命意蕴和新的自我等进行了急切的尝试性的把握和理解。

1、自由人生的期盼

首先,陈敬容对于人生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沉思默想”。新时期的女作家们常常从各自的人生经历和经验出发,集中体会和思考人生价值、生命意识等方面的话题,表现女作家们进取的人生和向往现代文明的生命意识。作为现代著名的女诗人,陈敬容在她的诗作中也作了不倦的努力。

在诗人艰难的旅程中,她最先考虑的是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归纳起来基本上还是男性的历史,尤其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女性只是性别的象征,只是男人的附属物。生活在一个不幸的家庭中,她不愿意象母亲这样“伟大”的女性学习,她要抗争,要去寻找自己独立的人格。为了自我意识中的艺术和人生,诗人经历了生活的艰难曲折,经受了感情的反反复复,虽然也有过迷离和彷徨,但她始终是清醒的,充满激情和渴望的。她深知人生旅途之艰难,只有“挣扎”、“远望”,只有“想望的喜悦”、“忍耐”旅途的“苦”,才能让力量“蜕化成一条陌生的路途”(《路》)。在《致革新者中》中,诗人冷静地分析了人生岁月中存在的“电闪雷鸣”、“惊恐和悲叹”等艰难险阻,“那只不过是大自然短暂的景象”,热情地讴歌革新者“探寻”、“呼唤黎明”的自觉行为和精神,只有清醒地意识到“丛莽中总会有荆棘,也难免有泥泞”,才会让诗人坦然面对各种困惑和苦难,“开路人擦掉血擦掉汗,默默地前行”。而“艰难地生长”的“每小块土地”在经历“炎阳的烤炙”和“暴雨的冲刷”之后,“有一天忽然接壤/连接起来的大片土地/铺满了新鲜阳光”(《森林在成长》),这就是生命觉醒、努力抗争、团结纷争的结果。正像“众多生物里”微小的“蝉”,“会飞会鸣之前,多时蛰居泥土中,/年年春夏有阳光把泥土晒得酥松,/有雨露喂养,幼蛹长成了飞虫”,“正如你,诗人,用火焰般热情,/固执地在生活的海滩/拾取珠贝”(《蝉》),这就是诗人对个体生命存在意义的理解。只有如此,诗人才不会荒废青春和艺术,艺术家才能更好地创造艺术的新生,诗人也正是在这样自觉的艺术创造中实现着更有意义的人生价值。

在追求人生目标和艺术创新的道路上,为了保持觉醒的生命创造意识,陈敬容要求自己在人生道路上不能迷恋自己,不应该爱上空幻的影子,也不能丧失自己,而要不断寻求。既不能像古希腊神话里的美少年临流自照,形化而音存,也不能像神话中的女神恋慕美少年不遂,终至憔悴而死。她认为,人生之路是人类自己踩出来的,“有人走过来,有人走过去,/路收敛所有的足迹”(《路》)。她坚信真理,“任人说方不是方,圆不是圆/我知道真理不同你翻脸”(《赠送二章》),“因为活着,我们才眷恋这世界”(《夜想》),所以“寂静中有我的瞩望”,应该“永远追赶”(《瞩望》)。

其次,诗人对生命的真谛进行了不倦的探索。经历了人生旅程的“欢乐”和“辛苦”,陈敬容的诗歌创作展示出现代女性对自由人生、生命的把握与思考。

在陈敬容的经典诗篇《珠与觅珠人》中,诗人形象地表达了新生命在孕育过程中的苦难和在“破壳而出”之前的急切盼望。很明显全诗体现的不是一个观望者的心态,而是一个渴求者的情思。旧的生命躯体中内含的新生生命——“珠”所等待的是探索真理、认知真理的“觅珠人”的到来,她所等待与焦渴的是旧生命的“逝去”与新生命的升华,体现着诗人对生命内在意蕴的深刻理解。“珠”本身并不是“天生丽质”,它或许是一颗泥沙不慎进入到了蚌壳,也或许是河蚌内部的某种物质的“变质”,总之在蚌壳中形成了这么一颗“珠”的形体。在变成真正的“珠”之前,它已经承受了“许多天的阳光,许多夜的月光/还有不时的风雨掀起白浪”,它经历了不知多少的“人生”的风风雨雨,正如诗人经历的人生苦难,也正如祖国母亲经历的血腥风雨,“珠”对“觅珠人”的焦渴与追寻也恰是觅珠人对新鲜生命的追求、对祖国新生的苦苦追寻!这几个意象是多么的连贯、相通,一气呵成。

