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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拓荒者

——余三定的《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及其当代学术史研究

张恒学
内容提要 当下,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显学”。余三定在其十几年的研究活动中也成为了这一领域的拓荒者之一。他的一系列论著,尤其是最近出版的《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使其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凸现了其研究的主要特点。余三定们开辟的道路,寄托着我们更多的希望。
关键词 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 拓荒者, 《回瞻》, 治学特点

学术史研究既包括对学术文化本体的综合研究,也包括对专门学者的个体研究;前者被称之为对学术研究之研究,后者被称之为对研究者之研究。严格地说,真正意义的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是在“新时期”以后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浪潮奇迹般地复苏与发展的。它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后开始形成一股学术思潮,到本世纪初逐渐令人瞩目地成长为某种意义上的一种“显学”。这既是学术文化发展的必然,也是学术研究深入的一个标志;这也是与社会提供的相对宽松的环境分不开的。在这条道路上留下了一批学者筚路蓝缕的足迹,在这些足迹中,人们不会忽略余三定这个名字和他的一个又一个坚实的步伐。
余三定是“新时期”成为高校教师的年轻学者,现为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教授(同时兼任学院党委副书记),《云梦学刊》主编,一直从事文艺理论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出于“最景仰的是学者,最钟情的是学术研究”(参见余三定著《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当代学者研究》第267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这样的信念,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了对当代著名学者的个案研究。1989年,余三定和他的同仁在《云梦学刊》上率先开办了“当代学者研究”专栏(2003年改版为“当代学术史研究”,成为刊物的特色栏目);他的一系列关于当代著名学者研究的论文最初也在这里问世,成为该刊一道亮丽的学术风景线,受到学术界的瞩目。1998年,余三定的当代学者研究专著《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当代学者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出版,不论对他,还是对这个研究领域,这本著作都是一个重要学术收获。王富仁教授在为《研究》所作的序言《对于研究者的研究》中谈到,新时期中国学术文化是在重新分化的过程中获得繁荣发展的。学术体系越来越复杂,分支越来越多,那么学者的研究越是专业化,学术间的隔膜也必然越深。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一部分学者,通过自己的劳动,把现实社会不同学科、不同人的学术研究综合性地介绍给社会。这是加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整个学术文化界整体意识的工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繁难的工作,像余三定先生这样在这块处女地上辛勤耕耘的人还是不多的。”
《研究》中的综论《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一瞥》一文是对我国新时期以来截至那时为止的学术文化的宏观鸟瞰和透视。今天看来,它也是一篇新时期中国学术史研究的重要的拓荒之作。在这篇论文中,余三定以敏锐的学术目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明,“文革”后学术界的根本性变化就是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论文从“冯友兰现象”入手,剖析了中国学术文化在“左”的政治兼并中遭到毁灭性破坏,新时期开始复苏、分化、走向繁荣和发展这一历史过程;冯友兰等著名学者在20世纪走过的“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的曲折之路,“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坎坷道路,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论文不单单在进行一种历史过程的描述,更重要是透过像冯友兰、郭沫若、范文澜这样的大学者“自我丧失”的悲剧性个案,总结出深刻的历史教训,从中也可以见出中国学术文化的衰退——复苏——发展的规律性及其社会历史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该文总结出新时期以来学术自觉与学者自立的“外显特征”和“内显特征”。应该说,在当时这是一篇高屋建瓴的论文,今天也不失其重要学术价值。
《研究》中有十篇论文是对当今十位著名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的个案研究,他们依次是刘纲纪、叶朗、陈鼓应、万俊人、王先霈、陈平原、易竹贤、王富仁、李元洛、罗成琰。他们是当今中国学术文化脊梁的代表和典型,余三定的研究给我们提供的既是他们的学术成果,也包含他们崇高的学术精神和人生价值追求,从而归结出当今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的基本内涵和历史发展趋势。应该说,如此集中地展示学者研究的著作当时还是罕见的。
《研究》在余三定的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那以后,尤其进入新世纪,余三定的当代学术史研究空前活跃(其研究范围主要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陆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北京大学学报》、《羊城晚报》、《学术界》、《东方文化》、《开放时代》等报刊发表了有关学术史研究的论文30余篇,这些篇章既有个案研究——学者研究和学术著作评论,也有“史”的综合研究,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科学总论》等转载或摘要,他的研究在全国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与此同时,余三定还发起或参与了学术界推动学术史研究与倡导学术规范的一系列重要的活动。就我所知,近两年其参与的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活动就有几次。
2004年5月,《云梦学刊》邀请全国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媒体主编和编辑,在历史文化名城岳阳举办了“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对与学术期刊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广泛研讨以后,发表了《岳阳宣言——遵守学术规范、推动学术发展》。一个不大的会议,一个不长的“宣言”,却已经被学术发展史所铭记,因为它呼应了时代的需求。经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一致讨论通过,于2004年8月正式下发各高等院校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就集中体现了这一历史趋势。
同年10月,余三定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首都中青年学者学术规范论坛”,并参与讨论和签署了被称之为“北京宣言”的《关于恪守学术规范的十点倡议》。《学术月刊》与《文汇读书周报》在2005年初联合评出2004年度十大学术热点,《岳阳宣言》和“北京宣言”分别位列其中。
2005年6月5日,由《云梦学刊》主办、余三定参与主持的“‘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首都及部分省市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以及部分学术媒体的编辑出席了会议。会议明确提出了“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的目标,并就与此相关的问题展开了广泛和深入的研讨。会后,国内包括《光明日报》、“新浪网”在内的许多重要媒体对会议给予了报道;发表于《云梦学刊》2005年第4期的与会者的一组“笔谈”文章,有9篇之多被《新华文摘》等重要刊物转载或摘录。
2005年5月,余三定又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学术批评与学风建设论坛”,并作了专门发言。
一个身处高校领导岗位的学者,又能孜孜不倦地从事中国当代学术史的研究,在拓荒的道路上辛勤耕耘,并收获了不菲的成果,足以使人感叹,说其是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者也实不为过。

