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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主义:成长之旅

陈骏涛
内容提要 中国女性主义近二十多年从幼小到长大,经历了三次浪潮.从上世纪末到如今,是第三次浪潮,有四个方面的新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目标是解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诗学或性别文学.
关键词 中国女性主义 三次浪潮 新质 解构 建构


中国女性主义,远的且不说,如果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算起,到如今不过二十多年的历史。这二十多年,她经历了从幼小到长大的过程,尽管目前仍处于成长期,但却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

有一种现象是耐人寻味的,我把它叫做一种有意味的性别现象。这就是关于女性主义,在一般人的眼里(当然,基本上还是在圈内),似乎不显得那么陌生了,它不仅经常见诸报章杂志,也经常成为人们的谈资。以前,在某些男士(那些有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主义观念的男士)那里,女权主义曾经是他们十分讨厌、甚至避之唯恐不及的字眼,如今,女性主义却成了他们可以接受的字眼,有些男士还加入这个行列成为女性主义者的盟友,甚至公开宣称自己是“男性的女性主义者”。某些女士以往或许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如今也许仍然不愿公开承认,但至少是不会公然拒绝了,能够以比较平和的心态对待之。公众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接受心理的这种变化,我认为也是女性主义在中国境遇的变化。这至少说明中国文化环境越来越宽松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越来越开放了。

除了女性主义,中国女性主义也逐渐为人们所认知了。过去说女性主义是舶来品,而现在却说女性主义有了中国版――它是西方女性主义中国化、本土化的产物。其实,从西方女性主义传入中国的那时候起,就开始逐渐被改造和转换,直到改造和转换成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样子,如今还正在这个改造和转换的过程之中――这是很正常的,就像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也要被改造和转换一样。现在,中国女性主义已经成了一个连续出版物的名称,这就是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女性主义》(荒林主编)。《中国女性主义》举起了“微笑的女性主义”的旗帜,向男士们露出蒙娜丽莎式的笑容,表现出对男性的“关怀”。她们还说“男性批判”也是一种“男性关怀”,虽然有些男士不喜欢这种“关怀”――一种居高临下的关怀。不过,这至少说明中国女性主义者对男性的姿态变了――从对立而到友好。

不能把这单单看成是《中国女性主义》的态度,我在一次女性主义学术文化沙龙的发言中曾说过:这实际上是标志着中国女性主义者思维和策略的某种调整,其最主要的就是以两性和谐发展的意识替代两性对抗的意识,用两性对话的积极姿态替代单性独白的专断状态。她聚焦于两性关系问题,既探讨女性问题,也探讨男性问题,谋求两性的和谐发展;她批判男性,试图解构男权中心,同时又关怀男性,不激化两性的对抗和冲突;她不以偏颇激进的姿态,而以公正平和的姿态出现在国人面前。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一种平权的女性主义,而不是霸权的女性主义。[i][①] 看起来,中国女性主义要成为颇有人气的东西了,这也是中国女性主义真正成长起来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般认为,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到如今,中国女性主义经历了三次浪潮,也可以说是三个阶段。应该说明的是,在中国新时期,妇女问题的提出,最早不是在社会学领域,而是在文学领域,正像李小江女士所言:“妇女问题的提出和尖锐表现,最早是在文学而不是在社会领域,无意中使得有关妇女的文学成为社会学讨论的导火索和先驱。”[ii][②]这很像“五四”时期。因此,我将主要从文学思潮这个角度来考察中国女性主义的行进旅程。

第一次浪潮是从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后期,这是中国女性主义的萌生期。从翻译介绍西方女权主义及具有女权倾向的女性文学,到建构中国自己的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批女性主义先行者做了许多筚路蓝缕的工作,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和著述。如朱虹对女权主义的介绍(《美国女作家作品选》),李小江率先主编的新时期的第一套“妇女研究丛书”(其中如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和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弗吉尼娅·伍尔夫的《自己的一间屋》(王还译)的出版,及至90年代初,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刘思谦撰写的《娜拉言说》,或译介,或建构,都对后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一批女性主义者中,有的的确是有自觉的性别意识的,如朱虹、李小江、孟悦、戴锦华,尽管有人(如李小江)不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但具有自觉的性别意识这一点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不因其个人的讳言而改变。不过对多数人来说,还是出于作为女性这一群体的朴素的性别意识,她们还是谨守着“首先是人,然后是女人”这一理念,同时举起了“人的自觉和女性的自觉”两面旗帜[iii][③],如刘思谦、盛英等。她们是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上为女性说话的,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女性主义。