未出壳的“珠”永远不会让人见识“她”的光辉与价值所在,只有经历“破壳”的“阵痛”,才能真正完成“珠”的质的变化,经历了人生的磨炼,“珠”默默地等待,它收受了所有外界给他的“营养”转化为自己的珍珠质地,它在寻找一个时机,“不在不适当的时候闪露”,“它知道觅珠人正从哪一个方向/带着怎样的真挚和热望/向它走来”,这正是旧的生命转化为新生命之前那最难以忍受的煎熬——如同母亲在分娩之前的阵痛,但如同划破夜空的晨曦,黎明的到来、新生命的到来、新的时代的到来是任何势力所无法抵挡的,在最关键的时刻,“珠”“庄严地向生命/展开,投进一个全新的世界”,在经历了“苦苦的沉埋”、长时间的“收受”、难熬的“阵痛”与“焦渴”以后,新的生命产生了,旧生命转变成了新的生命。诗人深深地体会到,人生主要不在于“苦苦地追寻”所带来的苦痛和烦恼,“它知道最高的幸福是/给予”,是像“珠”一样绽放光芒,给人类以光明和光艳!这也正是陈敬容一生既辛苦又欢乐的旅程的集中深刻体现,她用心和血“铸炼”、“创造”,留给后人以丰富的精神和文化遗产。

2、恋情、友谊的自问

爱是艺术家的最大财富,也是他们最大的特征之一。个体生命历程少不了爱情的甜蜜与烦忧。对于女性来说,爱情是她们人生实现的重要方面,也是她们生命的强大支撑点,“女作家对于爱情的摹写,体现了现代女性的精神生活;他们的精神期待,又证实了他们精神的富有与生命的充实”[14]。但是,对于九叶诗人而言,爱情不单是美好的感觉,还有孤独寂寞和虚假的成分,因而也有着批判的色彩。在穆旦代表作《诗八首》中就有诗人对爱情的现状与本质的思考:“我们同行在缓缓的河上,/但是谁能把别人,/他的朋友,甚至爱人,/那用誓约和他所在一起的人/装在他的身躯里,......感觉他的心所感觉的/恐怖、痛苦、憧憬和欢乐呢?”(《寂寞》)

对爱和爱情的期待与把握是陈敬容诗歌内容的一个主要方面,她说:“我爱一切,我对一切感到惊奇。……每一朵花招至我底盼顾,每一颗果子逗引我的食欲”(《独语》)。爱一切,才会真正地理解一切,才会产生真正的感情,也才会在诗歌中产生艺术的灵感。在陈敬容的诗中,爱情的确是令人向往的,为了追寻艺术和爱情,她从西南方的一个小县城,来到北方的大都市,再辗转到达西北。在多次的爱情经历过程中,陈敬容经受着人生另一种痛苦——在迷茫中前行。艾莎多拉•邓肯曾经慨叹:“我的生活只有两个契机——爱情和艺术——而爱情常常毁灭艺术:艺术的迫切要求又常常给爱情带来悲剧的结局。两者不能协调,总是不断地斗争。”[15]为此,带着少女的罗曼蒂克,陈敬容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刻骨铭心的情感历程。她同样有渴望和信心让爱情给自己力量,“你的海上许会有/惊险的风涛”,但诗人还是希望“让我的船帆/沉浮于你的海中”(《帆》),甚至也有对美妙爱情及感受的“向往”叙写:“我们避雨到槐树下,//我们手握着手,心靠着心,/溪水默默地向我们倾听”(《雨后》),这是对美妙爱情的倾心追求。虽然在经历了感情的波折以后,诗人对爱情也感到困惑,甚至悲哀,“我的心在夜里徘徊,/夜伴着我,/我伴着不可知的悲哀”(《夜歌》),美好的岁月已经过去,诗人只有感叹“唉,亲爱的,它已经过去了!”(《逝影》)她甚至心灰意冷,“关上那些窗吧,那些窗,/别向黄昏瞭望”(《安息》),她责问自己的“骑士”,为什么“用我的鲜红的心,/涂上一些更红的谎言”(《骑士之恋》)?但是在伤心绝望的时候,诗人还是渴望与等待着新的爱情的到来,“假如你走来,/在一个微温的夜晚/轻轻地走来,/叩我寂寥的门窗”,那么“我将从沉思的座椅中/静静地立起,/在书页里寻出来/一朵萎去的花/插在你的衣襟上”(《假如你走来》)。很明显,即使诗人因为爱情而受到伤害,她仍然认为爱情是人类最为美好的感情之一,因而仍旧对爱情等美好事物充满憧憬,她不沉湎于怀念过去,更多地怀念“不可知的未来的日子”,她寻找着“新鲜的焦渴”(《新鲜的焦渴》)。

