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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我一生心 负你千行泪 ——从柳永后期歌妓词看他的人道主义光辉

周新寰
柳永一直是文学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对他的评价也通常是贬多于褒,认为他文品高于人品。对于柳永的词,世人提及最多的是他在词史上的开创性地位。如首创长调慢词,第一个在词中大量运用白描手法,第一个专业创作词的作家,等等。而对柳永的词作内容,特别是歌妓词,则往往持鄙夷态度。在封建社会里,柳永就一直被看作是“有才无行”的文人,遭到长期的歧视和排挤。实际上,我们细读柳永的歌妓词,就会发现他的歌妓词具有深刻的、超越前人的社会美学意义。柳永对歌妓的同情不是停留在一般的社会意识上,而是倾注着进步的人道主义精神。现实意识只有通过人道主义精神才能与审美意识相沟通,艺术家只有超越本身,站在全面人性的立场上来观照社会和人生,才能跻身于审美的高度。柳永达到了这一高度。柳永以深沉柔和的旋律去拷问世人的灵魂,唤醒被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压抑的人性。
北宋王朝建立之后,一方面在行政军事财政各部门施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以求消除晚唐五代以来君弱臣强和藩镇割据的社会痼疾,维护赵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另一方面则通过招抚流民,奖励垦殖、兴修水利、改进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推广优良品种等一系列比较开明的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这些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的兴旺景象。随着农业经济的振兴,手工业也臻于前所未有的发达。在组织形式、经营规模、专业化程度上,都远比唐代进步。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又直接刺激了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出现了东京、成都、兴元、杭州、明州、广州等一大批著名的商业都市。与城市商业经济的空前繁荣结伴而来的便是城市人口的剧增。据真宗天禧五年的记载,新旧城内十厢,分管一百二十一坊,共九万七千七百五十户;新城外九厢十四坊,约有一万一千三百多户;计当时东京约有十一万户,尚不包括政府所属机构和驻军。在这庞大的都市人口中,仅官营手工作坊的工匠就有八万多人,军队数十万人,僧尼道士女冠三万人,巫卜万人,商人两万户,妓女万户,还有大量的官府吏卒和其他城市游民。这就形成一个在帝王、贵族、官僚地主和巨商之外的,以手工业工人、店员、小商贩、小手工业主、小吏、差役、兵士、妓女、僧道以及乞丐等为主体的结构庞杂的市民阶层。这个阶层很快成为一股比较成熟的社会力量。市民群众在雇佣劳动和经营买卖方面要求摆脱封建束缚的斗争,表明他们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意愿和追求。这种意愿和追求体现在文化生活方面,便是以他们为主体的勾栏瓦肆文艺的蓬勃兴起。北宋时期,市民的娱乐场所非常之多。据《东京梦华录》载:东角楼“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较之唐代,两宋的市井歌妓更为盛行,并随着宋代商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商业化的特点也日趋明显和突出。或者说,不断发展的商业经济,加速了市井歌妓这个阵营的扩张,导致宋代的重要商业都市妓馆林立,歌妓云集。作为商业、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宋汴京和南宋临安,尤其如此。北宋经济文化发展繁荣持续一百多年,而柳永所处的真宗、仁宗两朝,无疑是它最为辉煌的时期。