第二次浪潮是在90年代中期第四届世界妇女问题大会召开前后。有人说这是中国妇女的“狂欢节”,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不错的。受世妇会的催动,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都举行了好几个大中型的政府组织的或非政府性质的以妇女为主体和主题的讨论会。各种各样由女性写和写女性的书籍应运而生,女性写、写女性形成一种时尚,一股潮流。一方面是卷进这个潮流里的人数比80年代那时候多得多了,另一方面是对女性主义的介绍和研究,也比以前深入了,出现了一批比较有分量、有深度的女性主义研究著作。如果把这个时期看成是中国(内地)性别意识大面积苏醒的年代,性别意识自觉的年代,也是中国女性主义从萌生而到成长的年代,我想是不错的。

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译介有李小江主编的《性别与中国》,凯特·米莉特的《性的政治》(钟良朋译),王政、杜芳琴主编的《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等。著述就更多了,仅就文学方面,举其要者就有盛英、乔以钢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陈惠芬的《神话的窥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以及王绯、孙郁主编的“莱曼女性文化书系”。这时期与前期不同的是:一些女性主义者大都有比较鲜明、自觉的性别意识,对男权中心文化的批判是十分锐利、毫不留情的,显得很有力度;当然,不可避免地也有一些过激之论,有一种把两性关系对立化也就是二元对立的倾向。

从上个世纪末到如今,可以说是中国女性主义发展的第三次浪潮,第三个阶段。这阶段的中国女性主义仍处于成长期,它是上一个阶段的延伸和发展。这一阶段有一批值得重视的新著,在某些问题上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从翻译来说,有好几种全译本的女性主义经典文本问世,如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和《女性白皮书》,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等。本土学者写的著作也不少,如李银河、刘达临的系列著作,尤其是其性学著作;李小江主编的《文学、艺术与性别》等几本书;还有我在《夏娃言说》[iv][④]一文中所评说的赵树勤、李玲、郭力、乔以钢、陈志红等五位女学者所写的《找寻夏娃――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透视》等五本书;以及2003-2004年间出版的王春荣、吴玉杰(主编)的《女性声音的诗学》,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王周生的《关于性别的追问》,姚玳玫的《想像女性》等。

整个地看,这阶段的中国女性主义表现出了某些新质,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

第一,一种力图超越二元对立思维的“性别诗学”的提出。

“性别诗学”是女性主义批评大潮中浮现出来的新术语,在中国,这个新术语在本世纪才时有所见。“性别诗学”的提出,对中国女性主义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性别诗学”在中国内地首见于叶舒宪主编的《性别诗学》一书,“性别诗学所带来的并不只是添加在已有的各种思考维度之上的又一性别维度,而且还有反思、重估和重构我们已有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框架,更新我们的批评话语的一种契机”。[v][⑤]我看到的对“性别诗学”的阐述,大致有两种不太相同的说法:一种认为它是一种理论,也就是性别理论,这是比较普泛的理解,就跟说“小说诗学”、“散文诗学”,实际上说的就是小说理论、散文理论一样;另一种是把它放在比较文化的范畴,曹顺庆和林树明就是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性别诗学”是以比较两性文化异同为宗旨的。性别不仅是一种生理的概念,它更是一种文化的构成,不同的性别某种意义上就代表着不同的文化,男女两性造就了既相近又不同的文化和文学,因此应该了解“陌生性”和尊重“他性”,消解传统的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等级次序,并把中国文化中的“阴阳互补”、“和而不同”的思想予以传承与改造。[vi][⑥]

我认为,新世纪以来,中国女性学界提出的“中国女性主义”,“微笑的女性主义”,“男性批判”和“男性关怀”,“双性视野”和“两性对话”等等,这都不是一些偶然的、孤立的性别事件,而是表明了中国女性学界策略思想的某种改变,也是中国女性学界成长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们都与旨在超越二元对立思维的“性别诗学”不谋而合。