2005年7月,余三定的《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一书(以下简称《回瞻》)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又一部著作。陈平原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我对目前中国学界已成阵势的‘偏师’——学术史撰述、学人研究、学术评论、专业书评等抱有深深的敬意。正是这些琐碎但又执着的努力,给中国学术的‘自清洁’,以及各专门课题的‘大进军’,提供了可能性。”《回瞻》正是以“学术史的眼光”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新证据。
《回瞻》集中了余三定在学术史研究上的一批新成果,其中“学术史研究”部分中的几篇论文更见其理论价值和学术分量。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一瞥》以外,《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与展望》一文对新时期以来二十多年的学术发展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总结和研究。文章梳理了这一时期学术发展所展现的重要现实,探究了其种种本质特征,并指出了存在的明显缺陷;同时对中国学术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和展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论者指出, “面向世界,平等对话,是未来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的“单向输入”、“学术逆差”应该随着这一过程而消失。这不由使我想到了许明在《学术史研究的当代性》(《云梦学刊》2005年第4期)一文中提到的一个事实:“2000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性的文论会议,来自西方各国的著名文论家有40人左右。这可以说是一次世纪之交的中西文论碰撞的盛会。可惜,这样规模的在北京开的大会,唱主角的仍是西方学者。他们我行我素地接着柏拉图、笛卡尔、康德……一辈人讲,视我泱泱之中华学术如不存在,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一现实必须改变,走向“平等对话”也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学人的历史使命。《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与展望》总结了这一“趋势”,展望了这一目标,是发人深思的。总之,《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与展望》深化和发展了论者《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中的学术思想,是一篇当前并不多见的有相当价值的学术史研究论文。
另一篇重要的学术史研究论作是《当代学术史研究著作评述》。该文三万余字,对研究当代学术史的近百部著作进行了系统的梳罗、总结和评述。丰富的资料性,严密的逻辑性,科学的理论实证性是该文的鲜明特征。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研究者开阔的学术目光、扎实的学术风格、披荆斩棘的开拓精神和为学术史研究所付出的勤奋与艰辛。该文最初发表在《学术界》2004年第6期,《光明日报》2004年12月28日,《社会科学总论》2005年第1期分别摘要和转载。
《新时期学术规范讨论的历时性评述》,把近十多年来学术界关于学术规范讨论的情况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了梳理和评述。从第一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少数先觉者率先倡导,到第二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到世纪末)学术界在批评学术腐败的同时对规范的呼吁,再到新世纪重点转到“建设”上来,论者使我们看到了新时期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下,学术研究逐渐走向规范化的历史进程。
《理论前沿性,学术探索性——近三年〈光明日报.理论周刊〉评述》对《光明日报》的重要理论阵地《理论周刊》在不断与时俱进、变革创新中所形成的新的优势和特色——理论前沿性和学术探索性给予了具体的论析和评述。这里让人们感受到的,既是对一个重要的学术阵地发展变化的关注,更是对学术发展动向本身的关注;是对一种理论风格的肯定,也是对一种理论方向的倡导。
除此而外,《回瞻》还展示了作者“学人研究”、“学术书评”、“学术评论”等方面的一系列新成果。无须一一复述,从这里我们见到的是论者涉猎之广泛,目光之敏锐,论述之平实,治学之勤奋。
综观余三定的学术史研究,呈现着以下主要特点:
其一,密切关注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学术研究的发展,凸现出当代性与前瞻性。这是一个人文学者社会责任感和学术使命感的体现。从余三定的研究成果中我们看到,研究者对学术发展动向的紧密追踪,对学术发展的重要现实的密切关注,而他的研究也在这种追踪与关注中迅速拓展与提升。在他的对学术史研究实践不断的梳理、评析、“回瞻”与“展望”中,把自我对中国学术发展与学术史研究的前瞻性也鲜明地呈现出来了。
其二,实证性研究与学理性研究相结合。这是研究者的理论自觉,其中既有方法论的意义,更有实践性的意义。实证性研究从最初的学者个案研究,进入到后来的学术史研究,再发展到对当代学术史重要现象、重要问题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始终贯穿着从学术实践出发,向着学理性升华的创新意识。在这个历程中,处处印着跋涉的足迹。
第三,倡导纯洁的学术风气,规范学术行为,反对学术腐败,体现着强烈的时代精神。余三定不但参与了《岳阳宣言——遵守学术规范、推动学术发展》与《关于恪守学术规范的十点倡议》的签署,并在一系列研究论述中反复倡导纯洁、规范的风气,揭示与批评学术腐败,这既体现着研究者的一贯学术精神,也反映着学术研究历史发展的诉求。
最后,平实、严谨、锲而不舍的治学风格。这也是余三定的一贯学术风格。鲁迅说过,“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有一小块”。(《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7页)学术研究何尝不是如此?而学术史这类研究更是如此。陈平原曾经把治学术史研究的学人比喻为“清道夫”,也道出了这种研究的琐碎、繁难、且难以使之成为学术 “主角”的某种特定地位。余三定选择了“清道夫”的角色,就是选择了平凡,选择了艰辛。正是他的这种治学风格使其在这块新开垦的处女地上树起了自己的“旗帜”。我们不能不为此而给予深深的敬意:他和他的同道们清扫的道路,为“各专门课题的‘大进军’,提供了可能性”。