在柳永的时代,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兴起,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勾栏瓦肆文艺的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事实上,在酒楼、平康诸坊和瓦肆设置市井妓,是宋代歌妓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朝廷所认可,所以社会舆论不以召唤市井妓侍宴酒席为不誉之事。另一方面,士大夫们具有双重的人格。在对新兴市井文化的态度上,宋代政权的文化性质、文官政府性质、典型的士大夫文化性质起了决定性作用。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鼓励士大夫“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①“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各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贡帐为游息之所。”②历史在这里似乎开了一个玩笑,宋朝以武力而得天下,却成为了一个令后代士人十分企慕的的文官政府。这样,宋王朝接纳了市井文化,将它视为装饰太平的点缀。于是,士大夫夜夜笙歌,不可一夜缺少醇酒美人管弦与二八妙龄女郎手执月牙板的浅斟低唱。但这并不意味着宋代士人的堕落,恰恰相反,有宋一代是华夏历史上最有文化、最有思想的一代。高雅的精神情操与笙歌美人并行不悖,正是这个时代的特点。
柳永之所以走上一条与歌妓乐工合作的创作道路,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是个人原因,科举仕宦上的不得志以及上流社会的排斥与轻侮,缩短了他同作为下层市民的歌妓之间的距离,形成了他在艺术上与歌妓乐工合作的心理前提。与科举仕宦不得志相伴随的是经济生活的拮据,这促使他不得不与歌妓乐工合作,为她们写歌词,以求得衣食上的温饱。宋代统治者对文人的物质待遇是颇为优厚的,但享受这种优厚的待遇要在取得功名之后。仕途上的失意带给一个普通士子的只能是衣食之忧。除非家道殷实,有着足够的经济来源。柳永虽身为世家子弟,但据时人的记载,他的经济却很拮据。罗烨《醉翁谈录》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柳永之潦倒贫困可见一斑。即便是后来他做了官,依然是囊中羞涩,乃至最后死无葬资。祝穆《方舆胜览》载:“永流落不偶,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金葬之于南门外。”关于柳永的卒地祝穆显然弄错了,但其“死之日,家无余财”的记载,还是可信的。
如果说,功名的失意和经济的窘迫,还只是作用于柳永行为选择的外部因素。那么,天生的浪漫气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市井音乐文学的深刻心理认同,则成为柳永与歌妓乐工合作的重要内在依据。早在少年时代,柳永就对市井文艺怀有浓厚的兴趣,据杨湜《古今词话》载:“宋无名氏《眉峰碧》词云:‘蹙损眉峰碧。纤手还重执。镇日相看未足时,忍便使鸳鸯只。薄暮投孤驿。风雨愁通夕。窗外芭蕉窗里人,分明叶上心头滴。’柳永少年读书时,遂以此词题壁,后悟作词章法。”从这首词的意境和风格来看,显然是首市井通俗词。那个时候柳永正在乡下读书,并未正面接触到市井文化,却有勇气把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市井歌词题写于壁,并且时常观摩。这只能归于他那浪漫的天赋。
正是柳永这种浪漫天赋,让他对女性,尤其是那些美貌而工于诗词歌赋的歌妓们产生了好感,甚至是心理上的高度认同。事实上,唐宋士大夫们情感世界中有一个特殊而又十分突出的组成部分,就是“歌妓情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唐宋词与歌妓的关系,是建立在词人与歌妓交往活动之上的。词人与歌妓本是处于两个不同阶层、不同地位的社会成员,各自有不同的活动领域。但唐宋歌妓制度使两者之间产生了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既体现在歌舞侑酒与填词听歌相辅相成的文化娱乐中,又体现在由此而形成的以爱恋为纽带的情感网络上。若前者为士大夫群体游妓蓄妓的主要活动形式,后者则是活动形式得以展开的内在动因。两者是互为表里,相互作用的。将两性风情导致的悲喜感悟置于争名竞利、建功立业之上,公然在创作中将风月艳情视为比功名利禄更有价值的人生追求,无论是柳永之前还是之后,都没有第二人。有学者认为在苏轼之前的词坛,多数的词作都是“男子而作闺音”,是因为将从政作诗与樽前填词看成是互不相关的两回事。