友谊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诗人从各种不同的友谊的体味中探寻美丽的友谊生命之树。在诗人眼里,友谊是一种特殊的令人向往拥抱的感觉,“有的亲切温暖,/如春天的雨滴,/带着愉快的惆怅”,“有的在长久的失散后/互诉着怀想,/互诉着感伤”。在孤独的人生旅程中,因为友情的存在,一切将会变得十分美好,“在多样的友情的草原上/我也有太阳也有星光”(《友情和距离》)。在《寄雾城友人》中,诗人和朋友热烈地讨论着人生:“唉,你雾城中的友人,/每天看浓雾看大江,/辛苦的灵魂,可还有忧患生长?”他们一起探讨着时间岁月与人生的关系。在友情的支撑下,盼望“朗朗的晴天”,“珍惜宝贵的暮年”(《答友人》)。陈敬容认为,人类社会是由特殊的个体形成的群体,个体之间的关系影响着群体的发展,“一切江河,一切溪流,/莫不向着你奔腾”(《水和海》)。友谊是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人以力量的,“患难之交见真情”,虽然平时“人们来来去去,/紧抱着各自的命运”,“但是在风浪翻涌的海上,/船舶和船舶亲切地招手”(《船舶和我们》),很明显诗人又把友谊跟人类的团队精神联系了起来。

3、生命与死亡的近距离关注

个体生命对时间的感知始于生,止于死。九叶诗人“对生与死、爱与恨、苦与乐等矛盾的揭示,在体现了诗人渴望生命的完美和自我的实现的同时,增加了生命与自我的沉重之感。”[16]而在悲观主义者的眼中,“生命,就是充满惊涛骇浪的海洋。尽管人可以竭尽全力,乘风破浪地勇闯暗礁险滩,但他之所向,不过是一步步地离那个使他船毁人亡,葬身海底的结局更近。他之所向,即是死亡”[17] 。陈敬容对于死也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她晚年在病痛中更是如此。但她还是顽强地坚持着生命独立的价值。为此,她紧握着时间的赐予,在支离破碎的世界里追寻着自我的完整、充实的韧性和至真至善的生命境界:“拨开一切覆蔽,/寻找那最后的‘真’,/至美的在缺陷里形成,/历万劫奔赴永生。”(《默想》)她“固执”地认为,“死亡能带走什么,/当我甚至在坟墓中/也要继续我的歌唱”(《向明天瞭望》)。她认为死亡只不过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昨日的葬曲/远去,/年轻的朝阳/在沉沉的黑海上升起”(《献属》),生死现象自然地实现着矛盾转换。而且短暂的个体生命会永远融入永恒的人类生命的长河之中,“如今我在寂静中躺卧,/望着照耀了千万年的星颗,/想寄梦于流水,让它澄清,/渗入千万年后新人类的歌音”(《展望》),她充分地认识到“一滴水”对于“海”的意蕴,生命之水永远会融入人类生命之海的,“一滴水也有海的气息/.../最后消失在无形的水里”(《一滴水》),所以即使面对死亡,她也会“带着神圣的喜悦/永远向那块墓地行进”(《归属》),这是一种神圣的、对于生命死亡与新生内涵的焦灼的“渴意”。

