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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娃言说――近年几部女性文学理论批评著作评说

陈骏涛

新千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女性文学理论批评沿着20世纪80-90年代一些女性主义先行者所开辟的道路,继续稳步地向前推进。虽然迄今尚未发现特别出类拔萃的著述,但有一些论著还是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的。笔者视野有限,以下仅就阅读所及,从几个方面主要对以下五部论著略作评说,或可借一斑而窥全豹。这五部论著(依评述先后为序)是:赵树勤的《找寻夏娃――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透视》、李玲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郭力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生命意识》、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陈志红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1 日前,这五部著作均已获得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莱蒂菲杯)2。

解构和颠覆男性中心

继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1989)之后,解构和颠覆男性中心观念一直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核心命题。其间比较锐利且有分量的著作有《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陈顺馨,1995),《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林丹娅,1995),《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文学中的男权意识的批判》(刘慧英,1995),《睁着眼睛的梦――中国女性文学书写召唤之景》(王绯,1995),《神话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陈惠芬,1996)等。新千年以来,我所看到的这方面的著作有《找寻夏娃》(赵树勤,2001)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李玲,2002)。

赵著出版据今已两年有半,两年前,笔者在《关于当代中国(大陆)三代女批评家的笔记》3一文中曾将其归入并非激进的女性主义的行列,看来是我一时看走了眼。此番我比较认真地阅读了该书的大部分章节,方始感到这不仅是一部颇有新意,亦见功力,在理性的言说中仍掩藏不住言说者激情的一部很有特色的书,而且是一部颇为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的言说。赵著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在言说之中贯注着作为一个女性作者的独特的感受和体验,一种鲜明的女性视角,一种掩藏不住的女性激情,因此这不是一部一般的学术著作,而是一部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书。

赵著的研究对象作者自言是20世纪80-90年代的女性文学(其实我以为称其为女性写作更为确切,因为这更易于凸显作为性别行为的女性写作的性别特点和性别意识),其自觉鲜明的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是不言自明的。此书共10章,每一章差不多都贯串着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种种传统观念的解构或说颠覆。在绪论中,作者开宗明义就提出了“文学史编撰中的女性缺席”的问题,列举出建国后作为高校教科书的比较权威的8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指出在这些著作中,“女性创造的空白之页,女性缺席之情形随处可见,这种系统的集体的缺席几乎构成了几十年现当代文学史编撰的一个盲区”。问题提得尖锐,但却是事实,不能不使人、特别是引起男性公民们的警觉。在该书最用力的《女性文学的主题话语》上下两章中,作者不去对80-90年代女性写作的主题话语作一般性的概括和描述,而将其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性爱、死亡、逃离、爱欲、孕育、言说。这样的归纳也许有一定的偏颇,但却是从女性写作的实际出发的,每一个方面都与女性写作的性别特点和性别意识紧密相连,其间随处可见对男性中心观念的批判,其锋芒一点都不逊于据此六年前出版的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作者对中国文化传统包括儒释道三家在男女性事问题上对女性态度的严正批判,对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女性作家在性爱主题叙事上的肯定,特别是对女性在性爱活动中的快乐原则以及对同性恋的肯定,都是很令人触目的。

在研究对象方面,李玲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与赵著有两个不同点:其一,赵著研究的是当代文学,而李著研究的是现代文学,特别是“五四”时期的文学;其二,赵著研究的是女性文学,而李著研究的不仅有女性文学,还有男性文学。尽管研究的对象不同,但都以批判男性中心、弘扬女性意识为旨归。李著分两大部分,实际上是原先的两篇(博士和博士后)论文的合成,但其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其中心意旨都是在谈论性别意识。上篇谈的是中国现代男性叙事文学中的性别意识,下篇谈的是“五四”中国女性文学的性别意识;上篇旨在批判男性中心意识,下篇旨在弘扬女性意识。比较起来,下篇对文本有翔实细致的读解,比较平实,而上篇则显得更有锋芒、更见力度,对男性中心观念的批判更加锐利。