所以词中的主体形象自然就要遮掩起自己本来的高贵面目,而以女儿身来表演。柳永则不然。他公然宣称“才子词人”的人生理想,他敢于写出自己的真实形象。“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羁旅途中的主人公自然是一个真实的柳永;“小楼深巷狂游遍”、“误入平康小巷”的又何尝不是一个真实的柳永?他通过词作反映他一生复杂的生活经历,毫不隐讳自己的真情实感,尤其是在男女之情方面的情恋流露。在柳词中,这种缠绵眷恋不是简单停留在肉体感官的抒写上,而是超越这一俚词表达情爱的俗套,将男情女爱作为生存关怀的终极意象,视作与功名利禄具有同等甚至更高存在价值的人生慰籍。柳永的这种“泛爱”观念,是对传统观念中忠贞不渝的古典浪漫和以女性为玩物的所谓“泛爱”观念的颠覆。由于奴隶制和封建制中国一直实行一夫多妻制,所以后一种观念尤为普遍。在屈原笔下,女性是政治抒情诗里的符号;曹植诗中的女性用于政治比兴;李白的“携妓载酒泛中流”则不过是诗歌画面的点缀罢了。白居易情爱故事中的女性更是抽象的形象。在前代文人心中,政治是中心。而在柳永看来,爱情才是他人生的永恒和第一主题。柳永的泛爱观和后期的歌妓词开始具备现代人文主义的因素。在柳永之前,对女性尤其是风尘女子持平等态度的极为罕见。唯有柳永在他后期的歌妓词中毫不隐晦的表达出他对歌妓们的同情、爱慕,甚至是理解。
宋代歌妓实际上是最不幸的一个群体。虽然她们之中也有一些深受宫廷、官府或主家的宠幸,生活优裕;有的还拥有私家财产,如北宋著名的李师师、崔念月,南宋名妓唐安安等,但毕竟是歌妓中的极少数。而无论她们是否受到宠幸,都没有摆脱被奴役被玩弄的“贱民”地位,即便是身处宫廷的乐工歌妓也不例外。在社会地位上,各类歌妓都身处“奴婢贱人”之列,都受到唐宋两代“奴婢贱人,律比畜产”的法律制约,毫无人身自由可言。因此她们只是一种特殊的财产,常被主人买卖,或作为一种特殊的礼品,赠送他人。柳永在早期的歌妓词中是把歌妓当做一种“玩物”的,这是当时时代的异化,是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歌妓的歪曲。这是柳永歌妓词中的糟粕,是“恶”的一面。
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柳永后期的歌妓词。
柳永对歌妓的态度的根本转变是在他遭遇到人生道路上的重大挫折,受到上流社会的訾议和讪谤之后。即他生活和创作的后期。在柳永晚年的一首《思归乐》里,他写道:“天幕清和堪宴聚。想得尽、高阳俦侣。皓齿善歌长袖舞。渐引入、醉乡深处。 晚岁光阴能几许。这巧宦、不须多取。共君事把酒听杜宇。解再三、劝人归去。”这里“解再三,劝人归去”的并非以往人们仰慕的山水田园、丛林草野,而是“兰堂夜烛”、“醉乡深处”的笙歌罗绮。在这里,柳永一而再,再而三地将男女欢恋缱绻与仕途上追名逐利形成强烈对比,在对比中决然地表示出了男情女爱重于名利功业的人生价值观。这种人生价值取向越到柳永的晚年表现得越强烈。在山一程水一程的游宦奔波中,柳永深切地感受到时空变易之无情,感悟到人生的局促和微渺。虽然柳永不是一个遗世独立的人,而且一生也在名利场上浮沉。在柳永另一名作《八声甘州》里,大家都注意到柳永在词中将“何事苦淹留”的郁闷和“想佳人”的苦痛相思揉合在一起。柳永在这苦痛复杂的揉合之中,实际上寓示着自己的身心抉择:在这倚栏杆处,无语之际,凝愁之间,惟有“佳人”占据着他的视觉中心、情怀深处。柳永开始反思自己,反思人生,形成了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至关重要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自己的价值,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同时,也使他由此而正确地认识他人,观照他人。上流社会堵塞了他的仕途之路,他只好再次回到秦楼楚馆中来。他的命运和那些被侮辱和损害的歌妓命运是相通的。在这类词里,柳永是以“友人”的身份出现的。无颐指之气,有亲切之态,坦然、平等、殷勤地与歌妓交往,为歌妓谱新曲,为歌妓唱赞歌,用自己的词作与真诚赢得了歌妓的青睐。在这里,“才子”与“佳人”的地位平等。他们相知、相恋、相思、深情缱绻,惺惺相惜,把对方当作知己,当作自己心灵休憩的港湾。柳永用他的词,更用他的心深入细致地体察青楼女子的微妙心理,表达她们那扣人心弦的人格追求,向欣赏者展示了市井狭邪生活中最真实的一角。他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和歌妓交朋友:

玉肌琼艳新妆饰。好壮观歌席。潘妃宝钏,阿娇金屋,应也消得。 属和新词多俊格。敢共我勍敌。恨少年、枉费疏狂,不早与伊相识。(《惜春郎》)
有美瑶卿能染翰。千里寄、小诗长简。想初襞苔笺,旋挥翠管红窗畔。渐玉箸、银钩满。 锦囊收,犀轴卷。常珍重、小斋吟玩。更宝若珠玑,置之怀袖时时看。似频见、千娇面。(《凤衔杯》)

正由于摒弃了先前把歌妓当“尤物”的观念,而把她们当做真正的朋友,歌妓们才乐于和他唱和。同样,歌妓们也对柳永怀着深厚的友谊,把他当做朋友,给他寄来书简。柳永把这位歌妓特意寄来的诗简藏于怀中,时时拿出来拜读,可见他所欣赏的已不仅仅是她们的体态和容貌,更多的是她们的才华和品格。如同众多歌妓所看重的,也并不是柳永的金钱(实际上柳永后来一直靠给歌妓们写词为生,相当的潦倒),而是他的才华:

且恁相偎倚。未消得,怜我多才多艺。(《玉女摇仙佩》)
当日相逢,便有怜才深意。(《殢人娇》)
被举措、艺足才高,在处别得艳姬留。(《如鱼水》)

正是在这种平等、相互爱慕的基础上,柳永第一次提出了“才子佳人”的爱情模式:

结前期。美人才子,合是相知。(《玉蝴蝶》)
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当年双美。(《玉女摇仙佩》)

在那个时代,这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这种爱情,摒弃了世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排除了“门当户对”的陈旧观念,因而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至于这种爱情最后能否以婚姻为归宿,那是次要的,因为它的根本价值在于实现了平等和互爱。虽然柳永所提倡的是一种泛爱式的互爱,虽然他并不能为爱一个女人而终生不渝。在柳词中出现名字的歌妓就有许多:“但愿我,虫虫心下,把人看待”“秀香家住桃花径,算神仙,才堪并”,等等。柳永的爱情经历是异常复杂的,如他自己所写:“洞房记得初遇,便只合、长相聚。何期小会幽欢,变作离情别绪。”柳永虽然泛爱,却都是真心相爱。正因为是以平等和互爱为前提的,所以这种爱情常常达到一种异常强烈持久的程度:“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在柳永的歌妓词里,与他感情最深的是虫娘:

小楼深巷狂游遍,罗绮成丛。就中堪人属意,最是虫虫。有画难描雅态,无花可比芳容。几回饮散良宵永,鸳衾暖、凤枕香浓。算得人间天上,惟有两心同。 近来云雨忽西东。诮恼损情悰。纵然偷期暗会,长是匆匆。争似和鸣偕老,免教敛翠啼红。眼前时、暂疏欢宴,盟言在、更莫忡忡。待作真个宅院,方信有初终。(《集贤宾》)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柳永当时的许诺是真诚的。但这违反了封建婚姻制度。在宋代社会,像虫虫这样的贱民歌妓,是根本不可能与宦门子弟柳永结为配偶的。更何况柳永后来考中了进士,踏入了仕途,客观条件不允许他去践行向虫虫许下的诺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柳永敢于在作品中表示与贱民歌妓结为配偶的愿望,实属难能可贵。
柳永从女性的角度,细致体会到流落风尘对女性精神的压抑和损害,理解她们“常只恐、容易蕣华偷换,光阴虚度”的郁闷,并发出“天上人间,惟有两心同”、“且相将,共乐平生,未肯轻分连理”的良好愿望。柳永还真正觉察到了歌妓的心愿,为她们表达心声:

才过笄年,初绾云鬟,便学歌舞。席上尊前,王孙随分相许。算等闲、酬一笑,便千金慵觑。常只恐、容易蕣华偷换,光阴虚度。 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迷仙引》)

这首词刻画歌妓心理,真实而细腻。歌妓发自心灵深处的脱离苦海的呼声,是何等激切!柳永在京都长期留连歌坊,深知她们内心的痛苦。她们以色艺谋生,属于社会的贱民,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

一生赢得是凄凉。追前事、暗心伤。好天良夜,深屏香被,争忍便相忘。 王孙动是经年去,贪迷恋、有何长。万种千般,把伊情分,颠倒尽猜量。(《少年游》)

柳永是个忠于生活、正视现实的词人,在这首小词里既表现了歌妓的痛苦,又充满真切的同情,同时也暗示了她们堕落的本性,以及由此处于困惑的境地。这向社会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妇女问题:无论在哪个社会,妇女解放的程度,就是衡量这个社会文明进步的尺度。
感情丰富、心地善良的柳永,自己漂泊在外,心里却殷切的牵挂着歌妓的病体:

