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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历史图景”的别一种文学阐释

——评杨厚均的《革命历史图景与民族国家想象》

张恒学
内容提要 杨厚均的《革命历史图景与民族国家想象——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再解读》是一本很值得一读、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专著。它以具有前沿性的“民族国家想象”理论深入论述了“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与“民族国家想象”的关系。这一研究具有很大的突破性。
关键词 革命历史小说; “民族国家想象”;前沿性; 突破性

杨厚均的博士论文《革命历史图景与民族国家想象——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再解读》(以下简称《图景》)作为学术专著出版了(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版)。理论的前沿性,材料的翔实性,逻辑的严密性,历史的纵深感,全部论述的强大说服力,是我阅读后的总体印象。这本书也是我近年来读过的为数不多的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著作之一。
《图景》选择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学命题:中国当代文学“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与“民族国家想象”的关系。
“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是其时文学实绩的重要支撑,在当代文学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历来受到特别的重视。“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历史研究都同其他社会活动一样,受到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倾向的控制。”(阿德诺•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对于这类小说的研究也是如此。“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近十年以来,对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研究和评价又有了新发展,出现了新的动向。令人瞩目的是:一方面,在上个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基础上,它成了“重读”的重要对象;另一方面,在“红色经典”的旗帜下它又获得了新的形象意义。
理论的价值在于发现和创新。这里所谓的发现,就是对“存在”独到的观察与深度的挖掘,并形成新的理论阐释;这里所谓的创新,即是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上开辟新领域,设置新视角,或建立新观念。我觉得,《图景》的理论意义就在这里。
该书主要回答的,是被一般的理论研究忽略或没有给予充分论证的一个重要问题: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作为一个历史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潮流,产生、发展、并被极度推崇的历史“合理性”,及其为构建这种“合理性”所展现出的种种文学形态。
全书共六个部分。绪论“新中国文学与民族国家想象”,是问题的提起,具有总论的性质;同时确定了著作的理论目标,即是:“一方面试图在民族国家想象这样的视野中,去获取对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现代性更为贴切的理解”,“另一方面,企望通过这种理解获取对整个新中国文学甚至当代文学现代性把握的启迪”。正文的四章是对提出问题的展开。第一章“历史:现代民族国家的记忆重构”。在这里,作者敏锐地提出了一个文学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问题: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崛起乃至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主流,是出于“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历史记忆重构的迫切需要”,(我觉得,这里的关键词是“历史记忆重构”和“需要”。“需要”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动力,它决定着“历史记忆重构”的性质、方向和内涵。)而这种“历史重构的最终指向是对新中国现实的认同,因此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的历史叙事是一种对历史‘现在性’的组织”。第二章“革命:现代民族国家的本体性楔入”,是对这类小说主题的探讨。第三章“英雄:现代民族国家的人格化形象”,是对这类小说英雄主义观念及其必然的英雄形象塑造的剖析,指出“英雄的言说本身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人格化形象”。第四章“史诗: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经典体式”,则从小说艺术体式上的史诗追求,进一步论述了其民族国家想象的“特质”,也即这类小说的一个重要艺术本质特征及其历史“需求”的艺术结果。最后,该书的“结论”部分从现代性追求的视角,在共时的与历时的两个层面对新中国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民族国家想象进行了总体评价。
《图景》丰厚坚实的学理性反映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前沿性的学术目光。丰富的材料与涉及的诸多理论问题,使作品含纳了和吸收了哲学、美学、社会学、宗教学、文化学等等许多最新成果;而其最突出的当然是以“民族国家想象”理论来观照和统领论述对象,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使之呈现出鲜明的新鲜感和理论深度。这不是表面化的“时尚”追求,而是独到的理论需要,所以并没有扭捏作态、故作艰深之嫌。
上个世纪80年代,“民族国家想象”理论崛起于西方;到了90年代,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则成了理论的焦点之一。正是在这样的全球性的文化背景下,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的社会环境中,90年代的中国文坛也对“民族国家”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些批评家开始用这一观念重新思考、描述和阐释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尤其在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耿传明在《近现代文学中的民族国家想象与文化认同》中提出,“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就是‘追求现代’,而达至‘现代’的前提即是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因此,民族国家话语也就成为本时期文学的核心话语,民族国家叙事也就成为其中最重要的叙事。” 