与“性别诗学”相关的是“女性文化诗学”,这是王春荣、吴玉杰在她们的《女性声音的诗学》[vii][⑦]一书中提出的一种构想。“女性文化诗学”企图整合传统女性诗学、本土化的现代女性诗学和西方女性主义诗学,是一个具有较大包容性的概念,我以为实际上是一种本土化的性别诗学,与“性别诗学”互为发明。

第二,女性主义学科意识的增强,多学科视野的形成。

学科意识的增强是女性学界本世纪以来的一个重要信号,也是中国女性主义成长的重要标志。性别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它要求我们把两性关系的研究置放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不仅是文学,而且涉及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生态学、生物学、艺术史、教育史、语言学、符号学、传播学等领域,包括了与性别体验相关的各个不同学科的问题。目前在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的交叉互补已成为必然趋势,性别研究就更是如此。

这样一种跨学科视野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其实已初露端倪,如禹燕的《女性人类学》,是中国内地最早将女性学和哲学人类学这两门新兴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又如“莱曼女性文化书系”,主编在前言中就说,正是基于对女性研究将成为一门真正跨学科学问的感悟,试图以“东方文化人的视角对东方妇女乃至世界妇女生存现状、文化现状的一次透视”。[viii][⑧]

但真正成气候还是现阶段。在现阶段,女性主义的学科建设已经引起女性学界的充分重视,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我的印象中,本世纪以来,在内地有三次学术会议与性别学科建设是有重要关系的,即2001年6月大连的“性别与文学艺术”圆桌座谈会,2002年8月上海的“社会性别与文学文化及学科建设”研讨会,2004年7月西安的“女性文学与文化学科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

与此同时,一种具有多学科视野的女性主义也走到了前台。我们在已出版的《中国女性主义》5期中可以看到,女性主义正在冲破森严的学科壁垒,逐渐向多学科的领域推进,诸如生态女性主义、体育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与物理学、女性主义与教育学、女性主义与艺术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在这本连续出版物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尽管都还是初步的。在今年出版的《中国女性主义学术丛书》[ix][⑨]中也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多学科的研究视野。

因此,如果说中国女性主义的视域正在不断扩大,正在向各个学科渗透,形成一种“无处不在”的趋势,恐怕并不为过。

第三个新质,从理论到实践――中国女性主义在行动中。

本世纪以来,中国女性主义在注重理论建构的同时,也注重行动。这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中国女性主义的萌生期,女性主义者们做的大多是启蒙性的工作,更重视的是启蒙,还没有力量顾及到行动,到了女性主义成长期,女性主义者们就越来越重视行动了。“两性视野”网站上有一篇文章《女性主义从启蒙到行动》(作者丁宁),标题就把现阶段女性主义的新质点出了,说得也很在理。

从已出版的《中国女性主义》5期来看,都把“女性主义在行动”作为第一栏目,这也说明编者对它的重视。第一、二期都把反性强暴和反家庭暴力作为主题,呼吁社会和权力部门重视这些问题,真正做到男女两性事实上的平等。第三、四期涉及的范围更大了:性的法律、妇女参政、女性就业、经济女性、农村妇女土地权、现代知识女性的角色等等,从多方面探讨妇女的权益、角色、地位和作用问题。第5期则提出了“男性解放”问题,把男性运动看成是女性主义反父权制的同盟者。

当然,由于《中国女性主义》的重力是下在理论建构上,因而尽管也重视行动,但毕竟还不是它的强项。在这方面,更具有优势的可能是其他一些妇女媒介,比如《中国妇女报》、《妇女研究论丛》、《中国女性文化》以及“中华女性网”等一些妇女的网站。

女性主义者重实践,重行动,这可能和性别有关。一般来讲,女性更看重实际,而男性则更看重理论。不过,在我与郭素平女士关于性别问题的一次对话[x][⑩]中,郭素平发表的下述见解也颇有道理,她说:女性之看重行动,可能与女性学科本身的宗旨有关,因为这个学科本来就是探讨女性自身的很多实际问题的,因此她们在这方面更有感触,更有实践空间和实践倾向。