李著在批判男性作家文本中关于女性的叙事时,有一个基本观点:“男作家创作中的女性形象,表达的首先是男性对女性世界的想象和男性对女性世界的价值判断”,因而,一些男性作家“从过分膨胀的自我性别立场出发而衍生出的对女性的性别想象、性别期待,一直在制造着虚假的女性镜像”。当代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使命,“便是打破一系列由男性矗立起来的女性镜像,指出其代表男性立场而不表现女性真实的局限性、虚假性,为女性能够自由地呼吸、真实地做人清理出一片话语空间,也为男性能够超越自我性别的主题局限性提供一种反思视角,从而促进两性的平等对话、和谐共处。”

李著所选择的男性作家,不是现代文学史上一般的作家,而是诸如巴金、曹禺、老舍、茅盾、钱锺书,甚至鲁迅这样经典的作家,指出其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男性中心意识,以及所制造的一种“虚假的女性镜像”。这就比对一般性的男性作家的批判更具有冲击力。她概括出这些男性作家文本中所创造的四种女性形象:天使型女性,恶女型女性,正面自主型女性,落后型女性。每一种女性形象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男性中心意识:天使型女性表现了男性对女性主体性的消解,恶女型女性表现的是男性对女性主体性的恐惧与憎恨,正面自主型女性则是从男性视阈出发对女性主体性的高扬,而落后型女性又往往流露出压抑女性合理生命欲求、否定女性生命价值的价值错位。这种概括跟当年刘慧英《藩篱》一书对自古至今文学作品中对女性描写的三种程式(才子佳人程式,诱奸故事程式,社会解放程式)的概括如出一辙,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对男性中心意识的毫不留情的批判。

在读完刘慧英的《藩篱》后,王蒙先生甚至“大吃一惊”,他认为:“刘慧英的书稿的价值在于提出了这些我们视而不见的问题。它开始动摇了我们一些习焉不察的传统男权观念,使我们开始把问题作为问题来看,使我们对于许多天经地义源远流长的东西进行新的观照与思考”4。李玲的博士导师范伯群教授在读完李玲的著作后说:“我认为李玲所提的问题是有深度的。我的脑子里的关于性别意识的‘黑箱’确从来没有打开过,经她这么一提,我就要去考虑,自己有没有陷入‘集体无意识’之中,甚至参加了‘无主名的杀人团’,吃了女性的几片肉。我没有资格说‘救救女人’!我只有资格说‘救救自己’!”(该书《序》)我想,这也是我读过赵树勤和李玲这两部书后的心情,这些著述以及其他的一些女性主义著述,尽管不无削足适履之嫌(即将一些男性作家作品予以肢解,仅只抽取出其中确实表现出男性中心意识的成分,而搁置了其整体的倾向),但都促使我们对许多天经地义源远流长的问题进行新的观照和思考。

寻找观照女性文学的新视角

对20世纪80-90年代女性文学的研究,迄今已有不少论述,多数文章和著述都是针对个体作家作品的。这个工作当然非常重要,也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但如果仅仅注目于具体的作家作品,而缺少一种整体性的眼光,或者在做这些作家作品研究时,因袭旧套,缺乏新的视角和新的发现,那么这样的研究就极易流于一般化。赵树勤的《寻找夏娃》其研究的基本对象当然还是具体作家作品,但她在从事这项研究时,却表现出一种整体性的眼光,从中发现了一些具有共性的、倾向性的、规律性的东西,对这些共性的、倾向性的、规律性的东西的言说,就形成了赵著的一些特殊的视角,正是这些特殊的视角,给读者留下了非同一般的印象。陈美兰教授认为,赵著的特色是“整体性的眼光与女性研究的特殊视角相结合”(该书《序》),说得是很在理的。