追想秦楼心事,当年便约,于飞比翼。每恨临歧处,正携手、翻成云雨离拆。念倚玉偎香,前事顿轻掷。 惯怜惜。饶心性,镇厌厌多病,柳腰花态娇无力。早是乍清减,别后忍教愁寂。记取盟言,少孜煎、剩好将息。遇佳景、临风对月,事须时恁相忆。(《法曲献仙音》)

面对青春年少的歌妓们的不幸夭折,尽倾同情之泪,谱成哀歌,寄予深沉的悼念:

留不得。光阴催促,奈芳兰歇,好花谢,惟顷刻。彩云易散琉璃脆,验前事端的。 风月夜,几处前踪旧迹。忍思忆。这回望断,永作终天隔。向仙岛,归冥路,两无消息。(《秋蕊香引》)

柳永以芳兰和好花比喻亡人的丽质,以彩云之易散与琉璃之易碎比喻亡人生命的脆弱。词人并未表明这位歌妓与他的特殊亲密关系,却流露出无限的友情和同情,显示了柳永的人性光辉。虽然柳永没有说明这个歌妓的死因,但是对于歌妓们长期的精神剧痛,他是深有体会的。歌妓们多是破产农民的女儿,因家庭生计艰难而被迫卖给妓院为妓。也有其他良家女子,因各种偶然的原因被坏人拐骗入籍。在这个人间地狱,没有人理会她们的痛苦和悲伤,只有柳永作词悼念她们:

花谢水流倏忽,嗟年少光阴。有天然、蕙质兰心。美韶容、何啻值千金。便因甚、翠弱红衰,缠绵香体,都不胜任。算神仙、五色灵丹无验,中路委瓶簪。 人悄悄,夜沉沉。闭香闺、永弃鸳衾。想娇魂媚魄非远,纵洪都方士也难寻。最苦是、好景良天,尊前歌笑,空想遗音。望断处,杳杳巫峰十二,千古暮云深。(《离别难》)

这首悼亡词,引人深思,催人泪下。歌妓是贱民,她的死没有常人的丧葬仪式,也没有亲人的哀悼,孑然一身,如落叶飘零而去。一切悄然,人去屋空,情景被表现的甚为凄凉。在词人的痴念中,她的灵魂仍是那样的娇媚:她已经化为巫山神女,为云为雨,飘渺于十二峰之间。如果柳永没有恻隐之心,没有真挚的感情,没有抛弃世俗的偏见,没有打破阶级局限的勇气,对于社会地位卑微的歌妓能有如此沉痛的悼念么?
柳永后期的作品,真实地披露了这些歌妓们的深重苦难和绝望中的希望:

帘垂深院冷萧萧。花外漏声遥。青灯未灭,红窗闲卧,魂梦去迢迢。 薄情漫有归消息,鸳鸯被、半香消。试问伊家,阿谁心绪,禁得恁无憀。(《少年游》)
远恨绵绵,淑景迟迟难度。年少傅粉,依前醉眠何处。深院无人,黄昏乍拆秋千,空锁满庭花雨。(《斗百花》)

她们把结束悲苦生涯的唯一希望寄托在自己所中意的风流少年身上,殊不知大多是一厢情愿。她们真挚的感情一次次被捉弄、被亵渎。根源不在于她们感情付出的多少,而在于必须改变这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命运。柳永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在作品中不止一次的替歌妓们发出自由的呼喊:

纵然偷期暗会,长是匆匆。争似和鸣偕老,免教敛翠啼红。(《集贤宾》)

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迷仙引》)