四、新自我的追求与探索

自我意识是人对自己身心状态及对自己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意识,即自我。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自我意识是指个体对自己已经形成的心理特点和正在发生进行的全部心理活动的认识,以及自己与外界事物相互联系的认识,它包含对自己及其状态的认识,对自己肢体活动状态的认识以及对自己思维、情感、意志等心理活动的认识。在一切生物中,只有人才能在意识中明确地区分“我”与“非我”,认识现实的自我与理想的自我之间的种种差距及其产生的矛盾,从而形成不同类型的自我评价。过高或过低的自我评价往往导致个体自我意识的过分自负或过分自卑,因而自我意识在个体发展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影响着人的道德判断和个性的形成,尤其对个性倾向性的形成更为重要。

艺术家对自我的认识与理解往往隐藏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包含了自己对某种“完善的自我”的把握与期盼,甚至暗含着艺术家某种理念的潜意识指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艺术家们对自我的意识有时不是很清晰,他们迫切希望通过艺术创造来追寻自我意识,来明确自我的定位。陈敬容经常苛刻地追求自我的完整个性,她经常思考自己究竟为何物?自我与世界到底有什么关系?在黑暗的战乱时代,陈敬容有时甚至会有迷失自我的感觉。

在对自我的追寻与探索过程中,诗人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对自我的把握不定。自我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是不固定的,正如诗人的个性脾气会有所变化一样,诗人对自我的把握也会由于种种原因而显现出不同的“角色定位”:因为生活的迷茫,诗人感觉“自我”是《浮游者》,就像“落日的余照,孤灯的凄光,/也像是烈火,/也像是澎湃的潮浪;…//生命如一条不经意的虹带”,各种感觉综合成了一个飘忽不定的浮游者形象,这是一个活动着的自我;而一会儿诗人又是《沉思者》,“将平静的水面/不断地激起波纹”,就像“时间河流中的/勇敢的划手”不断思考着人生自我的真谛,思考着人生的《归属》。这充分表现诗人对自我意识的难以确定,而这一切正是诗人对人生、生命等焦渴地把握过程中必经的阶段,这也体现了人类对万事万物认识的规律:由模糊至逐渐清晰,从飘忽不定到稳定确凿,一段时间与精力以后,再由确信到疑问,依此类推,螺旋式发展上升。陈敬容正是在不断地追寻中,急切地盼望自己能够清醒、肯定地认识自我——一个成熟的自我,确定自己的生命坐标:

1937年的《断章》中,诗人爱“长长的静静的日子”,爱“单色和寥落的生”。在1945年的《自画像》中,诗人认为自己既“忧患”又“坚韧”,既“贫困”又“富足”,同年的《边沿外的边沿》则诉说自己有一个“绿色的希望/温柔地延伸/向边沿外的边沿”,个性特点又截然不同了。在1947年的《陌生的我》里面,诗人失却自我,“我没有我自己”。1979年《老去的是时间》很明显又显示了一个坚强的自我。在1980年的《搏动》中,诗人和所有人“同样快速而激烈”地搏动,她把自我又融入了社会。于是,在人生与自我的画稿上,诗人常常试图用心和血描绘出一幅“自画像”,通过自我的外象来推断自我意识的定位:“在密密的黑发的森林,/你的眼睛如像/两颗寂静的夜星”,“在你的脸上那一湖/蓄满渴意的水中,/你的嘴唇微微波动/如像一个沫浴的太阳”,这就是诗人对于自我的把握——生命在于运动,自我在于永远的追寻,只有“蓄满渴意”地追寻,人生才会充满希望。因此,诗人“带着岁月的尘灰/扑动你希望的翅膀”,“惊讶于阳光的七色流彩”,“温柔地弹起/一曲生命的高歌”。诗人充分认识到自己有忧伤,有烦恼,但也有欢欣和高昂的情绪。自我是由感情、智慧、意志等多种因素组成的矛盾的统一体,因而诗人在“徘徊又徘徊,/望着静静的星河”出神的同时,意识到“忧患穿刺你如一些针锋,/而你是最坚韧的织物;/贫困也像蛇一样将你咬啮,/但你是富足的主人”,诗歌中两对矛盾的词语,正是诗人自我与个性恰如其分的修饰,表面上诗人是贫穷、忧患的,而实际上诗人是富足和坚韧的。“你从不绝望,也不悲哀”,“我爱生命”,“连痛苦也爱”,这就是勇敢的诗人,一个既忧伤又奋进的现代伟大的诗人!这正是诗人对自我的把握!