赵著涉及的女性写作方面的话题有主题话语、语言特征、理论建构以及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发展走向等问题,其中对女性写作主题话语的研究,尤为用力(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强),是引人瞩目的新视角,也是全书最出彩的部分。对这些主题话语,以往虽然也有人谈论过,如性爱主题之与林白、陈染,死亡、逃离主题之与海男,孕育主题之与毕淑敏等,但像赵著这样谈得这么集中、显豁,而且作为女性写作中的一些具有共性的、倾向性、规律性的现象提出,却是少见。在谈到性爱主题时,作者指出,在女性文学中,长期存在着性爱分离的状态,8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性爱分离的状态才逐渐得以改变,并朝着性爱结合的方向行进。“从性爱的分离而到性爱之间的结合,这是中国文学性爱主题描写的重大发展。”在谈到死亡主题时,作者指出,80-90年代的女性文学出现了“从主题化言说到女性体验言说的革命性跃进”,人们发现,“死亡作为个体存在的最后一件事实,不一定非要给历史作证、给时代作证,它给自己作证、给女性作证也同样极具价值”,“死亡得以从超个体的民族、国家政治的宏大意义中解脱,回到纯粹自然的女性身体的家园”。――这些言说,固然有轻言主题化言说和宏大意义的偏颇,但它对片面地强调主题化言说和宏大意义,却是必要的补充和超越,是对单一的社会学、道德化价值尺度的超越。

也许是由于对女性写作的一种偏爱吧,该书的议论间或也有失察之处,如对卫慧的创作,至少在为这些女性写作者辩护时,显得底气不足,缺乏说服力;另有些议论也难免不流露出一个女性主义者的偏激。

既具有整体性眼光,又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女性文学的著述,还有郭力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生命意识》。近年来,已经有论者提出了“文学是一种生命现象”的观点,在女性文学研究领域,也有人开始注意从生命意识角度对其进行言说,但这些言说大体都还是短章片论,真正以“生命论”贯通,系统地阐说某一时期文学或某一种文学现象的,还没有见到。郭著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可以说是得风气之先。作者认为,生命意识是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生长点,更是女作家点亮自我宇宙的生命之灯,现代女性生命意识的成熟和发展,标志着女性解放的精神深度――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才将生命意识的探讨作为此书的主旨。

郭著不像此前的不少女性主义著述那样以“史”作为框架,旨在勾勒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轨迹,而是以问题意识――“类”的主题方式来结构全书,由此展开对女性文学中的生命意识的的探讨,这样的探讨的确是前人所未曾做过的。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大致包括政治与性别,历史、时间与性别,生育文化与母爱主题,爱情故事与欲望言说等几个方面,这里有性别与文学方面的问题,也有生命哲学方面的问题――生命意识本来就是以生命哲学作为思想基础的。这对作者和读者无疑都是一个挑战。

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作者贯穿于其间的饱满酣畅的思绪和激情,从而形成了一种思辨的风格,从中我们可以体味到作者所说的,她之所以选择这一选题,是出于一种“内心的需要,甚至一种生命的迫力”。然而,叙述的稍嫌跳跃和缺少节制,以及颇多生涩的名词术语(引进的还是自造的?),都使我读起来有艰涩之感。

研究文学的生命意识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而过去又被空置的命题,这个命题对于女性文学来说尤显重要。正如刘思谦教授所言:“生命意识不仅足以涵盖百年来女性文学发生发展的内驱力,而且是五四以来几代女作家文学创作的精神内核。几经起伏而又不绝如缕的女性主体意识、自我意识、性别意识等几个贯穿性的核心词,都可以由生命意识而得到合理而有效的解释。”(该书《序》)作者如今开其先,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事。

对中国女性文学的本土化叙述

从80年代以来,对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显然形成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条路子。一条路子是运用西方女性主义和后现代理论,特别是后现代的解构主义理论对男权中心进行解构,对中国女性文学进行重新阐释,这以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为代表,接着便是本文前曾列举的陈顺馨、林丹娅、刘慧英、陈惠芬、王绯、赵树勤、李玲、郭力等人的著述;另一条路子是不排斥对西方女性主义的借鉴,但更多地是从中国妇女运动和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实际出发,寻求对中国女性文学的本土化叙述,这以刘思谦的《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1993)为代表,盛英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1995)及其所著《中国女性文学新探》(1999)亦在此列。现在看来,这两条路子本身并无高下优劣,却可以互补并协。在批判传统的男权中心,寻求对中国女性文学重新阐释方面,前者的冲击力是显而易见的,也为后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别一视角;但在如何使女性文学理论批评更切近中国社会、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实际,建立中国自己的女性主义的批评标准和坐标系方面,后者积聚的某些经验,也是值得前者借鉴。

