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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僮仆”

顾农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有云:“……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其中“僮仆”二字大可注意。

汉晋以来的所谓“僮仆”乃是与主人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奴子,替主人种田、经商、从事各种家务劳动。僮仆亦称为“僮”或“僮客”,例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曾经提到“卓王孙家僮八百人”;西汉作家王褒(子渊)写过一篇《僮约》,虽然近于游戏文章,但从中也可以考见僮仆任务繁重,相当痛苦。“客”与“主”相对而言,所以与主人有依附关系的“僮”又被称为“僮客”。《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提到卓王孙家有“僮八百人”,而《汉书·司马相如传》则说“临邛多富人,卓王孙僮客八百人”,注云:“僮,谓奴。”“僮客”这一提法用得很久,例如《三国志·蜀书·糜竺传》就曾说起其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僮客”亦犹“僮仆”。

《三国志·吴书·陈武传》附带地写到其子陈表的事迹,说国家曾经赏给他二百家“僮仆”,但他表示不肯接受:“嘉禾三年,诸葛恪领丹阳太守,讨平山越,以(陈)表领新安都尉,与恪参势。初,表所受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郡。表简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诏曰:‘先将军(陈武)有功于国,国家以此报之。卿何得辞焉?’表乃称曰:‘今除国贼,报父之仇,以人为本。空枉此劲锐以为僮仆,非表志也。’皆辄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闻,(孙)权甚嘉之。”虽然未能还给国家,但他实际上将这些本已沦为“僮仆”的人解放了。他赞成“以人为本”,很有头脑。

“僮仆”在东晋南朝一直存在,《宋书·王弘传》有一段文字,记载当时的一场讨论,即在最基层的里伍中,士人是否接受连坐,可否用僮仆奴客来替罪?其时有几种不同的意见,吏部郎何尚之的看法是士人本人必须接受连坐,他感慨地说:“今多僮者傲然于王宪,无仆者怵迫于时网,是为恩之所沾,恒在程、卓,法之所设,必加颜、原,求之鄙怀,窃所未惬。”王弘则主张对士人适当予以照顾:“无奴客,可令输赎,又或无奴僮为众所明者,官长二千石便当亲临列上,依事遣判。”可知“僮”、“仆”、“奴客”、“奴僮”这些语词基本同义,可以通用。“奴僮”一词尤多见于史籍,如《宋书·谢弘微传》称谢混死后,谢家“奴僮尚有数百人”,《宋书·沈庆之传》云其家“奴僮千计”,如此等等。

王弘在刘宋初年当过江州刺史,与陶渊明有过一点交往,这就是《宋书·隐逸·陶渊明传》所载的:“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潜尝往庐山,弘令潜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潜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王)弘至,亦无忤也。”他们是同时代人,所以王弘的说法同陶渊明的诗文最可互证。

“僮仆”在当时的生产中作用很大,《颜氏家训·涉务篇》云:“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他这里正是从东晋说起的。“僮仆”实际上就是农奴。

陶渊明家的僮仆应当乃是他家里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鲁迅先生早已注意及此,他说古代的隐士必有其生活来源,“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有了‘优哉游哉,优游卒岁’的幸福的。倘不能,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履,又哪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隐’总与享福有些相关”;具体说到陶渊明,鲁迅指出,“他有奴子,汉晋时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耕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边饿死了” (《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

陶渊明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本人也参加过 一定的农业生产劳动,例如在豆子地里锄草,收割水稻,等等。他颇知稼穑的艰难,与“农人”的关系比较亲密,这就同那些“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一味高高在上的官僚雅士不可同日而语了。他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对“僮仆”的态度也比较好,据萧统《陶渊明传》所记,他在彭泽令任上曾经派遣一个“力”——也就是“僮仆”即奴子,亦称“力人”——去为他儿子服务,同时写一封信道:

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要求自家子女善待僮奴,强调地指出“此亦人子也”,表现出某种人道主义精神。陶渊明不可能超越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但他主张善待弱势群体,应当说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陶渊明家有多少“僮仆”颇不可考,大约不算多——《宋书》本传说给他抬“篮舆”的除了门生以外还有他自己的两个儿子,可见他能够役使的人很少——而且越来越少。他晚年在《与子俨等疏》中写道:“汝辈稚小,家贫无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到这时候,他家里似乎已经没有“僮仆”了。与陶侃时“家僮千余” (《晋书·陶侃传》) 相比,到陶渊明这一代显然要算是彻底破落了。

与陶渊明大体同时而稍晚的谢灵运,态度就完全不同,他竟然擅自杀害僮仆。《宋书·谢灵运传》云:“……迁相国从事中郎,世子左卫率,坐辄杀门生,免官。”此事内幕则如《宋书·王弘传》载其奏弹谢灵运文中所说:“世子左卫率康乐县公谢灵运,力人桂兴淫其嬖妾,杀兴江涘,弃尸洪流。事发京畿,播闻遐迩。宜加重劾,肃正朝风。”桂兴其人虽有问题,却无死罪,尤非谢灵运所可擅杀。同谢灵运凶残的恶霸气相比,陶渊明表现了高尚的“仁者爱人”的风范。

(收稿日期:20041015日)

原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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