但是在人生的旅程中,诗人也常常会产生各种怀疑,甚至怀疑自己,她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面对着一个陌生的我,她彷徨、期盼能够认识真正的自我。在《陌生的我》中,诗人对自我的存在重新进行了审视,“我时常看见自己/是一个陌生的存在/独自想着陌生的思想/独自讲着陌生的语言我看见一个陌生的我/对着陌生的世界”,正如电视剧中的真假孙悟空,诗人正面对的是一个“俗我”和一个“真我”之间的较量,“俗我”和普通人一样,过着平凡的生活;而“真我”不愿意如此“沉沦”,“真我”需要奋争,需要出离尘俗,做出自己不俗的“业绩”。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就会陷入“迷茫”,也难怪她会面对“陌生的我”了。“许多熟悉的事物/.../它们都不是真正属于我/就连我的五官四肢/我说话的声音/我走路的姿势/也不过是一般之中的/一个偶然”,这些是属于世俗的我,还是理性的真我?对这个问题的疑惑和探讨,包含有诗人对人生、自我存在的不确定的思考,因为“在时间和空间里/我随时占有/又随时失去”,这带有“有得必有失”禅理味特强的诗句,体现了诗人对人生自我的深刻的、不同常人的理解。正因为有迷惑和矛盾,诗人不仅感到了“陌生的我”,而且还感觉到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在《给我的敌人——我自己》中,“我”跟“你”之间的矛盾和距离,便是现实的自我与理想的自我的矛盾。诗人发现了现实的我“老是落在后边”,为了追求完整的自我,信心十足,“我来哪,我跟定你,严厉的主人”。为了发展自己的新“我”,诗人“为它,调动起全部的/勇敢和智慧,/把所有的荆棘/连根儿铲掉;/为它,首先就需要/将各样的路障/坚决地拆除。”(《不是等待》)“永远地飞行,/永远地追寻,/你的翅膀日益轻盈;/而你的希望/一天比一天更新”(《追寻》),诗人现实的自我与理性的自我就会越来越接近。为此,诗人不留恋“旧我”,她要把一切“昨日”的东西“抛掉”,“看着每一个旧的我,/每一个属于‘过往’的我/缄默地被遗留给/一些终古屹立的岩石”(《遗留》)。

总的来说,诗人在探寻新的自我的时候,有过彷徨,有过忧虑,甚至迷离,但她始终保持一股上进的勇气,拥有不断求索和认识的决心和信心,在不断改善自我与现实的关系中永葆“焦渴”的心理,这也是促进诗人不断前行的动力之一。

五、宇宙自然生命意识的把握

用生命诗学的观点来分析,万事万物都有生命,郭沫若认为“宇宙全体只是一部伟大的诗篇”,“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18],叔本华则提出“世界是我的表象”这一理性命题,把“我”的主体地位突出出来[19],不过两种观点都有点偏颇。在陈敬容的诗歌中,宇宙自然也带上了生命色彩,她通过诗歌语言,不断地挖掘宇宙的生命色彩,完善着诗人对宇宙与人生、生命关系的认识。衡量诗人对于宇宙自然和人类关系尝试性的理解时,我们发现诗人既不迷信上帝的意识,盲目是从,无所作为,也不狂妄自大,人定胜天,视宇宙万物为儿戏,而是伴随科学的精神,对宇宙自然充满了探索与认知的无穷的欲望。她把宇宙自然看作是有生命的事物,尝试生命个体和宇宙生命之间的对话,期盼宇宙生命与人类生命之间的“神”的融合。在她的诗中,诗人有时直抒胸臆,用哲理诗的语言表达自己对宇宙自然生命意识的解释,有时又用比较象征隐晦的语言传达着自身对宇宙生命的把握。

