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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校本《嵇康集》手稿

顾农

鲁迅辑录校勘的古籍甚多,其中知名度最高的是他的《秘康集》校本,在1938年出版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中即已收入,早已为读者所熟知;到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又影印出版了另一种本子的鲁迅校本《稽康集》,当时称为“校正稿本”,亦极为士林所爱重。不过“校正”的提法与事实不符,因为这个影印本所依据的手稿是完成得较早的1924年本,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对1938年《全集》本《播康集》所依据之手稿即1931年本的“校正”。换言之,1924年本根本不是所谓“最后的写定本”①,1931年本才是基本写定的“清本”。可惜过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个关系被弄颠倒了,最典型的错误说法出于1962年出版的戴明扬《稽康集校注》的“出版说明”。此后不少人心目中都存有重1956年影印本即1924年本、轻《全集》本即1931年本的成见。笔者过去也曾受过此种成见的影响,对1931年本的成就估计不足;直到近年来读到鲁迅的五册手稿,才弄清了事实的真相,并进一步加深了对于鲁迅的敬意。

这五册手稿均收在《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第五函中,其前四册分别为1931年本、1924年本、1915-1922年本和1913年本,第五册是鲁迅的一些零星手稿,凡七种,该函“编辑说明”云——

鲁迅在校订《秘康集》的过程中,还有一些

散叶稿,其中有关的目录,校文等,均编入本函

第五册,《嵇康集目录》及《嵇康集校文》的题目

为编者所加;《嵇康集考》一文手稿发现后,曾发

表于一九五四年《历史研究》第二期,一九八一

年收入《鲁迅全集》十六卷本第十卷《古籍序跋

集》。鲁迅钞录的马国翰辑本《春秋左传楼氏言》

和严可均辑本《圣贤高士传》,以其同为楼康著

作,故亦编入本册。

这里提到五种,另外两种一是《播中散集考》,抄录了若干前人著录稽康的材料,是鲁迅后来写1924年本《嵇康集》附录及1926年的专题论文《嵇康集考》的准备材料;二是《嵇康集逸文》(附正讹),是从类书中辑录的秘康集外文,附有考证性按语,后稍加修订收入1924年本手稿及《稽康集考》。

如此丰富的材料,生动地显示了鲁迅从事《嵇康集》校勘的全过程,并留给人们极多的教益和启示.

鲁迅起意研究稽康始于1913年,据《鲁迅日记》,当年9月他到厂甸搜购嵇集,未得,遂托书肆为之留意。10月1日,他从京师图书馆借得明吴宽丛书堂钞本《稽康集》,十分高兴。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明长州(今苏州)人,著名藏书家,著有《丛书堂书目》,他的藏书多亲自钞录,书法精采,十分名贵。该集据说钞自宋本,附有若干校勘,卷末有张燕昌(芭塘)、黄复翁(丕烈)跋。张跋谓“卷中讹误之字皆〔匏庵)先生亲手改订”,黄跋亦同此意。

鲁迅借得这个珍贵钞本后一方面赶紧钞录了一份,一方面将此本与他本互校,如10月15日至20日间曾以严可均辑《全三国文》校该本,写下了十二页校勘记——这便是现已收入第五册题作《稽康集校文》的那份手稿。经过初步的对勘研究,鲁迅得出了全然不同于前代藏书家和版本学家的见解,他敏锐地发现丛书堂钞本的原钞是很好的,而其上的校改却不佳,恐怕未必出于吴宽之手。因此他在过录该钞本时特别注意保存原钞文字,“今于原字校佳及义得两通者,仍依原钞,用存其旧。其漫灭不可辨认者,则从校人,可惋惜也。”这是一个十分深刻而且重要的观察;在10月20日所写的跋文中鲁迅还指出:

细审此本,似与黄省曾所刻同出一祖。惟黄

刻帅意妄改,此本遂得稍稍胜之。然经朱墨校

后,则又渐近黄刻。所幸校不甚密,故留遗佳字

尚复不少。中散遗文,世间已无更善于此者炙。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鲁迅后来在校勘整理《稽康集》时即采用丛书堂钞本为底本,并对底本文字采取“排摈旧校,力存原文”的基本方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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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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