寻求对中国女性文学的本土化叙述,近期我所接触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乔以钢主笔的《多彩的旋律》。

乔著立意于对中国女性文学主题演变轨迹的研究,作者认为,“女性文学主题的演变轨迹,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认识中国女性文学近百年发展历程的一个中心线索”。由此可见,作者追求的还是一种“史”的叙述。但它与上述一些主要运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后现代解构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女性文学史的论著不同,乔著主要是运用美学-历史的批评理论,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当然也同时借鉴女性主义理论及其他研究方法),对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的流变历程进行探寻。乔以钢曾任《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的副主编,如今这部新著基本上还是延续了先前那部书的指导思想,整部书给人的感觉是持中稳健、针脚绵密,但却有守成有余、开拓不足之嫌。该书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特别是这样两点:

第一,对20世纪中国女性意识、女性角色的形成作了比较富于历史感的梳理,对中国女性文学在“人”与“女人”两个层面的统一和开掘,作了比较准确的描述和阐释。在这方面,以往有些论者的分析多少都带有某种片面性。有的论者甚至认为,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女性意识,只有在20世纪的80-90年代才出现。有的论者或偏向于强调“人”,或偏向于强调“女人”。――这显然都是有偏颇的。本书作者认为,女性意识、女性角色的形成是历史的,其内涵也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变。中国女性的解放之声,是在“人”的解放之声中发出的,“人”的发现,同时带来了“女性的发现”,在中国妇女运动词典中,“女人”和“人”是不可分割的两个词。在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实践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女性作为人”的现代女性意识,一种是“作为女人的人”的女性个体意识。乔著对这两种倾向都作了比较辩证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分析。在谈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日趋尖锐的情势下,女作家对参与社会所采取的不同姿态,在“为人”和“为女”的关系问题上所表现的不同态度时,作者作了这样的分析:大多数女作家基于对妇女屈辱卑微地位的反抗和参与社会历史进程的责任感,有意识地弱化并掩盖传统意义上的女性特征,自觉地由女性“小我”迈向社会大众,这是女性自身由“人”的觉醒所必然带来的社会参与意识的必然结果。这样的分析比起那种简单地否定或贬低那些淡化性别特征而强化社会参与意识的女性作家作品,显然要客观公正。

第二,力求破除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尽可能避免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解,在重视自觉保有女性视角,表现女性思维方式、情感特征和女性生命体验的女性创作的同时,也不菲薄和贬低一些女作家超越对女性本体问题的揭示,主动面向社会现实的具有开放色彩的创作,从而包容了女性意识在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在这方面,关于“女性话语”和“双声话语”命题的提出和阐释,对认识中国女性文学两种话语的消长起落,犹有意义。在谈到30-40年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时候,作者这样分析道:与“五四”时期女性文学重在个体经验的传达不同,随着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30-40年代的女性文学从总体上说重点转向了民族集体经验的表述,这种民族集体经验就是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反抗和控诉。这是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特点分不开的――在中国,现代进程中的妇女解放从一开始就被纳入社会革命之中,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于是,这时期出现了从以“女性话语”为主向“双声话语”凸显的演变。也就是说,在女作家的写作中,显示出女性本位与民族本位两种倾向并存的局面。在这方面,作者认为萧红的《呼兰河传》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作品。一方面,它站在女性本位立场上对男权意识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另一方面,它又超越性别意识,对国民性的负面进行了深刻剖析。这种“双声话语”的出现,是女性文学在发展中不断成长的标志。――这样的分析,显然比那种抬高一方、贬低另一方的分析要科学辩证。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反思