陈平原等人在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论述中指出,与西方不同,“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则是社会政治问题的激烈讨论和实践。文学始终是围绕着这个中心环节而展开的。就其基本特质而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乃是现代中国的民族文学。” 王一川也曾指出:“中国形象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都具有空前的重要性:作家和诗人们总是从不同角度去想象中国。”刘禾认为,“对现代性进行思考和肯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理论,这使汉语的写作和现代国家建设之间取得了某种天经地义的联系。回顾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这个‘写’从未挣脱联结文学创作和民族国家的这个‘大意义’的网络。”“以往对现代文学的研究都过于强调作家、文本或思想内容,然而,在民族国家这样一个论述空间里,‘现代文学’这一概念还必须把作家和文本以外的全部文学实践纳入视野,尤其是现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建设及其运作。这些实践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文本的生产、接受、监督和历史评价,支配或企图支配人们的鉴赏活动,使其服务于民族国家的意志。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学一方面不能不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是替民族国家生产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基地。” “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这一文学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主要是由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刚好同步,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论者明确提出了“民族国家文学”这一概念,并认为它是“重写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对现代文学的性质和历史语境的重新认识。
西方最重要的“民族国家”理论的阐释者之一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报纸和小说,是民族国家想象的两种重要的形式。小说和报纸的兴起和发达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扩张之间在历史和时间上的重叠并不是偶然的。居住在特定的领土之内使用不同方言的人们,通过共同的印刷文字,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共同的经验的信心。“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两种最初兴起于十八世纪欧洲的想象形式——小说与报纸——的基本结构,就能够明白何以这个转型对于民族的想象共同体之诞生会是如此重要了。因为这两种形式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 报纸和小说使人们与一个广大的世界发生了想象的联系。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通过设定一个广大的读者群并吸引这个读者群而有助于创造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虚构静静而持续地渗透到现实之中,创造出人们对一个匿名的共同体的不寻常的信心,而且这就是现代民族的正字商标。”他指出,文学,尤其是小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曾经位于‘民族国家想象’的核心地位”。
民族国家意识是中国现代启蒙运动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文学则成了传达这种意识的重要手段。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尤其是小说),我们可以发现文学在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构造中的重要功能,同时也可以充分认识到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和“建构”的特点。
杨厚均的《图景》的创新和突破之处就在于,运用这种前沿性的理论,并吸收了已有的某些成果,系统地研究或重新“理解”新中国的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通过大量的文本剖析证明,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是如何以其对新中国合法性的论证与新的民族国家精神的建构而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进程。在作者看来,“民族国家想象”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发掘新中国文学在参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的合理性,从而更切实地触摸它的现代性品格,并为今天的文学发展提供重要的启发。很显然,这是一个研究领域的开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杨厚均的研究具有了某种的拓荒性。
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新方法的运用,更重要的是在于运用新方法在实践中获取的理论发现和所达到的理论深度。
那么,杨厚均的《图景》的理论发现和理论深度在哪里呢?我觉得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繁荣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给予了新的阐释,概括地说,就是对“现代民族国家合法性的论证与历史记忆的重构”。这是一个具有超越性的高层次的理论视角和理论掘进。首先,作者通过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阐明,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用自己的思想武器即从普遍的历史观中去寻求自身的合理性,并由此证明,无产阶级的胜利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军事上的优势,而是一种历史和道义上的必然逻辑,而这正给新中国文学的想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样,对新的民族国家精神的塑造,必然构成新中国文学民族国家想象的核心内容。然后,作者进一步说明,这种合法性论证在文学上最明显的表征,就是对新中国建立前的历史重新讲述以及对新中国现实的反复赞美;这样,新中国文学必然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完成其对新生的现代民族国家之合法性的论证。事实上,在新中国文学中,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在上述两个方面进行的,革命历史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分别代表了上述两个方面的最高成就。