第四个新质,关于“女性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一个新的命题。

关于女性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命题,究竟是谁先提出的,什么时候提出的?这似乎并不重要。我最早是在荒林与残雪的一篇对话《谁是我们的自我》[xi][11] 中偶然看到这番议论的。在这篇对话中,荒林首先提到,邓晓芒在一篇题为《鲁迅精神与新批判主义》的文章中提出,“五四”精神的实质是一种文化自我批判精神,它以鲁迅为最高代表;鲁迅的真精神不是别的,而是以自身为标本的对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精神,即“决心自食”。后来在邓晓芒的另一篇文章《新批判主义》中,进一步概括出新批判主义的三要素,即启蒙自我、忏悔自我和建构自我。残雪表示认同她哥哥(邓晓芒)的意见,她说她凭直觉更愿意接受西方理论家和作家笔下的自我,他们把自我当成通向人类精神王国的通道;每一个人都以独特的自我通向精神世界,对自我挖掘越深,通道就越宽,世界才越大;女作家的所思所感越是自我的,就越是大众的,等等。后来在荒林为《男性批判》所写的《前言》中,明确提出了“重建个人主义意识形态”[xii][12]的命题。她认为,作为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转型的产物,中国女性主义与其说是性别路线的,不如说更是个人主义的;当代意义的中国女性自我解放运动,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深化的必然。在我参加的几次中国女性主义学术文化沙龙中,荒林也都提到了这个命题。

在我与郭素平的对话中,郭素平有一个意见很有意思,她说:这个命题的提出,实际上是理论滞后于实践的。就是说,实践已经走到理论的前头了。但直觉告诉我,这依然是一个很重大的,可能会有所争议的命题。因为它至少有两个指向:一个指向文化传统,一个指向主流意识形态。中国文化传统是强调集体主义的,它把个人、家庭和国家看成是三位一体的东西,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个人,因而,在中国文化里,国和家从来是高于个人的,不像西方,个人是至高无上的。提出重建女性个人主义意识形态,首先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挑战,另外就是对主流意识形态虽然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但并没有倡导“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挑战。

追溯中国女性主义从上个世纪 80年代以来的行进旅程,它从幼小而渐渐长大,到如今成为一种堂堂正正、令人瞩目的文学存在和性别存在,真是感慨良多!

在回答一位年轻女士的提问:“您认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时,我曾经说了这样一段意思的话:如果一定要用几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解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寻觅中国女性文学的经验和传统,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的养分为我所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诗学或性别诗学。这里的关键词有两个:一是解构,二是建构,解构是为了建构,建构是为了更好地解构,二者互为因果。

关于解构,按我的简单的理解,因为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基本上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文化亦是如此,而男性由于身在其中,很难逃避男权中心的制约,所以才需要有女性主义者出来解构。但在中国这个封建主义传统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从而男权主义中心意识也是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国度,要解构男权中心主义,必需讲求策略和方式方法,否则必然收效甚微。新世纪以来,女性学界采取了一种新的姿态和新的策略,以两性和谐发展的意识替代了两性对抗的意识,这必定有利于中国女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至于建构,也有两个中心点:一是寻觅中国女性文学自身的经验和传统,二是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的养分为我所用,二者均不可偏废,最终是为了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诗学或性别诗学。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发掘中国女性文学自己的经验和传统?要不要本土化和中国化?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任何一种西方理论传入中国,都有一个本土化、中国化的问题。西方女性主义是在西方特定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背景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西方国情的产物,它就具有浓厚的本土性。西方女性主义的本土性决定了它的局限性: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实际又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完全搬用西方的一套必然要产生许多错位,因此西方的女性主义(包括其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就有一个本土化和中国化的问题。

女性主义诗学还性别诗学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按我的有限认知,它的基本点是以承认男女两性造就了不同的文化和文学,要求了解“陌生性”和尊重“他性”为前提的,是一种超越男女两性二元对立关系的新的思维,它企望催生出一种新型的两性审美关系。当然,这多少带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因为要真正造成这样一种新型的审美关系,那是在相当遥远的未来。但是,这样的目标却是我们不能不争取的。

