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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而质朴的艺术创造——谈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

梁鸿鹰

长篇小说《笨花》是近年我国文学创作值得祝贺的重要收获。这部作品表达的是对土地的敬意,对劳动的礼赞,对从灾难深重岁月中走过来的人们的激赏。小说的史诗品格来自时光难以磨褪的历史记忆,反映着与土地的血肉般联系,也得益于作家对乡村人间烟火的专意营造,铁凝在艺术化地复活的历史人物身上寄寓了人生的理想,表达了对那些让民族延绵不绝的恒久价值观的认同,是她以创造的智慧和辛劳对在心里珍藏已久的一切的最质朴纯粹的书写。

在文本层面上我们首先注意到,与之前所有大量的创作最为不同的是,铁凝在《笨花》中,首次细腻、深沉地把笔触伸向让整个民族绝难淡忘的一段经历。在这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里,甲午海战、辛亥革命、封建政体土崩瓦解、军阀混战割据、五四运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相继发生在中国大地,特别是在外敌当前的情势下,全民族的奋起与抵御,普通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他们的集体无意识,以及他们为生存和保持自己尊严的不懈努力,深深感动着作家,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对历史事实的亲近,铁凝越发意识到,如何透过时光的迷雾去触摸这段历史,如何以小说的形式加以鲜活可感的呈现,也许是更为重要的考验。

老子说过:“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这部作品之气象万千、耐读耐品,就在于充分实现了艺术创造的点滴具体化、细节化。作家笔下的历史是用细节再造的,她通过人物雕塑、复活了历史,所以,我们在小说中所看到的半个世纪的宏阔画卷,这段纷纭复杂的“大历史”,始终是艺术化的、可感知可触摸的,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始终是人物的命运史和特定地方的社会史风俗史。作家没有生硬地做深沉状、没有去嚼啃历史,而是用充分的细节完成对历史的书写,她在作品中不断地放下历史上的那些重大事件,不断地回到对乡村日常生活、乡间小人物的描写上来,即使是写抗日,也注重写民众的抗战,写普通老百姓的抗争与周旋,写他们身上虽有弱点、有游移,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不间断地、一步步地、勇敢地完成自己的那一份担当的具体过程和曲折心路。因而我们通过作品感受到的是众声喧哗、众头攒动的社会生活场景,而不是干巴巴的历史事件,我们读罢作品头脑中留有的印象是可爱的人物、大量的细节,是人物的呼吸与牛马的响鼻。

凭借着对农村生活的格外熟悉和热爱,铁凝能够一步步把乡村社会的风俗景象、人情事理的种种细节自然而然地铺展、显露出来,而这些细节趣味横生、温情脉脉,往往可以独立成章成节,比如我们读到,“打完滚儿的牲口故意懒散着自己从地上爬起来,步入各自的家门,把头扎进筲(shao)里喝水。”“牲口走了,空闲的街上走过来一个换葱的,他以葱换去笨花人的鸡蛋”(P8),“霜降已过,路边的茅草已枯萎,其他诸多杂草也被霜打得萎靡不振。只有一种名叫猪耳朵棵的东西,叶子还湛绿。”(P15)等等,就像是一幅幅动静相宜的油画。作家把自己“对生活的情意”融入到乡村的无数细节中,寄托着对乡村人们的厚爱,因此,小说中那些有毛病和缺点的人,我们看着也是可爱的、有趣的,就像西贝小治媳妇因吃醋每逢黄昏在房顶上的叫骂,向桂原配聋扔子对向桂二房小妮子大打出手,只会让我们会心一笑,而不会对她们的行为特别反感、厌恶。即使像小袄子在特殊情况下出卖取灯,我们也更多地归结于她的幼稚、软弱,而不忍心责备她的品质和德行。

铁凝早年自觉到农村插队接受生活锻炼的经历,无疑使她对农村充满深厚感情,她看重、珍视乡村的一切,这份感觉造就了她作品的诗情画意,她的写作与众多有知青背景的作家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她始终不肯写乡村的苦难和知青的“伤痕”,她始终怀着“对生活的情意”看取乡村的一切,刻画笔下的人物。农村这块热土使她的才情得到充分张扬,她在这段生活中接触的、打交道的每个人物都让她永志难忘,她把农村经历的一切看作生活的厚赠,因此一直努力用创作来厚报。在都市题材写作数年后再度沉潜到乡村,从广袤的农村天地汲取题材和素材的赐予,对她来说既必然又自然。我们从以向喜为代表的男性乡村人物的身上,分明看到了作家多年来对中国乡土社会传统、对我们人伦道德的理解与思考。而从以取灯为代表的女性乡村人物身上,则看到了她对更为熟悉和热爱的纯真无邪的农村姑娘们善良、美好的由衷欣赏。

作家写人物时一贯反对出于个人喜好或意念的需要去拔高人物或贬低人物,因此我们看到,小说中人物自身性格逻辑清晰,与情节发展水乳交融、相互推动,人物命运完全由故事的情势决定,故事情节又得到人物性格的推动,叙事始终如乡间清流般自然、流畅。我们由衷地被取灯、梅阁、小袄子、小妮子等女孩子的光彩所吸引,她们身上那种一如“山杏”、“陶媛”、“香雪”们的善良和可爱,使我们可以暂时忘却时代的严酷为她们祝福。同时,我们也不能不为该书出现向喜这样的灵魂式人物叫好。他的一生和归宿,他的人生追求,集中体现了我们民族性格中许多优秀的因素,如包容、达观、内敛、自尊、坚韧等,尤其是在实际利益面前、在考验面前的抉择,更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作家没有故意拔高他,没有让他离开国民党就去投奔共产党,也没有让他拉起一支抗日队伍,没有让他死后化为一座纪念碑,是聪明的处理。向喜作为寄托了作者种种理想的中心人物,在北伐战争后解甲归田,反映了他作为传统的中国人的道德观、是非观,最后与日本兵同归于尽,是大义凛然的豪举。当然,我们主观上都希望他在作品的后半部分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不过,假如这样处理,也许很难不被写成高大全。取灯是作家心目中的另一个理想人物,她身上凝结了许多作家对乡村女孩子的偏爱,她善良、机敏、乖巧、可爱,有追求、有头脑,而她最后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我总是想,假如她能够活到新社会到来的那一天,该有多好。

原载:《文学报》2006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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