偶然中蕴涵着必然,学术研究也常常如此。我想,余三定在最初对个别学者进行研究评论的时候也许更多的是从“景仰”出发,并没有形成关于“未来”的全景式的研究“构思”。但从《研究》的出版开始,他的研究就同20世纪90年代渐成气候的学术史研究新潮同步,成为一种学术自觉,一种拓荒的渴望。到《回瞻》出版,余三定已经在这条既定的道路上走过了十几年,他和他的同道们开垦过的土地上已经开出了绚丽的花朵,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8页)余三定们的路确实是一条荆棘丛生的路。王富仁在《研究》的序言《对研究者的研究》中颇为精到地论述到,“五四”以来我们的学术文化经历了五次大分化——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分化、学院派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分化、学院派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分化、中年文化与青年文化的分化和左翼文化与右翼文化的分化。今天我们仍然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新时期中国学术文化是在重新分化的过程中获得繁荣发展的,但在同时它也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危险,即像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学术文化一样,在表面繁荣发展的过程中再一次走向分裂,走向自我毁灭。”“文化越是发展,每一个具体的研究者越只是仅仅停留在整个文化大树的一个极小的旁枝上,他无法凭自己的力量了解整个文化系统其他学科和其他人的活动,隔膜是现代文化系统中普遍存在的弱点,而隔膜又不能不是导致彼此分裂的因素。这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大麻烦,同时也是整个人类现代文化的大麻烦。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一部分学者,通过自己的劳动,把现实社会不同学科、不同人的学术研究综合性地介绍给社会。”他认为,“余三定先生所做的就是这样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是加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整个学术文化界整体意识的工作,从而把不同学术部门和不同的学术倾向连接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与此同时,它又是一个非常繁难的工作……其繁难程度甚至超过一个专门的研究家。”显然,在这里王富仁还忽略了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某些学术文化以外的社会因素的潜在干扰与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余三定们的拓荒之艰难是可以想见的,它不但需要“目光”,需要毅力,更需要勇气,需要胆识,需要一种牺牲精神。
当然,余三定尽管在学术史的研究上作出了如上的努力和贡献,不过就中国当代学术文化发展来说毕竟还是有限的,今后的路更长,工作更繁难。但是,道路毕竟已经开通,旗帜已经飘扬,前景已经展现,我们对余三定们的开拓可以寄托更多的希望。

2006年元月

原载:《湖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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