谈到建构,女性主义自身的建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开拓中国女性主义者的视野和胸怀问题。从全球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发展趋势来看,当今全球女性主义者关注的多是与弱势群体、与妇女权益有关的一些重大的问题,如对全球化的跨国资本主义的抵制,揭露跨国资本主义对有色人种、对底层妇女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倡导社会公正、公平的理念,引进非政府组织并使其合法化等等。她们的目标已不是某一个妇女或某一个圈子人的权益,而是整个妇女和弱势群体的权益。这样比照起来,中国女性主义者的视野和胸怀似乎就有待于开拓了。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女性学界中一些有识之士的重视。比如乔以钢女士提出的女士们应该有一种宽广的胸怀、复合的视角和平和的心态问题,刘思谦女士提出的要防止性别视角的过度阐释,提倡双性视角的问题等等[xiii][13],都是富于建设性的。

培植和鼓励真正出类拔萃的,富于创造性的思维成果的出现,也是现阶段女性主义诗学建构中应予充分重视的问题。本世纪以来,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女性主义著述,在某些方面出现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但真正出类拔萃的、有创造性的著述还不多见。即以“性别诗学”来说,真正有分量的著作还不易找到。叶舒宪主编的《性别诗学》是中国内地出版的最早的有关性别诗学的书,可惜它只是一本论文的汇编。应该有一本这方面的专著,能够比较系统地、清晰地把这个理论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考虑到读者的接受水平,最好能写得深入浅出些。这个理论最早是1984年由美国学者提出的,十四五年后才传到中国,连在国外都是新的,在中国当然得有一个理解和接受的过程,因此写得深入浅出是很必要的。包括其他的女性主义著述,我个人认为都得考虑到深入浅出的问题,尽可能把学术性和知识性融为一体。目前中国女性主义尽管人气正在上升,但其认知范围基本上还是局限在圈内,什么时候女性主义能够真正从圈内走出来,成为一般人都能理解和接受的东西?这中间的确有很多艰巨的工作要做。

总之,中国女性主义在成长中。当然,成长不是成熟,它意味着还有不足,还有欠缺,需要继续前进。因此,成长是个积极的、行进的概念。我在《夏娃言说》一文的结尾曾经引用陈志红女士在《反抗与困境》一书中的一句话:“它的未来,存在于它的不间歇的突围之中。这个过程,还远未完结。”[xiv][14]我想,中国女性主义的未来就存在于这种不间歇的突围之中,它一方面要突围的是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男权中心主义文化,另一方面则是女性自身的局限和弱点。这个过程,的的确确是漫长的!

2005年岁末整理于京东南隅·耳顺斋

注释:

[i][①] 陈骏涛:《微笑的中国女性主义》,《中国女性主义》2005年春季号:“女性主义学术文化沙龙”。

[ii][②] 李小江:《当代妇女文学中的职业妇女问题》,《文艺评论》1987年第1期,转引自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科出版社,2004年。

[iii][③] 刘思谦:《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盛英:《我的女性观:人的自觉和女性的自觉》,见谭湘、荒林主编:《花雨·飞鸟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

[iv][④] 陈骏涛:《夏娃言说》,《南方文坛》,2004年第5期。

[v][⑤] 叶舒宪主编:《性别诗学·导论》,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年。

[vi][⑥] 参见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结语:性别二元对立的诗意超越》和曹顺庆:《序》。

[vii][⑦] 王春荣、吴玉杰(主编):《女性声音的诗学·绪论》,辽宁大学出版社,2003年

[viii][⑧] 王绯、孙郁:《莱曼文化书系·写在前面的话》,见该书系各书,作家出版社,1995年。

[ix][⑨] 《中国女性主义学术丛书》共12本(荒林主编),九州出版社,2005年。

[x][⑩] 陈骏涛、郭素平:《成长中的中国女性主义》,见《中国女性主义》2005年夏季号,广西师大出版社。

[xi][11] 《两性视野》(荒林主编),知识出版社,2003年。

[xii][12] 参见《男性批判·前言》(荒林主编),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

[xiii][13] 乔以钢:《胸襟·视角·心态――近十年女性文学研究反思》,刘思谦:《性别:女性文学研究关键词》,均见《第七届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

[xiv][14] 陈志红:《反抗与困境》,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

原载:《职大学报》 200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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