这种自由能不能实现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值得思考的是柳永如实地表达了这种自由意识的觉醒。这是封建社会的中世纪,以妓女的口吻发表的一篇人格宣言,这是被压迫者的人性的觉醒。把歌妓当人,这就是最大的“善”。
与柳永同时代的词人很多,有名的也很多,写歌妓的则更多。但纵观之下,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仍是把歌妓当作生活的一种点缀,是工作之余的消遣。比如当时著名的太平宰相、富贵闲人晏殊。使得他的词中正平和温润秀洁的自然是他词里的歌妓——更确切的说是家妓,以晏殊的地位和财力他是养得起家妓的。北宋的大词人们:张先、晏几道、欧阳修、周邦彦、秦观、苏轼、黄庭坚……他们都曾写歌妓词,但他们更注重的是描写歌妓们的容貌、体态、歌喉,写得极其香艳旖旎。像苏轼的《减字木兰花》词“曲终力困,笑倚人旁香喘喷。老大逢欢,昏眼犹能仔细看。”欧阳修的《解仙佩》词:“梦里似偎人睡,肌肤依旧骨香腻。”这些歌妓词里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对名妓美人的欣赏和取悦。他们固然有激情,但也带着轻浮;固然有爱意,但也有玩弄;固然相依相偎,但总有身份不同而产生的距离感。秦观《品令》里:“每每秦楼相见,见了无限怜惜。” 歌妓只是被人爱怜的玩物。这些士大夫们自然不会深入地思考,歌妓为什么会成为歌妓,更不会深入地去了解歌妓们笑面如花背后的辛酸和歌妓们的内心世界。我们不能说这些士大夫与歌妓之间就没有真正的感情。但是这种感情、相思、怀念确实仅仅建立于两性的性爱之上。晏几道多次在词里提到“小蘋”:“小蘋若解愁春暮,一笑留春春也住”(《木兰花》),“小蘋微笑尽妖娆,浅注轻匀长淡净”(《玉楼春》)。另一位离情圣手周邦彦在《芳草渡》里写:“多少离恨苦。方留连啼诉。凤帐晓,又是匆匆,独自归去。”这些词虽然主体的抒情对象都是他们所眷恋的歌妓,但是都只局限于一般的爱恋。相比之下,柳永却发出“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的旷世呐喊。柳永真正关怀的是她们的身世之悲,真正欣赏的是她们的才华而不是她们的容貌。正是由于柳永对歌妓的平等和同情态度,使柳永的歌妓词在思想上最趋进步,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
“一个男人真正需要的只是自然和女人,其余的一切,诸如功名之类,都是奢侈品。”③柳永将风月欢情视为有限生命的终极慰籍。这一独特人生价值观,不仅迥异于士大夫们建功立业,追名逐利的传统价值取向,而且使他的歌妓词呈现出不同于流俗的个性风貌。这是那些“雅词”作者难以想象的,也是那些玩赏庸俗的“俚词”作者难以企及的。对于柳永歌妓词所呈现出的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体悟,我们也应该承认。对于生命来说,两情相悦才是最本质的情感真实。柳永的歌妓词,并非全是他爱之忧欢的写照,其中相当部分是追求思想人格而不得的苦闷的异化转换。柳永把求仕不得的精神伤害,通过爱情失落的苦恼表现出来。他“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强作欢颜,正是怀才不遇时苦闷心情的具体体现;“雅态妍姿正欢洽,落花流水忽西东”,正是他对美转瞬即逝的无奈和喟叹。《乐章集》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始终围绕着男女之恋的悲欢离合展示自己对人生的悲剧性体验。柳永对风月的大肆发挥,是在冷漠的社会中寻求一个充满人情味的角落,是内心涌起的对道貌岸然的传统道德和封建社会的激烈反抗。行动的价值不在于成功与否,而在于行动本身。生命的价值正是在躁动不安的反抗、追求过程中实现的。作为儒家思想的追随者,柳永悲剧性的失败了,但作为自由生命的体现者,他狂放不羁的个性使得他的行动具有了思想解放的启蒙意义。

[注释]:
①:《宋史》,中华书局,第8810页
②:《梦溪笔谈校正》卷九,胡道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89页
③:《人与永恒》,周国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主要参考书目]:
(宋)柳永:乐章集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12月第一版
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第一版
姚学贤 龙建国:柳永词详注及集评,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
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
吴熊和: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
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龚斌: 情有千千结——青楼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
谢桃访:柳永词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
奥弛:四大风流才子之——浪子柳永,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

作者简介:

周新寰,男,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生。中国青少年通讯社记者。
曾获团中央、司法部、绵阳市人民政府、垦利县人民政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文艺家俱乐部、中国青少年通讯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教育报刊社、《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诗刊》、《中华散文》等主办的征文奖二十多项,在各级各类报刊杂志媒体发表文章近百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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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惠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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