陈敬容认为宇宙与我们一样呼吸,宇宙生命和个体生命是相通的,人类与宇宙不能分开:“宇宙呼吸着,/你呼吸着;/一株草,一只蚂蚁/也呼吸着。......//宇宙永在着,生命永在着,律动永在着”(《律动》)。在诗人看来,人类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一个元素,人类生命与和宇宙同呼吸共命运,诗人热切希望人类能与自然、宇宙和谐共存。这不但是诗人对客观的外在世界的理解,也是她内心对于万事万物具备和谐生命色彩的热望。但很明显,人与宇宙又不能浑然地融为一体,在对许多事物思索的时候,诗人也会像认识“陌生的我”一样,产生陌生的感觉:“在熟悉的事物面前/猛地感到陌生/将宇宙和我们/断然地划分”(《划分》),“熟悉”和“陌生”本身就是一对反义词,而且它们的关系是相对的,“有些事物我曾在梦中看见,/醒来对自己感到隔世的陌生”(《瞩望》)。“我们的大地发生过/多少变迁?从太古/到今天,我们梦见过/谜一样的宇宙”(《谁能说......》)。

在陈敬容的诗中,宇宙是多么的渺小,诗人在对宇宙充满崇敬的同时,希望宇宙能给与人类立足与生存的地方。“远的山脉,田畴,近的灯光,/无边的广博将我包围,/压缩我到一个小小的点上”(《瞩望》),在地球上,人“不就像一群群爬行在彼岸皮球上的蚂蚁?”(《黄昏,我在你的边上》)她盼望的是宇宙生命能给予人类关注和关怀。她思索着,宇宙是无限的,人类的生命是短暂的,“谁能划一个浑圆的圈/将生命的流泉圈定”(《圈外》)。诗人也产生了对人类的、世界的悲悯。在宇宙里,万事万物有它自身的规律,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归宿,“让一切呈露应有的形态:去,留,存,殁,该落的落,该开的开....../谁给安排,但都有一个终点在那儿等待”(《夜想》)。但在广袤的宇宙面前,人类并不是措手无策,人类可以认识宇宙自然。宇宙和万事万物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幸福里重叠着苦难/苦难里流着泪相见”(《交错》),“科学让宇宙万物为人类服务,/人在劳动中创造一重重的天”(《静夜思》)。诗人坚信,人类只要很好地保护地球,保护生态环境,那么“地球给我们沙漠/也给更多的海洋/有水/就可以养鱼/有陆地/就会有万物生长”(《断想》),更主要的是人类会主宰世界,人类会战胜自然,只要有信心、决心和恒心,那么“丢失的总该有时间成倍地收回”(《思维的光辉》),“我要采撷所有/春天的香气,/我要捕捉所有/飞过的流过的亮光”,如果有条件,“我要从宇宙的湖沼/汲取一个/最中心的波浪”(《野火》),“人,掌握科学的人,/取代了上帝的职能,/不断给古老的/天空和大地,/安排一个又一个/新的早晨”(《核的聚集》)。

六、文化观念的批判与反思

我们知道,在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有怀疑、否定必将有信任、肯定,有批判也必将有新生和重建。九叶诗人十分强调诗歌的思想内涵,“这种思想不是对现成的或外加的观念的阐释,而是出自创造者的生命体验、人生经验,是调和现实、生命的矛盾的巨大内在力量”[20]。所以在九叶诗人的诗歌中,到处有怀疑乃至否定现实、歌颂新生、渴望新生,有着重构新的文化的渴望情绪。同是九叶诗派女诗人的郑敏,她就关注过寂寞、死与苦,但她认为,“在看得见的现在里包含着/每一个看不见的过去。/从所有的‘过去’里才/蜕化出最高的超越”(郑敏《读Selige Sehnsucht后》)。很明显,诗里面包含了诗人对于“过去”与“将来”、“死亡”与“新生”等辩证关系的理解。

对于陈敬容来说,生活的流离失所、爱情的好事多磨与幻灭、前途的灰暗渺茫,这一切的命运几乎抽掉了一个柔弱女子所有的生命支撑,但是诗人没有完全迷失于这种无奈的颓丧之中,她努力地追寻、思索,充满了对新的文化人生定位的关注。她不倦地搜寻一种突破性的力量,“全人类的热情汇合交融/在痛苦的挣扎里守候/一个共同的黎明”(《力的前奏》),尝试着对新的文化人生和社会秩序重建的理解。