众所周知,女性主义这个概念是从西方传入的。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独立的女权运动,因此也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的女性主义思潮。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只有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涌入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能得以发展。最早在中国介绍“女权主义”(当时还不兴叫“女性主义”)的是朱虹(1981:《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最早介绍“女性主义”的是孙绍先(1987:《女性主义文学》),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早进行研究和评述的是林树明(1992:《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述评》, 1995:《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林树明主要是对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进行评述,据今也有近十年了。在这十年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本来处于整个理论批评的边缘而跨入了中心,从本来是几个荒江野佬素心人切磋研究的学问,而成为如今朝市的显学。对这一段历史,还没有人作过认真系统的梳理和研究。陈志红的《反抗与困境》,可能是继林树明之后的这方面的第一部论著,因此饶芃子教授说它“具有开拓性”(该书《序》)。

陈著研究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近二十年里女性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它在中国是如何取得合法地位的,它传入中国以后的情况又是如何,以及它被中国化之后的命运和困境。除去引言和结语,总共3章。在第一章《众声喧哗中的悄然出场》中,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种外来的观念或理论,在传入本国的过程中,必然要经过改造或转换。作者引用了美国学者赛义德关于理论“旅行”的论述,强调指出:一种观念或理论从此处到彼处的传送,由于传者与受者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所造成的创造性的借用、误读和挪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正是经历了从接受、认同,到冲突、改造,再到吸收同化的过程。这个问题的提出是非常有意义的。任何一种西方理论传入中国,都有一个本土化、中国化的问题。西方女性主义是在西方特定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背景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西方国情的产物,自然具有浓厚的本土性。西方女性主义的本土性决定了它的局限性: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实际又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完全搬用西方的一套必然要产生错位,因此西方的女性主义(包括其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也就有一个本土化和中国化的问题。

陈著最有价值的部分我以为是第二章《反抗性阅读》。在本章中,作者根据大量的阅读,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了细致的爬梳,概括出三种既有联系又不相同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类型:建构式,兼容式,颠覆式。每一种类型都包含着对西方女性主义的反抗性阅读,但却表现出很不相同的特点。建构式批评侧重于对中国女性文学史的重新清理,在清理中寻找被正宗文学史遗忘、空置和遮蔽的女性文学传统,并由此力图填补正宗文学史中的“女性空白”。其代表性著述有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李小江的《女人,一个悠远美丽的传说》、王绯的《睁着眼睛的梦》等。兼容式批评注重在传统的批评中引入性别视角,但依然表现出很强的传统色彩,她们的平和持中、细腻体贴、整体把握的方式,更多地见出中国学术思维传统的浸润,表现出一种特别的中国情怀和本土特色。其代表著作主要有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和盛英的《中国女性文学新探》。颠覆式批评从西方后现代理论中吸取资源,对中国女性写作文本及其相关的历史文化进行拆解性重读,具有强烈的解构和颠覆色彩。主要代表著作是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在这部分,作者有一些堪称是精到、深刻的描述。例如在谈到同样是重读经典,刘思谦、盛英和孟悦、戴锦华所表现出的完全不同的特点,刘的重读是为了“进入(正宗)”,而孟、戴的重读是为了“拆解(正宗)”,“如果说,刘、盛的重读还多少存有宽容敦厚的话,那么,孟、戴则显得刀法刁钻凶猛、毫不留情”。

第三章《20年,走到哪里》探讨的主要是中国女性主义面临的困境及其可能的发展空间。作者根据90年代下半期以来围绕着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学理论批评的讨论,提出了三个问题:看与被看,突围与陷落,可能与困境。对这些问题,也许是由于整个女性主义理论所面临的困境,其内在的诸多矛盾,以及先天的缺陷,或许是由于作者自身的困惑,因而没有对提出的问题作更深入的展开,也没有亮明自己明确的观点,但我相信,提出问题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当我匆匆地对以上几部女性文学理论批评著述作了十分简略的评说后,我想借用《反抗与困境》一书作者陈志红女士结尾的两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以表示笔者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建构及其前景的期待:“它的未来,存在于它的不间歇的突围之中。这个过程,还远未完结。”女性主义者,任重而道远啊!

2003年12月22日写于京东南隅

2004年1月12日修改定稿

注:

1 依序分别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0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12版,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12版,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3版。

2 由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中国版协妇女读物研究委员会主办,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承办,2002年12月。

3 《东南学术》(福建)2003年第1期。

4 《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序》,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

原载:《南方文坛》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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