在此基础上,《图景》展开了具体论述。从革命的历史化和历史的革命化、革命历史的外在时间谱系、革命历史的内在逻辑结构几方面论述了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历史记忆重构和叙事功能;从历史叙事中的“现在性”选择和“现在性”描述论证了其历史叙事的“现在性组织”。这些很具有创见性的论述给人以明显的新鲜感。
其二,在大量的文本实践分析的基础上,对革命历史小说总体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革命历史图景”进行了条分缕析的归纳。这就是:“普遍化图景:革命的理性要求”、“狂欢化图景:革命的世俗体验”、“仪式化图景:革命的宗教情怀”。
我觉得,其中关于“仪式化图景:革命的宗教情怀”的论析更有其理论突破意义,也就是说,这是在以往的小说研究中很少涉及到的。在这里,作者把宗教学引进了小说研究之中,从一个视角剖析了革命历史小说的一个本质特征,这就使其论证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作者首先阐明,“所谓革命的宗教式想象,实际上就是革命的神圣化,并通过这种革命的神圣化来获得对革命的宗教式情感从而实现对革命的认同。”“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革命想象的最高境界是使革命神圣化。这种神圣化是通过对参与革命过程的仪式化操演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革命的仪式化图景:人是如何在革命中被改造、锻炼与升华的。仪式的参与者与旁观者由此而获得对于革命的宗教情怀。”然后,在“崇拜仪式”、“洗礼仪式”、“新生仪式”的标题下对革命历史小说的“仪式化图景”展开了全面论述。这种论述至少给我们对革命历史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一个值得反思的领域。
第三,对关于革命历史小说英雄形象的凸显与“史诗”体式的追求的剖析与论述,也使《图景》的研究得到了相当的展开和深化。
“英雄主义”是“十七年”时期文学观念的最基本的倾向,它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形象和文学风格的最基本的内容。这种文学观念的基本特征是:洋溢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巨大的喜悦,以塑造英雄人物、抒发壮志豪情为使命,以激情充沛的歌颂为基调。这种倾向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时期,建国后同当时的时代风尚相融合,相同步,发展成文学观念的主潮。就长篇小说而言,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铜墙铁壁》、《创业史》,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梁斌的《红旗谱》,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陈登科的《风雷》,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杨溢言的《红岩》,浩然的《艳阳天》……这些题材广泛的小说,往往以其主题的英雄人物内在本质的惊人一致性构成了“理想时代”的英雄主义颂歌。(参见张陵、李洁非:《从英雄到普通人——论我国当代文学观念的转变》,《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第4期)
在这样的文学观念下,长篇小说,尤其是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对“史诗”体式的追求势在必然。
“新时期”以来,对于建国后的革命历史小说的英雄形象、史诗体式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成果。杨厚均的《图景》把这种文学事实纳入“民族国家想象”理论视野,就使其在这方面的研究有了相当的拓展和深化。
《图景》指出,“英雄在现代民族国家的秩序赋予方面具有其特殊方式,这种特殊方式体现为,英雄常常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理想的集中体现者,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它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人格化形象。”“当英雄被视为民族国家理想人格形象的时候,则同时意味着英雄品格上的完美,或者说只有品格上的完美才能充当理想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形象大使’,才能在秩序赋予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能力。事实上,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的英雄一开始就被要求想象成具有完美的品格。” “明知现实中的个人总是有缺点的,还要去写完美的英雄,这一方面是出于对理想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另一方面又正可以见出其‘想象’的特征。”由此,当年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所以被理想化、完满化、定型化、乃至极端化,都可以得到更深层次的“理解”。而且,对些许有悖此道的某些作品当年所以受到指责或者严厉批判,也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释”。
其后,《图景》具体地论析了在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体现新中国民族国家理想的英雄形象的完美品格主要展现的三个方面:思想崇高、道德纯正、形体强健。接着,进一步论证了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是怎样以“一种公开而庄重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话语霸权”的。而这种英雄话语的“说”,则被视为“新中国急于言说自己、表白自己强大的一种行为表征”。这些就使得对现象的论述细化的同时也更深化了。
在对“史诗”体式的研究中也是如此。论著首先在梳理了“史诗”观念的前提下,分析了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史诗特征在体式上表现的五个基本方面。然后,进一步深入论证了史诗体式与民族国家想象的关系:“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对史诗体式的追求并非一种偶然,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它是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必然要求。”其一,史诗体式的阐释功能可以更好地实现对新中国革命历史记忆的重构;其二,史诗体式可以更好地实现对新中国国家的认同。由此,也必然形成史诗对其他体式的“挤压”。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图景》的全部论述都是建立在对大量文本细读的之上的,这就使论证有了十分坚实的基础。“细读”是英美“新批评”中的重要概念和批评方法,它是在对文本的精细阅读的基础上达到探幽析微的目的,这就要求对文学批评有一种真正的信仰。阅读《图景》,也使我们感受到了这一点。
总之,我觉得《图景》是一本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很值得一读的当代文学研究著作,应该受到理论界的重视。

2005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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