首先,诗人认为一切的混乱和无序都是短暂的,每一个有识之士都应“背负着希望/背负着理想”,“时间永远奔流/我们永远航行”,“饱尝痛苦的人没有叹息/久经悲哀的人没有眼泪”,在激流中,我们“迈步在辽阔的空间”(《在激流中》)。沉默是短暂的,伤怀是短暂的,“在历史的尘砂里/那久久压积的预兆/将要膨胀和扩大//那大的欢欣将跳跃而出/从每一座小楼/每一所茅屋”,只要中华民族每一个“分子”充满信心,新的社会必将到来,“新的人类”也必将“微笑着走来”(《播种》)。

其次,诗人大声呼吁:为光明而贮存力量。干革命不是蛮干,对黑暗势力的战略战术要有讲究。在敌强我弱、社会充满白色恐怖的时候,我们必须为活着而生,为寻求光明而贮存力量。

在陈敬容的经典诗歌《力的前奏》中,诗人极力抒写力爆发出来以前的积聚时刻——力的前奏,写它的“引而未发”,正像“在战栗的弦上/那闪光的箭紧张着/等待着你,手呵/你的轻轻一拨”(《弦与箭》),哲理味较浓。全诗总共只有四节内容,前面的三节分别从听觉、视觉的角度,运用四个相关的意象组合,采取象征的手法,塑造了一个“风暴来到之前”那“可怕的寂静”的典型氛围,表现了人民群众为争取自由光明所贮存的伟大力量:“全人类的热情汇合交融/在痛苦的挣扎里守候/一个共同的黎明”(第四节)。在诗歌的第一节里,诗人没有正面表现“歌者”激越高昂的歌声,而是力写歌者对声音“在一瞬的震颤里凝神”,使读者也在内心激起强烈的情感风暴,起到了共鸣的效果。第二节描写“舞者为一个姿势/拼聚了一生的呼吸”,这种“动静结合”的方法,使诗的表现更有力度,起到了类似雕塑美的效应。第三节以大自然的事物——云和海洋,来谕示社会风云变化及其“暴风雨”(这不正是颠覆旧世界、摧毁旧世界的强风暴吗?)即将到来前的可怕的寂静,留给读者许多想象的空间。

第三,诗人无情地对旧的世界和社会秩序、都市文明给予了鞭挞,对革命者、革新者及其行为进行了讴歌,表明诗人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和信心。诗人认为,当时的社会行为,正如“地狱的探戈舞”,“它将会带给你/一个比夜更黑的白昼”(《地狱的探戈舞》),旧的社会、久的文化、旧的秩序造就的是一个黑白颠倒的时代格局,但是在这个格局里的人们是不会甘于没落的,他们会起来反抗,会盼望新生,黑夜里的群众“手臂和手臂/在夜里接连/一双双眼睛/望着明天”(《群像》),他们正是明天的新生力量!现在的世界是“伪装”的,所谓的城市文明也是“虚构”的,“有些人怀疑正义/有些人嘲笑真理”,“但是谁又在那儿大声地歌唱——/是你吗?亲爱的傻子?”(《世界的伪装》)“我在这城市中行走//城市,钢骨和水泥/和硬化了的笑容像面具/每一幅广告是一堵厚墙/越装得堂皇越叫人寒心”(《我在这城市中行走》),“无线电绞死春天//灯红酒绿的夜,到处是喧嚣”(《无线电绞死春天》),在《逻辑病者的春天》,“笑得太厉害的脸孔/就像在哭”,一切都是虚伪的。诗人对这个混乱的世界嗤之以鼻,“怪这是哪一代的春天/哪一国人的异邦”(《无泪篇》),她盛赞“有人向旷野去了”,“有人在海上歌唱着清晨”(《有人向旷野去了》),革命者是新的社会、文化的希望,她“致革新者”:“没有风风雨雨,怎显出爽朗新晴?”(《致革新者》)她称闻一多先生为“斗士,英雄”:“风刮不走,水流不去——/英雄的业绩亘古长存”(《斗士,英雄》)。不只如此,诗人还积极响应,表示要用“文字”,用诗歌、散文的艺术来讴歌新的社会的到来,积极参与到重构新的社会、文化的行列中来,她要“借你们有形的口,说我无形的言语”,“当你们在一切峰顶向我召唤/趁着风浪,我扬起我的船帆”(《文字》),诗人要聆听“它呼喊,它召唤”,要“追上/一群群白鸥,在风雨中奋飞”(《风雨夜》)。

第四,诗人还对十年动乱造成的社会、文化的混乱与历史的倒退进行了理性的分析与批判,表达了诗人盼望安居乐业、国泰民安、自由创作的“渴意”。

在她的诗歌中,诗人首先表达的是人类良知和科学最终战胜愚昧无知的欣喜:“二月的风/吹来云的湿意/树林的香气”(《春消息》),“偏见的篱笆层层叠叠/....../层叠的篱笆外面/杨柳披绿头发/遍山坡盛开着杜鹃”(《杜鹃盛开》)。但是诗人也不是沉湎于欣喜若狂,而是求知、求真,进行理性的冷静的沉思,她认为荒谬并不可怕,“也有过那样的年代,/生活像阴森的殿堂,/虽则威严,然而很矮很矮”(《只要是广阔的世界》)。虽然制造混乱的人可以一时间飞黄腾达,但是他们是软弱的,幻想的,因而也是像“蝉”一样,“快乐”、“光荣”是“短暂的”,留下的只能是“无尽的屈辱”(《蝉》)。他们害怕真理,他们什么都怕,“是真理/难道会自己怕自己”(《这个单纯的思想》)。

诗人站在历史的高度眺望未来:“谁能说青山外再没有青山,/蓝天外永远不会出现/另一个蓝天”(《谁能说......》)。生存与死亡的抉择,在于能不能战斗,“嫩芽/突不破泥土/终于就只好闷死在地下”(《芽》)。在经历了时间的磨练以后,诗人更加关注社会,“再过一小会/收音机就会送来/远远近近,形形色色的生活”(《早晨六点钟》)。她珍惜时间,永不服老,“两代人抛洒的热血/一代人丢失的青春,/这世界用什么偿付?/......//起来,为的是亲手去/夺取,而不是等待”(《不是等待》)。

总体而言,陈敬容通过诗歌创作,显现了自己对于生命意识内涵的理解与把握。从诗人“新鲜”的“焦渴”中,我们也体会到了陈敬容在艺术生涯中永恒的生命追求意识,生命诗学在诗人的艺术创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1] 李景端:《想起“九叶诗人”》,见于《文汇读书周报》20053188版。

[2] 袁可嘉:《蕴籍明澈、刚柔相济的抒情风格》,转引自蒋登科《陈敬容:在新鲜的焦渴中沉思与创造》,《中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2期,P.220

[3] 徐秀:《生命与诗:历万劫奔赴永生》,见于《诗探索》2000Z1期,P.160

[4] 谭桂林:《现代中国生命诗学的理论内涵与当代发展》,《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P.9495

[5] 赵金凤:《植根于“此在”的西方体验美学》,《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2P.9

[6] 唐湜:《诗的新生代》,转引自叶李《九叶诗派的内向性美学探求》,《孝感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P.70

[7] 叶李:《九叶诗派的内向性美学探求》,《孝感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P.71

[8] 张岩泉:《“第二个童年与海”——试论九叶诗人新时期的诗歌创作》,《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P.56

[9] 转引自鲍昌宝:《盈盈的渴意——论四十年代陈敬容的诗》,《楚雄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P.67

[10] 狄尔泰:《体验与诗》,见于L•列维松编《近代批评文学》,1919年纽约版,P.53

[11] 邓天杰:《论孤独的诗学意义》,《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P.4041

[12] 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P.419

[13] 鲍昌宝:《盈盈的渴意——论四十年代陈敬容的诗》,《楚雄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P.67

[14] 盛英:《她们更向往现代文明——试论新时期女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见于《天津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P.83

[15] 艾莎多拉•邓肯:《我的生活》,转引自彭燕郊:《明净的莹白,有如闪光的思维——记女诗人陈敬容》,《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1期,P.139

[16] 蒋登科:《论九叶诗歌中的毁灭和复活话语》,见于《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P.67

[17] 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转引自徐秀:《生命与诗:历万劫奔赴永生》,《诗探索》2000年第Z1期,P.159

[18] 转引自余慧:《吸收与重构——郭沫若的生命主义诗学》,《安康师专学报》2005年第4期,P.6768

[19] 转引自赵金凤:《植根于“此在”的西方体验美学》,《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2期,P.8

[20] 蒋登科:《论九叶派诗歌中的毁灭和复活话语》,见于《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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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平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555 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基础部(31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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